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期間員生思想活躍，追求進步，受“五四”運動和身邊進步教師的影響，並利用其父擔任報社總編的便利條件，大量閱讀全國各地報紙和革命書籍、進步刊物，如《新青年》、《嚮導》、《中國青年》、《政治周報》、《創造》、《洪水》、《語絲》、《莽原》、《晨報》、《時事新報》、《三民主義》等，逐漸由一個愛國的熱血青年轉變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是河南大學早期革命活動中的參加者和組織者。
1922年，員生和孟丙昌等幾個學生辦起了學生商店，銷售革命書籍，宣傳新思想；1923年和同學李漢傑、楊放之等人創辦了中州大學第一張牆報，定名為《試刊》，並負責論文、短評的撰寫。《試刊》在隨後辦起的眾多牆報中影響力最大、辦得時間最長（1923—1926年）、宣傳效果最佳。
1924年員生組織並參加河南第一個革命青年組織“青年學社”。在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提出召開國民議會的口號後，河南組織了由各界代表參加的國民議會促成會。“青年學社”以革命青年組織名義，派馬員生和韓源波參加，員生被選為促成會中外文版組的副組長，（組長為語文教員李靜祥），負責公文往來工作。
1925年5月30日，“五卅”運動興起，“青年學社”為擴大宣傳和影響，將國民革命思想和新文化工作及社會科學知識結合起來，宣傳新文化、新思想。“青年學社”成立了新劇團，員生任副團長，排練節目舉行公演。其中有反軍閥戰爭的“可憐閨里月”；宣傳愛國思想的“山河淚”；反政客及惡事的“維持風化”等劇目，還有歌舞劇“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演出引起轟動，獲得成功，既有力地宣傳了新思想，又為計畫出版的刊物籌集了資金。之後“青年學社”出版了鉛印刊物《雷火》。刊名“雷火”，意即聲如響雷，勢如烈火，打破社會上的沉寂，點起革命的火焰，燒掉一切陳規陋習。員生是《雷火》編輯組成員之一，負責與印刷所的交涉。出了幾期之後，由於人力、資金不足，不能繼續，最後出了一期為紀念孫中山逝世的專刊（名為《三月十二日》）後宣布停刊。就是這本由學生自己創辦的三十二開本、每期十六頁的小冊子，在第八期刊登了由員生記錄的李大釗在河南大學六號樓的演講詞即《大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使演講精神廣為流傳。（該文已被收入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文集》，見797頁至803頁）；由此也將這光榮革命的一頁載入河南大學歷史。
“五卅”運動高潮中，河南青年學生又相繼成立了一些組織，為了防止青年學生運動的分裂，河南省委負責人李求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協調各青年學生組織統一合併為“河南青年協社”，員生被選為“河南青年協社”總社委員，擔任書記。員生還是中州大學學生會幹事，負責組織學生遊行，抵制日貨、英貨；組織演講團到市區、城郊、鄉間進行宣傳。1925年7月被選入開封市學聯，後又參加籌備成立河南省學生聯合會總會，為河南省學生聯合會總會五大常委之一。
1925年8月，鄭州豫豐紗廠大罷工及襲擊京漢鐵路工人慘案發生，員生作為河南省學生聯合會總會代表去鄭州聲援罷工，慰問工人，並見到在那裡領導罷工的王若飛。
1925年9月經孟丙昌介紹，員生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河南大學最早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一。
1926年12月，員生和孟丙昌一起被中共中央選派到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大學學習。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大學是前蘇聯聯共中央為培訓蘇聯東方少數民族的黨團員幹部而建立的黨校，兼為東方各國共產黨培訓革命幹部，來自中國的人最多。對尚處在幼年而且處於極端秘密條件下的中國共產黨，東大的幹部培訓作用意義重大。鑒於工作、學習、安全的考慮，員生在俄國的名字叫畢托賀夫，所學專業為社會科學。1928年3月轉入列寧學院俄文班學習。列寧學院是供當時世界各國共產黨領導幹部學習的高級學校，直屬共產國際領導，董必武、王若飛同在該校學習。王若飛是員生在河南的老熟人，入校後他和董老也比較接近，其學習深受董老讚許，特別是在他遇到困難時，董老曾積極熱情地給予幫助。遺憾的是，由於前蘇聯肅反擴大化，員生在1930年、1937年和1947年先後三次被捕、判刑，牢獄、流放、勞改生活長達25年之久，受盡了磨難。但員生無論在何等艱難的條件下，都能保持自強不息的精神，始終熱愛自己的祖國。他長期在工廠工作，1935年9月又曾考入伊萬諾夫國立動力學院學習，為日後在工業戰線上工作打下了基礎。
隨著形勢的變化，1954年8月員生任西伯利亞伊爾什機電修配廠技術科科長時，前蘇聯內務部下發了撤銷其刑事處分，解除流放，完全恢復公民權的法令。1955年，他又獲得前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指令：“取消案件，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在他堅持不懈的努力和中共中央的關懷下，員生實現了自己多年的願望，於1955年10月回到了闊別30年的祖國，恢復了黨籍。
