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本書是國外研究毛澤東與中國共產主義發展 -百科知識中文網

書籍信息

作者：史華慈，陳瑋著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版次：1

所屬分類：圖書>政治/軍事>馬克思主義理論
定價：￥35.00

京東價：￥24.20（69折）

內容簡介

本書獨闢蹊徑，從相關的學術框架和內部的政治關係方面考察了一個特定時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以及重要人物的歷史。作者以一個西方人獨特的思維視角，引用了大量的史實以及各個方面的相關資料，洞悉與把握中國共產主義發展的規律與脈絡，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在五四運動時期如此強烈地吸引著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的列寧主義學說，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這個重要因素最選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知識分子自身所處的形勢緊密聯繫起來。

中國共產黨是實現歷史性拯救的力量。列寧主義的黨的組織理論和實踐是在變化中保持不變的堅實核心。

作者簡介

班傑明·I·史華慈，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學教授，兼費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歷史協會會員，亞洲研究會會員。《中國季刊》和《哈佛亞洲研究會雜誌》編委。1999年逝世。早年獲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1951—1956年任哈佛大學中國經濟政治研究計畫委員會委員。1960年任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學教授直至逝世。主要著作有：《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1952）、《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1954）、《毛澤東主義的“傳說”的傳說（1960）》、《共產主義與中國：思想和變革》（1968）、《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1985）》、《中國研究》（1990）等。

媒體評論

中國共產黨是實現歷史性拯救的力量。列寧主義的黨的組織理論和實踐是在變化中保持不變的堅實核心。

——班傑明·I·史華慈

讀後感

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他對中國社會、制度、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他的功勳。而毛澤東也是世界公認的偉人之一，這樣的一位政治領袖，對世界也作出自己的貢獻。幾十年來一直有有著研究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的熱潮，國內國外的學者都在研究，從不同的視角和立場來解讀。思想是活躍的，各方有各方的見解和認識，對於思想研究的深入發展，站在更廣的視野去傾聽各方的聲音，更客觀更真實地來認識和紀念這個偉人。國外研究漢學的學者很多，對於他們只有一個概念，若問我有哪些比較知名的學者，大概我一個也說不出來。
近來，比較粗略地翻閱了一下班傑明·Ｉ·史華慈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由於沒有深入閱讀，對其理解並不深，並且還有許多方面不甚明白，似乎只有很多零零碎碎的東西，甚至也不知該從何說起。對於本傑明·Ｉ·史華慈也並不知曉，讀一本書是要先了解一下作者的，因此也瀏覽了一下對他個人的簡介。班傑明·Ｉ·史華慈（BenjaminSchwartz,1916--1999），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哈佛大學教授。他畢生研究中國，並尊敬中國，他並不在乎名利，只是言傳身教，他曾說“如果一定要說我還有什麼學術遺產，它只是人類思想長廊里‘一個片面的、可能失誤的微弱的聲音’。”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長者。一個學者的真正魅力不僅僅在於它留下的具體的學術遺產，還在於他特有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每一個時代都有新的產物，事物也在不斷更新之中，不必強求什麼，而思想也總是有相通之處的。

第一眼看到這本書的書名，猜測其應該是描述一個特定時期的歷史的，且與毛澤東在黨的地位的一個發展過程，即其領導地位的確立過程有關。翻閱這本書，其實裡面應該是有歷史這條線的，但並不僅僅是這樣，裡面有涉及到很多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等，中國的，外國的，感覺作者是一個很博學的人。書中並不是僅僅講中國共產黨而已，而是與世界聯繫在一起的，會講到蘇聯，共產國際，還有其它一些國家，這之間就會有一個不同和比較。書中主要講述的是中共早期的情況，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興起，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而後的一段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的變化，到毛澤東的勝利，即毛澤東在黨的領導地位的確立。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及其才華也是在歷史和實踐中不斷呈現出來的。作者在序言中已經指出他寫作此書主要關注的“首先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政治關係的歷史以及整個運動與克里姆林宮關係的歷史；其次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思想與實際之間演進關係的問題。”這裡就給我們指出了他寫作的一個思路和方向，抓住這條線，也將更好地去理解。史華慈曾說當他回憶研究中國這個文明史，“總是趨向於把精力集中在當時在美國史學界的專業中並不吃香的兩個領域，即政治史和思想史”，“當我反思這兩個領域背後有究竟有什麼公約數時，才發現它們都是涉及人的有意識活動的領域，也就是說人的意識和他所遇到的處境之間，以及他和她在其處境中所採取的行動之間的關係。”當然兩者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區別。的確政治和思想是有這樣的共同之處，但是涉及到人的一些問題時，都會與人的意識活動聯繫在一起，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是有人的參與的，不僅僅只是思想史和政治史的特徵，不清楚作者這裡所理解的意識活動領域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書中的第十三章是毛澤東主義戰略的基本特徵，此處作者強調了戰略層面而不是思想層面。本章分別寫了毛澤東主義戰略，毛澤東主義戰略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信條，毛澤東主義戰略與黨的路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永恆真理。雖然看起來此處十分的明朗，但是讀起來並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不清楚為什麼他會有這樣一個思想。毛澤東主義戰略的基本特徵有哪些，在哪些方面得到了體現，文中都有一定的說明。“毛澤東主義戰略本質上是將一個按照列寧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基本信條而充滿活力的政黨建立在一個純粹由農民組成的民眾基礎上。”文中還提出了一個觀點，“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基礎之間實際的分離”，中共並不是一個正統馬列主義意義上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政黨，而是以不滿的農民為基礎，從各社會階層吸納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為己任的精英組織。事實上，大多數共產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共產黨的基礎和主力軍，是其真實特性所在。那么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看起來不是有些矛盾嗎？文中的論述不甚明白，這其中似乎是有一定的客觀形勢與背景，且有其問題癥結所在。再回到毛澤東主義戰略，文中指出毛澤東戰略的基本特徵在1928年毛澤東的報告中已有體現，通過報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主義戰略不僅建立在對農民階級革命潛能深入了解的基礎上，而且還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基礎上，即一個中央集權以及被破壞，而只有不穩定的重建政權的國家裡，國家權力在廣大的沼澤一樣的農村，在那些最遠離行政和軍事權利中心的地區是最薄弱的。”“這些就是與有力的外部環境結合在一起的最終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引向勝利的毛澤東主義戰略的概要。”毛澤東正是看到了中國的特殊形勢，化不利為有利，深入農村，團結了農民階級，在中國這樣一個環境之下，毛澤東的選擇是有其意義的。毛澤東是一個極富個性的領導者，在中國歷史中展現了其能力，而取得了勝利。

