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興教寺

此建塔,隨即建寺。 唐肅宗題塔額曰“興教”,寺遂得名。 太和二年(828),重修塔身。

興教寺事件

護國興教寺 護國興教寺

埋有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師靈骨的西安興教寺,一度面臨大規模拆遷。當地政府給出的拆遷原因,是絲綢之路聯合申遺的需要。據悉,申遺後的興教寺將建成集佛教文化、佛教養生、佛教旅遊為一體的高規格旅遊文化景區。西安市一名副市長曾口頭表示,要把興教寺打造成“第二個法門小鎮”。目前拆遷方案已有所調整,但換湯不換藥,寺僧仍將被驅離,“拆散寺塔僧”是其形象的描述。僧團若遠離寺塔,此地還能稱祖庭嗎?惡的力量有多放肆,善的力量就有更多堅強。保衛西安興教寺,留住護塔僧,讓我們並肩。

事件背後

據媒體分析,申遺拆遷背後,是著名曲江系公司的商業運作,副市長商人段先念的身影也隨之浮出水面。

幕後推手曲江系

借鑑希特勒的修辭策略:將民眾與興教寺強拆事件事實隔離

曲江系通過使用“語言規則”來使人民大眾與事件保持距離,通過口頭許諾的新建寺院的“換住地”的修辭手法以掩蓋其“強行驅遣僧人奪廟產”的無恥行徑,就是希特勒納粹策略在中國的套用!

在希特勒的第一號戰爭命令中,“殺戮”一詞便被“給予仁慈的死亡”所代替。所有官方通信都遵守這種“語言規則”。阿倫特指出,“很難在檔案中找到像‘滅絕’、‘消滅’或‘殺掉’這樣大膽的詞。給殺戮規定的代名詞是‘最終解決’、‘疏散’和‘特殊處理’。驅逐出境被稱為‘換住地’(把猶太人強制遣送)”。曲江系口頭承諾將新建寺院安置僧人的“換住地”修辭手法,同樣的“驅逐出境”本質,歷史的重演!

驚爆副市長商人

段先念,驚爆副市長商人,曲江系老大。自2007年起,不但擔任西安市副市長,同時還兼任曲江新區管委會主任、陝文投公司黨委書記和董事長、曲江文投公司總經理、大明宮遺址區保護辦公室主任及西安市申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和辦公室主任等多個職務。從2002年兼任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主任、黨工委副書記及西安曲江新區發展公司總經理起,便開始一手打造“曲江模式”。以“市長兼董事長”這一產生於“權力與資本交媾”的身份,拿捏“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之虛,務“開發地產,抬高房價”之實。從商業化法門寺到財神廟上市,到近期的強拆興教寺,副市長商人段先念打造的“曲江模式”將“假古董”地毯式覆蓋了西安諸多的文化遺存,被熱議為“造神、造信仰、造遺產”運動。此種西安市場資源與政府權力集於一身的獨特發展模式,孕育出一批兼具公務員和商人雙重身份、深度參與市場經營的政府官員和深度參與政策博弈的商人。

2013年4月,副市長商人段先念親臨興教寺,直接指揮暴力強拆,踐踏僧人人權,將寺院建築拆遷與否的決定權寄託給“國際專家”,褻瀆國家主權,在中國夢正在起飛,習總書記中華文明復興的偉大綱領正在全面落實的今天,段先念一意孤行違反全人類道德依止、敵對全中國民眾普遍呼籲,以控制輿情、恐嚇僧人、打壓良心媒體的方式,垢顏無恥地粉飾副市長商人的“濟世利民”形象。

正廳級公司

這個公司是正廳級,曲江就是富人區房價高怎么了——段先念

段先念:我還有好多企業的兼職,去年掛牌的陝西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陝文投”),我是當董事長。在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我也是董事長和總經理,我都卸不掉。

時代周報:你以西安市副市長的政府官員身份,兼任陝文投的董事長,怎么獲批的?

段先念:這個任命是在中組部和中紀委備案的。這是去年的新生事物,是陝西省委請示上面同意的,這個公司是正廳級,和我的職務相當。

曲江系挾佛斂財的手段

——誰擋我的財路,我就斷誰的生路。

誰擋我的財路,我就斷誰的生路!目前,曲江系這種狂飆突進的原始資本積累方式已經正式套用到佛門中來。他們不光利用大師,甚至還利用到佛陀和僧人身上。通過運作,佛教聖物佛指舍利竟被劫掠而成為曲江系的囊中之物,每個功德箱都有指標,從中賺到的錢皆有回扣,為此,法門寺景區的工作人員甚至不惜代價化裝成出家人、違法進行坑蒙拐騙!

自古以來,在人類靈魂歸宿的信仰面前,利益的擴張總是保守著最後的敬畏、不敢輕易跨越那道信仰的最後底線;各界求財也都對十方供養的佛教網開一面。但現在,別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就連“盜亦有道”的最後底線都已經被徹底摧毀。

在浮躁的物慾社會中,從家徒四壁到家財萬貫,人人都希望尋求一點信仰。然而在這幫黑了心的佛門吸血鬼眼裡,不僅看到了當前人們心靈空虛現狀下對於宗教的渴求,更看到了挾佛斂財的潛在巨大利益。在“吸血鬼”眼裡,佛門不在是教化人心的淨土,反而成了可以拚命斂財的搖錢樹。貪婪的黑手,早就已經伸向了出家人!

