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敏[中國當代作家]

魯敏[中國當代作家]

魯敏,當代作家,江蘇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2018年5月6日,榮獲第五屆馮牧文學獎。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掛職)。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魯敏,1973年生於江蘇東台,當代作家,江蘇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短篇小說《伴宴》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六人晚餐》獲2012年度人民文學獎 。著有長篇小說《博情書》、《方向盤》等,另有《白圍脖》、、《風月剪》、《逝者的恩澤》等。

個人風格

莊重文文學獎給予魯敏的獲獎評語是:在她的東壩系列小說中,她對人性之善、對一種溫暖誠摯的生活作出了大膽的、頗具說服力的書寫,而在《取景器》、《博情書》等另一系列小說中,她對喧囂浮世中的幽微經驗和零散的、難以確認的價值,作了富於想像力的表達。

主要作品

短篇小說

《轉瞬即逝》 《雨花》(2000/12)

《尋找李麥》 《小說家》(2001/2)

《寬恕》 《十月》(2001/6)

《紊亂》 《北京文學》(2002/2)

《冷風拂面》 《十月》(2001/6)

《我是飛鳥我是箭》 《小說界》(2002/5)

《虛線》 《山花》(2002/5)

《左手》 《青年文學》(2002/7)

《把愛情泡茶喝了吧》 《小說家》(2002/4) (原名《將飲茶》)

《頭髮長了》 《長城》(2003/1)

《四重奏》 《人民文學》(2003/6)

《李麥歸來》 《青年文學》(2004/6)

《搖籃里的謊言》 《小說界》(2004/2)

《白天不懂夜的黑》 《芙蓉》(2003/3)

《天衣有縫》 《鐘山》(2003/2)

《心花怒放》 《長江文藝》(2005/7)

《杜馬情史》 《青年文學》(2003/8)

《未 卜》 《山花》(2004/2)

《灰娘娘》 《江南》(2004/5)

《小徑分叉的死亡》 《人民文學》(2005/4)

《方向盤》 《人民文學》(2005/8) (原名《沒有方向的盤》)

《火燒雲》 《上海文學》(2017/1)

中篇小說

《親吻整個世界》 《山西文學》(2001/2)

《白圍脖》 《人民文學》(2002/3) (原名《悼詞》)

《青絲》 《花城》(2003/5) (原名《青絲白髮》)

《鏡中姐妹》 《十月》(2003/4) (原名《愛與哀愁》)

《溫情的咒語》 《小說月報?原創版》(2003/6)

《輕佻的禱詞》 《小說月報?原創版》(2004/4)

《男人是水,女人是油》 《人民文學》(2004/8) (原名《向中產階級致敬》)

《笑貧記》 《十月》中篇增刊

長篇小說

《戒指》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

《愛戰無贏》 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

《六人晚餐》

獲獎情況

2018年5月,憑藉《火燒雲》入圍第三屆華語青年作家獎短篇小說類候選名單。

2018年5月6日,榮獲第五屆馮牧文學獎。

作品評論

近年來,魯敏的小說創作聲譽日隆,特別是她的中、短篇小說。在“文學已死”或“向死而生”的各種議論中,魯敏固執己見不為所動,她堅持要接近或靠近她希望得到和看到的東西。於是,就有了她百餘萬字的小說創作。在魯敏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中,歷史是一個隱約可見的線索或參照:它似乎不那么明確,但從來也不曾消失。它像幽靈一樣若隱若現又無處不在。於是,歷史對於魯敏來說,因神秘而揮之不去,小心翼翼又興致盎然。《白圍脖》可以看作是魯敏的成名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篇關於欲望的敘事:人物自身的欲望、敘事者窺探人性的欲望。人世間最隱秘的角落撕開了面紗,一切就這樣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世風代變,曾經有過的刻骨銘心,在今天完全成了沒有責任的身體大戰。對人性的揭示,也是對世風的不屑:人的內心深處竟如此的齷齪不堪。在“惡”的意義上,魯敏把人是看到骨子裡了:再也沒有隱秘,再也沒有隱痛。在這部小說里,婚外情就如同社會查貪官,不查則已,查誰誰有問題。崔波、憶寧、王剛、崔波太太都是如此,甚至母親也在偷偷地看黃碟。一個情慾泛濫的時代、一個身體空前解放的時代,就這樣在魯敏的筆下被殘酷又真實地呈現出來:無須迴避、沒有歉疚、相互報復、破釜沉舟,一切都可以隨心所欲登峰造極,可以不計後果,因為沒有後果,每個人都是施加者也是承受者。

