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之春》《南國之春》是著名導演蔡楚生在1932年獨立拍攝的第一部影片，是三十年代中國精典默片之一。影片講述了一段令人慨嘆的愛情故事，大學生迫於父命，另娶表妹，致女友悲傷而亡。雖為默片，卻無聲勝有聲，傷感、悲壯、心痛……影片在現實主義基礎之上的細膩風格立刻引起了影評界的強烈關注。
影片資料
蔡楚生 片名：《南國之春》
導演：蔡楚生
演員：陳燕燕 劉繼群 高占非
國家：中國
語言：默片
字幕：中文
年代：1932年
影片概述
《南國之春》在南國的一個小城裡，三個來自外地的青年與已故銀行家之女小鴻鄰居，在以後的日子，青年洪瑜與小鴻發生了戀情。由父母包辦洪瑜回家完婚，可小鴻還在痴情地等待，為了逃避小鴻，洪瑜去了法國，回來是小鴻已得了重病，在臨終前，終於與洪瑜上了一面。
本片是蔡楚生加入“聯華”的處女作，是1932年在上海聯華影業公司完成第一部獨立編導的影片，他第一個想到的演員就是阮玲玉,他向阮玲玉發出了邀請，但阮玲玉拒絕了他。後由陳燕燕擔任女主角，並因此而一舉成名。和當時的很多作品一樣，本片也是在一個哀婉的故事中蘊涵更加深層次的內涵，看似一段有情人未成眷屬的悲劇，實則更是一篇控訴腐朽、封建的力作，在當時的社會是非常具有時效性的。本片帶有明顯的導演特徵，像蔡楚生很多作品一樣，細膩、柔美，卻能夠做到“於無聲處見驚雷”。
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表現了青年男女對自由和愛情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則十分明顯地流露出作者看不見出路的苦悶、低沉情緒。
《南國之春》對於導演蔡楚生來說，其實是一部至關重要的作品，儘管後來他說過那是“盲目的製作”。因為這是他正式擔任導演的第一部作品，也是羅明佑請他去“聯華”後導演的第一部作品。
劇情簡介
《南國之春》某校學生洪瑜、丘有為與尤湘寄居校外一宿舍中，隔鄰為已故銀行家李某之女小鴻居室。比鄰三年，因小鴻格於禮教，始終未交一語。丘有為察其心意，鼓勵其致書小鴻表明心跡。洪瑜決心一試，果得小鴻青睞，遂成莫逆。不久，洪瑜父病危，束裝別小鴻歸家。父臨終言明家本不富，其學費皆鳳飛表妹所贈，囑其必與表妹結婚以相報。洪瑜無奈，遵父囑娶鳳飛為妻。不久學業結束，三人皆奉派赴法國留學。輪船停靠香港，有為密電約小鴻至九龍某園與洪瑜晤面。洪瑜不忍誤其終身，臨別以實情相告。小鴻痛失所愛，又逢慈母見背，伶仃孤苦，憂傷成疾。不久，洪瑜於巴黎接家書，謂其妻不慣家庭束縛，行為不檢，已向法院請求離婚。洪瑜乃將回國日期急電小鴻。及返，見小鴻已病入膏肓。小鴻從容勉曰：萬方多難，正是男兒為國軀之時，勿為兒女私情所誤。言畢含笑而逝。
主要人員介紹
蔡楚生：蔡楚生（1906年1月12日 — 1968年7月15日）中國電影編劇、導演。廣東潮陽人，生於上海。1931年夏，加入聯華影業公司，正式擔任編劇、導演。先後創作了《南國之春》（1932）和《粉紅色的夢》 （1932）。這兩部作品反映出濃厚的感傷情調，脫離了當時的嚴酷現實。受到了左翼電影工作者的批評。在此期間，蔡楚生與他人聯合編導了反映“一二八”抗日的故事影片《共赴國難》（1932）。1933年，蔡楚生參加了中國電影文化協會，被選為執行委員，接著導演了影片《都會的早晨》，標誌著他創作思想上的重大轉變。1934年，編導影片《漁光曲》，以其深刻的思想內容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轟動影壇，創造了當時中國影片賣座的最高紀錄。影片在1935年2月舉行的莫斯科電影節上獲得“榮譽獎”，成為中國第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影片。
《南國之春》陳燕燕陳燕燕：陳燕燕，1932年因主演無聲片《南國之春》而知名。後主演《三個摩登女性》 、《母性之光》、《大路》等無聲片。1936年起先後主演有聲片《孤城烈女》、《聯華交響曲》、《慈母曲》、《新舊時代》等，多飾演純真可愛的少女。1938年後相繼在新華、華新、華威等影片公司主演《乞丐千金》、《琵琶記》、 《杜十娘》等影片。1942年後在中聯、華影主演《蝴蝶夫人》、《芳華虛度》、《情潮》等影片。1947年起在文華、國泰、中電等影業公司主演《不了情》、《天魔劫》 等。1949年移居香港。1952年與王豪創辦海燕影片公司，主演《戀歌》、《兩地相思》等影片。後在台灣、香港兩地拍片，多飾中、老年角色，較有影響的影片有《苦兒流浪記》、《鐵蹄下》等。1961年因在台灣中央電影事業有限公司拍攝的《音容劫》中飾演角色，獲亞洲影展最佳女配角獎。1963年入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拍攝《為誰辛苦為誰忙》、《藍與黑》等影片。1972年息影。1993年獲第三十屆金馬獎紀念獎。
