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同志題詞紀念五卅運動60周年1925年上海的五卅慘案
與大同各界轟轟烈烈的援滬行動
李大宏李大鈞 / 撰文
五卅運動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政策的正式確立。黨發動和領導的“五卅運動”，使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更加鞏固和加強了。與此同時，大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也跨入了一個高潮迭起的新時期。
1925年的“五卅慘案”，是英日帝國主義列強制造的一起震驚中外的血案，因血案發生於我國的上海，故亦稱“滬案”。
“滬案”發生後，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當晚，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把鬥爭擴展到各階層人民中去，結成廣泛的反帝聯合陣線，抗議帝國主義暴行。隨即，全國各大中城市相繼成立了革命統一戰線組織──滬案後援聯合會，對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給予了有力的支援。一場聲勢浩大的民眾性反帝反封建愛國風暴，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以不可遏制之勢迅速
蘇聯工人舉著“不許干涉中國”的橫幅隆重集會 席捲全國。在國內民眾群起回響的同時，國際工人階級和近100個國家與地區的華僑以不同方式給予了有力的支援。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極具影響的“五卅運動”。
“五卅運動”拉開了全國大革命風暴的序幕，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民眾基礎。它在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光輝史冊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和影響長久地銘刻在中華兒女的心房，已成為一座激勵和鼓舞中國人民奮發自強的永久豐碑。
塞上古都大同，自古就有京師之藩屏、中原之保障的美譽。交通便利、信息靈通。這裡的人民淳樸善良，正義感極強。據有關文獻介紹，是年5月底6月初，“滬案”發生的信息傳到大同後，大同鐵路工分會和大同中等學校學生聯合會立即展開了行動。大家精心籌備，分頭聯絡，聯合了當地工、農、商、學、兵各界代表人士一道在山西省立第三師範禮堂召開了大同各界聲援五卅運動籌委會，共商行動對策、擬定援滬方略。參加會議的有中共張家口地委組織委員王仲一（王振翼，又名振一、震異，字壯飛，1901年生，山西天鎮人。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北方區執委會委員、中共上海區執委會委員、中共張家口特支書記、北方區委工委代理書記、順直省委工委書記、組織部長等職。1928年6月出席在蘇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31年遭國民黨當局逮捕後病逝獄中。）、大同學生聯合會主席、山西省立第三師範學生自治會會長馬仲（即趙革非，曾用名趙振江、馬革非、馬克，1906年生，山西大同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山西新軍工衛旅供給部主任，晉綏邊區行署總會計師，邊區“抗戰學院”幹部班講師，中共晉綏分局綏蒙國軍工作部部長等職。1947年冬“
罷工的香港、廣州工人和各界民眾10萬多人舉行遊行搬石頭”運動中，含冤犧牲在他曾經工作和戰鬥過的土地上，年僅41歲。）、京綏鐵路車務同人會大同分會長張樹珊（1889年生，河北高陽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張家口特委委員。1928年被捕後與組織失掉聯繫，1952年病故。）、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大同支部書記楊鳳樓（字今晨，又名楊勇，河北藁城人。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京綏鐵路總工會大同分會秘書、華北視察員，內蒙古革命委員會負責人等。）、宣傳委員高應蘭、組織委員楊永頤（楊貞吉，1927年後叛變革命投靠閻錫山。）、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寇守庸、宋樂善、楊文暢、童文煥、省立第三師範學生代表蘭連成、楊松青、鄭足，省立第三中學學生會主席王夢樵（又名王錫珍、王天馬，抗戰勝利後為晉綏邊區豐鎮縣長，建國後曾任內蒙古自治區國防工辦主任。）、省立第三中學學生代表傅道彝兄弟、省立第五女子師範學生會主席王振節（女，王振翼胞妹）以及城關工農商界代表共30多人。與此同時，外埠的學聯代表和宣傳委員也紛紛蒞同。會上，各界代表們聆聽了上海學聯代表和宣傳委員介紹了“滬案”經過，看到所帶來的血衣、照片和上海工會宣言、通電後，個個義憤填膺，怒髮衝冠。“會議經代表們協商研究，當即決定成立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各界代表一致‘推選省立三師學生自治會會長馬仲（趙革非）為總會主席，負責綜理全面工作。’（《大同工人運動簡史》第52頁、《楊松青傳》中國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39頁）“會議同時選出聲援活動領導機構，其成員如下：