但是,這也是一個隱約地向父親致敬的文本。是情感傾斜父親的小說。父親的時代畢竟還有情天恨海、有義無返顧和刻骨銘心的情義。母親是受害者,但她的不值得同情不是因為她應該受到傷害,而是因為她的虛偽。她對丈夫和性事的虛偽,對女兒和道德的虛偽。小說在人心最隱秘的角落展開,把世間最私秘的東西撕破了給人看。但這裡沒有快意,只有“暗疾”。父親/母親是歷史的表意符號,但被小說放逐的父親更具歷史意味,遙遠的往事因他的缺席顯得更班駁和迷離,他對“小兔子”致命誘惑的猶疑、矛盾以及“案發”之後“屢教不改”的決絕,不僅表達了那個時代真誠的“愚頓”和情感方式,同時也使後來憶寧們的肉體搏鬥索然無味。母親同樣也意味著“過去”,但歲月使她更像是一個歷史的“遺民”。如果說父親的離去是嘎然而止恰倒好處的話,那么母親則因長久孤寂的舉止變形,使她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卑瑣的多餘人。在這裡,魯敏無意識地擺脫了“歷史崇拜”的羈絆,而沒有成為一個危險的“懷舊病”患者。

《牆上的父親》,可以理解為一個戀父的故事。有趣的是,這也是一個缺席而又無處不在的父親。他被掛在牆上的那一刻起,他的歷史就已經停止,他成了女兒們只可想像而難以親近的遙遠存在,就像一個幻覺。他就那樣在牆上注視著妻女們的庸常生活。小說對日常瑣屑生活無比厭倦,但在精細的細節敘述中似乎又表達了作家深切的迷戀。柴米油鹽、婚配嫁娶、家長里短,將庸常無比的生活在真實犀利甚至尖刻的話語敘述中徹底撕裂。但惟有父親不能遺忘,他那難以復原的歷史如影隨形,在與現實的比較中神秘而久遠。

在魯敏的許多小說中,都有意無意地接觸到諸如文革、赤腳醫生、老三篇、歡呼最高指示等歷史事件。這些事件魯敏不曾經歷,在現實中也已了無痕跡,但魯敏還是興致盎然地一再觸摸,她難以深入其間又欲罷不能。於是,歷史對魯敏來說,就像一個經久不息的未了心愿、一個揮之不去的巨大情結。

在魯敏的小說創作中,對人性“暗疾”有過長久的關注,曾是她頑強探索的重要主題。對人性“暗疾”的文學興趣,使她對此窮追不捨,不依不饒。《暗疾》將最尋常生活中普通人瑣屑不堪的日子和卑微的希望,淋漓盡致地書寫出來。小說的細部荒誕而誇張,父親“神經性嘔吐”一觸即發、姨婆對“大便”的關注樂此不疲、母親對“記帳”興致盎然、小梅的“退貨強迫症”一直延續到婚禮等等,每個人都有“暗疾”,它的普遍性構成了生活的整體荒誕。這是先鋒文學的遺風流韻。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暗疾”不是抽象的,魯敏對其描述的細緻耐心又刻薄:“父親總在最不該嘔吐的時候突然發作,比如,梅小梅帶同學回家聚會,在商場挑選彩電,送外地親戚趕火車。好好的,父親突然捂起嘴,快速地跑向最近的衛生間或馬路邊的大樹下,黃褐色的汁液等不及地從他的指縫間流出,他不得不就近蹲下來,姿勢難看地用手把著門框或路牙子,把頭儘量地往前伸,像個暈車的人那樣孱弱地嘔吐。”