誠然,陝西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中並不占據優勢,經濟上的落後使當地急於尋求擺脫貧困帽子的方式。然而,急不可耐的曲江系卻選擇了一個殺雞取卵式的發展方式——借佛斂財。堂堂一省,最終選擇了“借佛斂財”的罪惡方式發展經濟。難道,陝西省非要通過借佛斂財的方式才能生存嗎?離開法門寺和興教寺,西安和陝西就活不下去了嗎?

作為西安乃至整個陝西“發佛教財”的始作俑者曲江系,無論他們所建立的一個個文化怪物最終虧損多少錢,都不會成為令他們擔心的理由。因為他們知道,要虧虧國家、要肥肥自己,受害的永遠是別人。

佛教存在於世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某一省市的經濟抓手,更不是為了讓世人利用自身斂財,而是要發揮正常的教化功能。面對借佛斂財的黑手,佛教四眾自然要奮然抗爭、進行抵制,但在曲江系統看來,佛教的僧團和三寶則成了阻擋他們謀取暴利的絆腳石。於是,“借佛斂財”終於變成了“佛教擋他財路,他就斷佛教生路”。一方面要對佛教進行赤裸裸地明搶,另一方面又要暗下黑手、利用官方配屬的國家機器、通過各種暗箱操作斬斷佛教的生路。

解碼“曲江系”

公眾熟知的曲江系,由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及旗下龐大的文化產業集群構成。近年來,曲江系以一系列大策劃、大融資、大手筆,創造了大雁塔北廣場、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法門寺景區、樓觀台道文化展示區等全國關注的旅遊項目。

2007年,曲江新區成為首批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區。之後,有多批外省官員前來西安“取經”。2012年9月,非洲法語國家主流媒體團到曲江新區採訪考察曲江發展模式。

但隨著項目推進暴露出的問題,人們對曲江系的批評聲漸多。2010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陝西曲江模式:曲徑通“優”還是通“憂”》,公開批評“曲江模式”。一系列對曲江系的疑問也逐漸產生:曲江新區管委會是什麼屬性的機構?其文化產業集群以什麼方式實現了做大做強?曲江系的核心價值觀“曲江模式”,其實質是什麼?

政商關係

1995年,西安曲江旅遊度假區設立,2003年改為現名曲江新區。西安外國語大學旅遊學院教授陳鋒儀,長期擔任西安市旅遊高級顧問,他介紹道:“曲江新區是從雁塔區剝離出來的一個獨立的有別於高新技術開發區的板塊。西安市政府初衷是通過建立這個新區,利用這個地方文化旅遊潛在的優勢,塑造一個全新的城市會客廳。可是,這個地方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先期投入的很多地產公司都賠錢了。這充分說明不是有資源就能賺錢,需要合適的商業運作模式。”

官方資料顯示,曲江新區管委會擁有教育衛生局、旅遊發展局等多個行政職能部門,但是沒有人大、政協等部門。《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2011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資券募集說明書》(以下簡稱《募集說明書》)介紹,“曲江新區管委會屬市政府直屬事業單位,局級建制。”“在轄區範圍內履行市級管理許可權,具有區域內建設項目審批、規劃定點、建設管理等職責。”西安市某官員對媒體談到,曲江新區管委會是“市政府派出機構,事業編制,企業管理。”“各部門把權都授到我們這個地方了,我們是一棟樓辦公,一個章子管到底,就是曲江管委會的章子把所有的章子都代替了。”

作為曲江新區管委會最重要的戰略運營平台,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曲文投”)在1998年註冊成立,為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它是曲江新區區域運營開發主體,融資平台,在曲江系公司格局中具有核心地位。

《西安曲江文化旅遊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介紹,曲江新區管委會通過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來控制曲文投。曲江新區管委會持有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99.83%的股份,而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曲文投100%的股份。

曲江新區管委會和曲文投,在管理層那裡完成了政商一體的對接。工商資料顯示,曲江新區管委會主任李元,同時是曲文投董事長、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曲江新區和曲文投合一,巨額資產可以直接劃撥。《募集說明書》提到,2009年,曲文投資本公積轉增實收資本15億,其來源即為曲江新區管委會向曲文投劃撥對大明宮投資集團和陝西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100%股權。

法門寺一位高層告訴南都記者,“曲江公司在情況不利的時候是政府,有利的時候變成了企業。”最典型的即高爾夫球場事件。2012年,曲文投以“渭河城市運動公園”的名義違建高爾夫球場項目,後被曝光。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中紀委曾派員調查。此事在曲江系內部引起強烈震動。而正是在這樣的危機背景下,當年10月22日,西安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註冊,控股曲文投,在形式上切割了曲江新區管委會與曲文投之間的政商合一形態。工商資料顯示,10月23日,曲文投的性質由“國有獨資”變為“法人獨資”。

