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文革”前夜的中國作者：羅平漢著
ISBN：10位［7010064989］13位［9787010064987］
出版日期：2007-12-1
定價：￥48.00元
編輯推薦
鄧小平對“包產到戶”是贊成的。他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但在毛澤東看來，搞“包產到戶”就會有滑向單幹的危險。
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秉承莫斯科的旨意，提出希望中蘇兩黨停止公開論戰。毛澤東表示，在“現代修正主義者”不承認錯誤的情況下，“要停止公開論戰是不行的”。
《北國江南》、《早春二月》遭到批判後，還有許多電影及戲劇被拉入這場批判運動之中。其實，當年對於有些文藝作品的批判，不論是批判者還是被批判者都顯得十分無奈。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鄧小平提出要趕快剎車。他說，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著別人的肩膀上台。
“包產到戶”的興衰，“三線建設”的決策，大寨紅旗的升起，赫魯雪夫發動突然襲擊，“一場痛快的爭論”、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桃園經驗”與小站奪權，“四清”性質的高層分歧，上綱上線的“學術批判”，圍繞《海瑞罷官》的鬥爭，羅瑞卿遭打倒內情，被拋到風口浪尖的“三家村”。
作者簡介
羅平漢，1963年8月生，湖南省安化縣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獲博士學位，現就職於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入選“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主要從事當代中國史的教學與研究。著有《土地改革運動史》、《農業合作化運動史》、《農村人民公社史》、《當代歷史問題札記》、《當代歷史問題札記二集》、《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天堂實驗——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等。
目錄
一、走出困境
1.嚴懲的困難
2.“八字方針”
3.“農業十六條”
4.“包產到戶”的興衰
5.傷筋動骨的調整
6.“備戰備荒為人民”
7.工業學大慶
8.大寨紅旗的升起
二、中蘇論戰
1.裂縫的產生
2.“東風壓倒西風”
3.“完全一致”的背後
4.赫魯雪夫發動突然襲擊
5.“一場痛快的爭論”
6.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
7.“要停止公開論戰是不行的”
三、社教運動
1.“社會主義教育一抓就靈”
2.“前十條”與“後十條”
3.“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
4.集中兵力打殲滅戰
5.“桃園經驗”與小站奪權
6.“四清”性質的高層分歧
四、過火批判
1.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
2.所謂“壞影片”
3.“一場嚴重的階段鬥爭”
4.上綱上線的“學術批判”
5.圍繞《海瑞罷官》的鬥爭
五、山雨欲來
1.羅瑞卿遭打倒內情
2.試圖控制局勢的《二月提綱》
3.一個與《二月提綱》對立的檔案
4.被拋到風口浪尖的“三家村”
主要參考文獻
書摘
書摘
中蘇論戰
2.“東風壓倒西風
毛澤東在莫斯科發表長篇講話，提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著名論斷。可是在場的蘇聯人聽後心中卻很不是滋味。日益強大的中國在蘇聯的東面，東風壓倒西風是否含有中國壓倒蘇聯之意？就算沒有這層意思，可從蘇聯的情況看，只有西風才能帶來雨水，而東風帶來乾燥的空氣，對農作物並不利，要是老刮東風就麻煩了。
57年11月2日，毛澤東來到莫斯科，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出國。毛澤東此行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活動；二是出席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這次，毛澤東帶來了一個陣營強大的代表團，副團長是宋慶齡，主要成員有鄧小平、彭德懷、郭沫若、李先念、烏蘭夫、陸定一、陳伯達等。
對於毛澤東的到來，蘇聯方面給予了最高的禮遇。其他國家和黨的領導人安排到了列寧山等處，只有毛澤東下榻在克里姆林宮，並住在最豪華的葉卡捷琳娜女王的寢宮裡。
11月6日，出席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大會。大會開了一天，上午由赫魯雪夫作報告，下午各兄弟黨代表團負責人致詞或講話。毛澤東是第一個講話的。他說：
“世界各國人民從蘇聯人民所獲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顯地看到自己的將來。蘇聯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從根本上說來，是全人類發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從來就是十月革命所開始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點，估計到這些特點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論在革命事業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我們都充分地利用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豐富經驗。”