母親“清晨從早市回到家,她總坐在光線不足的小客廳里,一樣樣仔細回憶:菜秧,1.5,尾骨肉,9.3,生薑,0.8,洗衣粉8.9……若是去了超市,收銀條兒上的明細也要加以抄錄……接著,她會計算出當天的用度總和,再算出與總錢數之差,填在最後一欄,相當於會計帳里的“餘額”,她把小錢包翻出來,紙上的餘額與錢包里的錢數一碰。平了。她心滿意足,面呈安詳之色。一天最完美的開始。”

更荒誕的是婆姨對大便的持久興趣,她甚至可以和客人像討論其他問題一樣討論大便的次數和時間。但小說溫和中有鋒芒,庸常中有節操,姨婆、父親、母親、梅小梅等,呼之欲出躍然紙上。結尾處,在小梅幸福溢滿的婚禮上,突然晴空響雷,炸碎了精心鋪陳的所有瑣屑和無聊:小梅要求和堅守的底線還是不可洞穿或出讓的。

像《取景器》、》《跟陌生人說話》等作品,都對人性中不堪或幽暗的角落做了痛快淋漓的揭露或批判。在《取景器》中,無論在怎樣的角度上藝術地再現“人物”,表達情感,魯敏仍然不能掩飾她對人類特有的精神現象的失望:“我知道幾乎所有的男人、包括一部分女人,都認為愛情必定要跟性有關,性,可如明鏡鑒忠心、如烈火烹熱油。可是,人是多么古怪而不知惜福的動物,愛情這種活動,它只適合走上坡路,比如,向肉體走去,卻永遠抵達不了。肉體關係,在情愛之中,就相當於至高點,只要抵達彼處,肯定的,事情就必然要往下走了。神秘感、追慕心,一切都將如鹽入水,漸次化於無形,最終消逝了。”

即便像《牆上的父親》這樣的作品,也仍然流露出作家慣性的筆致:

“王薇愛吃。這愛好由來已久,或許從父親去世時就開始了,那幾年,家裡確乎慘澹,一伙食比較粗陋,她反倒對“吃”一事興趣異常,有股子“搶”的勁頭,就算是稀飯搭鹹菜,她嘴裡手裡忙著,兩隻眼睛同時還在小菜碟子和別人碗裡轉來轉去,生怕給漏了什麼好東西……家裡沒有零食,她饞起來,照樣四處翻箱倒櫃,恨不能掘地三尺。二年級那年,有一次,不意竟真給她發現半瓶紅酒,不知誰留下的,也不知放了多久,她嘗了一口,甜津津的嘛,就偷偷喝起來,等晚上母親發現,她已小臉微紅,快活而遲鈍,笑嘻嘻地聽任母親罵她。”

事實上,這人性醜陋的一面,正因被不斷遮蔽而瘋狂生長。但魯敏在書寫這些生活中人們無意識的表達時,不是“原生態”的呈現或欣賞,而是被視為一種精神“疼痛的歷史”。如果只存在一部作品中,可以看作是偶然事件。但在多部作品中反覆出現,同樣也構成了魯敏的一種歷史表達,那幽暗的色調和宣洩般的冷眼,本身就蘊涵在歷史之中。因此這不是消極的文學,它的內驅力是批判性的,是魯敏的“底層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民族劣根性批判的當代延續。

當然,這只是魯敏小說創作中的一部分。對這一“類型”的創作,她後來檢討說:

我這幾年的閱讀與寫作,有一個漸變的軌跡。在創作初期,由於從小的閱讀經驗,我對西方式的敘事手法、結構處理、探索性等較為迷戀,體現在創作中,則是對人性中渾濁下沉的部分非常敏感,喜歡窮追不捨,看世間為人為事,如何失信、失德、失真,力圖寫得惟妙惟肖、不依不饒,似乎那種刻薄與刺刀見紅便是功德圓滿的寫作。但這幾年,可能是年歲漸長,我對中國的傳統情懷越來越珍重了,那來自民間的貧瘠、圓通、謙卑、悲憫,那么弱小又那么寬大,讓我無法擺脫。這體現在我的創作上,題材與風格都略有變化。因為我發現,人性風景中,既有渾濁下沉,則必有明亮與寬容,何不眷顧於後者?想到一個寓言故事:狂風與太陽,都想剝了農夫的衣衫,一個是勁吹,一個是暖照,到最後,反是太陽得勝。所謂惡與善,幾可比之於狂風與太陽,如果真想有所圖謀,真不若選擇一輪暖暖之日。1