曲江系的高爾夫球場計畫並不罕見。2012年,陝西省環保廳《關於史記韓城·風追司馬文化景區總體規劃環境影響報告書審查意見的函》印證了曲江系在韓城的商業計畫,“規劃區內禁止新建別墅、高爾夫球場、跑馬場等項目,濕地保護區內禁止開展旅遊活動。”而此前陝文投與延安當地合資的陝西文化產業(安塞)投資有限公司,曾有建設山地高爾夫練習場的規劃。

《募集說明書》顯示,在政策方面,曲文投具有壟斷地位,可以“在同等條件下優先取得文化產業資源和城市建設資源、地產資源”,而且“還享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曲江管委會通過提供文化產業扶持資金、文化產業風險投資和貸款擔保的方式,為文化集團及下屬公司解決發展中面臨的資金瓶頸。”

曲文投在曲江新區文化產業工程項目上也具有壟斷地位,該部分業務均由曲江新區管委會委託曲文投承建。

忽然崛起

在經歷近10年的摸索之後,曲江新區快速發展的轉折點出現在2002年。“當時西安高新區有個厲害的人段先念。他做的‘田園都市’是個典型的景觀式社區,做得漂亮,賣得火爆。於是,西安市政府將段先念直接調到曲江新區,開始了一系列商業化運作,有了今天非凡的變化。”西安外國語大學旅遊學院教授陳鋒儀說。

曲江系的成名作為大雁塔北廣場。2003年12月31日,曲江新區的作品大雁塔北廣場建成開放,點睛之作為亞洲最大的矩陣式八級疊水音樂噴泉。大雁塔北廣場從旅遊角度而言很成功,開放當天即吸引10餘萬市民遊覽。

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王天定認為,“大雁塔北廣場迎合了陝西人的文化焦慮。以前大雁塔北廣場一帶是城市‘傷疤’。但是這個廣場聲光電的現代化,把大雁塔和周圍社區的關係完全切斷了。老百姓喜歡去大雁塔北廣場,只能說他們需要一個噴泉廣場。但這個廣場是否建在大雁塔邊,是一個問題。”

陳鋒儀說:“音樂噴泉一出世,確實震撼人心,不但讓到西安旅遊的人眼睛一亮,而且讓市民有城市歸宿感與自豪感。但我當時認為,應該按佛教文化的空間來塑造大雁塔空間。用很現代的手法會破壞這個神聖的佛門空間,沒了禪的意境。我提出可以建水面,但不宜搞音樂噴泉廣場。但那時西安太落後了,需要一個很震撼的大手筆的東西,這種時尚包裝思想占據了絕對的上風。”

緊接著大雁塔北廣場的,是在2005年開園的大唐芙蓉園,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的大型皇家園林式文化主題公園。陳鋒儀說,大唐芙蓉園確立了曲江“高起點、大手筆”的做事風格。

“大唐芙蓉園與大雁塔北廣場項目做完後,曲江新區的土地快速升值。原來曲江沒開發、待開發、待拆遷的土地,迅速由生地變成熟地,潛在的價值成為現實的生意。我印象中,那段時間曲江新區每天的土地價格在翻番,今天不簽契約,明天價格就變了。”陳鋒儀回憶。在兩大項目做完後,“文化+景觀+地產”的‘曲江模式’逐漸成型。曲江池(南湖)遺址公園崛起後,曲江景觀地產開發商與資本高手的形象在海內外成功確立。”

圈地,造景,炒地,賣地

“曲江模式”,即曲江系運作文化旅遊業的核心模式。

《西安曲江新區文化產業發展綱要》介紹,“文化旅遊業在整個文化產業體系中居於先導和核心地位,是曲江文化產業的龍頭和引擎。”“曲江模式”在各項目中基本特徵相同,即先在著名文化遺址周圍大片圈地,然後進行基礎配套設施建設,並炒作文化概念,抬高周邊地價。待地價升值後,再高價賣出。其地產的變種即墓地生意。(詳見《逐利法門寺》一文)《西安曲江模式: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一書將“曲江模式”的具體操作手法歸納為“倒序法”:“先一次把城市做足,再讓產業進來,資本進來”。

“這種經營模式(曲江模式)的支撐點是可以置換並產生巨大經濟效益的土地。曲江新區靠政策低價拿地,曲文投高價賣地。前提是要有足夠的土地儲備。於是,圈地、囤地成為必然,這種示範效應的惡果就是大規模的圈地造景運動。”陳鋒儀認為,“(曲江模式)還有一個重要的核心要素,就是文化資源足夠有魅力,能夠產生文化壟斷。西安獨不缺這樣的文化資源。”

在曲江系的圈地造景運動中,賣地盈利最大的項目是2010年開園的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項目。整個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規劃面積為19.16平方公里,其中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面積僅為3.2平方公里,而周邊改造區域面積達12.74平方公里。“周邊改造區域”即為“曲江模式”公式中的地產生意。憑藉大明宮遺址這一概念,曲江系圈起的12.74平方公里巨量地塊迅速升值。一位接近曲江系高層的人士告訴南都記者,“曲江在大明宮項目上賺翻了,幾十億是有的。”