這部著作寫於1952年，在當時這樣的一個國際背景之下，信息可能存在著不完備，其認識也是比較早的，但其思考與觀察，在一些細小之處卻反映了他的思想，而這樣一部作品是引起較大反響的。誠然，一部50多年前的所作也是值得我們去閱讀和品位的。

導言

史華茲
本書旨在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相關的學說框架及其內部的政治關係方面，考察它在一個特定時期內的歷史。由此，從促進運動發展的“客觀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方面或者從運動對民眾的影響方面研究，不是該書的主旨。本書也不對可能有利於運動發展的那些中國傳統文化因素作任何詳細的論述。無需贅述，這些方面都不能彼此孤立地研究。當然，不了解中國的客觀環境或它的文化遺產，就不可能理解在中國形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信條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衝突，或中國共產黨內各派之間以及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之間的政治關係。雖然是這樣想，然而我們仍然感到應當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至今被特別忽略的領域。
我們意識到有一些人，他們可能傾向於懷疑這樣一個考察的價值。對於那些談論社會學的、經濟學的、地緣政治學的、歷史哲學的假想的奧林匹亞頂峰的人來說，在中國發生的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源於“客觀形勢”。對這樣的人來說，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思想的先見似乎是過於空談事實的表面，而他們之間政治關係的細節似乎是不值得研究的過於小的話題。
當然，否認客觀環境先驗的重要性是絕對愚蠢的行為，所有的政治活動一定是與實踐客觀形勢所賦予的任務有關的。然而，我的確堅決反對那種主張“形勢”自動引起結果的萬物有靈論。無論任務完成與否，其中的方法和取決於任何其他因素一樣，也取決於最終承擔完成任務責任的那些人的思想、意圖和抱負。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以他們特有的各種預設，已實現了應付這些艱難險阻的責任，我以為，在決定未來客觀情況方面，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此外，我們並不打算孤立地考慮學說，而是把它看作是由活生生的人形成並改變的，是在具體情況下起作用的，是受各種動機驅動的學說。在中國出現的情況當然不是共產黨領導者現成學說和意圖的簡單結果，它更有可能是這些學說和意圖與這些領導者所處形勢之間矛盾衝突的結果。但是，忽略了領導人的學說又是忽略了這一矛盾衝突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自相矛盾的是，那些對意識形態問題極端鄙視，除了“客觀”因素之外拒絕考慮任何因素的人，經常付出的代價之一就是對意識形態的主張特別天真。正是因為他們拒絕考慮學說問題，他們經常傾向於接受完全是空洞的形式語言的意識形態主張的表面。只有通過研究學說與行為之間的矛盾衝突，才能夠學會區分已經死的教條與依然活的信仰。
然而，需要進一步反對的是，在關注少數領導者的思想和意圖的過程中，我們忽略了這些事實：我們在中國所目睹的一場廣泛的民眾運動，是一次民眾自發起來的運動，而領導者僅僅是這些民眾要求和願望的代言人。現在，雖然我們確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在人民運動的高潮逐漸擁有了權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黨的領導權本身是人民意志的象徵性體現，或者它的所有的活動都是人民願望的表現。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特別是在共產主義信條里，基本的歷史性決策將由政治領袖而不是由群起的民眾做出。
我認為，在考慮如中國這樣的國家裡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分明的小的群體與民眾之間的關係問題上，應該避免兩種過於簡單化的觀點。一方面，一種傾向認為，由於這些群體已經學會了用外國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因此他們完全與民眾脫離，而且與民眾沒有任何關係。對於那些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來說，必須指出，即使這些人向國外尋求解決方法，他們並不能完全脫離他們所生長的環境以及他們所身處的形勢。