總會主席：馬仲（省立第三師範學生自治會會長）
總會副主席：王振翼（中共張家口地委組織部長）、王夢樵（省立第三中學學生會主席）、張樹珊（京綏鐵路車務同人會大同分會長）、王振節（女，省立第五女子師範學生會主席、王振翼胞妹）。
下設有六個辦事機構（五人為一組）：
運動組組長楊永頤（楊貞吉，1927年後投靠閻錫山）
宣傳演講組組長高應蘭（高應嵐）
對外聯絡組組長馬仲（兼）
募捐活動組組長鄭足
後勤服務組組長尹裕仁（三師校長，兼）
學生糾察隊隊長楊德魁（楊秀峰、楊松青）”
（以上據《楊松青傳》中國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39頁）
會議還一致通過了於近日在大有倉廣場召開民眾大會、散發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總會宣言書，通電全國，以及會後遊行示威，組織募捐義演活動救濟死難同胞家屬等項決議。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為展開大規模聲援活動作了充分的準備。
三天后，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聲援五卅運動民眾大會在城內大有倉廣場隆重召開，學生、市民及城關工農商各界赴會者逾三千人。“向帝國主義討還血債”、“廢除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等橫幅標語滿布會場四周。“總會主席、年僅20歲的馬仲神情凝重，緩步走向主席台，揮手示意，讓大家坐下來，開始講話……”（《楊松青傳》中國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39頁）。緊接著，馬仲一一向蒞會民眾介紹了各地來同的宣傳委員和代表，並先後安排他們上台發言。當上海學聯代表在會上憤怒控訴了英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紗廠虐待工人、污辱女工、槍殺我同胞等罪行後，會場上頓時群情激奮傳單飛舞，“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怒吼聲此起彼伏、響徹大同上空。
介紹《五卅運動》書籍大會散發了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總會宣言，通電全國。緊接著，滬案後援會組織山西省立第三師範和省立三中、省立五女師等校學生，到城內大有倉、四牌樓一帶進行街頭演講，控訴帝國主義者卑鄙行徑。盛怒之下的示威學生及民眾一舉搗毀了經銷洋貨的大北街“盛記”商行，焚燒了洋貨、洋紙煙。隨後總會又組織各校宣傳隊、劇團，深入到城郊馬軍營、陳莊、五里店、小南頭、七里村、智家堡等村莊進行宣傳和義演，喚醒民眾，號召各階層踴躍募捐款物，救濟死難同胞家屬。大同口泉的鐵路工人不計工時、不計報酬，義務裝火車，更有力地推動了援滬運動的深入開展。大同城鄉、長城內外，處處響起“打倒英日帝國主義”、“打倒國內迷外的軍閥、政客、奸商”的震天怒吼，反帝浪潮勢不可擋。正如張太雷同志所述：“五卅運動將中國的人民喚醒起來，反帝國主義的宣傳深入窮鄉僻壤。從五卅運動才能夠產生將來更大的使國民革命成功的運動，這就是五卅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價值。”、“五卅運動是中國民眾普遍的自覺的有組織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是全中國各地民眾及各種的民眾都參加的運動，這樣的普遍性的運動是中國從來所沒有的。”、“五卅運動反帝國主義旗幟的顯明及民眾參加運動目標的明白認識，是以前的運動所沒有的。”（《五卅運動之分析及紀念之意義》張太雷）
大同滬案後援總會及時將全市各界人民民眾捐獻的6000多塊銀元，由總會主席馬仲親自匯寄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副委員長劉華）和上海學聯。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愛國浪潮中，大同人民在中共地下黨的組織領導下，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民主統一戰線旗幟下，工、農、商、學各界聯合作戰，沉重地打擊和震懾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反動軍閥，使大同地區相當長時間內再無人敢經銷英、美、日紙菸、洋貨。
這裡援引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總會第三次宣言，以窺當時大同援滬行動之盛況：
“五卅發生，舉國同憤，國內熱烈青年回響的作救國運動通電宣言三申五發，同聲的催政府嚴正交涉，而英日帝國主義藐視我華人，侵犯公理人道，竟復有武漢沙面等處慘案相繼發生，實行他們的壓迫手段，全國青年遂一改取消積主義，誓與英日強盜實行經濟絕交以謀最後之勝利。
