作者
屈賈作品類型
散文小序 尋找另一半被遺棄的天堂
許多事情,明明發生在很久遠的以前,但仍在我的腦海中,仿佛昨天才見到過的一樣。我稱之為歷史,必是真實的。又有些事情,明明剛才發生過,但在我的腦海中已經模糊不清,仿佛發生在上古洪荒之年,那么遙遠。我稱之為記憶,必是虛幻的。
因而,每當我將要開口時,我便感覺到從未有過的空虛;即當我安靜,我就感覺到萬分的充實。這也是生活,我雖然明白,卻並非深信不疑。
已經沒有人相信盤古了罷?他曾是我們民族的祖先。當盤古忽然從我們的語言和思維里消失,天堂就失去了托依,倒圮了一半。有人說:天堂從來不完整,一手創造,一手毀滅。但我要做一場朝向天堂的旅行,尋找另一半被遺棄的天堂。帶上我的酒,和我的名字。
我探訪星辰,拜會列宿,飲盡了酒星上的七千口裝滿美酒的白玉深井。他們都不願意告訴我,這些深井中,曾經埋葬過多少逝去的文明。我不願意問了,因為知道又如何呢?他們說:“來,且盡一杯!”我於是酩酊大醉,一百年不復甦醒。
在我醒來的那個晚上,我身在一座廢墟之間。我見到一群螢火蟲,深信就是我兒時見過的那一群。直到我見到他們孤獨地遊蕩在原野間時,我才明白了那只是另外一群螢火蟲。我原以為自己會悲哀,但我只是沉默而已。
當生命的唇,吻到了沾滿了晨露的花朵,花朵因此變得脆弱。我摘下一朵,放他在東流的水澗,然後急忙逃跑,不敢回頭,但我心中渴望著一陣風將他吹落,畢竟隨著春水東流去了。但我害怕看到,我恐懼離別。
我於是想到了我寓前的那些小樹,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種類,他們卻一直努力地把枝幹伸向冷峻的天空。我想到了冬天時,我躲在被窩裡,聽他們迎風呼號的樣子,我慶賀他們的自由,卻更慶賀他們的孤獨。
此夜我能夠見到紫羅蘭色的丘陵,蒼黃色的玄月,玫瑰紅色的天空,紫綠色的松樹,黑白相間的鳥兒,還有一堆留著太陽刺眼的暖味的廢墟殘亘。在東流的小溪邊,借著一點蒼黃的顏色,我也見到了同樣蒼黃顏色的自己。
我斟一點酒,灑在這片廢墟之上。我又斟了一杯,灑在眼前的溪水中。我再斟一杯時,誰飲?耳邊傳來一陣悅耳的音樂,我知道,那是天空的迎賓曲。
魁星閣
小記在旅途中,我先寫了一段文字,即是下面的小序。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想到這么萎靡的文字,取名為《另一半天堂》,但我確實因此有了一些寫些文字的衝動。
於是我後來寫了一篇《魁星閣》,那是甘肅境內的一個不知名的小山丘上的魁星閣,我因為去那裡看一些已經沒有居民的古村落,錯過了宿頭,就在那裡借宿了。
寫完《魁星閣》,我決心要寫一本《另一半天堂》,現在的計畫是十篇,但能不能寫這么多,就要看執行了。我將和訊作為這些遊記的首發處,期望與大家交流。
四月二十五日於敦煌
魁星閣
月亮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也沒有星辰,甚至連浮雲也沒有一片,因此月光反而獨特的明亮。我先看到了一個山丘上模糊的建築的影子,與山顛那些松樹的影子一樣,稜角分明地泛出一些白光。我最近愈發的自負,愈發遷就自己一些沒有來由的感觸,竟決定今夜就去那裡住宿。
但山腳下並沒有路,至少我沒有找到,只好順著丘陵的溝壑往上爬。我的家鄉也全是丘陵,沒有路的山腳要上去,我少年時就用這個辦法,既不會迷路,也好走一些。我往上手腳並用地爬著,除了嘩嘩的撥草聲,還能夠聽到自己的呼吸和汗流下來的聲音。旁邊傳來夜鳥飛過的聲音,“嗖”地從草叢中穿梭,以及此起彼伏的貓頭鷹之間互相的唱酬。月亮悄悄摸了上來,我看到他就在那山頂的建築之前,觸手可及。腳下的溝壑明晃晃的,雖然並不刺眼,我卻好幾次看花了,差點滑倒;況且我還擔心遇到蛇。因為渾然沒有預防的辦法,只好加緊小心地看著四周走。幸好蛇虺們既沒有民主政治需要爭取,也沒有下崗失業的肚子負擔,不至於容易失眠如同餘秋雨,因此這一夜我終於沒有碰到過。
到山麓時,聽到了些“叮咚”的聲音,我四下望,看到了不遠處一個小池子。池面上已經裝滿了月亮的顏色,皎潔的月光毫不保留的溢出來,流向深黑色的草叢裡去了。幾棵腐敗了的枯葉懸浮在水面,因為水面的漣漪而自在地輕輕搖晃。我知道那是山泉,欣喜地朝著去了。原以為整個月亮剛好裝進這個池子的,等到了他的面前看時,卻發現池子裡的月亮同樣孤獨地據守著池子的一個角落。四周長滿了葦蔓一類的植物,把池子的面積縮小了許多,月亮把半邊身子藏到了蘆葦下面,我想我找不到了。
我痛快地喝了幾口泉水,舒服地打了一個冷戰,順勢躺到了一邊的草叢裡。已經降露了,我聽到了雨水落地的“啪啪”聲。存心想要計算一下露水墜地的頻率,繃緊神經仔細等待,露水卻總是在我稍微鬆懈時忽然落下——“啪!”有露水順著我的脖子,慢慢地流向背脊,我差點舒服得要叫出聲來。耳邊不知道是什麼鳥兒,到這時了還在“瞅瞅”地叫喚。月亮就在我的頭上,她已經失去了蘆葦的掩護,卻不甘心被我這么無禮地注目,順手招過來一小片薄薄的雲彩蓋在頭上。忽然吹來一陣微風,月亮還沒有來得及驚呼,那片雲彩已經被吹到了天的另一邊,我仿佛聽到了他慶祝勝利的凱歌。
終於決定繼續往上爬,才發覺到自己躺著的,原來曾經是一條通往山頂的老路。因為年久失修,幾乎全被野草覆蓋住了,但野草雖然掩蓋了他的面目,卻沒有改變它石頭砌成的本原。此後我稍微留心,就順著這條小石子路,一直走到了山頂。
直到廟門前,我才看清楚原來是一座塔狀的魁星閣。鬥神雖然已經斑駁陸離,卻依舊怒目橫眉地注視著我這個黑夜的不速之客。我不由笑了起來,他們終究不因時間、金錢、遺棄、榮譽、咒恨等等種種,改變他們冷眼的本色。點起一根蠟燭,推門進去。神龕上的泥像已經損毀不堪,看起來這裡斷了香火已經很久了。大概誰也不會想到,這尊曾經寄託著天下讀書人前途和命運的大神,最後的結局是厚厚的塵土,和從來與寂寞為伍的蜘蛛。
我喜愛魁星,是絕對甚於文昌帝君的。文昌帝過於書生白面,一看就知道是宋朝人的傑作,對於他到清朝後禮儀等同關聖人很不滿意。唯獨這位魁先生面貌崢嶸,一幅武人打扮,卻原來內秀至於主宰天下文運。所謂“文人走筆安天下,武士上馬定乾坤”,他兩樣都占據了。還有就是明朝人的傳說里,他愛喝酒,點魁之時,往往半醉半醒,我就更覺得他的可親了。拿著蠟燭轉一圈,只看到了剝落的牆壁與其中乾燥黃土,其他再也沒有什麼了。
我原本想就在廟中過一夜,背包中還有一些酒,喝了正好睡覺。但酒喝眼紅之餘,我卻很不滿意這個旅館起來。這廟宇中的神龕,就如同我的失望,一切都已經面目全非了,卻還是有著一隻碩大的筆垂掛在這宇宙蒼穹之中。我以為破敗神像手中掛著的筆,就是我常拿的那一支:它原本能夠寫出錦繡的文章,現在卻與塵土為伴,這么孤單地懸掛在天地之間。長久以來,我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卻不得不承認自己絲毫沒有對付的辦法。常年奔波於生計,我似乎與此也逐漸淡忘了,甚至淡忘了自己是一個什麼人。可惡的是今夜,我又想起來了。失望的情愫滋長迅速,我簡直覺得自己已經不能承受。
終於我決定坐到廟門口去,兩尊斑駁的鬥神站在我的身後,依然怒目橫眉地盯著這個世界。“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總是讀書人”,這兩位來自唐朝的將軍雖然並非雞鳴狗盜之徒,但他們確實比讀書人要忠誠於自己的職業得多。坐了一小會,我卻如芒在背,總覺得身後兩位鬥神陰冷地盯著我看。雖然他們的行規是不允許說話,但我已經清楚聽到他們在心裡的嘲笑。
我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由於驚恐與慚愧,但我終於還是站起來,想要在這廟宇四周走一走。可惜除了這座塔閣外,山頂別無建築。我走遠一些,回頭再看此閣時,才發覺他的形狀原來模擬筆來建的。擎筆向青天,尋找遺落的酒壺和那些蓄謀已久的詩句,這曾經是多少讀書人的壯志抱負?如今筆還在,讀書人卻已經不在。他也只能與這塔閣一樣,在這樣的山頂,讓月光來做洗筆池。“青天有月來幾時?我欲停杯一問之”,但我卻不敢了。
也不知道是幾點了,冷風吹來嗖嗖直響。四周的樹木大約也與我一樣貧窮,只好在這夜裡不斷的哆嗦,發出牙齒相磨的冷戰。山澗之間,樹林之隙,慢慢飄過來一些薄薄的白霧。他們悠然自得地漫步在這廣袤的天地之間,我卻看到了他們對這片河山的眷戀與不捨。那一片霧雲纏繞著一大片的樹林,似要往我而來,卻又並不捨得張開自己的臂膀,“何休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我甚至看到了她嬌羞的臉紅。我就這么看霧時,忽然抬頭遠眺,才發覺這個天地已經完全變化了。
月與遠山,早就不見了蹤跡,自己腳下的這座山,也逐漸消失在一片曇白之中。我往前走一些,再回頭看時,塔閣也略隱略顯了。我的生平,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霧,毫無忌憚地充斥整個空間,於是連時間也在這裡靜止了。我仿佛置身在一片混沌之中,沒有天地,沒有四方,沒有生命,沒有思想。我的頭腦中一片空白,語言也消失在了這一片白茫茫中。就這樣不知道過了多久,我不願意開口,也不知道自己能夠說些什麼,但我只願自己永遠這么站在那裡,站在一片混沌之中。在這裡我雖然無助,但我卻不需要援助;這裡的我雖然寂寞,但我卻覺得充實;我在這裡找到了自由,雖然這裡是一片混沌。
忽然一絲金光,如同倏忽為天地混沌開了一個竅,從一片白懵懵中直向我衝來,我覺到了一絲溫暖。天亮了,太陽即將要升起。我感覺生命在自己身上快速流失,我甚至來不及挽留,就如同當年在長江邊望著奔騰而去的江水,“畢竟東流去”了,我於是終於頭腦清楚了一些。
在不久的時間裡,金光逐漸破解了霧氣,他們如同戰死的兵士漸漸倒在了我的腳下;遠望去時,在我和朝陽的腳下,儘是混沌的殘骸。太陽就在這白懵懵的混沌之中逐漸掛起,我又看到了山、樹、身後破敗的廟宇。我收拾了一下,離開了這裡,沒有回頭,因為我害怕那兩尊鬥神的眼目極了。
(完)
玉門關
雖然中國有兩個玉門關,但從唐末開始,他們都走出了中國的文化。我一直認為它把中國的歷史籠統地劃分為兩個階段,從此中國的歷史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沒有玉門關的階段。一
從橋灣西行十幾公里,走過一片茫茫蘆花,就能夠看到一個水庫。安西縣雙保塔已經修了水庫的訊息,我是知道的,但我堅持想要去看一眼,哪怕最終我真的只是看到了一個水庫而已。
站在這個水光粼粼的水庫前,誰會想到呢?他的水底永遠埋著一個曾經承載了無數邊塞思念,羌笛怨柳和異鄉人墳墓的古戰場呢?誰又會想到,當馱滿貨物的商隊緩緩通過這裡時,當玄奘偷偷從這裡渡過疏勒河前往西域時,他們心中想到過是否能夠生著再進這道聳立的關門呢?