作家是創作的主體,對創作方向的修正是作家主體性的一部分。同樣是社會生活或心理經驗,但當作家轉換了視角或方式之後,另外一種“生活”或景象就被建構起來。這些寄託了作家“心目中‘溫柔敦厚’的鄉土情懷”的作品,是指魯敏新近創作的《顛倒的時光》、《逝者的恩澤》、《思無邪》、《風月剪》、《紙醉》等一批“東壩”背景的小說。東壩既是一個虛構之地,也是作家心中的“原鄉”。它飄渺又切實,虛幻又真切。在魯敏的主體思想中,它是一個即可想像亦曾經驗的精神故鄉。在現代性的過程中,東壩古老的文化精神正在遭受來自都市文化的羞辱,但東壩卻沒有放逐它,它仍然瀰漫在東壩的街巷、田間、土地和空氣里。於是,同樣是民間生活,過去那密不透風的醜陋和卑微逐漸隱去了,我們在鄉間或小鎮看到的是另一種情形和人物:這是沒有怨恨、沒有敵意、沒有瑣屑不堪,是只有善與親和的鄉土中國。

《思無邪》,幾乎是一篇平靜如水的小說,真正的人物只有蘭小和寶來。蘭小是痴呆,寶來是聾啞。聾啞照料痴呆,難以想像會發生什麼故事。但魯敏在最細微的想像中,通過來寶的視覺和嗅覺,將一個人的友善無比生動地刻畫出來。超乎想像的是,即便是聾啞和痴呆,對人的自然生理要求仍能無師自通。十八歲的寶來終於讓三十七歲的蘭小懷孕了。突如其來的事件沉重地打擊了蘭小年邁的父母,但他們並沒有指責寶來。短暫的愁緒很快被喜悅替代,他們真心想成全兩個不幸的人。但一切未果蘭小已因大出血死去了。值得注意的是,魯敏在這個有些殘酷的故事裡,通過細節表達了寶來超越俗世的大愛。即便是一個聾啞人,在他的情感世界裡,仍然有揮之不去的寄託或歸宿。而那一切,與世俗世界的標準沒有關係。

《逝者的恩澤》,是一部浪漫的小鎮故事,在別人終結的地方成為魯敏的起點;它是對當下世風的有意對抗,是化腐朽為神奇的奇妙想像。她在有意略去了一些場景和情景的同時,構建了另外一種文化,儘管是一種新烏托邦文化。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社會各種文本的書寫中,有一種強大的、難以抗拒的壓抑力量,這就是關於性的欲望表達。“小蜜”、“二奶”、“網聊”、“婚外戀”、“一夜情”等,在誇張的敘述中已經建立了關於性的文化政治。在當下中國,似乎再也沒有比肉體欲望更重要的東西。我們都知道,在這些表達中,關於男女、關於性,和情感、和愛情再也沒有關係。《逝者的恩澤》潛隱了這樣的社會生活內容:那個已經死去的男人陳寅冬,因常年在新疆修鐵路,與維族姑娘古麗同居。但是,這不是小說的主旨所在。小說奇崛的想像、苦澀淒婉的浪漫情調,無論是趣味還是內在品格,在當下的中篇小說中都可謂是不可多得的上品。小說可以概括為“兩個半男人和三女人的故事”。那個不在場者但又無處不在“逝者”,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一切都因他而起;小鎮上一個風流倜儻、有文化有教養的男人,被兩個年齡不同的女性所喜愛,但良緣難結;一個八歲的男孩,“聞香識女人”,只因患有嚴重的眼疾。女人一個是“逝者”陳寅冬的原配妻子紅嫂,一個是他們的女兒青青,還有一個就是“逝者”的“二房”——新疆修路時的同居者古麗。這些人物獨特關係的構成,就足以使《逝者的恩澤》成為一篇險象環生層巒疊嶂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通俗文學常見的元素,在魯敏這裡並沒有演繹為愛恨情仇的通俗小說。恰恰相反,小說以完全合理、了無痕跡的方式表達了所有人的情與愛,表達了本應仇怨卻超越了世俗倫理的至善與大愛。紅嫂對古麗的接納,古麗對青青戀情的大度呵護與關愛,青青對小男孩達吾提的親情,紅嫂寧願放棄自己乳腺疾病的治療而堅持醫治達吾提的眼疾;古麗原本知道陳寅冬給紅嫂的匯款,但她從未提起等,使東壩這個虛構的小鎮充滿了人間的暖意和陽光。在普通生活里,那些原本是孽債或仇怨的事物,在魯敏這裡以至善和寬容作了新的想像和處理。普通人內心的高貴使腐朽化為神奇,我們就這樣在唏噓不已感慨萬端中經歷了魯敏的化險為夷絕處逢生。這種浪漫和淒婉的故事、這種理想主義的文學在當下的文學潮流中有如空谷足音。