“曲江承接這個項目後,提出了一個大遺址保護理念。客觀地講,非常棒。因為如果完整地、穩健地按照這個理念去建設大明宮地區,那將是文化型城市的改造樣本,”陳鋒儀告訴南都記者,“這個浩大的集文化遺產保護、社區改造、未來商圈構建於一體的項目,是一種新型城市綜合體建設理念,需要創新性的資本運作,才能夠成功。於是,曲江的商業精英運用土地置換的方式有效解決了這個問題,即你幫我建景區,我給你匹配土地,這些土地個個都是黃金地段。”

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項目是一個“獻禮”工程,其全面建設時間只有一年,“確保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2010年國慶期間盛大開園”。一位接近曲江系的人士告訴南都記者,“建大明宮遺址公園,有時候碎石渣也填進去。曲江每年光公園維修就花上千萬。”南都記者在大明宮含元殿遺址工程附近看到,這個建成時間只有兩年的工程,磚石上面有大量“傷疤”,有的磚頭整個翹起了。

興教寺“申遺”拆遷事件,透露出曲江系炒作“申遺”概念的商業計畫。而其已經上馬的一大“申遺”商業項目,為漢長安城遺址項目。該項目總占地75.02平方公里,其中遺址保護總面積65平方公里,其餘地塊為曲江系地產操作留下了廣闊的空間。項目啟動區域為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申報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範圍。2011年7月,漢長安城遺址保護概念策劃方案匯報會在曲江管委會舉行,值得注意的是,參會的國際人士不是知名文物保護專家,而是國際知名規劃設計公司人員。

“‘曲江現象’並不偶然,它是一種獨特的城市饑渴症所誘發的必然現象。這種政府主導市場開發的城市經營機制,和我們所處的‘大政府小社會’的社區環境有密切關係。”陳鋒儀評價,“我們反思‘曲江現象’,是因為過度商業開發會傷及文化,而西安恰恰是一座世界級的文明古城,有七大系列世界級文化資源。文化景觀的重構,要慎之又慎,要走公益化建設的道路。”

假廟“綁架”真廟

除了世界文化遺產概念,曲江系打的另一張牌是宗教概念,而主要手法就是用假廟來“綁架”真廟。在曲江系建造的非宗教活動場所的景區中,最有名的是法門寺景區,而最“逼真”的是西安周至縣的趙公明財神文化景區。

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顯示,名稱為“財神廟”的道觀,地址在周至縣集賢鎮趙大村,負責人 叫 杜 宗 真 。號 碼 為“ 宗 場 證 字(陝)D 010130004”。記者從趙大村財神廟管委會處核實到,杜宗真是真正的財神廟的道長,與財神廟景區無關。

真正的財神廟是一座院落很小的廟,庭院裡有一個巨大的元寶造型香爐,正式名字叫“趙公明廟”。旁邊的石碑上顯示,廟始建於明清時期,為陝西省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運營景區的是西安曲江樓觀道文化景區管理有限公司,曲江文旅的子公司,60元的門票上寫著“趙公明財神廟”字樣。

這個包裝成寺廟的趙公明財神文化景區,占地約531畝,仿古建築眾多,規模遠遠超過真財神廟。景區正中的財神殿,氣勢恢宏,有34米高,分四層。景區所在地為趙大村,距離真財神廟一公里,該處地方和趙公明身世本無直接關係,但在導遊圖上卻寫著一處叫“趙公明墓”的景點。實際上這個景點修建僅兩年。

一位終南山宗教界資深人士告訴南都記者,“景區公司內部有規定,員工對遊客都講是在原址修建的廟。”記者在景區的體驗證實了該人士的話。在穿過景區巨大的牌坊後,遇到的一位工作人員說:“這個廟老底子了,有年頭了,趙公明就在這裡生的。”在另一處賣“招財金蟾”金幣的地方,一位工作人員介紹,“老廟以前也在這個地方,這個是重新修建的。”在景區財神殿里,第三位工作人員告訴南都記者,“廟是在遺址上新建的。”

這個並非宗教活動場所的地方,卻放置了不少功德箱,財神殿放置著五個,兩側的廟也都設有。記者從趙公明財神文化景區官網沒有查明這些功德箱捐款的去向。

在曲江系之前,財神廟蘊含的商業價值就已經被人注意了。記者獲得的經營契約顯示,2008年,周至縣集賢鎮趙大村四組與張強簽訂契約,授權張強獨家經營管理趙公明廟、公明陵,年限15年。

2010年春天,曲江系開始打造趙公明財神文化景區,對外宣稱這是財神廟。當年三四月份,西安曲江文化旅遊(集團)有限公司有人來和趙大村有關人士接觸,提出把真正的財神廟關掉,作為博物館,以後將宗教活動放到景區那裡。談了兩次但都沒獲得應允。