講話中，毛澤東還談到了如何對待蘇聯和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團結的問題，強調：“增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是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神聖的國際義務。”①
在毛澤東講話過程中，一次又一次響起長時間的掌聲。代表團成員之一的楊尚昆在其日記中寫道：“今天主席出現在紀念會上，大受歡迎。主席一出場，全體即起立致敬。下午大會時，主席第一個講話，全場起立。講話中不斷鼓掌，講完了全場又起立，為紀念會致最高敬意的表現。其餘各兄弟黨代表講話，都是鼓掌沒有起立。”②
赫魯雪夫對毛澤東可謂關懷備至，每天早上都到克里姆林宮來看望，並且迎來送往，這也使毛澤東對其增加了幾分好感。他當面對赫魯雪夫說：“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荷花雖好，還得綠葉扶持。我看赫魯雪夫這朵花是需要綠葉扶持的。”還說：“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①意思是對赫魯雪夫還是要多加幫助。
到莫斯科後，毛澤東多次同兄弟黨的領導人舉行會談，僅與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就談了三次，與英國共產黨和印度共產黨領導人談了兩次，此外還有法國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瑞典共產黨以及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負責人，內容涉及國際形勢、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革命道路問題等諸多方面。有研究者認為，“毛澤東談話的主要目的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要了解西方國家是否真的存在著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的可能性。在毛澤東看來，‘和平過渡’的觀點是背離列寧主義的國家理論的”。①
11月1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召開，毛澤東出席了會議並作了發言，中心內容是“以蘇聯為首”的問題。毛澤東說：
“我想談一談‘以蘇聯為首’的問題。我們這裡這么多人，這么多黨，總要有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內部事務說，互相調節，合作互助，召集會議，需要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外部情況說，更需要一個首。我們面前有相當強大的帝國主義陣營，它們是有一個首的。如果我們是散的，我們就沒有力量。即使黨的一個小組，如果不舉出一個小組長，那么這個小組也就開不成會。我們面前擺著強大的敵人。世界範圍內的誰勝誰負的問題沒有解決。還有嚴重的鬥爭，還有戰爭的危險。要防備瘋子。當然，世界上常人多，瘋子少，但是有瘋子。偶然出那么一個瘋子，他用核子彈打來了你怎么辦？所以，我們必須有那么一個國家，有那么一個黨，它隨時可以召集會議。為首同召集會議差不多是一件事。
“既然需要一個首，那么，誰為首呢？蘇聯不為首哪一個為首？按照字母？阿爾巴尼亞？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國家？我們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格。我們經驗少。我們有革命的經驗，沒有建設的經驗。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也沒有拋上去。這樣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
“蘇聯共產黨是一個有四十年經驗的黨，它的經驗最完全。它的經驗分兩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確的；一部分是錯誤的。這兩部分都算經驗，都有益於全人類。有人說，只有好的經驗就好，壞的經驗就無用。我覺得這樣看不妥。缺點作為教訓對各國也很有幫助。有些同志因為蘇聯在史達林時期犯了一些錯誤，對蘇聯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這恐怕不妥。這些錯誤現在沒有害處了。從前是有害處的，但現在它的性質轉變了，轉變得有益於我們了。它使我們引以為戒。至於大量的正確的經驗，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講了。
“蘇聯共產黨在幾十年來，總的說來，是正確的，這甚至連敵人也不能不承認。”②
根據事先的協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後，將發表一個宣言。中共代表團抵達莫斯科的當天，就收到了蘇方起草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稿。中方認為，這個稿子中仍保留著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時的一些片面觀點，照著這樣的觀點發表宣言，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有害的。於是，毛澤東決定，中方也準備起草一個宣言稿，並由鄧小平主持討論和修改，最後由他親自審定。