清朝陶保謙在其《辛卯侍行記》中,最早把唐朝玉門關的地點推測到了這裡 ,雖然當初他作出這個判斷時,僅僅依靠《元和志》記載的晉昌縣與肅州、沙州之間的里程來推測,而不是親自找到了任何文明痕跡。但後來以閆文儒為代表的學者,通過實地考察,都支持了他的觀點 。
關於唐朝玉門關的推測,自然不止這一種。但《大明一統志》“瓜州西北十八里”的說法,找不到一點證據。嚴耕望《唐代交通考》卷二的推測雖然多,卻沒有最終作出定論。我自己並不太認同他們的看法,只是我並沒有條件也作那些考察,因此我只能從了陶保謙的說法。何況,既然埋在了水庫之下,一切都已經不重要了。
這個無奈,在我來之前,就已經想通了。但我還是堅持要到這裡,只是為了圓我一個少年的夢。
我在少年時期讀了許多唐詩,我也承認,直至今日我最喜歡的依然還是唐詩。唐朝人的風度,在我看來是一種從容,這種風度基本上集中表現在了他們的詩里。他不像魏晉,狂的沒有底氣和飄在空中,也不像明朝,狂的庸俗與無知。至於宋朝,那是一段讀書人最風光也最為悲慘的歲月,除了自我解嘲外,根本沒有風度可言。
唐朝在我眼中,不是天堂,而是人間。那裡生活著一群人,一群從容的人,展現著這個民族特有的精神氣質。這種從容在邊塞詩中,也有展現。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中,那個作戰勇猛的蓋將軍,同樣是一個懂得享受的人,這是一種從容。李白兩首《關山月》,那種張弛有度的堅定與鄉愁,是另一種從容。戴叔倫《塞上曲》和王維的《從軍行》里的視死如歸,也是一種從容。相反我並不是很喜歡王之渙的《涼州詞》,和晚唐邊塞詩。那裡面少了從容的氣質,多了一點幽怨。
唐朝玉門關到了宋朝,基本上已經廢棄了。根據《重修肅州新志》的記載,直到清朝雍正六年,清朝在這裡設定了雙塔堡,一個營的士兵在這裡把守,而從此再也沒有用過玉門關這個名字。我不知道當年駐紮在這裡的清朝兵勇,是否都知道他們所謂的雙塔堡曾有過一個顯赫的名字,人們一直在詩里稱他為——“玉門關”。
二
“為言地盡天還盡,行到安西更向西”岑參這首《過磧》里寫的,就是我下站的目的地,漢朝的玉門關。
現在能夠看到的最早的關於玉門關的文字,是漢武帝太初元年李廣利征西域大宛國。久攻不下的李廣利回師到敦煌時,上書漢武帝請求罷兵。武帝大怒,派人遮斷玉門關,下詔:“軍有敢入者輒斬之”。這大約是玉門關歷史上最殘酷的一頁,比起戰爭更讓人傷心。從此以後,與之相關的所有文字中,除了殘酷,還充滿了一種殺戮後的蒼涼,一種生離死別的悲哀。
在我的腦海中,曾經不只出現過一次這樣的畫面:秦時的明月,靜靜掛在煊赫的漢家關隘上。數千年來,北風都如同今夜這樣呼嘯而過,沙塵揚棄,片刻後又恢復平靜。這裡剛剛發生過一場慘酷的戰爭,城樓上鐵甲未除的戰士,手中刀尖上匈奴的血跡還未風乾。但這次戰爭,又好像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遠的甚至無法記憶。
牆腳的戰馬,鞍轡還未卸下,披著一層白霜。漸行漸近的駝鈴聲,讓它立刻豎起了尖銳的耳朵,左右顧盼。餵馬的戰士撫摸著馬背,輕聲說:“不必緊張,是我們的商隊要從這裡經過,你還記得從這裡過去多少商隊?又有多少商隊從這裡入關嗎?”
駝隊緩緩經過關口時,督尉對他們說:“匈奴已經被擊退,祝你們一路平安!”月光照亮了他們的臉,其中有張騫,有班超,還有許多不知名而又那么熟悉的人。他們就這么走過去了,仿佛走向遙遠的過去,就這樣漸漸消失在這片白色之中。直到駝鈴的聲音,成了天邊的風聲,不知是誰吹起了羌笛,唱著:“高隴多悲風,寒聲起夜叢。禽飛暗識路,鳥轉逐征蓬。落葉時驚沫,移沙屢擁空。回頭不見望,流水玉門東。”
司機把我叫醒,說已經到玉門關了,我才知道剛才睡著了。而玉門關,已經近在咫尺。
實際上,這裡可以確定為小方盤城,卻未必就是玉門關。十九世紀初,英國的斯坦因從一烽燧遺址中掘得幾枚漢簡,其中一枚上寫著“玉門都尉”;過了三十年後,中國的考古學者夏鼐和閻文儒才光臨此地,也找到了“酒泉玉門都尉”的漢簡。另外還有一些證據,我現在無法完全想到了,只記得他們大抵是一些地方志,我也無緣看到。但學者們的意見,基本上就確定了此處為玉門關了。
這是一個土城,黃土經過多年的風沙吹蝕,已經與這片土地融合在一起,成為那段歷史最永恆的記憶和見證。站在城樓之下,仰望天空時,我終於明白,不論是詩文還是實物,玉門關終究都是那種蒼涼的宿命,已經深植進我的骨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當我在殘陽斷亘之間,撫摸蒼老的黃土,想要尋找到曾經的文明時,我莫名感覺到了一種悲哀,這種悲哀不為玉門關,只為我自己。
因為太陽就要下山,我不能在這裡多呆,還要趕到百里之外的敦煌去,在我無法到更遠一些的馬圈灣去。實際上我知道,我此次旅行的唯一可以算能做到的,只是憑弔而已,去與不去,意義不會太大,但我卻還是深感遺憾。
帶著這種遺憾,我回首再望了一眼玉門關。殘陽漸下,玉門關略略出現了我夢裡的顏色,我仿佛看到了一些模糊的影子,漸漸消失在遠方之中。
三
當我寫完這些文字時,我已經身在敦煌。我忽然想到了玉門關一個浪漫的傳說,用來結尾。
相傳絲綢之路上有一支特殊的商隊,他們是馱送于闐國特產“和田玉”的商隊。他們的商隊每當送到這裡時,駱駝一進關門就昏迷不能前進。一個拉駱駝的老人告訴商隊的頭領,說因為他們沒有祭奠關神,關神生氣了。最後他們採用了老人的建議,用上等玉石在城門上鑲嵌了一圈,果然再也沒有駱駝生病的事情了。而從此,也因為這一圈玉石,這裡從此被稱為“玉門關”。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忽然想到這個傳說,更不明白為什麼最終這個故事的結局,是這樣的一個傳說。現在我所能夠想到的,也許是因為我與玉門關,已經漸行漸遠了吧。
(完)
莫高窟
一
沒有文化的美國,常常出現一些說漏了嘴的文化人,我還記得Longfellow的一句話:“Art is long, and time is fleeting”,譯過來就是“藝術永恆,源於時間是靜止”。這就是西洋文明的主要特點:例如一個顯赫的建築,很快就會圍上鐵柵欄,貼上“請勿靠近,禁止拍攝”的告示,如同養一尾金魚在一個魚缸里,人們拿著香檳酒站在櫥窗外指點評論——哪怕美國人總誇耀自己的文化輻射全球。
而這也是華夏文明與之的最根本區別。華夏文明所以能夠存在千年依然鮮活,在於這個文明具有“傳承性”。這個“傳承性”,不僅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精神繼承和不斷積累,更多時候也表現在物質上、可觀的具體形態上的擴充和豐富。哪怕是一幅字畫,收藏者都要在欣賞之餘蓋上一方雅印,或者題上一首小跋。最明顯的就是那些樓宇的牆壁上,過客雖然匆匆,卻總免不了風雅的詩人的題壁詩。可最好的例子,卻是我眼前這座莫高窟。你可以在這些絢爛的色彩和豐腴的雕塑中,找到眾多朝代遠去的身影,而且我相信,在這裡一定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歷史的心靈歸宿。
但這種傳承,在最近幾十年間,發生了決然相反的改變。粗魯如美國,他們開始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積累,譬如總統山上隨時添加的總統雕塑,譬如何里活星光大道上每年增添的名人足跡,還有迪士尼經典電影庫等等。而華夏文明——至少是漢族文明——卻停止了他的腳步,隨處可見如同養一尾金魚一樣的“請勿靠近,禁止拍攝”的告示,和一群又一群仿佛與這些遺蹟與文化毫不相干,興高采烈地擺著各種奇特姿勢照相的遊客。
漢民族的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尷尬,我時常為這種尷尬覺得悲哀。因為文明是民族存在的不易前提,是民族特徵的區別標誌(Civilization identity),是必不可少的;而現在對於傳統的文明的傳承既然已經停止,他就必要產生新的文明,來成為自己的標誌。尷尬的是,我們陷入了西洋那些炊毛茹血的祖先們的境地,沒有創造文明的才能,只好模仿。最佳的模仿對象,是西洋文明。可是問題在於,西洋文明本身就不是成熟的文明,還要考慮到兩種歷史之間的衝突和排斥性,這樣去模仿,簡直是一種自殺。
這種危險性,最多的表現在兒童教育的領域裡。白雪公主也好、哈利伯特也罷、乃或是華盛頓總統,這些原本是與華夏文化毫不相干的。黃頭髮、黑眼珠、說漢語、寫漢字的中華少年,卻在津津有味地看著他們根本不能理解的黃色毛髮、碧眼、煙囪鼻的西洋童話。教師或者學前教育時,學習到了所謂先進西洋教育方法的女先生們,皮笑肉不笑地對著小朋友說:“今天,我來講《灰姑娘》的故事”。我兒時不幸未能趕上這種文明時代,可我至今也不能理解,孩子們是否知道什麼是王子、公主、城堡和水晶鞋。以及他們夢中的灰姑娘,是否還是黑頭髮、黃皮膚和說著一口漢語——倘若他們是南方人,這個灰姑娘是否會說方言呢?