一位相關人士回憶,2012年5月,曲文投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旅遊(集團)有限公司(2012年9月13日全稱變更為“西安曲江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曲江旅遊集團”)醞釀借殼ST長信(長安信息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置入趙公明財神文化景區等資產上市,引起巨大爭議。“後來(曲江公司)把景區的標示寫上‘財神文化區’字樣,裡面的二三十個假道士連夜讓回去了。他們當時說這是財神文化景區,蓋得像廟但不是廟。”長安信息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2年9月26日名稱變更為西安曲江文化旅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曲江文旅”。2012年9月28日,“曲江文旅”作為曲江旅遊集團子公司正式登入A股市場。

輸出克隆產品

“如果否定曲江模式,就是否定西安市這幾年來的發展路子。”2010年面對《時代周報》記者採訪中,西安市某官員引用另一位官員的話說。“曲江模式”並未因質疑遭否定,獲得政策層面支持,它不斷向外輻射。

曲江系對外輸出“曲江模式”的運營平台為陝西文化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陝文投”)。以陝文投為核心,曲江系在陝西省內布局了文投系公司群。工商資料顯示,陝文投註冊資本20 .33億元,從事重大文化產業項目戰略投資、融資和風險投資等。陝文投法人代表和董事長是段先念。段先念也是西安市副市長、曲江新區黨工委書記。

股權結構表顯示,陝文投具有曲江“血統”。陝文投有四大股東。其控股股東曲文投,投資11 .43億元,股份65 .58%,入股時間為2009年6月22日。曲文投控股保證了陝文投“曲江模式”的路子。

為了擁有省內發展的便利性,陝文投在三個月後又吸收了延安和榆林的資本。2009年9月22日,延安市鼎源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注資1億元,占股5.74%;榆林市城市投資經營集團有限公司注資1億元,占股5.74%。

為了讓陝文投擁有省級國企的血統,2009年,陝西省財政廳給陝文投注資4億。這一數字在2012年增至6.9億,占股33.94%。陝西省財政廳的注資使得陝文投成為正廳級單位。陝文投某負責人曾對媒體記者談道,“我們到各個地市去,人家都是地市級,假如說這個公司沒有級別,你能跟市長對話嗎?能跟市長談我們怎么發展嗎?沒辦法!”

曲江系靠巨額貸款來運營其大手筆。其多家子公司上市計畫至今只有曲江文旅實現。在巨債壓力下,曲江系不斷尋找新的文化資源和土地,而陝西省內各地普遍缺乏曲江系的策劃、運作能力,雙方往往一拍即合。2012年榆林市高層稱要“赴西安等地就陝文投集團已建成項目進行考察,在開闊眼界的同時要學習先進理念”。

2010年6月23日,陝西文化產業(韓城)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韓城文投”)成立。這是曲江系的典型克隆產品。韓城文投是由陝文投與韓城市政府及韓城當地6家民營企業共同出資成立的國有文化產業投資企業,註冊資本金10億元。工商資料顯示,韓城文投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長為韓城市民營企業家丁沛生。但韓城文投的控股方為陝文投。韓城文投正開發陝西韓城市從古城到司馬遷祠這一區域。(詳見下文《韓城古城:拆除式保護?》)

曲江系其他的省內克隆體包括延安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陝西文化產業(安塞)投資有限公司和榆林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等。2011年年初,陝文投成立了黃帝陵精神家園項目組,要結合聲光電等高科技元素建立黃帝文化感受區。

在曲江新區官網一篇《曲江新略》的文章中,曲江系這樣描述自己的擴張之路:“曲江就是要借萬眾之力而推城改,借城改之機惠及萬千百姓,引爆一場新型城市化革命的暴風驟雨。 ”

人大禪學社

寧為申遺挖祖墳是撤藥換湯的遺產媚俗

我們膽顫心驚,唯恐興教寺復蹈都江堰之覆轍,“興教寺佛教文化旅遊景區”會是如何樣子?失去的古韻去哪裡找?唐時明月的光華還可得否?玄奘大師若知塔寺今日之劫會撫碑傷痛否?我們期盼著這樣的夢魘不要來臨,不要來臨……如今,我們尚可選擇拆否,日後,絕無選擇復否的餘地了!

今日事,為“申遺”之恥,為“文化保護”之恥。現在行動,還來得及,莫待花謝空折枝,空悲切!

北大禪學社

興教寺未必非要別人點頭才是文化遺產

為將“申遺”變成“生意”,得到暫時的經濟利益,不惜將保護文物的基本原則拋在腦後,甚至為申遺而大肆破壞文物和自然資源,造成難以估量和無法修復的文化損失,失去先人留下的寶貴遺產,此舉實為網友所說的“文化犯罪”!