《顛倒的時光》里的木丹——一個木納誠實的鄉下人。專事勞作,為人善良。第一道瓜最能賣上價錢,他卻分送給鄉親們幾百斤;鄉下人不洗澡,年前他卻開放了大棚,讓鄉親們喜氣洋洋清清爽爽地過年。他不知道還價,瓜賣不上價錢時但也不沮喪。一個隨遇而安的本分人。鳳子,一個勤勞單純的鄉間婦女,心無旁騖一心和木舟勞作。但是,魯敏將現代性進程是以鄉土中國作為代價的悲愴,鑲嵌於傳統中國男耕女織的太平景象,在不動聲色中書寫了傳統中國最後的溫良敦厚,在致敬中也表達了深切的無奈和淒婉。

在我看來,魯敏至今最成功和值得稱道的,還是《鏡中姐妹》和《紙醉》兩部作品。《紙醉》的情節在年輕人的“心事”上展開,在沒有碰撞中碰撞,在無聲中潮起潮落。時有驚濤裂岸,時如微風扶柳。面對開音,大元的一曲笛聲、小元的幾個故事,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在尋常的日子裡,筆底生出萬丈波瀾。最後,還是“現代”改變了淳樸、厚道、禮儀等鄉村倫理,鄉村中國的小情小景的美妙溫馨、但在大世界的巨變面前幾乎不堪一擊轟然倒塌。當然,魯敏還不是一個純粹的“鄉村烏托邦”的守護者。對她對鄉村的至善至美還是有懷疑的,啞女開音的變化,使東壩的土地失去了最後的溫柔和詩意。小敘事在大敘事面前一定潰不成軍。就作品而言,我欣賞的還是魯敏對細節的捕捉能力,一個動作或一個情境,人物的性格特徵就勾勒出來。大元愛著開音,他的笛聲是獻給開音的,但是,大元總是“等開音低下頭去剪紙了,他才悄悄地拿出笛子,又怕太近了扎著開音的耳朵,總站到離開音比較遠的一個角落裡,側過身子,嘴唇撅住了,身子長長地吸一口氣,鼓起來,再一點點慢慢癟下去。吹得那個脆而軟呀,七彎八轉的,像不知哪兒來的春風在一陣一陣撫弄著柳絮。外面若有人經過,都要停下,失神地聽上半晌。”

小元也愛著開音,但他心性高遠,志氣磅礴,上了高中以後,“小元現在說話,學生腔重了,還有些縣城的風味,比如,一句話的最後一個兩個字,總是含糊著吞到肚子裡去的,聽上去有點懶洋洋的,意猶未盡的意思。並且,在一些長句子裡,他會夾雜著幾個陌生的詞,是國語,像一段布料上織著金線,特別引人注意。總之,高中二年級的小元,他現在說話的氣象,比之伊老師,真可謂出於藍而勝於藍了,大家都喜歡聽他說話,感到一種撲面而來的‘知識’。”這些生動的細節,顯示了魯敏對東壩生活和人物的熟悉,她的敏銳和洞察力令人嘆為觀止。