寫到這裡,我才知道自己完全走題了。但這是我到莫高窟後,最先想到的一個問題,我借用了Samuel Huntington一句現成的名言,這是“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衝突)。
二
今晚是我在莫高窟的最後一晚。三天以來,我每一天都會到莫高窟去走一次。每一次當我徘徊在各個洞窟之間,我都覺得自己恨不能立刻找一個地方坐下來,千字文章,倚馬可待。但每當我真的要提起筆的時候,我卻發覺自己語言的匱乏與蒼白。
這三天來,我究竟看了些什麼,現在根本就很難想起來了。只覺得自己仿佛一個忽然落水的旱鴨子,掉入到一個色彩的大漩渦中,就這么被翻來覆去的倒騰。幾股激流互相衝擊,我就在這個衝擊的中心,感受他們互相交融而又彼此獨立的力量。
那個青褐色屬於北魏,一個金戈鐵馬的大變革時代,一個英雄和武力的時代。這不是劍與槍的顏色,是裹著鐵甲的戰馬與厚背大刀的顏色,那么的堅強有力,震人心神。最從容的顏色屬於唐朝,有心思和渴望讓畫面變得艷麗、動人、精細的,必是從容的唐朝人。他們至今還是從容地看著這些慕名而來的朝拜者,他們的從容讓我變得謙卑,讓我嫉妒地發瘋,但他們依然那么從容地把自己的畫面變得那么艷麗、動人和精細……這些色彩從我的眼中、耳中、乃至於毛孔中,灌入我的生命里,喚起了我多年來已經沉寂的對華夏文明的崇拜,與對自己的無知的嘲笑。古希臘Simonides那句“Painting is silent poetry,and poetry is a apeaking picture”(畫是無聲之詩,詩是無聲之畫),在這裡我再一次深刻領教到了。以往觀畫,觀其氣韻、落筆,而在這裡,我第一次線上條之外,找到了畫的生命力,一種倔強的生命力。
我的耳畔,響起了一個來自遙遠的聲音,我不知道他是來自遙遠的未來,還是遙遠的過去。他如洪鐘巨罄,他如金鼓銅鐸,悠揚深遠地迴蕩在這些洞窟之間,我相信他永不消逝。但當我感覺耳畔的聲音同樣將要遠去,悠遠,直至最後只能感覺到餘音繚繞的時候,我卻覺得他已經滅亡。
這種感覺很不好,我就在這樣的自信與失落之間,繼續著我的莫高窟之旅,和我的思索。
三
中午的時候,我終於決定去看一看王圓籙道士的圓寂塔。陳寅恪說:“敦煌者,中國學術之傷心地也”,也是因為有了這個王圓籙。我知道在莫高窟,也許我願意也有勇氣繞過一切文明的斷片,卻唯一繞不過他,哪怕我多么的不願意承認,世界上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道士。
我不得不承認,對於是否要去看一眼王道士圓寂塔的躊躇,從我決定要到敦煌去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氣,平靜地站在那座塔前,看一眼,然後離開。當我想到就是這個普通人,把那一卷卷價值連城的經書遞到斯坦因手裡時,當我看到那幾個洞窟中潔白的牆壁和拙劣的天官像時,我怕自己沒有勇氣去面對他。
這種擔心,在到達敦煌以後到了頂峰。在藏經洞紀念館中,當敦煌的導遊們,指著那個矮瘦猥褻的王圓籙像,介紹說:“莫高窟是由王圓籙道士發現的,他把他的後半生都奉獻給了這裡,對保存我們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當她把莫高窟經卷的遺失,稱為王圓籙與斯坦因的哲學交流,一種基於精神世界的互相人同時;當她把一切都歸咎為清政府腐敗,王圓籙仿佛超脫成了鞭笞政府腐敗的聖人;當她繪聲繪色地演講王圓籙如何拚命地為保護莫高窟而找縣令時,又如何絕望時,我已經憤怒得差一點要喝止她:“你住嘴!”我仿佛看到了一個民族原本一直以為已經包紮好的傷口,又一次淌出了鮮血,這鮮血如同從我的體內流出,令我肝膽俱裂。
我獨自離開了這個藏經洞,心中只有一聲嘆息:“一個民族的歷史呀,一個民族的歷史呀!”
對於王圓籙的翻案,雖然導遊講的繪聲繪色,卻不過依賴兩份檔案而已。一份據稱是王圓籙給慈禧西太后的摺子,名為《催募經款草丹》,又稱《王道士薦疏》,我在蘇瑩輝《敦煌學概要》中看過照片。還有一份就是王道士的墓志銘,名為《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我後來在他的塔前看到了實物。其實這兩份檔案的真實性都非常的可疑,而且很明顯。只要試問:一個逃兵,並自封為敦煌主持的農民,怎配向西太后上摺子?再問那個動盪的時代,讀書人本就不多,王圓籙一個湖北農民怎么可能會寫出那么生動的摺子,敘述清晰,邏輯嚴謹?而寫他的墓誌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三一年,那時敦煌學已經產生,敦煌也成為了學術的聖地,王道士和他的徒孫此時對敦煌的認識也不像剛開始時那么膚淺了,為自己樹形象而說出那些話,怎么能夠相信呢?
況且,血淋淋的事實就擺在眼前,當我們拿起《敦煌遺書目錄索引》時,五萬餘卷經書中,流失海外的就有三萬多。
我原本對於王圓籙有恨,這是一個讀書人必然的情緒,也許他不是理性的,但我依然恨他。現在我卻不恨他了,我恨那些粉飾王圓籙,為中國歷史上那段滴血的文明史掩蓋醜陋的人,而且永不寬恕!我想到了前不久關於施琅的爭論。那個卑鄙的三姓家奴,因為最後成了攻打台灣的執行者,而被改造成了一個民族英雄,“大義凜然”地在電視前說著什麼:“統一祖國!”
我仿佛看到了施琅和王圓籙,就站在我的面前,對我露出他們的嘲笑。我仿佛看到歷史搖著頭,嘆息著往遙遠的過去走了,走得那么蹣跚,背影那么蒼涼。我多么想上前去,扶一下踉蹌的他,可是我卻只能站在這裡,看著王圓籙圓寂塔上的碑刻,看著夕陽下我那越拖越遠的倒影。
我決心,明天離開敦煌了。
四月二十六日晚
(完)
《涼州詞》和那些天涯淪落的人們
一
唐玄宗開元年間的某一天,應該是一個春天罷,長安某一個酒肆里人聲喧譁。王之渙、高適和王昌齡在這裡喝酒,忽然有伶人唱起了樂曲,分別唱到了高適和王昌齡的詩。自命名士的王之渙正感到尷尬時,台上最美的那位伶人唱起了他的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刃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她的聲音悠遠戚怨,唱得聽者斷腸。
這件事後來被記錄到《集異記》,終於和所有的傳說一樣,留在我感傷的記憶里。直至今日,當我在滾滾黃沙中奔向隴南時,面對著無邊的戈壁沙漠,耳旁依然縈繞著她淒婉的歌聲,不能自己。
美人唱的那首詩叫《涼州詞》,但這首詩並非寫涼州,而是寫在玉門關,只是當時《涼州歌》的調子流行,王之渙用了這個曲調而已。王之渙一生中只寫過兩首好詩,兩首詩里都有排遣不了的憂愁。《涼州詞》是一首,還有一首寫在黃鶴樓。
我們很難想像,《涼州曲》當年在唐朝如何的風行。幸運的是,當我們翻開厚厚的《樂府詩集》,還能夠找到《涼州六首》。在那裡我所看到的是與王之渙的《涼州詞》主旨不同的場面:當優柔的美女皓齒輕啟,以響徹雲霄的甜美聲音,唱著:“漢家宮裡柳如絲,上苑桃花連碧池。聖壽已傳千歲酒,天文更賞百僚詩”,你能夠想像到莫高窟里婀娜多姿的飛天神女的嫵媚,讚賞唐朝的富強,而絕想不到邊關、沙漠、寂寞和生死。
《樂苑》里說,《涼州曲》最初是涼州府都督郭知運載開元年間進獻給皇帝的。這個皇帝,就是唐玄宗。
唐朝有很多不務正業的皇帝,僖宗李儇喜歡蹴鞠,自稱是“蹴鞠狀元”; 肅宗李亨喜歡下象棋,哪怕逃命的時候也棋不離手;莊宗愛好撂跤,常在廟堂之上與大臣比試。而眾多皇帝中,最有名的卻是玄宗,他喜歡舞樂。
唐玄宗與涼州的緣分只有音樂,除了《涼州曲》,根據宋朝王灼《碧雞漫志》里的說法,著名的《霓裳舞曲》就是唐玄宗在涼州觀燈時創作的,只是後來被附會成了葉法善的道教故事。
車窗外是飛馳而過的沙丘,漫漫黃沙一千五百年前也是這樣靜靜的,看著從這裡來來往往的人。兩首旨趣完全不同的《涼州詞》,在我腦海中交替出現。當我過了涼州,終於不得不在金昌住下養病時,我想到了那些淪落天涯的人。
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的天子和士大夫們總是想當然的認為,皇恩浩蕩,惠澤四極八荒。可是事實從來相反,中國廣袤的領土上,曾有過太多被忽略的地方。甘肅是一個,涼州當然也是的。
明朝的楊慎在《升庵詩話》里說王之渙的《涼州詞》的悲傷色彩,是“此詩言恩澤不及於邊塞,所謂君門遠於萬里也。”楊慎一句話,帶出了歷史上一群特殊的人,他們往往自稱“天涯淪落人”,一群遠離家園的同時,還遠離——甚至是被拋棄——自己的精神家園的人。
他們或許是遠戍的兵士、貶謫的官宦、外出的商人,或許是外出尋求功名利祿的士子,也可以是名落孫山還徘徊在京城“高升店”的舉子。由於交通和通訊的不發達,造成了一種時間和空間上的相對靜止,更給這種天涯淪落蒙上了厚厚的傷感情緒,成為糾結在華夏文明心中揮之不去的傷感。
歷史上的甘肅只有三類人。一類是原住民,一種是駐紮在這裡的軍隊,還有一類是被謫貶或發配到這裡的犯官、罪人——謫貶的現象主要發生在秦漢兩朝,以後的朝代里,更多的是戍與流放——地理的偏遠,加上隨時可能出現的侵略戰爭的威脅,使得沒有人願意主動到這裡來。因此可以毫不猶豫的說,凡後來到這裡來的,都是被放逐的天涯淪落人,將要飽嘗恩澤不及的悲哀。 當然有這種現象的地方,絕不僅是甘肅,而且甘肅也不是最有代表性的地區。例如寧古塔、新疆、嶺南、房陵、朔方、登州……這些地方都是歷史上流放、戍兵、貶謫者的集結地。
這種流落的事實,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有一種世界歷史上獨有的“天涯淪落人”的文化。這種文化寄托在各種其他文化的身上,只要稍微留意就能夠窺見端倪。當李白曾為“天涯淪落人”時,他是詩之謫仙人;當杜甫曾為“天涯淪落人”時,他是詩之聖哲;當賈島曾為“天涯淪落人”時,他是詩之通鬼神者;當蘇東坡曾為“天涯淪落人”時,他是文起一代興衰之達者……不必再費力列舉下去,我幾乎可以斷定,只要歷史能夠記錄下名字的,幾乎都曾“同是天涯淪落人”。
這種文化伴隨著這些流離的人的足跡,遍布華夏各地。可以說,是他們把華夏文明傳播到了這些原本極其容易被邊緣化的地區里。正如同如今的莫高窟,不是華夏文明在這裡被邊緣化,而是那些淪落天涯的人把華夏文明帶到了這裡,並與其他文明進行堅決的對抗。
三
我已經不願意用概念和地域的觀點去探究天涯淪落人了,我要探究他們的內心。當漢民族文化本身都在被現代工業文明邊緣化的今天,還有多少人曾注意到過天涯淪落的心情,還有多少人曾體味過這種心情呢?