天津大學行思學社

興教寺強拆將截斷文化的生命之流

然而想不到巍巍大德埋骨棲身的古剎,躲過了上千年刀兵水火、躲過了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躲過了文革的毀佛拆廟,卻在當今的和平年代岌岌可危!在“世界文化遺產”的榮光、尤其是它背後潛在的巨大利益面前,一場圈占信仰與文化淨土的“圈地運動”已經在它面前轟轟烈烈地展開。

普隱學堂

解讀興教寺拆遷背後原因 三大矛盾透視真相

申遺的本意在於保護文化遺產,這是人類的偉大貢獻。但是,現在“申遺”是為了發展旅遊,則與申遺的本意完全相反。但是,從興教寺來說,玄奘等塔是一種文明傳承方式,僧團的生活也是一種文明傳承方式,歷史與現實完美統一。這正如“中國夢”所強調“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而“強遷興教寺”則正是對“中國夢”的破壞。

西安佛協原法律顧問趙義斌

解析興教寺拆遷三大原因

本次申遺的主管領導缺乏宗教政策觀念,不熟悉宗教情況,無視佛教界人士和信教民眾的意見,特別是不顧和不尊重興教寺僧團的意見,擅自決定拆遷寺院、攆走僧眾,造成“申遺”與“毀寺”的軒然大波,主管文物、宗工作教部門是要負領導責任的。希望主管文物、宗教的領導,多讀法學法,真正懂得宗教政策和法律,以便更好地為黨的宗教工作服務。

文化娛樂法律專家邢彥超

拆除興教寺需要考慮的法律問題

第三,根據“決策民主”的原則,《徵收條例》第十條規定徵收的程式必須是“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有關部門對徵收補償方案進行論證並予以公布,徵求公眾意見。徵求意見期限不得少於30日。”那么,申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拆遷令是否有相關的補償方案?補償方案是否經過論證並徵求了公眾意見呢?

第四,根據“結果公開”的原則,《徵收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將徵求意見情況和根據公眾意見修改的情況及時公布。”那么,興教寺的相關利益人以及房屋的所有權人是否受到西安市政府的相關公告了?

第五,《徵收條例》進一步保護了被徵收者的合法權益,規定實施房屋徵收應當先補償、後搬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採取暴力、威脅或者違反規定中斷供水、供熱、供氣、供電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徵收人搬遷。”

學者李利安

對央視國際報導興教寺拆遷真相的質疑

既然有了這么明顯的開發意圖,即使僅僅是意圖,難道僧人們不能擔心嗎,不能表達他們的態度嗎?難道這也是謊言嗎?其實陳教授也沒有說謊,因為在陳教授的本次業務之內,的確是沒有商業開發項目的,可是她只是負責申遺工作的,僅僅負責申遺的專家有什麼資格斷定在申遺之外當地有關部門現在或未來的開發項目就“絕對不成立”呢

城市規劃師王鈺鎔

專業解析興教寺“申遺規劃騙局”

拆遷興教寺的申遺規劃存在多處問題:一是對申遺基本原則真實性與完整性的認識謬誤;二是對保護規劃對象的認知模糊;三是規划過程中的公眾參與缺失!

社會學博士李哲

野史拼接:宗教場所申遺背後的人與事

在以“奪寺驅僧”為核心情節的興教寺申遺風波中,無論以申遺專家某教授等為代表的“公知”,還是從上到下的“有關部門”,在實踐操作和在口風口徑上,都存在“有跡可循”的路徑與轉折。
越抹越黑之下,其處理公眾輿情的智商,又一次被網民圍觀。
觀眾苦笑不得,只得提請注意:演技爛瞎眼、節操掉一地!——如果說還有正在“醞釀”的說辭與反覆,也都省省吧。忘了那句話么: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宗教學博士沈抒寒

移花接木奪寺產 且看“唐僧肉”如何被瓜分

寺僧分離,寺不成寺。我們已經看夠了沒有靈魂、沒有信仰的空殼寺院,我們不願法門寺的今天成為興教寺的明天,我們更不忍偉大的佛教精神和生命的信仰在GDP的包圍下黯然失色!

經濟學博士顏秋玲

長安名片 千古奇聞:“佛教四祖庭八大寺為經濟抓手”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在申遺過程中,為什麼某些官員敢於無視和踐踏中央政策、踐踏信仰尊嚴,表現出無知、無良且無畏的嘴臉?恐怕,逃離了籠子的絕對權力才是關鍵。正如有位專家所說,“申遺不是目的”,個別領導和商家也確實應該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讓公權力真正回歸才是問題的關鍵!

文學博士王雨瞳

保衛興教寺:堅拒異化“聖物”為“文物”

“玄奘精神”不可能由開發商來承載,那是一個絕不能託付的群體,不管是“申遺開發商”還是“文物開發商”,他們的同一性質,是“商人”,重視的,只會偏選“用無信仰裁決信仰”的“利用價值邏輯”;“玄奘遺骸”的“聖物”價值不能被異化成為“文物”,拿“文物”為“聖物”變形,是“中國式倒行逆施”,他們正在背叛和褻瀆全人類,我們要萬眾一心堅決制止這種顛倒引奪!

管理學碩士殷實

興教寺僧團命運猜想 佛教尊嚴能談判嗎?

若要斂財,必先占寺。若要占寺,必得驅僧。若要驅僧,莫如拆遷。若要拆遷,莫如申遺——這就是“佛門吸血鬼”的邪惡邏輯。為了確保這一強盜邏輯能夠暢行無阻,充當“馬前卒”的國家文物局必須要為“強拆”編織一件合理合法的外衣!

