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背景
”“五四”運動發生後，中國思想界也出現了兩種根本性的危機，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摧枯拉朽之下，向來為士人安身立命的儒家思想體系開始崩潰了，人們失去了傳統的精神支柱，在思想上產生了真空，此外，由於“凡爾賽會議”中國外交失敗事實的教訓和刺激，近代以來國人虔誠地學習西方以及嚮往西方文明的勢頭也由此停頓了下來，甚至更被認為是由此而“破產”了。
到了上世紀30年代，雖然發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步實踐的挫折（大革命的失敗），但此前中國思想界所呈現的社會主義各派學說的流行之勢依然不衰，而且馬克思主義日益成為一股強大的思想潮流。如當時各地高校的講壇，一時馬克思主義學說成為風氣，而“紅色教授”之眾（在北平各高校有張申府、鄧初民、李達、范文瀾、施存統、馬哲民、許德珩、侯外廬、黃松齡、吳承仕、張友漁、齊燕銘等），更使得馬克思主義得以深入堂奧，甚至如人所說：從3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來看，無論是論戰的哪一方，其所使用的話語和方法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現在的人一開口便說什麼資本階級、無產階級等等名詞，並且時常用這些名詞去解釋中國原來的社會。”“鏖爾讀書會”就產生於這一時代背景下的北平。
鏖爾讀書會介紹
“鏖爾讀書會”中的“鏖爾”，其意一說是英文“ours”的諧音；一說取自於“一切屬於我們自己”（All is ours）和“我一無所有”（I have nothing）這兩句話的英文字頭。合起來的意思即是“我們無產者的讀書會”。“鏖爾讀書會”是圍繞時事和新興社會科學的學習而組織起來的一個半公開的團體。“鏖爾讀書會”，最先產生於北平師範大學，並由一些山西籍學生所發起。此前早在“五四”時的1919年4月，一些師大學生就以幫助貧寒子弟讀書為由，創辦過一所平民學校，他們借用師大的教室，規定每日下午和周日義務授課。到了大革命失敗後的1927年8月，師大的一些師生又開辦過一所中華中學，並另創有平民學校，這些學校專門招收平民子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又招收東北的流亡學生），在宣外租賃禮堂上課。這些師大的師生，表面上是以師範實踐的形式服務社會，其實是以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宗旨的。之後，“鏖爾讀書會”成為圍繞時事和新興社會科學的學習而組織起來的一個半公開的團體。到1935年“華北事變”前後，其活動臻於高潮，即直接受刺激於時事的演變，從而熱烈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熱烈地探討中國社會和革命性質等問題，進而成為中共的一個外圍組織。
讀書會學習內容和活動
這個讀書會，主要學習的內容是馬列主義著作以及當時新興社會科學的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除了學習之外，讀書會還利用假期，組織各校學生赴北平郊區的農村去開展調查，研究中國農村性質、農村經濟等問題，此外還組織到山西大同煤礦、北平長辛店機車車輛廠等地開展社會考察，用以了解中國產業工人的狀況，通過以上的形式，參與當時全國理論界熱烈進行的中國社會性質、中國農村性質等大討論。學習理論的同時，當時“讀書會”的青年也深受左翼文學的影響，特別是北方“左聯”成立後，“普羅文學”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許多大學和一些中學也都有了“左聯”的基層組織，它們編成小組開展活動。每當開會時，又大都有“左聯”執委會指定的執委來參加指導，而小組活動的內容往往是具體地討論創作作品，以及創作計畫。這樣，“讀書會”與“左聯”又發生了緊密的聯繫，它們共同成為中共的外圍組織。另外，還有“文藝研究會”、“文藝理論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等。對此，有人回憶說：“那時我們的主要活動是組織讀書會，在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黨的政治路線，研究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給進步的期刊和報紙寫稿。”
關於參加的活動，成員狄景襄曾回憶說：“‘讀書會’還通知我們在和平門外師大的第五教室秘密聽過一次‘瑞金來人’的報告，報告內容是成立蘇維埃政權的意義。我還到青雲閣和東安市場書攤秘密送過《鏖爾》刊物。”裴麗生也回憶說：“當年我在清華上學，我們常利用周末參加‘讀書會’活動，傳閱馬列著作及其他進步書籍，交流學習心得，共同探討國內外形勢。”其所閱讀過的書籍，有馬克思主義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以及大量新興社會科學的書籍。筆者的先父為“讀書會”里的一個青年，最近在整理先父的日記，裡面也講道：“最近看過《士敏土》、《蟹工船》、《十月》，都是普羅文學名著，此外現正看《社會主義大綱》（buharlin）、《新興文學概論》（顧鳳城）、《唯物史觀的文學論》（marc dckcrcz）。”（1931年1月2日）
在上世紀30年代，北平的高校有了這樣一種現象：在學校的常規教學之外，又有了“另一種講台”、“另一種學習”，它“作為一種秘密的文化‘運動’”，又與當時中共地下黨的活動結合在了一起，如是，在當時的內憂外患相交迫的時期，許多處於思想苦悶的青年開始有組織地在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而其勢則竟“如飲狂泉”。
讀書會的成員
“鏖爾讀書會”的成員，多為北師大山西籍的進步學生，其中相當多數為中共地下黨成員（包括一些烈士），很多成員後來服務於教育部門，一些還是共和國的高級領導幹部。如武新宇（後為內務部副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務副秘書長）、杜心源（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等）、狄景襄(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此外還有當年北大和清華的一些進步學生，如趙梅生（北大黨支部書記、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後在延安“搶救運動”中去世）、鄭天翔（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裴麗生(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等。“鏖爾讀書會”開展的革命活動
上世紀30年代，隨著中日矛盾和日本侵華步驟的持續升級和加劇，上述青年思想左傾的現象，更是一浪高過一浪，及至1935年“一二九”運動，可謂臻於巔峰。“讀書會”的活動由是愈加高漲，它又與此前倡議成立的全國性的進步青年組織“群新學會”、“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社”等相配合。同時更多的學生參加進“鏖爾讀書會”里來。當時中共已走上正軌（紅軍勝利抵達陝北、“左傾”錯誤得以糾正），中共北方局為了團結更多的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同時也為了掩護黨的地下工作，黨的很多活動都以黨的外圍組織——華北教育勞動者聯盟(簡稱“教聯”)的名義來展開，而這個團體的參加者多為中國小教員和一些大學教授（范文瀾、馬哲民、許德珩、侯外廬、黃松齡、臺靜農、李霽野等），其中不乏“讀書會”的成員，於是，兩個組織的活動得以迭加，教授們在各大專學校進行演講和宣傳，向青年學生和市民進行唯物史觀的啟蒙教育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北師大以及北大和清華等學校的許多黨員學生和進步學生也紛紛加入“教聯”，形成抗戰爆發前北平乃至華北的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又一浪潮。“一二九”運動後期，“師大學生南下宣傳團”以及各校的“民族解放先鋒隊”也相繼組成，又自綏東抗戰之後，師大“讀書會”成員中的武新宇、裴鴻昌、、梁化之（即梁寒冰）等又組織了“晉綏旅京同學抗日聯合會”，他們開始走向抗戰前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