天涯淪落之人,都是被放逐者。無論這种放逐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都是一種無奈。他必是孤獨的,卻未必自由。他們至死都能夠清楚記得自己從何處來,但卻不知道自己將要往何處去,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回到他來的地方。
於是他們行走在歷史中,在行走中思索與吶喊。更多的時候,是在行走中四下觀望,想要找到那個自己都不清楚就是什麼的期望。
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沒有找到。
可是,天涯淪落雖然一般表現為肉體的放逐,但並非身在旅途的人都是天涯淪落人。在旅行中,總會偶然感覺到孤獨和寂寞,也偶然會有思念,但他卻缺乏天涯淪落人最深層的特徵:天涯淪落人所不能承受之重,是同時被放逐的精神。這種精神上的流離,不乏對自我的深刻反省,勉強振作起來的對未來的信心,偶然有之的一個關於前途的點子。自然,更不缺乏孤獨和寂寞,只是這種感覺純粹源於思念,而不是像一般旅客,有孤獨和寂寞的同時,還有思念。
如果天涯淪落之人,還能夠有思念,他不會覺得孤獨和寂寞有那么可怕。思念無藥可救,思念同時可以救治一切。
身在逆旅,倦臥在病榻上。窗外是滴滴答答的夜雨聲,肆無忌憚地沖入房裡,充斥在每一個角落。世界安靜的可怕,客人忽然開始不習慣早已習慣了的孤獨,討厭這種安靜。但是能做什麼呢?從枕頭下,小心翼翼地取出那三個月前就收到了的家書。雖然已經能夠倒背如流,還是借著房內那豆大的油燈之火,如同三個月前剛剛收到信時一樣,一字一句認真看下來,生怕看漏了一個字。“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至少還有眼淚可以流出,還有可以惦念的家鄉。
而當思念都沒有時,他的精神世界裡,只剩孤獨和寂寞了。
後期的李白,就屬於這種人。《擬古十二首•其九》詩里:“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搗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嘆息,浮榮何足珍。”讓我毛骨悚然,他大約已經孤獨之極了罷,否則不會寫出這么決絕的詩句。
在我的理解中,道教是一個屬於悲觀者的宗教,而且世界上沒有一個宗教能夠悲觀的如此徹底。李白繼承了這種徹底的悲觀,他因此是孤獨的。在他的精神世界中,除了天地外,只剩下他自己一個人,就那么孤零零地站在歷史的時間和空間裡,那么寂寞的仰望著天空。
生在唐朝,首先是李白的不幸,其次才是他的幸運。因為唐朝完全區分了政治家和詩人,李白夢想成為政治家,可惜他只有做詩人的才能。從這裡說,他是不幸的。而正是這種嚴格的區分,讓李白能夠專心做詩人,直至成為最出色的詩人。
如果前期的李白詩是天生的飄逸,那么後期的李白詩則是滄桑後的豁達。天生的飄逸成就不了今天李白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我時時為後期那些豁達到徹骨的詩句而傷感。說真的,我可憐李白:當一個人笑著哭時,人們往往以為他在笑,只有他自己知道,為什麼流淚。
說到《擬古》,恐怕很難不提蘇東坡那首《臨江仙》:“一別都門三改火,天涯踏盡紅塵。依然一笑作春溫,無波真古井,有節是秋筠。惆悵孤帆連夜發,送行淡月微雲。樽前不用翠眉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這首模仿《擬古》寫成的詞,顯然只是純粹的模仿,如同一幅贗品名畫。
事實上蘇東坡做天涯淪落人的時間有限,在他的生命中,得意比失意少,加之他是宋朝文人自嘲本領的集大成者,他不可能參透那種決然的孤獨。現代心理學中也說,懂得自我調節的人,總是會在生活中活的舒服一些的。生活需要一些愚昧,否則剩下的只是真相,那就很無趣了。
我羨慕蘇東坡,並不為他沒有李白那種對一切洞如燭火的眼光,而因此有絲毫的輕視。倘若能夠快樂生活,真理在哪裡,並不重要。
天涯淪落人還有一個一直不為人所重視的心理,他們都有很深的失敗感。這種失敗感往往以對當時政治的抨擊,對命運不公的鳴辯為表象表現出來,但歸根結底,都是對自己的不滿!他或許不滿自己得不到機會,或許不滿自己際遇的不公,總之,他是厭惡當時的自己的。
這個時候,他會感覺到自己的無能,尤其是那些平常志比天高的文人。原本以為自己可以致君堯舜,名標青史的,卻最後連一個進士也沒有考上,只能遠走天涯,盼著能夠出現聖主明君,對自己另眼青睞。
天涯淪落人,總會想到一個場面:眼前是自己曾付予壯麗詩篇的大海,自己已經不是那個見慣滄海桑田的仙人,而是一枝利箭,射入大海,無聲無息。
四
這群人很少有純粹為了理想而遠走天涯的,基本上都是自傷身世的自怨自艾。他們並非不希望得到別人的可憐,相反因此他們更加重視自己的聲名,因為唯有名聲,可以成為他們蒙住他們心靈傷口的布巾。請不要因此鄙視他們的心胸,也請不必為了他們的悲慘經歷而感到傷感,因為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這也是一種生活。
我的經過涼州,我的天涯淪落。
五月一日凌晨於甘肅金昌
(完)
入川
入川
生病的人因為無事可作,總會胡思亂想,在金昌養病的兩天裡,每一天我都有些惴惴不安的感覺。西南方仿佛有一個聲音在召喚著我,並約定了時間,仿佛我若不在這個時間前去見面,他就要棄我而去,我永遠見不到他的真面目。
我清晰的知道,他是杜甫。
我原本的計畫是從隴南成縣去探訪古蜀道,但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杜甫。我曾想到過秦朝,這是一條艱險到讓呂不韋害怕,甚至不惜自殺來躲避的流放之路。況且我以為自己對杜甫的記憶不會甦醒的那么早,至少應該等到入川以後。可是這種記憶如同在我腦中生根發芽,迅速成長了。
我終於決定先去秦州,也就是如今的天水市,追尋杜甫的足跡。但文章的題目我在莫高窟時就已經確定了,還是叫《入川》。
一 大唐乾元二年
大唐乾元二年,即公元七百五十九年,是中國歷史發生大轉折的一年。是年三月,九節度使六十萬大軍在鄴城徹底潰敗,似乎暗示了這個世界歷史上一度最強大的王朝即將沒落的前途。但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安史叛軍,也並沒有因而贏得光明的前途。史書上說得明白,也是這一年,兩年前在洛陽殺了乃父安祿山的安慶緒,被史思明殺死在鄴城,安史叛軍的末路也鋪張開了。此後歷史每隔兩年重演一次,先是史思明死於其子史朝義之手,接著是兵敗流亡幽州的史朝義自縊,被李懷仙斬首獻給朝廷。
八年的安史之亂最終沒有勝利者,除了失敗者外,更多的是受害者。也許,每一場戰爭都是這樣的。
這也是平淡的一年。史官們甚至連杜撰一次天文異兆的力氣都沒有了,陪著他們的皇帝四處躲避叛亂,因此天氣也和往年一樣。早春二月,三峽的風很急,帶著厚重的寒氣。被流放夜郎的李白在巫山遇赦,掉轉船頭自江陵返回。他以後的詩還是如從前一般灑脫,唱著“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游離在湖南境內,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但中國的文學史,還是在這一年發生了轉折。李白在湖南不久就生病了,三年後死在當塗。他死前的一年,王維也死了。此後直到大曆五年,即公元七百七十年杜甫病逝於耒陽的船上,曾經皇皇乎,強哉嬌的盛唐詩歌王國里,只剩下一個孤獨的杜甫。
這一年,身在陸渾山莊的杜甫四十八歲,正當壯年。可惜就在去年,他因為給房琯求情,由原本就職位卑微的左拾遺,被貶為相當於地方官幕僚的華州司功參軍,可以說他那本就不順的仕途已經結束了。但此時他雄心猶在,認定了皇帝會回心轉意,因為大唐現在最缺少人才。至少他堅信自己是一個經世治國的大才,而絕非是僅僅能夠寫幾句詩的清客。因此春分剛過,他就匆忙地趕回洛陽去,繼續尋找那虛無縹緲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之夢。
此時他不是不知道,全國都在為鄴城的大決戰惶惶不安。相反,正是因為他很清楚唐王朝在這裡部署了強大的兵力,才敢於那么放心的上路。可占有絕對兵力優勢的唐朝軍隊,最終還是敗了。我們已經無法知道當年那場戰究竟是怎么打的,但經過鄴城前往洛陽的杜甫,顯然非常清楚。
到這一年夏末的七月,由於戰亂加上大旱,引發關中饑荒,物價飛漲,杜甫不得不棄官從華州前往秦州,尋找他的生計。在這之前的幾個月里,他於洛陽和華州之間一去一回,並寫完了幾首與那場鄴城之戰相關的詩,後人一般統稱之為“三吏”和“三別”。
二 從華州到秦州
金昌到秦州路途比較遠,但因為近幾年修了一些高速公路,所以一大早上路的我,大約只用了一個上午就完成了路程。在路上,看著車窗外快速倒退的路邊的樹木,我清醒的認識到自己將要回到哪裡。這種快速的時空轉變讓我忽然有一些慌張,於是我慢慢復甦自己對杜甫的記憶。
杜甫原本的打算是到秦州投靠自己的侄子杜佐,絕沒有料到自己會在兩三個月後就要離開。可事實確實如此,秦州變成了一個中轉站。實際上,乾元二年這個歷史上一個普通的年份,卻是杜甫個人歷史最關鍵的轉折點,甚至因此可以算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以前的杜甫,只能算是一個詩藝高超的愛國詩人,而從這一年開始,他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唯一的“詩聖”。
唐朝是一個大時代。這個時代里詩人輩出,並各有自己的閃光處。純粹從文藝批評的角度去說,杜甫寫詩的才華決不是冠絕大唐王朝的。而如果“聖”只是一種品德的褒揚,那么縱觀那些在文學史上留名的唐朝詩人,誰的個人素養會特別差呢?他們基本上都具有熱愛國家和同情弱者的品德,可後來卻只有杜甫被冠以“詩聖”之名。
我曾經看到一些學者指,杜甫被稱為“詩聖”,是政治包裝的結果。我記得當時自己笑了,是嘲笑。雖然我見過最早推崇杜甫為詩聖的文字,是在清朝人葉燮的詩里,但這與杜甫本身是不是詩聖,及杜甫為什麼是詩聖並不相干。
政治包裝的明星的生命力豈會長久?他們頂多活在某個特定的朝代之中。老百姓也許會因為缺乏辨別信息的能力而被誤導,但文人和知識分子卻不會。高傲的中國文人別的本事不怎么樣,但看人的本領是不錯的,這也是他們一向吝嗇讚美別人的主要原因。因此若不是真心的折服,任你是天王老子,他也許會口頭附和著表揚幾句,但決不會寫入自己的文字里。因為每一個文人都深信自己的文章可以流芳千古,所以每一個字的下筆都要慎重。可就是在這種被稱為“文人相輕”的中國文人生態中,卻從來不會缺少對杜甫膜拜頂禮的人。誰有那么大的力量控制他們的言語?只有杜甫自己。因為政治的權力如同兌獎的禮卷,只在規定時間內生效,否則的話,就是那些學者以為唐朝以後的中國文人都瞎了眼。
可為什麼杜甫是詩聖呢?縱觀中國詩人那些美輪美奐的詩歌,從來不乏大氣、豪言和壯語,也不缺乏典雅、透徹與深刻,唯獨缺乏一種“大愛”。那些與杜甫一樣身處士大夫階層的儒者,之所以無法像杜甫那樣成為“聖”,就是因為他們缺乏這種大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幾乎是所有儒生做人的準則。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可以做到“胸懷天下”,成就一世英名,但是他們還是無法入聖。只有杜甫一人,不論窮達,始終在“胸懷天下”四個字後面加上兩個字,那就是“胸懷天下蒼生”。
前者我稱之為大志,後者我稱之為大愛,這也就是我之所以認同杜甫為詩聖的原因。
這些思緒整理完畢後,我也到了天水。與甘肅大部分的城市一樣,這裡樓不高,路較寬,太陽照在黃蒙蒙的地面上,像是發黃的照片裡的傳奇故事,透著一股沉甸甸的歷史的氣味。吃飯的時候我詢問了南郭寺的方位,飯後馬不停蹄地奔向城南彗音山。
南郭寺就在那裡。遙想當年,面對忽然到來的杜甫一家,那位杜佐大約嚇壞了吧?他絕對沒有經濟能力,負擔這么多張嘴的,甚至提供不了那么多張床。所以到達秦州的杜甫,最終還是搬到了南郭寺。他原本計畫的投奔,開始變成了逃荒。