經濟學博士李東興

拿祖先的骨灰換錢 利益狂潮下的“經濟法難”

興教寺事件是利益狂潮下的“經濟法難”,表面看來,這些利益集團獲得了財富,但從經濟學角度看,這些利益集團除了自私和爭鬥之外別無其他,無論他給你提供多少經濟發展的指標,那都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真正的市場經濟,一定是充滿人文關懷和道德情操的,絕非滿眼的鈔票符號。

文學博士楊楠

從宗教搭台看經濟唱戲 假面舞會真不了

XX寺安放的玄奘大師靈骨,不僅承載著一代高僧“寧向西方一步死,不向東土半步生”獻身真理的執著追求,更寄託著無數人對於信仰和文化的無限渴仰。XX寺的僧人不但是XX寺不容置疑的主人,更是華夏大地守護靈魂守護信仰的勇士,這些靈魂的守護者和玄奘精神的傳承者應受到最為尊貴的禮遇,而不是驅逐。

社會學博士賀巧玲

依法辦事:是文物不該拆 不是文物也不該拆

我們必須明白,這不是保護文物,不是傳承文明,而是徹徹底底地截斷歷史之根,斷送先賢之精神慧命,借著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如此殘忍暴力的方式,修來改去,迎合著現代人的獵奇心態,親手用鏟車將祖宗的無價之寶除得一乾二淨,這是聰明還是愚蠢,任何一個成熟理性的人都會作出判斷。

環境學博士後張威

申遺還是“驅僧占寺” 誰來保障佛教界權益?

從真正文化保護的角度而言,“申遺”的頭銜並不重要,因為文物的標準及其物質價值都是變化的,不變的是文化內涵及其精神傳承。正如明賢法師在文章中所言,“如果忽略了興教寺這個人文場所的宗教價值,更忽略宗教價值中的靈魂核心,恐怕,無論打造一個怎樣華麗的人文處所,也仍然與興教寺原本承載的宗教價值毫無關聯。當靈魂被消解了,形式上的繁榮與原本興教寺的遺產價值相比,當然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

經濟學博士魏欣

眼下的“後申遺時代”,可謂司馬昭之心,人盡皆知。人們逐漸看穿了申遺背後的幕後商業黑手,他們無一不是將文化珍寶,從自然損壞,推向人為破壞。“申遺”的目的,並非真的為了保護興教寺所承載的歷史文化,而是以“撤湯換藥”的方式,把真正的“好”攬給自己,把剩下的“不好的好”留給別人,把“乾貨”留給自己,把“清湯寡水”留給別人,最後變成純粹功利性的商業運作。

文學碩士劉暢

“寺僧分離”的“遺產一刀切” 誰最受傷?

商業運作在文化領域這裡絕不能“喧賓奪主”!恰恰相反,商業應該搭台,文化與修行才是這裡的主角。要知道,興教寺是享譽世界的宗教場所。僧人有其獨立的自主權——不論是民主的角度,還是眾生平等的角度。

這裡要經濟搭台,文化唱戲。不要為了一己之私而把社會搞亂!

經濟學博士覃玲

殺雞難擋天亮:從利用佛教到底線救治

最後,在全國上下萬眾一心,團結一致期盼美好的中國夢,努力為實現美好的中國夢而奮鬥的時候,我也衷心的希望,作為華夏子孫的一份子,西安的那一小撮人的良知沒還有喪盡,儘早罷手,安寢好夢。

哲學博士沈聰

申遺引發的西安事變 這次囚了玄奘大師

更為關鍵的是,該機構的幾位要員同時也是西安當地文物局的要員,都為拆遷興教寺做過辯解。中心主任郭旃同時是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副主席,一面以“國際專家”身份表示中立,表示要尊重國際意見,轉手又大力推動申遺的各項工作。看來,“一人分飾兩角”、“一局分飾兩角”之“申遺變色龍”實屬西安特色,令人嘆為觀止。

醫學碩士冉維正

“新護法運動”且看今朝 你準備好了嗎

在事件中一直急於撇清和拆遷申遺的關係的曲江集團,通過長安區民宗局發表的聲明也是那么的無力。據寺院僧人講,三四月份的時候,曲江集團的人還天天到寺院裡跑,你說沒關係,你蒙誰呢?

推動興教寺申遺的某某大官人,就在XX集團乾“兼職”呢……如此種種蛛絲馬跡不再多舉,你說你跟興教寺事件是有關係呢還是有深刻關係呢?

哲學博士陸中俊

駁光明日報《搭建建設性共識的平台》

5月30日將近,興教寺安危迫在眉睫,四方民眾大聲疾呼之時,依然有棄民族文化、大眾利益於不顧者,撰《搭建建設性共識的平台》一文(刊載於2013年05月11日《光明日報》第12 版“爭鳴”欄目),極盡狡辯,維護奸商,開脫惡政,潑污賢良,混淆輿情,助紂為孽。筆者為護興教寺故,為護佛法故,為護民族文化故,為護眾生慧命故,對此文逐條辯駁,以正視聽!

