蚤滿華袍

也許,對於張愛玲來說,寫作,從來都是一種抵抗,一種病,一種藥。 張愛玲不是一個徹底的人,但對待寫作,她卻是徹徹底底的誠實。 也許,對於張愛玲來說,寫作,從來都是一種抵抗,一種病,一種藥。

作者簡介

伊北,作家,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作品:長篇小說“時代三部曲”《被結婚》《北京浮生記》《熟年》,短篇小說集《臭伉儷》,傳記 “民國三部曲”《你若盛開清風自來:那些人遇見的林徽因》《半生素衣:陸小曼傳》《蚤滿華袍:張愛玲後半生》等。伊北的長篇小說,多以都市題材為主,平朴真實又犀利幽默,始終關懷都市男女的精神狀況;短篇小說則蹊蹺詭異,始終有一種南方濕潤的氤氳味道;隨筆作品,多以歷史題材為主,迴腸盪氣又不吝表達主觀愛恨,有明確的價值導向,同時又注重書寫傳奇。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以張愛玲後半生為寫作焦點的傳記。張愛玲是一名天才少女,也是一個時代的異類和傳奇。寫作曾經帶給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戰火紛飛時,她享受著成名的歡愉和戀愛的放恣,戰事一停,一切戛然而止,戀人背叛,她的寫作事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她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就連生活的依憑都忽然變得搖搖欲墜。出走美國後,她在異鄉步履漂泊,不得不忍受經濟的窘迫,照顧癱瘓的丈夫,輾轉於不同的城市尋求安身之地,曾經的榮耀與聲名都成了過眼煙雲。殘酷的生活剝離掉了一切浮皮,把她還原成一個最樸素的寫作者的形象,幾乎要將她打倒。然而,一個人在一生中,能夠真心熱愛一件事,並且貫徹到底,究竟是幸運的。一個朝聖者的虔誠,雖不能扭轉乾坤,但卻能給予內心豐潤與安然。也許,對於張愛玲來說,寫作,從來都是一種抵抗,一種病,一種藥。

目錄

出走:知己知彼之態
愛缺:半生半世之約
往來:人山人海之懼
祓禊:無窮無盡之念
推翻:自言自語之魅
張看:有聲有色之行
夢魘:難捨難棄之執
精怪:獨來獨往之傷
迫近:隔山隔海之窘
用度:一分一毫之利
描畫:半新半舊之變
附錄
失落者:張愛玲與毛姆
孤獨心:張愛玲與嘉寶
櫻花刑:張愛玲與日本
夢堡壘:張愛玲與安徽

精彩語句

  • 天大地大,隻身一人,朋友溫暖如燈。
  • 曾經說好一起走到世界終結的人,轉眼咫尺天涯,清晰如大雨過境的空氣,又模糊如深夜電視完結時分,螢幕上紛繁的雪花點,讓人昏沉。
  • 初戀像一個肥皂泡,飛到太陽底下,五光十色,風來了,越飄越高,終於破了。留下悵惘,但回味起來,也有喜悅。畢竟是初戀。
  • 所謂愛情,有時候不過是在友情上點一粒胭脂。
  • 一個人的日子縱然孤獨,但好歹還有自由。
  • 從無話不談到無話可談有時候只有短短的距離,也許怪命運,也許怪時間,但歸根到底,大多數人愛的只有自己。
  • 歷史像個花瓶,一瞬間就已破碎,每個人撿起一塊碎片,做自己的解釋。
  • 人生的溫暖無處不在,陌生人的恩賜,總會給我們莫名的感動。所謂一見如故,其實就放下戒備,張開雙臂,熱情地接納與你磁場一樣的人。
  • 很多路要一個人走,誰都幫不了,生活的真相總是那么殘酷,赤裸,你要么抵擋不了,消亡,要么繼續往前,堅強,在陽光沒出來之前,我們都只能在暗夜飄蕩,等待曙光。
  • 戀愛也許真的需要一點勇氣去冒險,至於走入婚姻,更是需要一些不管不顧、昏了頭的精神。
  • 作者自序