過了籍河大橋後,我開始沿著一條芳草萋萋的黃土路往山頂爬去。風好像特別的大,南郭寺就孤零零的佇立在那山頂之上,也仿佛在風中搖擺著,連線著天空的寂寞。這是一座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的古剎,卻只因為杜甫的光顧而聞名。杜甫在《秦州雜詩》中,寫到了這座寺廟的環境:“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鍾邊。俯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
終於進得山門,雖然是下午三四點鐘,寺內卻空空蕩蕩的,沒有什麼遊人。亭廟間縈繞著低沉的誦經聲,偶然有幾匹鳥兒在眼前出現。杜甫詩里那棵橫戈庭前的古樹還在,看介紹才知道已經有2500年樹齡的古柏,只是號稱“北流泉”的井已經不見了。
當年杜甫的住所,是一個十幾平米的小院子。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所很普通的小院子,如果不是因為改造成杜少陵祠堂,只怕會更普通。這裡很安靜,對於現代人而言,想要有這樣靜謐的生活環境,非得賺大錢買別墅不可。可對於那時的杜甫而言,這種安靜是可怕的。
杜甫就是站在這個院子裡,聽著衝破黑夜不斷傳來的撞鐘之聲,一步一步把自己帶到對一家人前途的擔憂中去。來秦州前他就已經一貧如洗,加上一家人旅途的開銷,到達秦州後他們基本上已經身無分文。“囊中空羞澀,留得一錢看”,原本以為侄子能夠幫上忙,但是兵荒馬亂的時節,大家自顧不暇,誰還有能力照顧這么大的一家子的生活。還好侄子總算資助了一些,雖然微薄也廖勝全無。但他已經不得不自謀生路,開始去采些草藥來換錢了。我看了看四周的山巒,遙想著當年杜甫煢瘺的身影,攀爬在這些山丘之間,不由得傷感唏噓。雖然在戰亂的年代裡藥是緊俏物,可是嘴太多,而且靠賣藥為生的人肯定不少,杜甫絕對已經開始擔心還能在秦州活多久了。
但他毫無辦法。今夜月明如洗,使他想到了朝廷。不知道戰局發展到什麼樣了?去年六月他被貶到華州後,還寫了《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主張渡河北進,直搗叛軍巢穴。可是朝廷顯然沒有重視,否則不會有鄴城那場戰鬥。杜甫感到了才智不能抒的壓抑,更感覺到了自己的無能。
偶然間他想到了李白,這個他此生最敬佩的一個天才。這種思念在瞬間膨脹,讓他不能自抑。他當然記得自己的三十三歲,那時他第一次在洛陽見到了比他大十二歲的李白。當時李白被唐玄宗賜金放還,仕途失意。他們約定秋間同游梁宋,後來兩人還在梁園遇到了高適,就在那裡豪飲遊獵,談古論今,一直相處了一個秋天。李杜一直到北上濟南,才分道揚鑣,而高適梁園會後,就獨自南遊楚地去了。
第二年春天,杜甫又在袞州見到了在那裡探視家屬的李白,於是又同游泗水。隨後兩人去會齊州司馬李之芳,剛好北海太守李邕也在,四人同遊歷下亭。這次盛會成為了杜甫一生念念不忘的愉快記憶,直到十四年後的今天,還是歷歷在目。
他不知道自己以後沒有機會再遇到李白了,命運的事情,他怎么會知道呢?但是他已經聽說了李白被流放夜郎的訊息,雖然自身難保,卻還是免不了擔心。就在不久前,他還寫了兩首《夢李白》。今晚他又想起來,擔心李白承受不了流放之苦。顛沛流離的生活讓訊息變得閉塞,他根本不知道李白已經在自己一家人累然若喪家之犬時,於中途獲赦,現在正在湖南優遊。
在秦州的兩個月里,他就這么每日憂心忡忡的過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因為他不知道國家的未來命運如何,而他卻知道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他只能把這些情緒傾瀉到詩里,所以雖然在秦州不過兩個月左右,他卻寫了一百一十七首詩,可見他當時多么的痛苦。
正當他惶然無計之時,一個叫宰蓋的同谷縣令給他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到同谷去居住。這是我昨天去飛龍峽杜甫草堂時,聽導遊說的。但她只說宰蓋,卻沒有說他是縣令。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中國的文人痛恨的幾個人中,一個是莫高窟的王圓籙,還有一個是同谷縣的縣令,只是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宰蓋。
導遊宣傳說宰蓋盛情邀請杜甫,而且歷史上同谷十分富饒,我們都姑且相信吧,杜甫也相信了。在秦州已經山窮水盡的杜甫立刻舉家搬遷,去尋找他那位命里的貴人。
三 從秦州到同谷
當時的杜甫絕對不乏對一家人到達同谷後的生活的假設,他都幻想過什麼呢?我並不知道,總之他迫不及待的出發了,甚至等不及天亮。我不知道杜甫離開秦州的具體日期,根據《發秦州》詩里的描述,應該是在十月的一個子夜。那是一個已經有了寒意的子夜,月亮磊落光明,給大地萬物鋪上了一層霧一樣的白霜。杜甫一家人就踏著這片月色,無聲無息的離開了秦州。也許是他不想被別人知道,也許是別人根本並不在意。
出於預算的原因,我沒有在秦州住宿,從南郭寺下來後就直接往成縣——也就是當時的同谷縣走了。因為修了不錯的公路,我只花了三四個小時就到達了,到的時候居然才晚上八點多。而這段路,杜甫一家人卻走了將近一個月才到達。當然他們人多,而且當時沒有現成的路,需要翻山越嶺。從他這一時期的詩中,大體可以看出來他經過鐵堂峽,到了鹽官城,過寒峽、法鏡寺到了青陽峽,最後到了同谷東的龍門鎮、石龕、鳳凰台等地。
雖然一路艱難萬分,他卻對不久的將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因此他一路作詩,非常樂觀。他大約沒有少對自己的妻兒們說過這樣的話吧,“到了同谷,就好了”。他的妻兒們,大約比他更渴望那個叫做同谷的地方吧,每一次聽到這句話,都會歡呼雀躍。這種快樂太大了,大到甚至讓杜甫等不及到達同谷縣城,在只是縣界的積草嶺就表達了他對宰蓋的感激,寫詩說:“邑有佳主人,情如己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轉眼到了十一月,同谷縣城中已經是白雪遍地。雖然此處的氣候已經與蘭州諸地的黃沙漫天不同,但西北地區特殊的大氣候,還是顯得要比其他地方冷得殘酷。早早躲進被窩裡的人們,沒有注意到城裡來了一群衣衫襤褸的外鄉人。他們衣衫單薄,仿佛不知道已經是冬天了一樣,穿著夏天的衣服。看起來是一家子,其中一對大人懷中抱著孩子,手上還牽著幾個稍微大一些的。丈夫亂蓬蓬的白髮像滿天飛舞的雪花,在風雪中搖擺不定,白的苦澀。妻子手上臉上長滿了凍瘡,已經分辨不出樣子。那幾個孩子也是瘦弱的嚇人,臉色蒼白,不斷的往家長身上擠,希望獲得一點溫暖。當時的人們沒有想到,同谷縣的歷史會因為這群人的到來而改變,更沒有想到一千多年以後,這個餓死了他們幾個孩子的地方會有這么多人靠他的名字吃飯。
他們就是長途跋涉後,終於到達同谷縣城的杜甫一家子。雖然今天晚飯後,我還特地出去逛了一下城關鎮,我卻還是沒有一點關於杜甫在城關鎮的證據,無法復原他們當時見到宰蓋的情形。這一段歷史仿佛被上天悄悄抹掉了一般,是不是上天也覺得那段過往太惹人心酸呢?
傳說中的這一段歷史,確實是辛酸無比的。在傳說里,那位杜甫口中的“佳主人”忽然失心瘋一般變卦了,不僅沒有給他們任何幫助,甚至連住所都沒有提供,這也就是後來杜甫在同谷的住所為什麼在郊外偏僻的飛龍峽,而不是在城關的寅賓館的緣故。
但傳說到這裡又嘎然而止,沒有人知道更多具體的細節。許多人對這一天有許多的想像,有人想像杜甫大義凜然地帶著家人離開了儘是小人嘴臉的縣衙,甚至有人想像杜甫還說了一堆豪壯的話。但我寧願想像杜甫曾經在風雪中苦苦哀求,請求宰蓋至少給他們找一個地方住一晚,吃一頓飯,並且宰蓋總算沒有天良泯滅,答應了這個請求,哪怕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來趕他們離開。
因為我更不願意想像這樣的畫面。在風雪的夜晚,月亮也照在這座城池上,冷冷清清的大街上,站著一群剛剛經過長途跋涉,衣衫襤褸的外鄉人。他們滿面蒼白的顏色,與那冰冷堅硬的城池一樣,在這夜裡滄桑地等待。天下間只剩下各種各樣的孤獨的倒影,沒有一個人。那是我們的詩聖,讀書人心目中的神,卻只能在這樣的一個大風雪的夜裡,一家人擠在誰家的屋檐之下,相互依偎著取暖,孩子們喊著:“我餓……”,杜甫再也不敢想起自己曾經在路上對妻兒們說:“到了同谷,就好了”的話,他甚至沒有膽量嘆息,就這么躲在屋檐下,偷偷看一眼天上的明月。
還是那輪明月,他曾經賦予詩情的明月。
四 同谷七歌
五月二日清晨,我起得很早,因為今天終於要到飛龍峽的杜甫草堂去了。讀過杜甫的詩的人,大約都不會忘記一組詩,名字是《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七首》,當中記錄了杜甫一家人在同谷縣一個月的生活,那杜甫一生中最艱難的一個月。
我其實一直猜不透杜甫為什麼會把家安在同谷縣東南郊。不能住在城裡,這是可以想到的,他們既住不起客棧,也租不起房子,只能自己想辦法。可是,為什麼是東南郊的飛龍峽呢?此處距離縣城有三四十公里遠,就是如今我走的時候,還覺得艱難。你看那清泥河兩岸眼看就要崩析的峭壁,著實讓人擔憂。果然曾經就有石頭崩落谷底,成了一堆亂石,大如民房一般堆積在一起,把飛龍峽口塞得嚴嚴實實。青泥河就從這亂石灘里硬闖了一條路來,彎彎曲曲,逶邐地穿過這條峽谷,直奔嘉陵江去了。那么當年的杜甫,又何必走到這么艱險的地方來呢?
遠離需要貨幣交易的居民區的杜甫一家人,自然是要靠山吃山了。杜甫的《同谷七歌》里也確實是這么說的。“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他們一家人在這山野之間靠著撿一些橡、栗充飢。也許別的季節會好一點,可偏偏是冬天,而且還下著大雪,山上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用來充飢的植物了。可肚子不乾,只好和他的兒子上山在雪堆里挖,結果是沒有挖到任何東西,一家人只能相對哭泣。“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也許懂些武功的人會好一些,可以抓一些野生動物來充飢,可惜他們一家要么是文弱書生,要么是婦孺,沒有被野獸攻擊已經算是幸運了。也許有一個青年在會好一些,至少可以賣一些苦力換糧食,可惜這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也許……沒有也許了,歷史已然過去,發生的事情終究發生。杜甫的子女中,有人就在這短短的一個月中餓死了。也許那時的杜甫,已經存著必死之心了吧,“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導遊是個浪漫主義者,這個年輕的女孩子不斷的和我介紹四周的風景,並介紹說杜甫是一個喜歡旅遊的人,還說唐朝的詩人都喜歡旅行。他在同谷選了好幾個地方,因為這裡風景最好,所以才最後決定在這裡蓋幾間草房,也就是現在的杜公祠。她還特地向我強調,全國三十七處杜公祠,“我們同谷縣歷史最悠久,根據記載,在宗微宗宣和五年,也就是公元一一二三年就建造好了。”我點點頭,表示對他們的佩服。
杜公祠就在飛龍峽西岸,當年的幾間破茅屋,早已經不在了。如今是一所傍山築起的小建築,很像北京地產廣告裡所謂的獨棟別墅。才進山門,就能夠看到院子中央立著的杜甫的石雕像。果然像導遊說的,長衫加雙翅軟帽,一幅飄逸之像,可導遊非要我從那石雕像眼中看出杜甫憂國憂民的神色來。坦白說我真的沒有看出,大約我對造型藝術不會欣賞,就如同我一貫不知道什麼是人體藝術一樣。
雕像後則是一些平房,兩側立著石碑。我因為來早了,草堂里空得很,導遊說這幾天人會多起來,因為五一節到了。我對那些雕刻、摩崖沒有什麼興趣,這些基本上都是慕名而來的文人的雅題。放著一個詩聖杜甫不管,我哪裡有心情去看那些杜甫的仰慕者的表演呢?
