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特·施威茨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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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Schweitzer
二十世紀人道精神劃時代偉人、非洲聖人史懷哲博士(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德（法裔）國人；出生於阿爾薩斯（Elsas）的一個小鎮肯薩斯堡（Kaysersberg）。這是位於法國中部的東方，與德國相鄰界的萊茵河西側地方，所以當地人以德、法語作為通用的語言。史懷哲在孩童時期即能自如地使用兩國語言。根據他的講述，家庭里寫信時習慣用法文，著述和演講時用德文。當時阿爾薩斯正屬於德國，所以史懷哲的母語應該是德文。因為有雙語的環境，造就他後來以法（1905年）、德（1908年）兩種語言完成《巴赫傳》這不朽名作。這本書也是今日音樂學者研究巴赫的經典著作，它也是巴赫音樂最有力的福音宣揚者。
或許是受其祖先影響（阿爾薩斯祖先中有牧師、老師和管風琴師），史懷哲極賦有音樂方面的天分。五歲跟外祖父學鋼琴，七歲時便寫了一首讚美詩，並編寫和聲附在合唱曲的旋律中；八歲還踏不到踏板就開始彈奏根斯巴赫（Gunsbach）教會的管風琴。他傳承來自祖父對管風琴的熱情，經常關心各地的管風琴與其製作方法；同時也是一位風琴即興的高手。不論旅行或經過哪一個城鎮，一定會去參觀管風琴，其它的雜事可以棄置不顧，不然的話，他心裡會覺得惴惴不安。例如在路茲倫的禮拜堂要安置優秀的管風琴時，史懷哲專程去參觀如何安置；九歲時曾在一次禮拜中代替正式的風琴師演奏，並獨當一面地開始在教堂禮拜中擔任司琴的工作。十五歲拜改革宗聖司提反教堂風琴名師尤金·孟許（Eugen munch）學管風琴，這是史懷哲生命中第一次與巴赫的邂逅。十六歲被準許在禮拜中接替游其納·孟哈的司琴工作，並在聖威廉教堂（St.Wilhelm）擔任巴赫清唱劇與受難劇的管風琴合唱伴奏。年輕的史懷哲也相當喜愛華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的作品，不管是歌劇《唐豪瑟》（Tannhauser），或是千里迢迢遠赴拜羅伊特（Bayreuth）聆賞巨大的連篇樂劇《尼伯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ebelungen），甚至後來還發展到與華格納夫婦成為友誼的關係。
十八歲到法國巴黎追隨著名的管風琴泰斗魏多（Charles-Marie Widor, 1844-1937）學琴，同時還拜菲利浦（J.Philip）學鋼琴。當時的史懷哲正在斯特拉斯堡（Strasburg）研讀神學與哲學；魏多教授一向只收在音樂學校主修的學生，但史懷哲在其面前彈奏了一首，魏多教授非常賞識他，稱許他，立刻收他作學生，同時預料他將來必然會成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這位魏多教授的教育以深刻的技巧指導史懷哲，並以優美的立體感來演奏。因他的教誨，使史懷哲明白在音樂中建築美的意義。
二十三歲拜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的高徒杜勞特曼（Marie Jaell Trautmann）學習鋼琴。史懷哲在二十五歲時已是斯特拉斯堡尼古拉教堂的牧師，但他同時也正在研究音樂理論，並開始管風琴音樂演奏方面的事業。二十六歲時已有哲學博士學位。三十八歲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稍後年間，著手寫巴赫管風琴樂的詳盡書籍，一方面也同時舉行管風琴音樂演奏會。
當三十八歲第一次向非洲出發時，巴黎的巴赫學會不忍心使這位音樂天才被埋沒於非洲叢林裡，便贈送史懷哲一項意想不到的禮物；這是一台特殊打造足足三噸重的鋼琴，它有大風琴（Great）一樣的鍵盤，並附有管風琴踏式板（Pedal）。為了對抗非洲經年潮濕的氣候和白蟻，鋼琴的表層全部用鋅細心鍍過。這部構造異常特殊的大樂器，後來陪伴史懷哲在非洲度過半個世紀的歲月。
來自內心的呼召，史懷哲決定以一個牧師與醫生的身分進入非洲，幫著關懷生命。這樣的動機，促使他在非洲喀麥隆的蘭巴倫納（Lambarena）的醫療工作長達三十五年；在所有上帝兒女中，史懷哲是實踐基督真理的一位偉大信徒，可稱為聖方濟第二。雖然在三十歲才頓悟了“非洲叢林醫學”，神也沒有因此奪去他的藝術生涯，更反而意外地成就他在音樂領域的恩賜。