回國後，員生一直在黑龍江富拉爾基中國第一重型機械廠任技術處處長，領導成百的工程師、技師等科技人員，全身心地投入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事業。在“文革”期間，他花了兩三年時間用回憶錄的方式寫下了《旅蘇紀事》，從少年一直寫到1955年回國，時間跨度達40年之久，為人們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許多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1977年馬員生在富拉爾基市因交通事故不幸身亡。
記馬員生
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剛從大學畢業不久，被分配到黑龍江富拉爾基新建的一個工廠工作。這個工廠是國家重點企業，屬於當年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之一，有職工兩萬餘人，負責生產萬噸水壓機、大型軋鋼機等重型機器產品。我因為大學讀的是機器製造專業，故被分配在工廠的設計處做產品設計工作。設計處的處長是一位資深共產黨員，名叫馬員生。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就入了黨，介紹人之一是王若飛。當時馬員生就讀於河南開封某大學（編輯註：即中州大學，為河南大學前身），是一個很活躍的青年革命者。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到處屠殺共產黨人，馬員生是河南反動派緝捕的重要對象。迫於當時情勢，馬員生被黨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他離家出走的日子，竟是他新婚妻子過門的次日。
馬員生到達莫斯科後，成為東方大學一名正式學員。當時的東方大學聚集了許多國家、地區不同黨派的革命者。年輕人思想活躍，常常不自覺地被捲入某派別和社會思潮中去。馬員生由於愛獨立思考，在一些問題上，和同學產生了歧見。在史達林的蘇聯搞大清洗、大屠殺的年代，馬員生因此成為肅反的對象，被捕入獄，繼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進行勞動改造。
在西伯利亞，他發揮了他的技術專長，從而受到管理者的賞識，讓他專門從事機械修理工作；勞改期滿後，又被分配到一個小型機器製造廠。憑著他的真才實學，當上了工廠的技術科長，同時，娶了一位美麗的俄羅斯姑娘，算是建立了一個美滿的小家庭。正好，史達林逝世了。赫魯雪夫把史達林從神壇上請了下來。隨之，大量的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
馬員生有幸也在平反之列。當局鄭重通知他：當初加於他的一切罪名都是“莫須有”的，他現在完全自由了，今後何去何從，由他自己選擇。
此時，馬員生已經知道，祖國這些年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新中國成立了，全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已經開始，迫切需要大批建設人才。馬員生當機立斷：返回祖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遺憾的是，俄羅斯的妻子捨不得自己的家鄉和父母，不願隨行。但馬員生去意已決，報國心切，顧不得兒女情長。妻子還算大度，答應讓他們的三歲兒子小沃瓦隨同父親回國。
憑他的資歷和社會關係，完全可以在北京謀取一個職位。可是，他不是一個貪求享受的人。他是為了建設新中國實現自己的抱負而回國的。經過多番調查研究，廣泛諮詢了老戰友的意見，他決定到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做技術工作，這是他的老本行。
當時，重機廠正需要大批技術幹部，廠內已聘請了幾十位蘇聯專家。對他這位從蘇聯回國的中國技術專家更是竭誠歡迎。調轉手續很快就辦好了。
工廠給他們撥出兩室一廳的房子，任命馬員生為工廠的工藝處處長，掌管全廠的生產工藝大權。至此，無論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他確實“得其所哉”了。
他認為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時光。多年立志報國，今天夙願得酬，心情舒暢，精神愉快。所以，他在工作上大刀闊斧，在業務上勤勤懇懇，為提前建成工廠、製造出我國第一台萬噸水壓機、第一套1150大型軋鋼機，立下了卓越功績。因而在1960年代初，工廠又讓他改任更重要的崗位——設計處處長，並被選舉為工廠的黨委委員。特別是，國家又給工廠下達了更重要的任務：設計、製造3萬噸模鍛水壓機、2800熱冷鋁板軋機，均屬於世界尖端產品，設計處的擔子是很重的。老處長也充分意識到這一點。為此，他在工廠的廠報上撰詩以言志，其中有這樣兩句：
鞠躬盡瘁學諸葛，
發憤圖強效老泉。
這時，我正好在設計處任設計師，是馬員生的部下，所以對此記得很清楚。