《鏡中姐妹》,是魯敏寫於2005年的作品。它是一部典型的成長小說,張家五姐妹生活在同一個環境,但不同的心理和性格,造就了她們不同的心路歷程和生活景況。社會的影響遠遠大於家庭的影響,沒有人可以逃離社會環境想入非非。在時代的交叉口上,他她們命運竟是如此的不同。

大概很少有人意識到,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和自己的同代人一起成長的。那個時代的家長並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即便是今天的那些獨生子女們,又有多少家長真的了解他們?《鏡中姐妹》中最讓人感動的是大雙、小雙的姐妹情誼。她們朦朧地共同愛上了一個高年級同學,這是她們共同擁有的秘密。這個秘密使她們的情誼不能言說又無可替代。不諳世事的孩子們沒有能力處理這個突然來臨不期而遇的青春事件。終於,當“發卡”出現之後,決絕的小雙選擇了死亡:她要把發卡和那個男生一起留給大雙。這個悲劇遠遠超出了姐妹情誼,它是人類面對愛情時至今無法解開的難題。小雙那純潔、幼稚的選擇不是拒絕而是放棄,她是送給大雙的幸福的祝願。也只有情竇初開的朦朧愛情才有如此的詩意,就像煙雨中的荷蓮,隱約盛開的是讓人心碎的愛意。也惟有這樣的情懷,才有決絕的小雙,才有親自將發卡戴在小雙頭上的大雙。這無聲也無比感人的一幕,是魯敏獻給我們的關於愛情的神話。

但我同時不能不指出的是,魯敏在結構小說時的“模式化定勢”。比如《白圍脖》、《牆上的父親》、《逝者的恩澤》等,都有一個死去的“父親”,他們雖然在作品中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但在小說結構方式上卻如出一轍;比如《鏡中姐妹》和《思無邪》的高潮,都是人物的死亡。小雙被大雙別上發卡、蘭小被寶來在棺木中放平屍體,是兩部小說最感人的地方。但在處理方式上是一回事情。先於故事死去的“父親”和在故事中死去的人物,雖然是兩種不同的“放逐”方式,但在本質上並沒有區別。因此,當魯敏對自己的“主體性”選擇深懷自信的時候,她也踏上了一條自己設定的“模式化”思路。她那“頓悟”式的自白確實別有新意,但也挖了一個先入為主的“主題先行”的危險陷阱。雖然她擁有了新的寫作視角和資源,但也在結構的同一性中暗含了危機的存在。

即便如此,我仍然高度評價魯敏已經完成的小說創作。她的小說,是沒有任何英雄氣味的小說,她在平白如水的日常生活里,耐心地尋找著新的文學元素。事實上,越是我們熟悉的生活越是具有挑戰性,而最難構成小說的,恰恰是對生活的正面書寫。就像在戲劇舞台上,反面人物容易生動,正面人物更難塑造。如果說,魯敏前期小說窮追不捨地深究人性的“沉濁”,專注於人性的幽暗,接續的是啟蒙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的話,那么,魯敏“轉型”之後,執意發掘人間的友善和暖意,承繼的則是沈從文、孫犁、汪曾祺的文學傳統。人物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為一種相對單一或單純的傾向取代,這也許是一種局限,但這一局限卻也同樣放射著迷人的魅力。特別是在惡貫滿盈、欲望橫流的文學人物無處不在的時代。魯敏的具有濃重浪漫主義特徵的文學人物,就具有了文學史的意義:她重建了關於“底層生活”的知識和價值,提供了另外一種我們不曾經驗的民間生活。她對這種生活的體認,也從一個方面修正或彌補了當下“底層寫作”苦難深重的“絕望文化”帶來的極端化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魯敏成為當下文學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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