    一種抵抗,一種病,一種藥
    我不是宿命論者,但我寧願相信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就好比的有的人來到世上是為了做一個好爸爸、好媽媽,有的人會為大家貢獻美妙的歌聲,有的人在平凡的位置上奉獻著自己的能量和智慧,有的人則在命運的風浪里,綻放光芒。宿命感讓人低徊彷徨,但使命感卻是催人奮進、向前。晚清小說《海上花列傳》里有套語:“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各司其職,各就其位,天真純潔,秩序井然,就好像古代神話里設二十八星宿,每個人的強項都不同,所以也只有昴日星官能治得了蠍子精。如果每個人都能自覺地認識到自己來到世界上的使命,知曉自己的天賦和秉能,發展下去,這世界或許會定穩得多。不為爭榮誇耀,實在是人生太匆促,幾十年,彈指一揮間,能扣緊一件自己擅長的事努力做下去,是尊重造物,也是成全自己。
    張愛玲就是個有使命感的人。早在年幼時參加《西風》雜誌的徵文時,她就寫了一篇類似自敘傳似的文章《天才夢》,大概意思是,她是一個天才少女,什麼也不會,唯一擅長的,就是寫作。她的一生也徹徹底底是個寫作的文藝女青年的一生。因為寫作,結識朋友、戀人,又因為戀愛,豐盈反哺了寫作,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一場戀愛,與其說她愛上了他,倒不如說她愛上了他對於自己寫作才能的激賞,因為懂得,所以慈悲,一個寫作者的高傲與謙卑,張愛玲展現得淋漓精緻——高可以高到誰都不見,低又能低到塵埃里,然後開出花來。寫作曾經帶給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戰火紛飛,都化作絢爛背景,琳琅而下,她享受著成名的歡愉和戀愛的放恣,戰事一停,一切戛然而止,戀人背叛,她的寫作事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寫劇本,在報紙上寫小說連載,斷斷續續,女高音卡住了嗓子,只剩《二泉映月》的悲悽……張愛玲忽然發現,戀愛沒了或許可以再談,但寫作的環境一旦失去,她不但沒了精神的支柱,就連生活的依憑都忽然變得搖搖欲墜。
    隔了多少年再看張愛玲當年的出走,真是會被她的執著震動。世界再怎么變,寫作永遠是她世界的中心。寫作是一個原點,也是一個終點,是一道閃電,也是一片風帆,是她的愛,她的痛,她的能量源泉,她的皈依。寫作對於她來說是那么重,以至於她這顆小小星球,兜兜轉轉,不管走什麼軌道,都還是圍繞著它旋轉。張愛玲知道自己的短長,能與不能,短短寸筆,書寫人生,她知道來到這個世界,就應該充分珍惜上天給予她的gift——非一般的寫作能力,來寫值得她寫的東西。她也曾經為生活寫過一些自己不甚喜歡的東西,比如《赤地之戀》,比如一些劇本、幾種翻譯和一些著手籌劃的研究,但只要有條件、有時間,她還是努力去規劃自己的寫作生涯,寫自己內心真正想要書寫的文字,反反覆覆。生命有它本來的樣子,我們惟有臨摹。懂得了這一點,張愛玲漂泊的後半生也就逐漸“撥雲見日”,外部行為和筆下文字,都無比清晰地指向一個方向——寫作即人生。她委屈自己的人生成全寫作,寫作又以特殊的方式完整她的人生。張愛玲不是一個徹底的人,但對待寫作,她卻是徹徹底底的誠實。
    張愛玲外冷內熱,她是非常重視友誼的人,但她總害怕對不起人。她曾寫信給夏志清:“我這些年來只對看得起我的人負疚,覺得太對不起人,這種痛苦在我是友誼的代價,也還是覺得值得。”早年的炎櫻,中晚年的鄺文美夫婦,以及夏志清、莊信正等在美國的朋友,都曾在她身邊起過重要作用,但對於友誼,張愛玲有她的一把衡量標準,那就是這些人對於她的寫作事業有沒有理解和幫助,在情感的付出和收穫上,她是要求“等量齊觀”的,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為什麼炎櫻早年與愛玲關係好到恨不得成一個人,到了美國之後,兩人距離近了,心的距離卻漸行漸遠——“婦人化”的炎櫻已經無法理解和參與到一個大齡文藝女青年的寫作生活當中,她時不時帶來的自覺不自覺的“炫耀”,也愈發讓張愛玲難以忍受。而這時候,遠距離的宋琪、鄺文美的友誼剛好填補了這一空白,而寫信的方式剛好對於張愛玲來說又那么適宜。至於夏志清、莊信正、水晶這些人,則是張愛玲在文學圈重新崛起的一些“老關係”,寫作上的激贊、鼓勵,使得這些人形成了一股保護圈和光環,聯手打造了一個神話了的張愛玲。
