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屋中的吶喊

鐵屋中的吶喊

這本書不是寬容的,它可能會得罪一些老前輩;這本書也不是成熟的,它通篇充滿了反叛與偏執。然而讓我們一起重溫魯迅先生的教誨吧——“以為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書,從每一個人看來,有是處,也有錯處,在現今的時候是一定難免的。”

基本信息

內容提要

這本書不是寬容的,它可能會得罪一些老前輩;這本書也不是成熟的,它通 篇充滿了反叛與偏執。然而讓我們一起重溫魯迅先生的教誨吧——“以為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書,從每一個人看來,有是處,也有錯處,在現今的時候是一定難免的。”

編輯推薦

作傑在寂寞里,喊出了另一種聲音。它使人想起了“五四”,想起了八十年代,而且文字間滾動的是更為慘烈、更為激越的東西。青年是純粹精神的發端,但後來的路,還有很長。余傑還很年輕,我願在他未來的路上,看到更切實的腳步。在精神的跋涉里,是沒有驛站的。

——文學評論家 孫郁

1.http://www.tushucheng.com/book/1357687.html

作者簡介

余傑,1973年10月,生於四川成都平原一個美麗的小鎮。十三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中學時代發表各類作品十餘萬字,並多次獲獎。思想早熟,承接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之餘緒,崇尚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 199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在北大求學期間,創作近兩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和思想隨筆。1998年,部分作品結集為《火與冰》出版。在北大百年校慶的大背景下,該書對北大現狀及中國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尖銳批判和深切反思,立即在讀者和學界引起巨大反響,並被視為九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批判立場和獨立精神回歸的標誌之一。該書迅速風行大學校園,印行近百萬冊。 近年來,主要致力於文化評論、時事批評的寫作,同時嘗試小說、遊記、報告文學等跨文體寫作,並繼續近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方面的學術研究。迄今為止,已經出版作品十餘部,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處女作《火與冰》被席殊讀書俱樂部評為1998年“十大好書”(文學類)之一;社會評論《為自由而戰》獲《亞洲周刊》(英文版)“2000年度最佳評論獎”;2002年獲紐約萬人傑基金會之“萬人傑文化新聞獲”;2003年入選美國“國際訪問者計畫”;2004年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訪問學者,法國文化部訪問學者。 現為獨立寫作者,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理事。

目錄

鐵屋子與窗戶——《鐵屋中吶喊》修訂版序言

第一輯 口吃的人

口吃的人

欲望號街車

激越之愛

絕望之愛

殘缺之美

赤足之美

九種武器

張楚:一個躲著布道的布道者

誰是白痴?

不可救藥的理想者

第二輯 反叛之後

魯迅三題

孤獨的蔡元培

王府花園裡的郭沫若

向死而生

新《子不語》

反叛之後

向“牛筋”一樣的牛津致敬

“鐵哥們”蒙博托?

那不得見人的去處

文人與人文

知識分子:終結或再生

第三輯 焚不盡的書

駁季羨林先生論中西文藝理論

知·行·游——重讀楊絳

書是書,道是道——讀《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

讀史早知今日事——讀陳寅恪的詩

愚人治理愚人國——點評《榮慶日記》

單調散文——對中學語文課本中所選楊朔散文的反思

焚書

魑魅人間——讀奧威爾《動物莊園》與《一九八四》

第四輯 反讀《通鑑》

為抽屜而寫作(代跋)

序言

李歐梵

我的寫作生活不算長,至少比學術生活短得多。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赴美留學,在環境影響下用英文寫學術論文,不覺已有半個世紀,直到最近十年,才著力用中文寫作。所以我一直認為,我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習作。

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稱為“學者散文”,但沒有解釋,顧名思義,似乎指的是作為一個學者寫下來的隨意而鬆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來有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稱之為“essay”,法文叫作“essai”(有嘗試之意),這兩個傳統不盡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強稱之為“雜文”,但又缺乏魯迅式的匕首投槍的作風。我從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評世界或人物——這一點“魯迅風”我完全沒有學到,雖然自己確曾研究過魯迅。也許,對我而言,“生活”這個人文文本太豐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靈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時代加上去,更像一座寶山。我每讀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論中西,都覺得如在山下掘寶,越挖越興奮,越發感到高山仰止,靈光燦爛。個人最中意的小文都與這類讀書報告有關,如《狐狸洞書話》。生活加讀書,人生的意義足夠了。