從11月6日起，中方由鄧小平牽頭，蘇方由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蘇斯洛夫負責，開始討論雙方各自起草的宣言稿。經過討論，雙方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團起草的稿子為基礎，再進行修改和補充。
在修改宣言稿的過程中，雙方爭論最大的是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與赫魯雪夫也多次談過，並且表示不贊成赫魯曉夫提出的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越來越大，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議會鬥爭取得政權的觀點，但赫魯雪夫固執己見。為此，毛澤東提出，他與赫魯雪夫都不再談這個問題，而由鄧小平同蘇方有關人員來談。鄧小平在同蘇斯洛夫的會談中，代表中方嚴肅批評了蘇方關於“和平過渡”的提法。
但是，為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團結，中共代表團同意保留宣言草稿中的“和平過渡”的提法，並在宣言上籤了字。這個宣言的主要觀點是：現時代的主要內容是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社會主義是遠比資本主義優越的社會制度，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經大大成長，已有實際可能防止戰爭，爭取和平已成為各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要加強各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團結，加強國際工人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團結和合作。
儘管如此，中方對“和平過渡”問題仍有不同看法，為闡明自己的立場，中共代表團又向蘇共中央提出了一個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提出：“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必須準備隨時迎擊反革命的襲擊，準備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緊急關頭，如果資產階級用武力來鎮壓人民革命（一般說來，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議會的多數，並不等於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毀，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資產階級的軍閥官僚國家機器沒有被摧毀，無產階級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議會中的多數，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①赫魯雪夫對中共這個提綱是不滿意的，但因中共的提綱既未公開發表，又未向其他兄弟黨散發，因而也不便說什麼。
11月16日，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繼續舉行，毛澤東第一個作了發言。他首先肯定這個宣言，認為宣言用了一個很好的方法達到目的，這就是協商的方法。堅持了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原則性、靈活性的統一。這么一種進行協商的氣氛現在形成了，在史達林的後期是不可能的。他還說：這個宣言是正確的，它沒有修正主義或者機會主義的因素。
毛澤東風趣地說：“將來我們見馬克思的時候，他問我們，你們搞了一個什麼樣的宣言？他會怎樣評價這個宣言呢？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是：他老先生髮一頓脾氣，說你們搞壞了，有機會主義的因素，違背了我的主義。第二種可能是：他說不壞，不是機會主義的，是正確的。也許列寧會出來為我們講話。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呀，你們兩位死得早，我死得遲，我熟悉他們，他們現在會做工作了，他們成熟了。”①
11月16日，又召開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64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團。8月18日，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在講到有關國際形勢問題時，他提出了著名的“東風壓倒西風”的觀點。
毛澤東一開頭就說：“現在我感覺到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
他又說：最近這幾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們陣營中的一些問題，特別是匈牙利事件，在我們陣營的臉上抹黑，我們的天上飛起許多烏雲。今年，1957年，形勢大為不同了。我們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烏雲。我們很樂觀，而他們呢，卻是皇皇不安。他接著列舉了十件大事，如蘇聯打敗希特勒，中國革命，韓戰，越南戰爭，敘利亞事件，蘇聯拋上了兩個衛星，英國退出亞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蘭退出印尼，法國退出敘利亞、黎巴嫩、摩洛哥、突尼西亞及在阿爾及利亞沒有辦法等，來論證“究竟是他們行還是我們行，究竟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問題。