五 入川
杜甫也沒有心情管別的了,他這一家子又要開始一次遷徙。這一次,是他今年第四次遷徙,也將是最艱難的一次——從飛龍峽往南,入川!
有人說是高適寫信給他,也有人說是他給高適寫信,總之他要去四川找那個當了彭城刺史的老友高適去了。實際上我一直認為高適沒有寫信給杜甫,杜甫也沒有寫信給高適,因為他去同谷之前絕沒有想過自己會這么狼狽的離開,更沒有想到會這么快。古代的交通不便,就算杜甫一到同谷就決定去找高適,郵件往來也不會那么迅速。只不過是杜甫偶然得知高適在彭城當刺史,在無路可走的時候,為自己一家人的命運尋找運氣的一次冒險。
我甚至相信,杜甫的入川,根本就是一次破釜沉舟。能在這次遷徙中活下來,是賺的;活不下來,就是命。一個月在同谷的生活,可以算是杜甫一生中最悲慘的日子,雖然杜甫的一生沒有太多安定的時光,但他往往能夠一笑視之。但這一次不行了,否則他不會甚至等不及春暖花開,就冒著風雪入川去的。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會如此清楚地在自己的《發同谷縣》詩里,記錄下離開同谷的日子:“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成都紀行”。也就是說,不論他是生是死,他都會永遠記住這個日子了。
杜甫是沿著我腳下這條清泥峽谷,一直順著嘉陵江,進入四川的。我就沿著這條路,向前走了大約五公里,因為導遊不幹了,只好折回。也只有親自走過這條路,今天看這篇文章的讀者,才會明白為什麼我說杜甫這一次是破釜沉舟,抱定必死的決心入川了。
不必說他對於高適是否會接濟自己心裡沒有底,一個月前宰蓋的教訓還在,他怎么能放心得下?雖然後來事實證明了,高適是一個不錯的朋友,而且因為嚴武等人對他都不錯,他甚至在四川當了官。也不必說他對於高適在彭城的訊息是否可靠還存在擔心,因為高適是在五月份才當上彭城刺史的,杜甫那個時候還在洛陽與華州間遊走。就是那條蜀道,和這場大雪,他對自己這一家人能不能生入四川都深感擔憂。李白的《蜀道難》仿佛就響在他的耳邊,也響在我的耳邊。
直到今天我去走時,這裡依然沒有特別像樣的路。唯有一條尺寬的獨輪車道,就這么懸掛在懸崖峭壁之上。導遊說當地流傳著這樣兩句民謠,說此處的地形是“隔山不遠隔河遠”,“對面能說話,見面需半天”,確實把這裡的地形說活了。你看這一路下來,全是懸崖峭壁,而兩個懸崖之間的距離並不遠,正是“山高澗深”的地形的代表。在這種路上走,好天氣都危險,更何況幾個老弱病殘在下雪天呢?難怪仿佛已經下了狠心的杜工部,也對此產生了後怕,乃至於有《泥公山》里:“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匆匆”的勸告。
杜工部後來寫了一首詩,叫《皮木嶺》,寫出了這一路的艱難:“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乾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斗,屢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髮,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懸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當今天我再一次讀到這首詩的時候,還是會覺得膽戰心驚。
六 結尾
我的思緒到這裡,總算停止了。回頭再看時,才發覺自己已經寫了這么長的一段文字,而時鐘也已經指向清晨七點鍾了。
最後我想要說的是,乾元二年,讓唐王朝的子民們承受了許多不能承受之痛,這些在杜甫的三吏和三別中可以找到完整的影像。而乾元二年,也讓杜甫承受了他生命之中最悲慘的一段時光,同時承受這種相似之痛的,還有許許多多普通的老百姓,只是我們都不知道他們的名字而已。正是因為乾元二年里,杜甫完全與最底層的普通人一樣生活過,痛苦過,絕望過,他那種千古文人中獨有的大愛精神,才會深深滲透到他的生命中,成為他與其他詩人最大的區別,也成為了他真正成為中華民族詩聖的開始。
如今,杜甫的入川就此結束,我的入川卻才開始而已。
五月三日清晨於成縣
古蜀
因為下雨,遠的地方是不能去了,我決定去郫縣看一看。
從成都到郫縣不過十餘里路,一路上淅淅瀝瀝地下著雨。從青城山飄來的幾片浮雲,在川西平原上纏纏綿綿地迤邐,朝著長江去了,我的思緒就糾纏在這些時斷時續的春雨中。並不遠的距離,我仿佛走了比入川時更遠、更艱難的路,覺得疲憊。之所以會這樣,是我清楚的知道,入川時我知道我要到哪裡去,但現在我卻不知道自己會往哪裡。
“蠶叢與魚鳧,開國何茫然”,我竭力試圖復原一個遠古的古蜀王朝,可我的腦中卻只有斷片而已。
一
在滅亡了古希臘文明的馬其頓鐵騎一度抵達亞洲和非洲的同時,中國廣袤的西南方正在進行一場令人琢磨不透的戰爭,那就是秦滅巴蜀之戰。這場發生在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的戰爭,針對的不是東方雄起的諸侯們,也不是式微的周朝,而是微不足道的西南巴蜀。當時沒有多少人能夠了解秦朝為什麼打這場仗,直到許多年後秦朝點燃兼併六國的烽火時,人們才都從中看出了秦朝統治者的遠見。
這場戰爭的籌劃者之一司馬錯,依然在《戰國策》里得意地訴說自己的天才遠見,告訴我們:“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最關鍵還是這一句:“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那時的秦朝,就已經開始了統一的思維,而其他諸侯還局限在爭霸上。
統一的概念,並不是簡單的領土和並。在冷兵器時代,疆域的概念會在不斷的戰爭和白骨上,隨時發生更改。如果沒有文化的統一,那么一切關於統一的戰爭都是暫時的,沒有期限的。秦的統一是中華大地上關於文明的第一次大統一,他創造了條件,讓許多原本相互獨立的古文明發生交流、融合,並最終統一在華夏文明這個大概念下。這種交流和融合,可以說是一次鳳凰的涅磐。我們無法斷定,那些參與交流並最終融合的古文明,在這個過程中是死亡了,還是重生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出現了華夏文明這個可以統領中華文明的字眼後,那些來自遙遠的歷史深處的古文明,就已經成為了歷史的某些符號,成為了永遠的傳說,不可再現了。
我們無法為這樣的涅磐產生太客觀的情緒,有人悲哀,有人淡然,都是對的。
古蜀文明在公元三百一十七年的那場戰爭以後,永遠成為了一個傳說。這次戰爭後,古蜀文明走在了此次融合的最前方,此後伴之而來的是將近一個世紀的大移民風潮,促成了他最終滅亡在茫茫的歷史之中。雖然通過現代考古學相繼發掘了幾期三星堆文化遺址,並據此把古蜀文明推演到了新石器時代,斷代了其越四千年的文明進程,但由於古蜀沒有文字,或者是不使用文字,所以一切關於古蜀文明的考古研究,都找不到太多的第三方證據,他依然是一個謎題,神秘的恍惚。
還好有一個郫縣,它是唯一一個可以確定,曾與古蜀文明有過交集的倖存者。現在所能夠找到的關於古蜀的最早的文獻,基本上集中在漢晉期間,數量也比較少。其中揚雄的《蜀王本紀》,還有就是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最經常為學者們引用的文獻。兩個文獻都提到了一個地方,那就是郫縣。
二
郫縣是一幅新興的鄉鎮的模樣,屋宇磊落。因為下雨,街上的人很少,只聽到雨落在水泥地上的啪啪聲,雜著我有些失望的腳步聲。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郫縣是這樣的。但這一切似乎又在我的預料之中,只是我自己心眼窄,還是會因此覺得失望而已。
一到郫縣,遠遠就能看見一片赭色短牆圍成的建築。牆內一片蔥鬱的古柏之中,平疇隆起兩座山丘般的青冢,仿佛寫在史書上的句號,這句號之前寫著三個字:望叢祠。古蜀的歷史在這裡結束,於是這個句號顯得有些沉重。
旅遊高峰期剛剛過去,望叢祠顯得十分冷清。噼噼啪啪的屋檐落雨聲,仿佛要把我帶到一個富饒的古蜀中去,聞一聞那四處瀰漫的稻花香。接待員大約也覺得奇怪,我怎么會冒雨到這裡來遊覽,卻還是領我進去了。
因為郫縣也開始大力發展文化旅遊,所以望叢祠建造的也和其他文化名勝一樣,各種亭台樓閣遍布祠中,若非因為天氣的緣故,我準以為自己是置身於北京的某個公園裡。有一個清漪園,有一個聽鵑樓,又有一個回清閣,還有一個稻蓀樓等等。這些建築依著一個不大的湖,置身其中,聽那“大珠小珠落玉盤”之聲,看那“滄浪水深青溟闊”之景,數一數湖中那些互相推擠的漣漪的數目,倒也不失風雅。在那湖外是花圃數畝,已經是“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了,導遊還是不免介紹一句,其中最多杜鵑花。
望叢祠中之所以會有聽鵑樓和杜鵑花,是因為一個有許多版本的傳說。此處名為望叢祠,是紀念兩個古蜀王,望帝杜宇和叢帝開明。《蜀王本紀》里說開明原本是蜀相,治水去後,望帝和他太太私通,自覺慚愧,就禪位給開明。因為他是有道明君,走的時候滿天的杜鵑哭泣。《華陽國志》只是說瞭望帝禪讓,卻沒有提私通一事,但其離開時杜鵑哭泣,卻也說得比較明白。此後才逐漸演變成瞭望帝化為杜鵑的傳說,只是私通一事畢竟不是很光彩,無法自圓其說。有一個版本顯然出自高人之手,結合了《本紀》中望帝之妻朱利於其中,說朱利是開明的青梅竹馬,但卻是望帝的太太,望帝後來知道了,就禪位給開明。只是因為思念朱利,化為杜鵑進宮看她。朱利也思念望帝,於是也化成了杜鵑和他一起飛走了。也正是因為這種如同梁祝化蝶般的浪漫悲情,李商隱才會寫“望帝春心托杜鵑”這樣的詩句。
還有的版本的傳說,是開明繼位後不思德政,已經退隱荒山的望帝想要規勸他,但是進不了宮門,只好化為杜鵑到他面前哭泣到吐血,使他又勤政愛民了。所以杜甫等人的“杜鵑泣血”之類的詩句中,雖然還是講望帝化成杜鵑的典故,卻不是李商隱那種柔情篇,而是愛國篇了。
這些都是傳說,即便是《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也是根據一些神話傳說撰寫的,其實無法作為太嚴肅的資料來使用。文獻中,望帝杜宇和叢帝開明是和舜禹一樣的上古名君,望帝勸民務農,於是使得蜀中大地遍地稻香,民生富足。叢帝開明則是一個水利專家,曾經在蜀國大水時,和大禹一樣開山疏河,避免了蜀地成為澤國。在這以後的傳說中,李冰父子建造著名的都江堰時,曾經得到了開明疏水的圖紙,以此才建成了那個至今在發揮作用的偉大建築。
雖然文獻的匱乏,使得這些傳說無法得到證明。但古蜀的富饒,卻可以在文獻和考古學中都找到證據。《山海經。海內經》記載了一個仿佛天堂般的地方,說“西南黑水、青水之間,有都廣之野(按:即成都平原),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華實,草林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這就是古蜀。三星堆的考古更證明了這一點,數目龐大而製作精美的青銅器、玉器和生活用品、勞動工具等等,向我們展現了一個富強的古蜀王國的實力。
