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凡[北京礦業學院院長、四川礦業學院院長]

陳一凡[北京礦業學院院長、四川礦業學院院長]
陳一凡[北京礦業學院院長、四川礦業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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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趙維藩,1910年農曆8月15日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1926年至1932年在北平匯文中學學習,1934年7月考入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於1961年至1978年先後擔任北京礦業學院院長、四川礦業學院院長,2000年7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基本信息

簡介

陳一凡,原名趙維藩,1910年農曆8月15日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1926年至1932年在北平匯文中學學習,1934年7月考入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於1961年至1978年先後擔任北京礦業學院院長、四川礦業學院院長,2000年7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生平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前,曾擔任曲陽縣縣長、晉察冀邊區一分區專員、十三分區專員、察哈爾省委秘書長、哈爾濱工商局及工業局局長。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哈爾濱市委常委、副市長,松江省工業廳廳長,東北煤礦管理局副局長。1955年9月任北京礦業學院副院長,1961年8月任北京礦業學院院長。2000年7月17日8時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陳一凡早年投身革命。從中學開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大學期間,參與和組織了各種形式的愛國活動。1936年秋,在白色恐怖下加入南開大學"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被選為南開大學臨時學生會主席,帶領同學開展學生運動。在長期的革命鬥爭與和平建設生涯中,陳一凡為民族解放努力奮鬥,為社會主義建設和高等教育事業辛勤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
陳一凡同志在擔任北京礦業學院主要領導工作期間,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和黨的教育方針,領導了北京礦業學院60年代初貫徹落實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工作,實事求是地總結學校辦學的經驗教訓,根據"高教六十條"對學校各項工作開展整頓,在提高教學質量、推進科學研究、加強學校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培養了大批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為學校躋身於全國重點大學的行列,為新中國的煤炭高等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1970年學校搬遷四川,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他與廣大教職工一起,勤奮工作,共同奮鬥,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為保持學校辦學的基本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陳一凡同志1936年參加共產黨的外圍革命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後被周恩來總理、葉劍英元帥安排到山西五台山八路軍總部學習,在晉察冀根據地參加了八年抗日戰爭,歷任區長、縣長、一分區專署專員等職。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他在第一線發動民眾與敵人作頑強的鬥爭。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被組織上派到哈爾濱、瀋陽,先後擔任哈爾濱市工商局長、副市長,松江省工業廳廳長,東北煤礦管理局副局長等職。1955年組織上調他到北京礦業學院先後擔任副院長、副書記和院長(中組部發文定為副部長級待遇),任職27年,1982年離休。


積極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陳一凡同志每學期都認真備課,親自寫講稿,給全院師生員工講哲學課,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師生員工樹立革命人生觀、世界觀,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去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他教育師生員工認清大好形勢,發揚艱苦奮鬥精神,克服暫時困難,戰勝困難。在他蹲點的兩個學習班,用毛澤東《紀念白求恩》的精神,結合自己與白求恩同志一段共事的經歷,向學生介紹白求恩同志艱苦奮鬥的作風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在座談會上,陳院長要求學生認真學習毛澤東的這篇《紀念白求恩》,並從中接受教育,做到以下幾點:一是樹立革命人生觀,成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高尚的人,畢業後,為煤炭事業獻身;二是努力學習,打好基礎,到工作崗位上成為一個對技術精益求精的人;三是艱苦奮鬥,成為“又紅又專”的革命事業接班人。