“東風壓倒西風”確實是一個很有氣魄的論斷，可是在場的蘇聯人聽後心中卻很不是滋味。首先，日益強大的中國在蘇聯的東面，東風壓倒西風是否含有中國壓倒蘇聯之意？其次，就算沒有這層意思，可從蘇聯的情況看，只有西風才能帶來雨水，而東風只帶來乾燥的空氣，對農作物並不利，要是老刮東風就麻煩了。
毛澤東本來就不贊成赫魯雪夫“和平過渡”的論調，他認為發生世界大戰的危險性是存在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害怕戰爭。於是，他說：
“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核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黨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講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核子彈，但是蘇聯有。要構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核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每天怕戰爭，戰爭來了你有什麼辦法呢？我先是說東風壓倒西風，戰爭打不起來，現在再就如果發生了戰爭的情況，作了這些補充的說明，這樣兩種可能性都估計到了。”①
蘇聯領導人本來就對“東風壓倒西風”的說法就不敢認同，現在毛澤東又用如此輕鬆的語氣說，如果帝國主義摔核子彈，社會主義也可以摔，而且“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那就更不敢認同了。後來，赫魯雪夫在其回憶錄中說：“在會議進行期間，已經出現了某些跡象，表明這種摩擦可能會採取何種形式表現出來。當出席會議的80多個代表團談到熱核戰爭的可能性時，毛澤東發表了一次演說，……那時，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著如何避免戰爭。我們的主要口號是：‘繼續為和平與和平共處而鬥爭！’可是突然來了個毛澤東，說我們不應該害怕戰爭。”②
11月21日，毛澤東離開莫斯科回國。此次莫斯科之行，使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信大增。與之相比，赫魯雪夫不免黯然失色。
這次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雲集莫斯科，表面上看是二戰結束後社會主義力量的一次盛會，但就中蘇兩個大黨而言，在空前團結的表象之下，卻潛伏著某種危機。第一，蘇聯黨極力鼓吹“和平過渡”，而中國黨則對此大潑冷水；第二，蘇聯黨要千方百計避免戰爭，特別是核戰爭，而中國黨的態度是既要爭取和平但又不要害怕戰爭，即使是核戰爭也用不著怕。正是在這些理論問題上的分歧，為後來的中蘇大論戰埋下了種子。
羅瑞卿遭打倒內情
在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職務，理由是“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
林彪為什麼要打倒羅瑞卿呢？羅瑞卿自己在1978年的一次講話中說：“是因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乾。”
或許是歷史的巧合，在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職務，名義上是調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實際上是隔離審查。理由是“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
所謂“竊聽器”，其實是錄音機。以前毛澤東講話沒有現場錄音，手工記錄既不準確且事後整理還找不到依據，這使時任中辦主任的楊尚昆很傷腦筋。一次毛澤東同外賓談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真老虎的問題，因事先安排了錄音機，後來在整理成文字時很準確，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此後，在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講話時，都儘量安排錄音，但有時領導人講話不是那么很正式，面前擺一個錄音話筒也感到不舒服，於是有關工作人員就用花之類的東西將錄音機擋著。①其實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設竊聽器”的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楊尚昆的冤案進行了複查，中共中央辦公廳寫了複查報告，經中央書記處批准給予徹底平反。複查報告指出：“楊尚昆同志原在中辦機要室的錄音工作上，從來沒有搞過陰謀活動。過去在黨內外公布的有關楊尚昆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所謂錯誤，是不存在的。”
在江青等人頻頻活動於密室、點火於京滬之時，一向善於觀風察色的林彪，也認為機會到了，開始施展陰謀手段整人了，並首先將矛頭對向了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羅瑞卿。
林彪與羅瑞卿長期是上下級關係。羅比林大一歲，但林一直是羅的上級。林任紅四軍軍長時，羅是其手下的第十一師師長。林任紅一軍團軍團長時，羅任軍團保衛局長。紅軍長徵到陝北後，林任紅軍大學校長，羅任教育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兩人沒有在一個地區工作。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原總參謀長黃克誠因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而被免職，經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羅瑞卿由公安部長職位調任總參謀長。