    在婚姻上,張愛玲的兩次選擇,南轅北轍,一個汪偽的文人,一個是美國的左翼老作家,並且年紀都比她大很多。很多人都不理解。其實從寫作這件事上點一點,她的婚戀選擇就顯得那么合情合理,有專屬的運行軌道。張愛玲成名時,上海正值淪陷,文藝圈許多人都去了內地,留在滬上的文人本來就少,有人願意捧,但大多數是亂捧,說不到點子上,偶爾有說到點子上的,比如化名迅雨的傅雷給了一點小批評,張愛玲立刻接受不了。胡蘭成來了,不但親自到訪,十分重視,還提筆寫下《論張愛玲》,奇文一篇,一下打動了天才少女的心——她愛上了一個男人,更愛上了這個男人對於她寫作的深度解讀。多少年後,張愛玲到了美國,因為生活困難,她只好申請文藝營作為棲身之所來完成自己的寫作,她遇到了賴雅,一個窮困潦倒的美國左翼文人,火速戀愛,閃電結婚。她為了錢?為了美國戶口?為了新的安穩?也許有這些因素,但絕對不是全部,因為那時的賴雅,情況比張愛玲要糟得多,年紀大把,剛中風不久,窮困,寫作停滯,即便張愛玲想靠婚姻翻身,也不會蠢到選擇他。歸根到底,還是要落到寫作上。
    剛到美國的張愛玲想靠英文寫作打開局面,但面對新的人文環境,新的市場,她如履薄冰,同時也沒有足夠的自信。而在麥克道威爾文藝營,賴雅跟她的談話和指點,對於她過去小說的讚賞,給她打算寫的中國題材英文小說《孝橋》的建議,都在無意中滿足了張愛玲的深層情感需要——她是需要有一股力量來支撐並且告訴她:你是可以寫下去的,你的寫作是有希望的。烏雲遍布時透出來的一線天光,窮途末路時的一點了解和盼望,足夠讓他們在一起,過上個十年八年。而有趣的是,到了1966年,賴雅的生命最後的一段日子,照顧癱瘓的賴雅好幾年的張愛玲,卻依然離開華盛頓前去邁阿密作家做駐校作家,維持生計是一個因素,但對於張愛玲來說,更大的痛苦在於,常年照顧賴雅占據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她沒法寫作了。這種焦灼持續到臨界點,她終於不顧一切逃出去,用寫作重新給予自己一場洗禮,這不是“拋夫”,而是絕望的人的透氣——過了沒多久,她又回來把賴雅接走,天南海北,始終帶他在身邊,直到他去世。
    賴雅去世後,張愛玲更加避世,為了集中精力創作,她已經決定放棄婚姻,一個人的日子縱然孤獨,但好歹還有自由。張愛玲在伯克利中國文學研究中心工作過,但卻最終不歡而散,她的獨處習慣,使得她始終無法融入同事圈子。再加上她始終把自己的寫作作為生活的中心,工作上的事,縱然她給予重視,但始終做得不盡如人意。在被解聘之後,她不再外出工作,在洛杉磯找了一個小公寓,躲起來,寫著自己想寫的故事。外面的世界再怎么變,都與她無關,她就是一個寫作者,用生命寫著,耗著,真是“蠟炬成灰淚始乾”。她像是一個旅人,拖著行李,踽踽獨行,為了輕裝上陣,她又不斷地丟棄著,愛情、友情、婚姻、工作,她總以為只要捨棄,就能得到尊嚴,得到更大的自由,但沒想到上天又安排她與自身抗爭。
    晚年的張愛玲為疾病困擾,這給她的寫作生活帶來了極大困難,牙病、眼病、胃病、皮膚病、失眠症,最恐怖的是她對於跳蚤的感知——因為懼怕“蚤子”,她竟然不斷搬家,開啟了在同一座城市流浪的晚年生涯。搬家過程中她又開始了不間斷的丟棄,“三搬當一燒”,何況她是不停地遷徙於汽車旅館,家具丟了,衣服丟了,甚至於的重要的書稿也丟了,她就帶著必要的藥和衣服,拖著個大皮箱子,神情恍惚輾轉,有幾次在公車上被連續偷竊,損失一千多美元。但她還在寫著,雖然有時候寫一封信都要幾天。晚期跳蚤恐懼症消失,她住進公寓,寫作依舊是她生命里的重頭戲,但她的寫作又簡樸得很,她不要寫字桌,也不用凳子,就伏在床頭的一個用紙盒子搭起的平台寫,席地而坐。
    殘酷的生活真是剝離掉了一切浮皮,把她還原成了一個最樸素的寫作者的形象,幾乎就要將她打倒。可張愛玲依舊不放棄,風吹雲散,雨打萍碎,世界顛倒,人世無常,她依舊懷抱著寫作的信仰,一往無前。看晚年張愛玲,真是要落淚的,然而又那么佩服,“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一個人在一生中,能夠真心熱愛一件事,並且貫徹到底,究竟是幸運的。一個朝聖者的虔誠,雖不能扭轉乾坤,但卻能給予內心豐潤與安然。也許,對於張愛玲來說,寫作,從來都是一種抵抗,一種病,一種藥。她用寫作抵抗命運,抵抗人世,倏忽倥傯,抵抗時光侵染,疲憊得一病不起,然後又借著一粒粒文字魔力,不藥而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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