凡屬有血氣的人，孰能袖手坐視，甘與仇敵暗衣同情；而慘案的交涉，自當即日結局。不料，英日帝國主義，利用慣中國人五分鐘的熱度來待我們的冷落，我國內部的軍閥、政客、奸商，果然自利為圖，不顧民意，甘心和英日來攜手，作賣國的事（軍閥的內亂、政客的括地皮、奸商的買賣英日貨）。竟把可痛可哭可恥的滬漢粵諸慘案半途停頓，說來真是令人髮指填胸！同胞們啊！慘案停頓，雖是英日帝國主義的手段，要知道還是我國人（軍閥、政客、奸商）甘為英日的走狗來仗上洋大人作祟教得的；如果我國軍閥、政客來一致對外，商人堅持到底的實行經濟絕交，那英日帝國主義不會不屈服的了。所以諸父老兄弟諸姑姐妹熱烈的愛國運動的功全被那國內的軍閥政客奸商送給洋大人作笑話了。我們同胞的流血，竟被他們送給洋大人作了故事了，故要想根本打倒英日帝國主義來爭得慘案結局的最後勝利，先要來作打倒國內軍閥政客奸商的實事。
同胞們啊！五分鐘的熱度是英日帝國主義在慘殺同胞以前就替中國人預畫下的步驟，早知中國人必蹈這場覆轍的，現
五卅運動在的軍閥、政客、奸商果然訓如貓犬的來走那預畫下的路，所以我們的使命是：
打倒英日資本帝國主義！
打倒國內迷外的軍閥、政客、奸商！
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
我們的口號是：
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啊！
中國愛國青年都集中在反對英日帝國主義的旗幟下啊！”
大同援滬行動的組織者與領導人馬仲在1930年6月1日（農曆五月初五端陽節）的日記中深有感觸地回顧了當時的情景：“由昨天的預告才知道今天是廢歷的五月初五端陽節，因而想起了涼糕的涼，粽子的甜，以至於麻團愈嚼愈有味了。說起來真的寒酸，其實不知怎地這幾樣節品在我是好久沒有口福享受的了。民國十四年的今天，正是哀聲遍野呼叫連天的五卅慘案，我中華民眾們轟轟烈烈舉行著愛國運動呢！那時我剛二十歲，在三師校里四年級讀書。當時在這個怒潮中，故鄉的農、工、商、學、兵組織了一個‘大同各界滬案後援聯合會’，我以小有聰明及好動故，被選為總會主席。除綜理一切會內事務外，還要接見各地來同的宣傳委員和代表，早六點鐘起，夜十二點鐘止，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顧不了其餘的事，最可笑的連自己吃飯都弄的忘掉了。所以這一年的端午是馬馬虎虎的過去了，心中就沒有覺曉有這么一個節令。”（見圖3）可見，當時的愛國熱情多么高漲啊！
大同地區的援滬運動，聲勢之浩大、影響之廣泛，參加人數之眾、持續時間之久是大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別是“滬案”發生後，大同地區能夠在第一時間掀起規模空前的援滬巨浪，有力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列強，除軍閥”，團結一切願意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各革命階級，組成國共合作最廣泛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是代表廣大人民民眾共同呼聲的。是以拯救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為宗旨的，是合乎民心、順乎民意的正義事業。正義的事業，必然是得道多助的。
“五卅運動”給了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軍閥以重創，也極大地鼓舞和激發了古城民眾自尊、自強、自愛的意識，提高了人民覺悟，加強了民族團結，促進了地方黨組織的創建和發展。據史料記載，運動中，中共大同鐵路工人黨支部誕生，有黨員7名，楊鳳樓任支部書記。鏇在是年6月下旬展開的聲援省港大罷工革命行動中，大同各界在中共地方黨組織的領導和組織下，反帝反封建浪潮勢如破竹，聲援運動一直持續到1926年的上半年。
（《中國共產黨大同歷史》山西古蹟出版社 2000年11月版）中高度概括了“五卅運動”大同援滬行動的意義及其貢獻：“1925年發生的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拉開了全國大革命風暴的序幕。在革命運動中剛剛誕生的中共大同地方黨組織，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發動和引導工人、學生和廣大人民民眾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在上級黨組織的領導下，中共大同地方黨組織，正確把握形勢，因勢利導，組織和發動工人、學生罷工、罷課，再次把大同地區的革命鬥爭推向高潮，大同地區的黨團組織進一步得到發展。”
談及大同援滬運動的意義及影響，《大同教育志》編委劉合先生在題為《教益、啟示、反思》（載於《大同地方志》1987年第1期22頁）一文中，對省立第三師範學生在此次運動中的出色表現和所起到的作用給予了特別關注和中肯評價。他強調指出:“這次運動之後，高應蘭、寇守庸、宋樂善、楊文暢、童文煥、馬仲（學生自治會會長）、楊秀峰、鄭足、傅守義、曹福謙等同學，先後離校，回響地下黨的號召參加了北伐戰爭，有的還參加了南昌起義，走上了
五卅運動革命征途，社會上的每一次重大政治活動，大同師範的的學生都積極參與。他們與祖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革命激情，無疑會對今天青年學生有著巨大的教育作用……”
大同聲援五卅運動的歷史功績已載入《中國共產黨大同歷史》、《中共大同歷史大事記述》、《山西革命英烈》、《大同工人運動簡史》、《大同市志》、《大同歷史文化叢書》等多部史冊。
今天，“五卅運動”雖已過去80餘載，但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共御外敵、展示國威、振聾發聵的壯舉，必將永照千秋，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