我的神思於是飛到了五六千年以前。就在我腳下的這片川中平原之上,仿佛滄海般廣闊的稻浪,一波連著一波向我襲來。圍著這片金黃色的海洋的,是連綿的山巒。山中一派翠綠,偶然從稍微稀疏的一片樹林子裡看到了銀白色的河流,就這么順著山脈緩緩流下,注入這片長滿了五穀的海洋中。風吹過,鸞鳥飛來,她動聽的歌聲,吸引了林中的百獸,就這么靜靜的蹲在他的身旁聆聽,鳳凰起舞了,帶起一陣香風。
三
出瞭望叢祠,我還準備去一個名為古城遺址的景點看一看。
廢墟都比較難找,因為凡稱為廢墟的,在形態上都很平凡。當我終於找到古城遺址時,也是看到了一段如所有廢墟一樣平凡的矮牆。每一處廢墟都能夠讓我嘆息文明的逝去,因為廢墟的記憶建造在文獻的字裡行間,我總能夠從文獻中想像到廢墟當年的輝煌。但站在這段矮牆前時,我只是有一些感傷他的寂寞,別無他想。而他卻連我的感傷也不領受,依然在這雨中默默迎送時間。
這個古城廢墟,其實已經和古蜀無關了。
秦滅蜀時,最後一任蜀王選擇了用悲壯的抵抗,來捍衛古蜀國最後的尊嚴。秦滅蜀後選擇蜀人來做蜀候,類似於當年周分諸侯、漢分藩王、現在分特別行政區一樣,蜀地還是一個看似獨立的小王國。但這只是安撫亡國的蜀民的權宜之計,因為秦朝需要時間來沖淡蜀人亡國後的抵抗情緒,並為自己能夠在蜀地永遠經營準備條件。所以蜀候並不像蜀王那樣對地方具有統治力,實權掌握在秦朝派去的各種執行官。而在最後秦國準備好完全吸收古蜀,設立了蜀郡之時,因為謀反或者被認為會謀反,秦國已經殺了三個蜀候。
情緒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是可以逐漸解決的。秦國的問題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滅蜀後不久,秦王命令張儀、張若首先開始修建成都城。傳說張儀遇到了很大的麻煩,那就是無論他在什麼地方修建城牆,都會倒塌。如此幾次,直到大江之中爬出了一隻烏龜在成都那裡走了一圈後一命嗚呼,張儀命令士兵沿著烏龜爬過的痕跡建設城牆,於是就成功了。因為烏龜爬行的彎彎曲曲,所以後來的成都城也是南北不正,並獲得了一個“龜化城”這樣、在現代人看起來不太雅觀的美名。
其實類似的傳說,在其他地方史中也經常可以見到,其相似的程度有時候僅僅是名詞改變了而已,而他們的年代卻有的相隔千年,這不得不說是中國地方文化一個有趣的特點。但閒話休說,與此同時開始建造的城池,還有兩處。一處是現在的邛崍,當時稱為邛城。一處稱為郫城,也就是現在的郫縣。三座城池建成後,如同一個堅固的品字,牢牢掌握住了巴蜀地區的中心地段,從而開始秦朝對蜀地的絕對控制。
我再看一眼這段古城遺址,相信應該就是這個時候所遺留下來的。他就好像是一個分隔設定,分隔了古蜀和後來的歷史,決不讓人踏足。
四
郫縣的最後一處要去的地方,是離望叢祠不遠的揚雄墓。沒錯,就是西漢那個在辭賦上和司馬相如齊名,而現代學者稱:研究古代文學、哲學和語言學都不能不讀其書的揚雄。
我覺得,如果按照考古學的斷代,古蜀文明到了西漢才真正滅絕的話,那么揚雄就是最後給這個文明畫上句號的人。身為郫縣人的揚雄,一生的仕途不順,甚至還在王莽篡漢時差點丟了性命,卻在學術史上建立了不可逾越的地位。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進行地方史研究的人,除了《方言》一書外,我在上面提到的《蜀王本紀》,也是他的著作。郫縣以一個揚雄來最後終結自己的歷史,也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讓他直到隕落,也如同流星那般,必要發出無限的光彩,令人矚目嚮往。
在活活的泥濘小徑中慢慢走著,路邊是一些稀鬆的小樹。雨已經不怎么下了,但路確實不很好走。我一路回想著在郫縣的聞見,忽然就很感傷起來。我想,那些行將飄出蜀道的浮雲,都要到這裡來道別,纏繞留戀一番吧。否則你看這天上紛紛紜紜的是什麼?浮雲自由,卻總有排遣不開的寂寞,這寂寞就是鄉愁。於是我又想起了一些關於杜鵑的詩句,他們與家鄉有關。李白唱著:“蜀中曾闡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一腸斷,三春三月憶三巴”,胡曾唱著:“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年來叫桃花月,似向春風訴國亡”……
終於在一個小土堆前,找到了揚雄墓。如同一個鄉間的小土地廟,矮矮的一個盒子般的小建築,裡面是一個雕塑的五官模糊的揚雄神像。楣上歪斜地刻著“揚子云墓”幾個字。
五月十一日夜於成都
(完)
匡山書院
這是一條近乎廢棄了的羊腸小道,順著他一直走,就能夠到匡山深處去。少年時的李白,就沿著這條路,進匡山讀書去了。
許多年過去,這條朝露未乾的野徑有了一個響亮的名號:“太白小徑”。
一千六百年後的這個清晨,這條路上只有一個我,小心走在濕透了的碎青石路面上。羊腸小道依然像是快要廢棄了的模樣,顯然很久沒有人來過了。我幻想著找到當年李白入山時的腳印,能夠讓我趕上他的步伐,看一看他的模樣。但整個空曠的山谷里,只有我略顯得孤獨的腳步聲而已。
我要從這裡去找尋一個可能永遠找不到的李白,正如當年的李白希望從這裡開始尋找他那虛無縹緲的未來一樣。
一
匡山深處,有一個趙蕤,李白要去找他。
趙蕤是一個有名的縱橫家。蘇頲《薦蜀中名士疏》里說,當時的蜀郡有雙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但如果要用詞準確一些的話,趙蕤其實是一個縱橫術家。因為縱橫家如張儀、蘇秦等,固然沒有什麼關於縱橫術的著作流傳,卻以三寸不爛之舌遊走於諸侯之間,成就了自己的一世偉業。趙蕤專門研究縱橫術,卻擔負著隱士的名聲,一生沒有把自己的縱橫術付諸使用,因此他只能算是一個縱橫術家,也就是現在的學者。
我在新舊唐書里都沒有找到關於趙蕤的傳記,只有《新唐書》的藝文志的雜家一類,看到過一行字:“趙蕤,《長短要術》十卷。字太賓,梓州人。開元,召之不赴”。後來孫光憲大約看過了《長短要術》,在《北夢瑣言》里根據《新唐書》的記載又發揮了一下,但也不過寥寥數十字,主要是對《長短要術》作評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錄了《長短要術》,關於趙蕤也是根據《新唐書》發揮的。除此三書外,我所知道的關於趙蕤的歷史紀錄到此為止,剩下的就是傳說了。
傳說里,他是一個看破世情的高古之士。皇帝三次下詔招他入朝為官,他都不願意去。這樣的傳說當然是從唐書那“召之不赴”四個字衍生出來的,只是民間的傳說往往喜歡誇大其詞,唐書的一招不赴大約顯示不出趙蕤的高古,所以他比姜太公和諸葛亮還要難請,高古之極。除此之外,他的傳說就只剩下和李白的師徒關係了。
我相信他是一個縱橫術家,因為《長短要術》是現在還是可以看到書。走入書店的“古代經典”專櫃,此書必定與厚黑學著作放在一起,或者和《上海大哥杜月笙的權謀智慧》之類的名著放在一起,而出版商必要在其扉頁印上“官場權謀術”、“商場權謀術”之類的前綴,並且標明乾隆皇帝、毛澤東先生等都很愛看的好書。
但我致死不能相信他是一個三招不赴的隱士。理由很簡單,因為我相信了他是一個縱橫術家。所謂縱橫術,現在也叫厚黑學,像我這種沒有學問的人,直接就叫陰謀術了。如果這個確實算得上一門值得學習的技術的話,無論是算計鄰國還是算計別人,絕對是入世的本領,並且要比其他任何學科都要靠近人。研究這種學問的,前面的蘇秦和張儀都是代表,兩個人都是一幅利欲薰心、見利則喜的小人模樣,哪裡像趙蕤這樣,成了高古的隱士?因為成了隱士,陰謀就沒有用了;而在這樣山明水秀的匡山里,卻在處心積慮地研究怎么算計別人,也不算是隱士該做的事情。
還好我要探訪的是李白,所以關於趙蕤是否是隱士的討論就此結束了吧。
二
遙想當年,從我腳下這條路進山的李白,不過五六歲而已。這條路他一共走了十年,風雨無阻[①].稍微懂一點現代科學的人,都知道人的兒童、少年兩個時期對於人生的意義。人在這個階段所接受的知識、觀點和所經歷的事情,是其自身知識素質和其由人生觀、價值觀組成的人格形成的最關鍵因素。而且,人的人格基本上在這個階段形成以後,此生就不會發生太大的改變了。
正因為這個階段如此重要,我不得不說李白成為趙蕤的學生,是他一生的不幸的開始。正因為這個階段主要跟著趙蕤學習,才導致了後來李白不具備盛唐其他詩人那樣的正統教育下的知識,使其一生沒有參加科考的能力,而只能依靠引薦和朝廷選士來獲取參與仕途的資格。更重要的影響,則在於趙蕤的權謀之術給李白的人格造成了缺陷。
說到這裡,就又要回到匡山里那個隱居的“學者”趙蕤,和他那本《長短要術》的書上來了。
先說一說此書所獲得的榮譽吧。雖然榮譽中沒有中國學者人人慾得的諾貝爾獎,或者普林斯頓大學獎章,但秦漢以來,中國諸多著作中敢用“經”字的,除了《六祖壇經》外,只剩下這本《長短要術》的別名《長短經》了。他還有一個名字叫《反經》,找了號稱“正經”的《資治通鑑》作參照物,顯然是說此書和《通鑑》一樣,都是帝王之術了。可惜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有讀者曾經看到過這本書,就會發現此書如同一個水果拼盤,把各家(例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甚至陰陽家的相術等)過去的一些關於計謀(有治國、待人、為臣之道等)像簡報一樣收集起來,分門別類列成一本書。治國為臣的理論,古代的士大夫已經有四書五經讀不完了,不會看上這種拼盤的;因此他所能夠使用的範圍,基本上局限在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設計上。而且,趙蕤在這本書中,並沒有出現自己獨到的縱橫術理論。在看此書時,幾乎所有的觀點,都能夠在其他的著作上找到原本的證據。所以,如果需要說得好看一些,這是一本百科全書,否則這就是一本教學用的參考資料而已。
趙蕤是雜而不精的偽學者,跟他學習了十年之久的李白看似什麼都懂一點,但卻沒有太深厚的閱讀基礎,作不出符合科考取士時所訂立的“典雅”的標準——儒者所謂的典雅,決不是李白的詩中那種銳意飛揚、個人色彩濃厚的華麗詞語,而是建立在深邃的閱讀和思考基礎上的一種氣質表現,文辭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這種知識積累的事實,我認為是導致了李白後來一生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主要原因。其實也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趙蕤的學問對李白的影響,但他們過分強調了李白的性格中不受拘束的一面,而顯然李白不僅具有這種性格,甚至這種性格是否主導了他的性格都無法確定。他們的依據是,《長短經》給名臣分類,頭一類是姜尚這種不是通過科舉,而是由明君親自發掘邀請的山林逸老,所以自信的李白一生不參加科考,而等著明君來邀請。我覺得持這種觀點的人,還有一個大前提錯了,那就是沒有對趙蕤這個人進行分析,而是按照一貫的傳說,認定了他是一個大學者,他的學問很高深。如果他們好好的把《長短經》和其他著作進行比較分析,就會發現趙蕤和如今的人大校長、北大副教授一樣,都只是半吊子的貨色了。