起初，林、羅工作上相處尚可，但從1961年起就有點矛盾。1964年以後，林彪在幾個重要問題上逐漸對羅瑞卿心懷不滿，以致發展到恨之入骨的程度。1965年秋，林彪對陶鑄說：1960年，羅瑞卿對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2年起，就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對我了。
是什麼原因導致林彪對羅瑞卿不滿呢？林彪垮台後，羅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寫道：“那么，在什麼一些事情上，我觸怒了他呢？因為他總是有什麼病，經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請示主席辦了，或者主席有什麼指示，我就布置執行了。有些重大一點的事情，事後報告了他。有些事當時因為照顧他的病，也沒有告訴他，我想，這樣辦，我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沒有錯誤，因為主席不僅是黨的主席，而且是黨的軍委主席。他對我不經過他就直接向主席請示決定問題，表示不滿，但又說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②
林彪對羅瑞卿表露出明顯的不滿，是從1964年的全軍大比武開始的。為進一步促進部隊的軍事訓練，1964年春，中央軍委決定在全軍舉行一次比武活動。1964年6、7、8月期間，全軍分18個區舉行了比武大會，參加比武和表演的有1.3萬餘名幹部、戰士和民兵，軍內外參觀的幹部近10萬人。
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檢閱北京部隊和濟南部隊的比武表演。毛澤東對這次比武活動評價很高，並指示要在全軍普及“尖子”經驗。
這次全軍大比武對於提高全軍的軍事素質和戰鬥力起了重要作用，但這一做法卻並不符合林彪此時的治軍思路。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隊的政治“四個第一”的觀點，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全軍大比武顯然與他的“四個第一”不一致。因此，對於這次全軍大練兵和大比武，林彪起初採取的是靜觀的態度。後來覺得有文章可做，就派葉群等人到廣州軍區當年他參加南昌起義時所在的連隊等基層單位搞調查。調查中發現有些單位軍事訓練占用的時間多了一些，比武中個別單位有錦標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於是，林彪、葉群抓住這些問題不放，指責大比武是單純軍事觀點，衝擊了政治。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軍組織工作會議召開之機，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說：“各級黨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緊急召見總政治部領導人，批評說：現在出現了不好的苗頭，軍事訓練搞的太突出，時間占的太多，軍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調，衝擊了政治。林彪還強調，軍事訓練等“要給政治工作讓路”，“時間上誰讓誰的問題，基本上要確定一個原則：讓給政治。”他甚至說，軍事訓練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並要求1965年應當著重抓政治。林彪的講話作為《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標》下發全軍貫徹執行。在林彪的壓力之下，大比武活動就這樣偃旗息鼓了。
羅瑞卿不同意林彪對大比武的批評，認為“1964年軍事訓練工作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衝擊了政治、衝擊了學毛著？主要的不是，有一些是，主要的我看不是。”對於林彪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羅瑞卿說：政治“也不能亂沖一氣”。以後，羅瑞卿又多次提出，不要搞空頭政治，說：“如果單純把政治搞好，別的都不好，垮下來，這種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頭政治，哪裡有這種政治!”“軍事訓練搞不好，浪費事小，打起仗來就要亡黨亡國”。①
本來在大比武這件事上，林彪就認為羅瑞卿不聽話，同他有二心，產生了要將羅整下來的想法。1964年5月，毛澤東提出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要求每個人都要準備接班人，還要有三線接班人。在貫徹執行毛澤東指示的過程中，羅瑞卿曾就新老幹部交替問題向林彪作過匯報，並曾講過有些老幹部應當主動“讓賢”之類的話。一向多疑的林彪聽了，認定這是羅瑞卿要他讓賢，更堅定了打倒羅瑞卿的決心。
可是，僅一頂“不突出政治”的帽子，還不足以整倒羅瑞卿。於是，從1965年下半年起，林彪就授意李作鵬等人寫揭發羅瑞卿的材料。1965年11月30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說：“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呈送材料，並向主席做初步的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以隨時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