高占非：原名高執歐，天津人。從小酷愛戲劇電影，曾求讀於保定軍官學校。1923年，他棄軍從藝，南來上海，入上海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任演員。由於他體格魁梧，又認真好學，1928年後因在新人、耐梅等影片公司主演影片《小偵探》 和《奇女子》而知名。1932年蔡楚生編導的《南國之春》一片，邀請高占非和陳燕燕分任男女主角。影片是描寫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悲劇，居然一炮打響；三個人（蔡楚生、高占非、陳燕燕）同時走紅。接下來，高占非又和黎莉莉合演了《天明》，和王人美合演了《都會的早晨》，和阮玲玉合演了《香雪海》……他和“聯華”的四大名旦（阮玲玉、陳燕燕、王人美、黎莉莉）先後聯袂合作，成為“聯華”的紅小生，一共主演了十多影片，因此得以在1934年的“明星選舉”中一舉得魁。
影片評論
《南國之春》無法挽回的春天——《南國之春》
1932年拍攝的《南國之春》，是蔡楚生自編自導的一部無聲黑白國產電影，是比較有深度的一部作品，一個半小時左右的片長。
故事關於一對被傳統封建禮教迫害的男女。洪瑜暗戀了住在對面的女孩小鴻三年，但一直不敢有所行動。直到某天室友有為的鼓動，洪瑜給小鴻寫了一封信，而兩人其實早生情愫，只是礙於禮教而羞於表露。某個雷雨交加的夜晚，洪瑜收到家書，父親病重，要馬上回家探望。父親的叮囑令洪瑜不得不迎娶富裕的表妹。戀人又因為洪瑜出國而在香港九龍相見，一切無奈都因離別而逝去。傷心的小鴻終於在母親的離逝後不久一病不起，此時的洪瑜正因為表妹提出離婚而欣喜，焦急地歸國見小鴻。但此一面就是永遠的離別。鏡頭就停止在小鴻的寬敞的房間。
30年代的中國，處於內憂外患的形勢。電影以一對男女的生離死別而對仍然殘留下來的封建禮教思想進行批判控訴。本來相愛的戀人就因為上一代的恩情而被迫分開，而這一切的無奈就因為男主角洪瑜屈從於禮教。從開始就已經奠定其性格特點，他被禮教思想的影響而讓其忍耐過去3年的單思之苦。就因為他這種懦弱不敢反抗的思想，而把小鴻給害了。當然，歸根是封建禮教思想。在大部分文藝作品角色塑造中，知識分子中的男子往往是內在被封建思想影響最大的。
1932年上映的片子，畫面與對白字幕分開。機位變化不大，但場景豪華，角色化妝表演都比較誇張。雖然技術水平受陷，但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故事，在故事當中已經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洪瑜的一個又肥又矮的同學，在電影后段跟一個同樣身材的女人接吻。重點在於接吻，這種如此親昵的情愛場面出現在電影這種大眾娛樂中實在是大膽，要知道這是30年代的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被打擊但仍然根深蒂固。真好奇這個吻是否中國電影的第一個吻。蔡是在借這個吻來向封建傳統挑戰，也給當時處於青春年華的男女樹立了一個敢於突破封建禮教的榜樣。
《南國之春》的放映票房也還是不錯的；在輿論上，直到1936年，“還有人說，蔡楚生在《南國之春》之後沒有了更優美的作品”。（註：凌鶴《蔡楚生論》，《中華圖畫》第44期，1936年7月出版。）但是，就大局而言，《南國之春》已經不合時宜，它沒有贏得蔡楚生所期望的輿論的大力讚譽和更廣泛觀眾的熱烈歡迎。這是因為“九一八”特別是“一·二八”之後，國人的抗日救亡意識的覺醒，以及左翼文藝工作者的加入電影界，徹底改變了中國電影的發展方向。羅明佑發起的國片復興運動失去了影響力，左翼人士所倡導的新興電影運動(左翼電影運動)興起了。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蔡楚生獨立執導的第二部影片《粉紅色的夢》，受到了左翼人士坦誠而尖銳的批評。由於形勢的變化，本來就已不滿意自己前兩部影片創作的蔡楚生，這時便徹底轉變了自己的電影理念。