這位在哲學、醫學、神學、音樂四種不同領域都有卓越成就的世紀偉人，我們確實很難了解在他的生命中，究竟哪一樣比較重要。當然，史懷哲決心實踐直接獻身服務人群的時候，他已經打算放棄其它的三種事業。然而由於上帝的美意，加上他個人堅定的意志力，上帝把四種事業巧妙、和諧地調配在史懷哲一天工作十六小時的時間表里。
為何身為學者、巴赫專家、管風琴建築師與演奏家的史懷哲，原本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他的一生奉獻給音樂，最後卻反而選擇叢林醫院？原來在一九○四年（二十九歲）的一個聖靈降臨節早上，他看到了一本巴黎傳教者協會的刊物。書中全是寫一些非洲叢林需要醫療服務的呼籲，其中一篇題為《剛果區傳教工作的需要》。這篇文章這樣寫道：“在非洲大陸叢林中，生活著一大群不信主的土人，該地沒有傳教士，生病時沒有藥吃，他們不懂真理、知識低落……凡是那些能堅決回答上帝的呼召，勇敢地說：‘主啊！我要跟隨您’……”。這時史懷哲口裡也跟著念道：“當主耶穌點頭示意的時候，懂得說：‘主啊！我要跟隨您’的人，就是我們需要的人。……”這時他知道自己長期曾在二十一歲那一年（一八九六年）下過決心：“三十歲以前要把生命獻給傳教、教書與音樂，要是能達到研究學問和藝術的願望，那么三十歲以後就可以直接進入一個立即服務的方向，把個人奉獻給全人類。”終於到了要步上人生另一個階段！接下來便一一實踐自己的諾言，除了在斯特拉斯堡獲得哲學與神學博士學位外，也在非洲醫院裡將知識與經驗結合，並把他的信仰付諸實現。他就這樣過著遵行耶穌誡命，事奉與犧牲生涯，遠離文明世界的人。
當史懷哲決心要進入非洲工作時他也明白，即一但開始了在非洲的工作，便等於自己藝術生涯的結束。若久不練琴讓手腳因生鏽而不用，要拋棄應該就比較容易。但有一天晚上心情鬱悶，而正在彈巴赫的一首賦格時，突然亮起了一個念頭：“不是可以利用在非洲的空閒時間，磨練和加深自己的琴藝嗎？”這樣的想法萬萬也沒想到，造就他前後進出非洲十三次常只是為了非洲醫院的募款音樂會。在這期間（例如：一九三二年西敏寺聖瑪格麗特電台錄音廣播，以及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斯特拉斯堡聖歐瑞利亞教堂，為倫敦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所灌錄的巴赫管風琴演奏曲唱片，被視為音樂界難忘的成就之一（後來Pearl公司曾自史懷哲在1935/36年所錄製的唱盤中轉錄至 CD，編號是GEMM CD9959）。史懷哲在歐洲旅遊同時，除了開演奏會以外，並設計、改造、拯救以免毀壞的管風琴，並將所賺的收入用來蓋非洲蘭巴倫納的醫院。這樣偉大的奉獻精神一直被世人傳頌著。
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三十一日在斯特拉斯堡多馬教會，為了紀念巴赫忌辰所舉行的音樂演奏會。這個活動是每年循例舉行的，但意想不到是由八十歲的老管風琴家史懷哲演奏序曲開啟了序幕。我們可從每年一月十四日史懷哲的誕辰，均在法國巴黎舉行音樂會；以及每年最接近九月四日（史懷哲逝世紀念日）的星期日下午，在根斯巴赫舉行紀念史懷哲的風琴演奏會中可看出，一位偉人受人景仰的程度。
勿庸置疑，這位具備哲學、醫學、神學、音樂四種不同領域，且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史懷哲，是了不起的通才、卓越成就的世紀偉人，更是著名的管風琴演奏家。雖然他身上聚集多樣的天分，但讓他成功的還是來自信仰的動力與積極努力的特質。
史懷哲在壯年時期，常在旅途中安排每天十六小時的時間來工作，有一次他工作到清晨四點，朋友勸他說：“你不應該蠟燭兩頭都燒著。”而他則回答道：“如果蠟燭很長，為什麼不可以？”又有一次為了管風琴音樂會用八小時來練習，並調整風管使其達到所要的音色，從這兩件事可想而知，其一生以身作則地在過活每一秒。非洲土人的平均壽命是五十歲，所以史懷哲在五十六歲時就完成他的自傳，沒想到上帝疼愛他，讓他活到九十歲。其中有人說道，這與他每天認真工作後，在飯後習慣彈奏巴赫樂曲有正面的關係（施義勝，27）。
史懷哲的著作不僅多元且具有專業性，總計有《尤金·孟許》（1898）、《康德的宗教哲學》（1899）、《根據十九世紀科學研究和歷史記載對最後晚餐問題的考證》（1901）、《耶穌的救世與受難的秘密——耶穌生平的素描》（1901）、《巴赫論》（1905法文版；1908德文版）、《耶穌生平研究史》（1906）、《德法兩國管風琴的製造與演奏風琴的技巧》（1906）、《原始森林的邊緣》（1921）、《文明的哲學：文化的沒落與再建＆文化與倫理》（1923）、《使徒聖保羅的神秘》（1930）、《我的生活和思想》（1931）、《非洲雜記》（1938）、《培利乾的生活與感想》（1951）等。