在設計處，我先是搞強度科學研究，後來又搞技術情報工作，這兩項工作他都抓得很緊，所以我和這位處長處得很熱絡。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就是我們有共同的愛好：喜歡文學。工作間隙，經常和老處長一塊漫話文壇，暢談文學。我們幾乎達到無話不談的地步。
但是，就在這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狂飆，卷到了邊疆。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這個數萬職工的中央直屬企業，得風氣之先，立即捲入這股浪潮中去。造反狼煙四起，工廠領導紛紛落馬。
設計處的造反派，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了馬員生，罪名是走資派、反動技術權威，外加一個“老托洛茨基分子”。前兩項罪名帶有普遍性，問題不大；第三個罪名，就嚴重了。神通廣大的造反派不知從哪裡搞到的材料，竟把老處長1930年代在蘇聯東方大學學習時所犯的“錯誤”事實重新翻了出來，新賬、老賬一塊算，於是，馬員生就罪加一等了。他的罪行，竟然比頭號走資派廠長還嚴重。因此，他很早就被送進了“牛棚”隔離審查。
我與一些平日和他過從較密的人，變成了他的“黑爪牙”，時刻被造反派用各種方式敲打。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反右鬥爭時又受了處分，發表的文章中有“泄露國家機密”的錯誤；另外再加上新出版的長篇小說《鋼鐵巨人》美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醜化工人階級——這些“罪證”，已經足夠我喝一壺的了。造反派說：你這樣一個“異己分子”又和馬員生那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起打得火熱，沆瀣一氣，現在不徹底和他劃清界限，不老實揭發他的罪惡，能夠過關嗎？
其實，我早就已經和他“劃清界限”了。我們科里給他寫的大字報，我都簽名了，在批鬥會上高呼“打倒”口號時，我的聲音也不比別人低。可是，在造反派看來，這遠遠不夠。“憑你和他的關係，應該拿出‘乾貨’來！”有人在提醒我。
說實在的，“乾貨”還是有的。比如，對“大躍進”的看法，馬員生不止一次和我說：這是“發虛火”、“說夢話”；對批判彭德懷元帥，他極為反感，說：這是“閉塞言路”、“誣陷忠良”；對日趨發展的極“左”路線和個人崇拜現象，認為是“走史達林的老路”、“步史達林的後塵”；對中蘇兩黨的分歧、中蘇兩國的交惡，認為雙方都有責任；對於翻燒餅似的不斷地搞政治運動，是上頭某些大人物不管人民疾苦“瞎折騰”，等等。這些言論都是我們兩人在閒談中馬員生隨意說出來的。在當時看來，它們確實是“貨真價實”的“乾貨”，哪一條講出來，都會在馬員生“罪證”的天平上加上重重的砝碼。
這些“乾貨”，我能夠揭發嗎？這種落井下石、出賣良知的事情，我怎么能夠做得出來？
可是，造反派又時時刻刻威逼著我，讓我寢食難安，惶惶不可終日。他們開大會批鬥馬員生讓我陪斗，恭聽對他的嚴厲批判，給我形成強大的精神壓力；同時召開小型的“勸導會”，對我“個別攻心”；曉以“大義”，示以利害，步步進逼，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
我感覺實在是走投無路了。我絞盡腦汁，找到了一個“萬全之策”。
我想起了馬員生髮表在工廠廠報上的那首詩。我寫了一張大字報，對馬員生那句詩進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大字報中說：馬員生身為共產黨員，不去學習無產階級的英雄雷鋒、焦裕祿、董存瑞、黃繼光，搞好思想革命化，而要學諸葛、效老泉，其目的何在？諸葛亮乃是封建帝王的宰相，蘇老泉乃是為皇帝歌功頌德的文人，學習他們，意味著想走回頭路，重回封建社會——實際上是想復辟資本主義。用心何其毒也！
這是無限上綱，充滿污衊不實之詞。但是，造反派看了卻很過癮。他們沒有這樣的“文采”，沒有人能夠寫出這樣高水平的大批判，他們表揚我：這確實是不可多得的“乾貨”，你是動真格的了。
可是我的心頭卻在悸悸作痛。在批鬥會上我不敢直視馬員生的眼睛；在上班路上我低下頭來走路，不願意和別人搭話；我更加害怕聽見造反派頭頭的表揚。
這一關終於被我闖過來了，對我來說算是“矇混過關”吧！
漫漫長夜，熬到了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的爆發。全國人民大多從瘋癲的狂熱狀態中清醒過來，“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也隨之降溫不少。“牛鬼蛇神”們的日子似乎好過了一些；馬員生也被從“牛棚”中放了出來，允許回家繼續交代罪行。有幾次在上班的路上我碰到了他，他首先對我笑了笑，似乎想對我說點什麼，可是，我立即想起了我的那個“革命的大批判”，覺得無顏面對他，匆忙低頭走開了。我希望將來在合適的時候，能夠安靜地坐下來，好好地向他做點解釋，以解除我內心的愧疚。
但是，我沒能等到那個時候的到來。就在粉碎“四人幫”的前夕，在下班的路上，他意外地被一個騎腳踏車的老農撞倒了，立即人事不省，被送到醫院搶救。經醫生反覆檢查，診斷為頭骨損傷導致腦出血，不到兩天，便停止了呼吸。一位老共產黨員，就這樣走完了他曲折的人生路。嗚呼，哀哉！
為此，我心裡總是覺得欠老處長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