影片《南國之春》雖然帶有懲惡揚善的進步傾向，但主要是虛幻的情愛故事，著意於影像美感和形式功能。這理所當然遭到左翼評論家們的批評。他們一方面肯定他的“難能可貴的才華”，一方面尖銳批評他“以唯美掩飾現實”，只能被“迷戀畫面的觀眾喜歡”，而“為‘九一八’戰亂現實憂心的觀眾”所“置若罔聞”。蔡楚生的高明，正在他不僅未被這些左翼批評嚇跑，反而虛懷若谷，從善如流，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審視了自己的創作。他說：“由於這兩個盲目的製作接觸到現實的‘碰壁’，我清醒過來了”，認識到編導應當是“一個有獨特的作風、正確的認識、而為大眾所有的作家”。“時代的嚴重性使我感到極度的恐慌和窒息！我不能再在象牙的宮殿外面彷徨，我不能再在詩一般的境界裡追尋著美妙的夢幻”。他毅然加入了左翼文藝組織———中國電影文化協會。自此，曲折的經歷、豐富的實踐和左翼批評的營養，令他自覺地遵循“反映下層社會的痛苦”、“和廣大的民眾接觸”創作思路，辛勤耕耘，忘我勞作，一發而不可止地編導出《漁光曲》 、《新女性》、《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傳世佳作。
意義
《南國之春》導演蔡楚生蔡楚生的藝術道路並不平坦。他的處女作《南國之春》和第二部影片《粉紅色的夢》可以說是他在藝術創作上的轉折期作品。
1932年,他獨立編導了處女作《南國之春》和第二部影片《粉紅色的夢》。《南國之春》描寫一對戀人,男主角被迫與別人結婚,女主角則鬱郁死去。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表現了青年男女對自由和愛情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則十分明顯地流露出作者看不見出路的苦悶、低沉情緒。《粉紅色的夢》描寫一個浪子回頭的故事,宣揚了“天良發現”的改良主義思想。作者在影片中竭力追求的是所謂“詩般的幻夢”和“小資產階級趣味的優美詩情”。
《南國之春》和《粉紅色的夢》完成上映之時,正是日寇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侵略戰爭的前後。這兩部影片的上映,立即受到尖銳的批評。年輕的共產黨員，著名的左翼電影、音樂工作者聶耳以“黑天使”為筆名，在《電影藝術》上發表文章，批評蔡楚生的作品是“麻醉階級意識的工具”，勸誡他“不要再做藝術家的迷夢”,希望他“能很快走上一條正確的大道”。尖銳的批評使蔡楚生徹夜難眠。
幾個月之後，蔡楚生完成了標誌自己思想轉變的力作——— 《都會的早晨》 。影片揭示了20世紀國中國都市社會生活中尖銳的階級對立，熱情地歌頌了勞動人民的純潔品質和錚錚鐵骨。《都會的早晨》上映後,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在上海連映18天，極為轟動。進步輿論對這部影片給予高度的評價,稱之為“從那種夾雜著沙礫的瘠土中間”,透過“莠草和毒卉的殘骸”,“衝破了初春的霜雪”而勇敢地生長出來的“具有偉大的未來性的萌芽”。
完成《都會的早晨》之後，蔡楚生即投入《漁光曲》的編導工作。他特約聶耳為影片配樂，並邀聶耳一起到浙東的漁鎮石浦拍外景。聶耳欣然答應了。1933年9月,在一個颱風剛剛刮過的日子，蔡楚生和夾著小提琴、吉他的聶耳一起,乘坐輪船來到石浦。這個地方漁船穿梭、陰雨連綿、海浪拍天，還時常有海盜出沒,拍外景很不順利。由於水土不服,有幾個演員病倒了，聶耳還臨時扮演一個漂流倖存的漁民。
1934年春末,《漁光曲》完成上映。影片通過一個漁民家庭破產、流浪和死亡的悲慘遭遇，反映了在軍閥混戰、漁業資本家的壓榨和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下,中國漁民災難重重的生活，表現了作者對窮苦漁民的無限同情。影片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真實感人的藝術魅力，轟動了當時的中國影壇。影片在上海首映時，連映84天之久，創造了當時中國影片的最高賣座紀錄。
1935年2月,《漁光曲》參加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得了“榮譽獎”，成為中國第一部獲得國際榮譽的影片。《漁光曲》的成就，奠定了蔡楚生在中國電影史上的地位。此後,他接連拍攝了《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和《王老五》等優秀影片,為20世紀30年代的進步電影事業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