文學博士尤雪航

興教寺悲歌:曲江不直長安難安

一路走紅的“曲江模式”,看似文化產業與城市發展的光鮮業績,實際全由地價攀升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打造。曲江文投以佛教(包括其他宗教文化)為噱頭,圈歷史文化地皮,炒作文化概念,立項競標,招商引資,帶動地價上漲,實際是將佛教異化成印鈔機、提款機。這一鏈條由法門寺、大雁塔、 小雁塔打頭陣,興教寺及其他寺院早已“被排隊”。

在西方,宗教精神構建了經濟發展的倫理後盾;在西安,宗教卻被徹底歪曲成了斂財謀利的“鴉片”。正如網友所說:曲江不直,長安難安。

經濟學博士陳懷松

興教寺:一場曲江傾銷“鴉片”的申遺運動

今天,在中國十三朝古都,信仰被綁架,靈魂被驅逐,欲望被放縱。“每一個功德箱都有創收指標,每一尊佛像都有天價供養標價。清淨之地成叫賣之所,充斥誑語與騙局。明碼標價背後是建立‘世界佛都’的宏大計畫。”

現代中國佛教掘墓人的機構,明知道這種做法正在掏空文化的核心,販售著麻木與膚淺,冷漠與旁觀,卻依然要在侵蝕民族精神的道路上一往無前。

有網友半開玩笑地呼喚著悟空:“悟空快來救救師父!收了這幫妖孽吧!”看著讓人忍俊又心酸,不由得想起毛主席那首詩: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哲學博士單春華

興教寺之殤 “護國”千年“護寺”維艱

興教寺又名“護國興教寺”,玄奘大師的不朽精神激勵著一代代興教寺僧眾恩報國土,心繫蒼生。這樣一座屹立千年,延續佛教命脈、民族文脈的古剎,卻要倒在和平年代的一紙紙冷漠公文、荒唐政令、貪婪項目和無良輿論中!

興教寺護國千年,護寺維艱。護興教寺即保護佛教,護佛教即所以護國護民!

在此興教寺危難之際,我們不吝以最深切的悲慟和對民族文化、古老信仰最真切的關懷奉勸有關部門,頭腦發熱、急功近利之時,請為民族之長遠生息計,請為國家之安定和諧計,請不要忘記大眾內心的呼喚:“興教寺是精神家園,請允許人的靈魂有個歇息的處所! ”

醫學碩士張哲

大限將至 興教寺護國使命走到盡頭了嗎?

5月30日是興教寺拆遷大限,一座護國護教的千年祖庭,對祖國對人民的守護使命是否必須走到盡頭?這場靈魂與利益的博弈,到底誰能勝出?

一份對生命的珍視,可悲地成了投機者的商機。在“吸血鬼”眼裡,佛門不是淨化人心的淨土,而是斂財的搖錢樹。一群商人經營的“宗教”,除了榨乾信仰渴求者口袋裡的票子外,無法給予半點信仰關懷。佛教度化眾生的悲願是“眾生無盡願無盡”,如果有盡頭,除非業盡。“百年易盡,五福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業有多久,興教寺的關懷就該有多遠 。興教寺之殤 “護國”千年“護寺”維艱

長江時評

拆遷興教寺的原因竟然是絲綢之路申遺的需要,這條理由未免有些荒唐,莫非,這是傳說中的“拆遷性保護”?難道,這座位於絲綢之路上的寺院,除了寺塔,其他的建築就沒有價值?這樣也挨不上嘛,如果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知道了西安為了申遺,而拆掉了“遺”,那么,申遺工作豈會順利通過?

興教寺簡介

長安護國興教寺位於今陝西省長安縣樊川北原 ( 少陵原 ) 。唐高宗總章二年(669)為從白鹿原遷葬玄奘法師遺骨在 此建塔,隨即建寺。唐肅宗題塔額曰“興教”,寺遂得名。

玄奘法師舍利塔高七丈,共五層,底層拱洞內有 玄奘法師塑像。塔背嵌有《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的碑刻,因亦稱大遍覺塔。與玄奘法師墓塔呈山字形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座三層塔,均高一丈五,為其兩大弟子慈恩大師窺基和西明大師圓測舍利塔 。

興教寺自建成至今千餘年間 ,幾度枯榮 ,歷盡滄桑。建寺約百年之後,即“ 塔無主 ,寺無僧 ”。唐文宗 太和二年(828),重修塔身。清同治年間(1862 — 1874)遭兵燹,除三座舍利塔外,全寺付之一炬 ,幾成廢墟 。1922年寺僧募修大殿、僧房十餘間,又先後由朱子橋、程潛增建及修葺塔亭 、大殿 、藏經樓、山門等並補 修了三塔。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兩次撥款整修。1982年以來,又進行了全面修繕、增建。1983年興教寺被定為 漢族地區全國重點寺院 。寺中供奉著民國時期大居士朱子橋修繕三藏塔所得的感應舍利子、玄奘法師從印度請回的巴利文貝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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