現在我的好友季進和黃育海、陳子善策劃將這些中文作品和中譯的學術著作,匯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為送給我的七十歲生日禮物,我卻之不恭,只好笑納。這個作品系列不代表什麼寫作成績,只是一種生活和讀書的感受與潛思盼記錄。這么多年積少成多,竟然有將近二十卷之多,連我自己也感到詫異。

除了某種紀念意義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義:這些參差不齊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現在讀者面前,成為一個文本的“整體”,有點太“重”了,似乎當年的“狐狸”變成一個大“刺蝟”。然而,我曾屢次提過,自己的文章絕對成不了系統,因為我的興趣太廣,在人文領域幾乎無所不包,也從來沒有為自己設立一個目標,豈能成為刺蝟式的思想大師?我愧不敢當,只能說,這個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種積累,猶如重新發行的一套唱碟,希望價廉物美,消費者喜歡就好。

這個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趨多元的興趣。回顧起來,糟雜之中也自有脈絡可尋,總而言之,可以用文學、歷史、音樂、藝術、電影和建築這幾項人文科目來概括。我學的是歷史和文學,但興趣遍及其他各項,加起來看,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文主義者。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現代性”文化的各種弔詭層面。我的時間範疇是近現代——特別是二十世紀,我游移的文化空間也遍及東西方。不知何故,近年來反而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文學和文化興趣日增。別人可以在文化上落葉歸根,我卻不自覺地飄零四海,其樂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認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甚至把雙語寫作和閱讀作為一種常態。

這個系列中的各書出版次序可能不會以寫作先後為序,因此我必須略作交待。如果把學術著作和雜文寫作放在一起,很明顯地可以歸納出一個輪廓:我是先從五四時期的浪漫精神出發,逐漸向不同的文化時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國現代文學方面,從五四走向一九三〇年代,而魯迅研究則成為一個中介,他晚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覺對上海的都市文化產生興趣,甚至為了擺脫魯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歡的東西——十里洋場的摩登上海。我萬萬沒有想到,當年的一股“反動”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為上海懷舊浪潮的標誌之一,這更激發了我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我的作品中的另一條空間脈絡是香港和台灣。我生在大陸,長在台灣,後在美任教三十多年後,退休到了香港,目前則在港台兩地遊走。從地緣政治而言,我似乎地處邊緣,我也故意採用一種“邊緣視角”,別人——特別是自覺或不自覺的“中心主義”知識分子——可能嗤之以鼻,我卻甘之如飴,甚至以此自我定位。對我而言,邊緣才是真正自由的,因為我不受“中心”情結的牽制,可以隨意轉變視角,擴展視野,由中而西,由美而歐,甚至指向西歐的邊緣小國如捷克(當然這也拜昆德拉所賜),近日興趣又轉向南美和南亞(如印度)文學,下一步可能是解放後的南非。總而言之,我認為只有在邊緣才能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邊緣視角也影響了我的思想內容。我的不少想法往往和“主流意識”不同,不見得是“對著幹”,而是不自覺地另闢蹊徑,走個人的道路。我不敢說自己的看法是“灼見”(insight),或創見,只能自嘲是“不按理出牌”的結果,對於學術理論尤其如此。這一方面,我在和季進和陳建華的兩本對話錄中都曾仔細地自我分析過,此處不贅。

我的另一面“不按理出牌”的表現是感情。一般受過學術訓練的學者,往往把自己藏在“客觀”之中或隱於文本之外,我恰好相反,從第一本學術著作《中國現伐作家的浪漫一代》開始,就感情外露,侵入研究的對象,甚至自覺地另用散文形式去踏尋徐志摩的蹤跡。這一股浪漫情緒,見諸我早年在台灣出版的兩本散文集《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餘》。多年來這股“餘緒”一直支持著我的內心生活,終於在十年前我和子玉結婚後一發而不可收拾,不但我們夫婦合寫了三本書,而且我在人生進入老年之際,從子玉身上學到一個“真”字,因此也把一股真情用在我的散文和雜文之中,筆鋒常帶情感,文章到處可以看見主觀的“我”,這也是一種風格和立場。當然,有時主觀會導致偏見,我也在所不顧了。從“浪漫”到“偏見”——但並不偏激——這也許可以總結我的心路歷程吧。

以上的這些自剖,其實都是多餘的話,文章寫完發表,有它獨立的生命,應該聽由其自生自滅,這是我一貫的主張。這個作品系列,除了獻給支持我寫作的妻子外(連這篇小序也是今早她給我的靈感),也願意獻給所有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朋友。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於九龍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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