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為國家培養人才

陳一凡同志對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高等學校工作條例(簡稱高教60條)的貫徹執行是積極地,堅決的。他認為在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正確的,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主管教學工作中,經常深入到教學第一線聽課,深入煤礦並下井了解學生生產實習情況。每年安排教學計畫時總會遇到不同的意見和要求,他都能耐心聽取,在會後與有關部門和有關同志具體分析,去粗取精,吸收合理意見,對不完全符合實際或達不到所在系的要求時,就耐心與這些同志個別交談,以達到意見統一,從不強加於人,總是和顏悅色地講道理,民主作風好,平易近人。
當時,採礦類學校參加全國統一招生的生源比較困難,礦業學院的專業多數又是井下作業,招生更加困難。因此,每年招生前幾個月,他就找有關部門的同志研究如何落實國家下達的招生計畫,編寫招生簡章,介紹各專業的培養目標,編印畫報,宣傳畢業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自己也在暑假中放棄休息,到招生點檢查招生工作,幫助解決問題,從而使礦院每年都能高質量的完成國家招生計畫。
陳一凡同志每星期日都要找下級幾位同志交換意見,研究當前師生員工的思想情況、教學工作情況和存在的主要問題,然後有針對性地提出下周的工作安排和重點。陳一凡同志在職期間,勤奮工作,與其他同志共同領導學校,成績顯著。共培養本科畢業生3萬餘人,研究生1300餘人。在這些畢業生中,現在多數已經成為煤炭戰線的技術骨幹或領導幹部,其中,有兩人(於洪恩、王森浩)先後成為國家煤炭工業部部長

講黨性講原則襟懷坦白團結同志

陳一凡同志在同級幹部中,遇到工作上的不同意見,他總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與同志真誠交換意見。有時為搞清問題,爭論很激烈,但他從不記仇,從不在背後講對手壞話。當他知道因工作上意見分歧,被同級幹部背後組織人整他的所謂“錯誤材料”時,他則按照黨性原則,在黨的會議上上講事實真相,採取以理服人的辦法,仍解決不了時,就按組織原則向上級領導反映,仍不能解決時,他也不搞非組織活動,不以牙還牙對著幹,他總是相信黨會弄清是非的。後來證明,他當時的意見和做法是正確的,他也不去宣傳自己,批判別人,這樣有利於團結同志,共同為黨的事業努力奮鬥。

對學校懷有深厚感情

陳一凡同志家庭負擔重,開支較大,一直保持著艱苦奮鬥的革命傳統作風。自國家對幹部從供給制改為薪金制以後,他每月的工資除負擔對岳母、兒子、女兒的贍養和撫養外,每月還要承擔繼母、三個妹妹、三個外甥(女)的生活補貼,所以他沒有積蓄,“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時,只抄到1000元存摺,落實政策退賠後,他將這1000元作為黨費交給黨了。
1982年離休後,他仍然關心礦業學院的發展,惦念著把學生培養成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離休後,他節衣縮食從每月1600元的離休費中節省下幾百元,積攢一段時間後就送到學校以幫助經濟困難的學生完成學業。他前後5次共捐給學校11萬。逝世後,學校為紀念他,在2004年用這筆錢購買圖書3000餘冊,蓋上老院長陳一凡同志捐贈的圖章,放在圖書館專架上供師生員工閱讀。
立黨為公嚴於律己艱苦奮鬥
陳一凡同志公私分明,嚴於律己。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他每月定量是26斤(當時男同志一般都在30斤以上),不夠吃。主管農場的同志提出從學校農場生產的糧食中給他一些補助,他堅決不同意,說:“我不能特殊。”他還要求,在他陪校外客人在食堂吃飯後必須付足糧票和錢。
陳一凡同志在用車問題上也同樣嚴格要求自己。按規定陳一凡同志可以用專車,但他不要。他辦私事用了公車,就讓司機記賬,每月發工資時由我結算付款,他還經常問我是否付足了款,家屬子女從沒單獨乘坐過公車。
1964年秋,北京礦業學院100多名師生員工由陳一凡同志帶隊在通縣地區開展“四清”工作。當時農村的土路極為不平,他的交通工具就是騎腳踏車。上級規定到分團開會可以要分團的汽車接送,但他不要,堅持騎腳踏車往返。
文革前,陳一凡的宿舍是75平方米,兩室一廳,他和老伴住一間,岳母和女兒住一間,兒子平日住在學校,假日回來只能睡在沙發上。當時學校有四套100多平方米的宿舍,本來可以分給他一套,可他讓給了人口較多的副院長和老教授。陳院長從現職退下來直到逝世,和老伴的住房合起來也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副部級標準。陳一凡對子女的要求也非常嚴格,他要求子女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不能靠父母。陳院長的兒子、女兒、兒媳都是大學畢業生,畢業後他們都自己在校外找了工作,沒有一個人在學校留在他的身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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