阿爾貝特·施威策也寫過一部大部頭著作《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音樂詩人》(1904)，和他的其他作品如關於康德的宗教哲學、最後的晚餐或耶穌生平研究的歷史等一樣，都是在他30歲以前，擔任私人講師以及後來在斯特拉斯堡威廉皇帝大學擔任神學系主任，也就是在他成為舉世聞名的偉大叢林醫生和人道主義者之前的著作。他的這部內容和思想均屬豐富的作品，在很長時間裡和斯皮塔一樣，成為巴赫文學中的劃時代的經典之作。後來它由於作者本人個性的非凡發展而有些失色了。然而，此書對巴赫生平的描寫卻是膚淺的，據他自己的說法，其依據完全是斯皮塔的資料，他對巴赫關鍵經歷以及對巴赫音樂的評價，如果仔細觀察，在很多地方都難以自圓其說。作為有音樂實踐的神學家(他還曾寫過一部論述德國和法國管風琴的著作)和牧師的兒子，他同樣主要是從宗教的角度看待巴赫的作品。如果我們為尊重巴赫的作品和他的權威，不得不指出施威策在差不多一百年前青年時期這部著作中的某些錯誤，這決不意味著貶低施威策一生的偉業。
這裡有一段英語的生平與大家分享。
Albert Schweitzer was born in 1875 in Alsace. At that time, it was a part of Germany. His generous spirit was first awakened through his training as a Lutheran minister. Besides gaining a reputation as a preacher, he also became respected for his ability to play the organ. He was a man of many talents. His concern for other people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medicine. He had also acquired doctoral degrees in philosophy and music. His wife took an interest in medicine too and became a nurse.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he should remain and lecture in Europe to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Though he listened to their suggestions, he ultimately decided to follow his own conscience. This led him to Africa. Albert had felt that all men should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of helping others. He felt particularly concerned for black Africans who had been exploited by white men. He earned the money he needed by performing on the organ and by lecturing. With this money he bought equipment and opened a hospital in Africa. He was a man of great strength who faced great problems with courage. The threat of war, the reality of imprisonment during World War, one as a German citizen, and the unbearable heat in Africa did not deter him at all. He believed that man could overcome these obstacles if he had a sense of idealism. He died in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