三
捻著鬍鬚的高古隱士的面貌露出來了,接著說他給李白人生造成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影響,人格缺陷。有一些人格缺陷,只是讓人覺得不舒服,還不涉及到大的人格問題,例如李白有些“勢利眼”。
這一點其實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和杜甫的交往,證據則在詩里。杜甫和李白絕對不同,杜甫是一個對情義二字看得很重的一個人,梁啓超甚至因此戲分杜甫為“情聖”,而不是詩聖。杜甫現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詩里,與李白有關的高達二十來首,而且關鍵的問題是在於,這些詩的寫作時間不是局限在李杜相交時的那一兩年,其中《昔游》、《遣懷》兩首甚至寫在李白已經病故後。反觀李白,一千多首詩中,與杜甫有關的只有四首,其中《戲贈杜甫》可以確定是偽作,《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里的“杜補闕”還無法確定就是杜甫。那么只剩下兩首了:同游齊魯時寫的《沙丘城下寄杜甫》,和杜甫去長安時寫的《魯郡東石門送杜甫》。可見兩人分別後,李白就把杜甫扔到了腦後。
為什麼?李白當時雖然是失意的政客,卻還是天下聞名的桂冠詩人,而杜甫的成名很晚。聞一多說兩人在洛陽的相會是太陽與月亮的相會,激動人心,只是我們現在的看法。當時的李白並不會特別看得起杜甫的。這一點從李白可以確定的那兩首送杜甫的詩里,就看得出來。兩首詩都是敷衍之作,沒有半點杜甫詩里那動人肺腑的對朋友的依依不捨之情。
但我說了,對於一個天才無比的驕傲的李白來說,當時又是最負盛名的大詩人,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杜甫的敷衍所表現出來的勢利,算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許多人比李白過分的多,但我們卻認為這是名流的權利,甚至要譴責狗崽隊保護名流隱私,並不苛責。不過我忽然想到了一個有趣的情形,不妨說一說:
某一個月明如晦的夜晚,就在這匡山的讀書台。油燈之下,趙蕤拿著他的不世之作《長短經》高聲朗誦,小李白很虔誠地跟著朗誦,聽著解釋。趙蕤說:“子曰,勿友不如己者。但是你現在還年輕,看不出身邊的人誰會飛黃騰達,值得交往,那該怎么辦?”好辦,《長短經》中有“七門二儀”,專門看相。把那些從一品到九品,三公六卿的骨骼相貌一一列出來了,李白於是有了看人下菜譜的本事。
四
最關鍵的,是一個已經算是嚴重缺陷的人格問題,融入到了李白的骨子裡。這個缺陷,就是李白在政治信仰上的搖擺不定。嚴格說起來,政治信仰不算是人格問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一個人的政治信仰卻體現出了他的人格。
李白的政治信仰搖擺不定,暴露在唐肅宗至德元年,也就是公元七百五十六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里。
這一年大約是老天爺最有幽默感的一年,歷史和唐朝開了不少玩笑。正月,曾經叫楊貴妃為母親、自稱兒子的安祿山,在剛剛攻陷的洛陽稱大燕皇帝,安史之亂正式拉開序幕。這裡插上兩個可憐的人,就是倒霉的杜甫和王維。兩個人這一年都被叛軍抓兔子一樣抓住了,不過還好又都被放回去。六月,狼狽逃往四川的唐玄宗被迫殺掉了楊貴妃和楊國忠。七月肅宗即位,逃到四川的玄宗忽然成了太上皇,心有不甘。那個後來害得杜甫丟了官的房琯出了一個餿主意,要玄宗派永王李璘去鎮守江陵,導致了後來的永王奪權事件。
這一年李白五十六歲。最先的幾個月在浙江、江蘇等地四處避難,最後躲到了廬山上,總算免得落入安史叛軍之手。那時正是秋天,鎮守江陵的永王李璘頭頂著四個節度使的官職就從李白門前經過。編年上都說永王幾次下書請李白出山,或者是永王逼迫李白出山(李白自己也這么說,永王兵敗後,他也說自己是“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則才導致了後來永王兵敗後被流放夜郎的事情,總之李白冤枉之極。
但我看都不對。李白雖然是一個有名的詩人,但在政治上卻沒有什麼本領。如果杜甫只是缺乏太高深的政治智慧的話,李白則只是一個空言家,這一點與他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又是政治家的永王不會不知道。更何況,他的身份和性格都決定了,他根本不可能折節下書去請李白。其次,永王當時哪怕有謀反的意圖,也沒有表露出來,既然這樣,他就更不可能像明清俠義小說里的那些缺乏智慧的奸王那樣,明目張胆的去強迫李白加入他們那一夥的。
最合理的反而是李白自己毛遂自薦。當然,當時他極有可能不清楚永王想要謀反的意圖,只是因為生活過不下去了,想靠著自己的名氣,到永王那裡混一口飯吃。永王是皇親,投奔他和投奔朝廷沒有什麼區別。
關鍵的問題是,當永王謀反的意圖顯露,並最終謀反的時候,李白在做什麼?
第二年正月開始,意圖謀反的永王東巡(去年他就和肅宗鬧翻了,不願意交出江陵),李白還在帳下聽命。不光聽命,還寫了確實馬屁味十足的《永王東巡歌》;寫就寫吧,一寫還寫了十一首。就算其中的第九首真的是後人偽托的,但剩下的十首也足以看出李白諂媚的一面。最明顯的是第四首:“二帝巡遊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簡直把永王捧得比玄宗和肅宗還高。兩個皇帝都在逃難,只有永王在鎮守邊關。這十一首詩,也可以看出來李白和阿Q一樣,聽到革命也是會興奮的。在那詩里自己也功成名就了一次,高談闊論什麼:“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現在看還是能夠看出來他搖著一把扇子,指點山河的得意之色。
那么好吧,就算寫這些詩像有的學者考證的,是出於永王的脅迫,因為李白實在天才太高,所以才寫得那么得意洋洋。那么同樣是十首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又是怎么回事?這十首歌,確切的寫作時間無法確定,但是肯定是在永王東巡後,玄宗還沒有從四川撤回前。這十首歌和永王無關,而是對那個在傳說里親自為他調羹、讓高力士為他脫靴、楊貴妃為他捧硯、賞了一個翰林侍講、即便最後覺得不堪重用還是賜金放還,可以說對他很是不薄的唐玄宗極盡嘲笑之能。
當時唐玄宗一夜之間忽然就成了太上皇,殺了楊貴妃和楊國忠,帶著餓壞了的士兵,狼狽逃往巴蜀。李白卻用了十首詩來寫唐玄宗“出遊”四川,排場多么的大,多么的繁榮景象,仿佛根本沒有安史之亂這回事一樣。“胡塵輕拂建章台,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尺,石為樓閣九天開”,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等等,總之現在的讀者只要知道這組詩的背景後,再閱讀的話,還是可以看出刻薄的嘴臉來。
事情還沒有完。李白一直在永王那裡待到永王兵敗被殺才逃跑,並一邊逃跑一邊四處求人為自己辯護,包括當時的宰相。傳說中是郭子儀救了他,可能性不大,但不管怎么樣,李白算是救下來,只是發配夜郎而已。並且在途中就獲得了赦免,還不算真正受到了處罰。按照常理來說,李白經過了永王這事情後,絕對不會再對參與唐朝的仕途抱有希望了,但他從流放的半途獲釋後,才到湖南,就又開始請人為他向朝廷引薦了,而且還託了不少人。只是後來沒有人願意,他才最終死了心,並且在三年之後,死在了當塗。
當我回顧了這段歷史之後,可以看出,關鍵的問題不是李白參加了哪一個派別,去參與政治鬥爭。而是在於他在參與這個鬥爭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那種“梟雄”的品質,即其在政治信仰上的搖擺不定。他可以說跟永王就跟永王,並立刻不遺餘力的為永王效力,而不顧以前唐明皇對他的恩情。他可以在永王兵敗,自己僥倖獲釋的不久,就又立刻轉向唐肅宗,絲毫不以永王之事為愧。這種品德在同樣是梟雄的人眼裡,也許並不覺得如何,但在如我這樣的普通人看起來,卻覺得很不舒服。尤其是當這個人,還是一貫以高出人間姿態出現的詩仙李白時。
而到這裡,我就可以明確說出趙蕤的縱橫術在這次政治事件中,對李白的影響了。這個說明出自《北夢瑣言》對《長短要術》的評論,定義此書的寫作目的是“王霸之術”。我的注釋是:給普通人看的,如何稱王稱霸的純手段。
五
終於到了大匡山讀書台,只剩下了一些矮牆,旁邊就是當地農民的菜地之類。
根據史料的記載,當年的匡山有太白詞,後來在清朝光緒年間,龍安知府蔣德鈞建了匡山書院。只是十六年後,遷到江油武都鎮裡,成了中學。當地的老鄉說,當年這裡有十一口井,一百零八間房子,但是在在一九八五年大煉鋼時,全部被拆光了,搬到山下去了。
我看著這些斷垣殘壁,心裡知道我原本要找的那個匡山書院,永遠也找不到了。但我又覺得自己,找到了一個真實的匡山書院。這個匡山書院裡的趙蕤,用他的《長短經》教李白怎么樣做一個卑劣的成功者。但李白學會了一些卑劣,卻在現實生活中,無緣成為一個成功者。這是悲哀,更是幸運。
在我離開前,我忽然想到了郭沫若。我在幾年前發現了郭沫若和李白一些純粹的,但是頗為讓人驚訝其巧合程度的巧合,例如他們作為四川老鄉,居然都在四川生活了大約二十一年後出川,出川後都成了有名的文人。甚至兩人的出生都各有傳說,吃魚生李白,夢豹生郭沫若。最大的巧合,則在於兩個人一生的敗筆,都是在政治上,但不是政治失意,而是政治信仰的搖擺不定上。這個李白的四川老鄉,當年也和李白一樣意氣風發,自比為吞月的天狗。可是人格上的問題,卻成為了文革後,他唯一被大眾學術界所關注的問題。
踏著來時的路往回走,我一路慶幸李白生活在盛唐,而不是現在。因為如果他與郭沫若同一時代,我想中國文學史上就不會有詩仙,最多只不過多了一個郭沫若而已。
五月十三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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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這是我國學者的李白編年,似乎李白進大匡山的時間太早了一些。但是按照日本神戶大學筧久美子教授排的《李白年譜》,說李白十八歲才進匡山讀書,又太晚了一些(筧久美子所說的匡山讀書,可能已經不是李白從趙蕤學的階段,而是後來在小匡山學習的階段了。小匡山也在江油附近,上面也有李白讀書台,傳說很多)。我記得有一個年譜上,是說李白十五歲進入大匡山,一直學習了十年,二十五歲出川;此前則在小匡山學習一些基礎知識,似乎比較可信。可惜我現在忘記了那個年譜的作者和具體資料了,待回京後查。此處暫時先使用通常的說法,因為我要說的是一個階段的成長對李白性格形成的影響,不必具體到年份。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