另一方面，還有一種傾向認為，亞洲西化的知識分子政治家的聲音完全是被明確表達的民眾的聲音。這個觀點忽視了，這些知識分子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既受到他們信奉的外國哲學的影響又受到他們自身抱負的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從總體上看，這些群體與民眾的關係不是單一的而是相互矛盾的，他們在通常情況下與民眾相關聯，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們與民眾又是疏離的。至於民眾物質和經濟需要之外的願望，除了我們進入中國農村與它的居民生活在一起之外，如何能知道呢？當然，或許在渴望擺脫當時的悲慘境況之外，民眾對於他們希望過上的那種生活是完全困惑的。無論事實如何，我們理應以一種謙遜的客觀的態度探討這個問題。如果就“民眾的願望”這個說法而言，我們完全意指民眾的政治領袖知道什麼是民眾最需要的，政治領袖將使他們自己的願望成為民眾的願望，那么，我們就這樣說說吧，但是不要滿足於感情上的言語。我們知道民眾希望擺脫他們當時的悲慘境況。然而，不了解情況，我們無權說中國的民眾希望在中國再造一種底特律或馬格尼托哥爾斯克（magnitogorsk）的模式。但是，我們卻能夠很好地研究他們的領袖的抱負和願望。
因此，我認為，在中國我們目睹的不僅是一次民眾自發的奮起，而且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新的統治集團逐漸掌握權力。它們是兩個既相關但又獨立的事實。
對有些人來說，這個研究似乎過多地涉及馬克思列寧主義派生形式的細枝末節。首先，應該注意到，這種理論的具體的細枝末節，構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生活的環境、呼吸的空氣。如果我們沒有對它形成一些認識，我們就會完全不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更重要的是，只有抓住了學說的細節，我們才能嘗試判斷哪些學說內容仍然是行動的推動力量，哪些學說內容已經成為掩飾學說危機的過時的贅詞。
大體上，我們的觀點是，儘管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表面上是“成功的”，它在東進的過程中―――進入它最初假設所沒有預料的環境―――仍然經歷了一個緩慢但持續的瓦解過程。這個過程伴隨列寧本人已經走出了一段距離，並且如果他活的時間更長，這個過程可能走的距離更遠。在最初的學說中，有機聯繫的不可分離的內容伴隨著列寧已經被分離並且被彼此孤立。當然，這個過程伴隨著史達林走得更遠，並且這個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表明這個過程如何由中國共產黨的經歷再推進了一步。
誠然，這個過程的每一步都受到強大的“正統意志”（與有關集團的權力利益密切相關）的約束和抵消。無論何時環境最終導致了一個先前學說沒有預料的行動方針，就會盡一切努力證明這種行動實際上是預先構想的，然後新的合理解釋就會構想出來，以使新的經驗與精心構築的一貫正確和始終高明的外表相一致。另一方面，只要政治行動看來與正統信條相一致，這些信條就被認為是神聖的，不容置疑的。
這個研究的結論是，毛澤東的政治戰略不是在莫斯科預先計畫好的，甚至在這個戰略最初明確時莫斯科仍然認為是與神聖不可侵犯的正統信條相違背的，只是形勢的壓力才最終導致莫斯科對這個新經驗給予了合理解釋的外表。
如果這個結論是可靠的，那么它對克里姆林宮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這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有何影響呢？如果毛澤東主義戰略不是在莫斯科預先計畫的，如果毛澤東的領導不是直接由莫斯科選擇的，那么，在考慮這個問題時就要考慮一些歷史因素的作用。然而，必須強調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與取決於過去繼承下來的因素一樣，相當有可能取決於當時和後來的一系列因素。
另一方面，這個結論的確更直接地對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一種預先計畫他們宏偉的全球戰略，並且不給出人預料的偶然事件留有餘地的不可思議的科學的大量斷言產生了影響。正統的史達林主義歷史學正在極力將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描述成是史達林的自我預知和巧妙計畫的結果。奇怪的是，這個虛構信念已經被許多認為自己是克里姆林宮最仇恨的敵人的人所接受，甚至強調。然而，我們堅信，中國共產黨的失敗與成功一樣，常常是未曾預先計畫的。
低估蘇維埃領導者的精明或他們對於自身目的的執著追求都是絕對愚蠢的行為。另一方面，承認他們的自我形象是依據絕對正確的歷史科學進行活動的超人的“社會工程師”同樣是危險的。我們不能低估這個形象對於不顧一切地尋找救命稻草的大多數近代人的吸引力。我們必須記住，這個形象對於那些反對克里姆林宮的人來說是沒有影響的，並且不相信它能夠在一個仍然充滿不可預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裡派上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