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經筵
宋真宗經筵
，是指漢唐以來帝王為講經論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為元、明、清歷代所沿襲。經筵制度在清代持續時間很長。單就狹義的“經筵典禮”而言，順治十四年(1657)首開經筵，至鹹豐十年(1860)最後一次舉行經筵大典，持續二百餘年。
如就廣義的“經筵制度”而言，從皇太極崇德元年(1636)改國號為清起，至宣統三年(1911)止，整個清代都存在以“研經論史”為主要內容的御前講席。經筵制度是與中國古代社會最高統治者密切相關的一項教育制度。
經筵制度
宋代制度：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單日舉行經筵，由講官輪流入侍講讀，名曰春講、秋講。明、清兩代基本沿用其制。舉行經筵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味道研經”，探究經書中的微言大義；一是“以古證今”，亦即以史為鑑，吸取封建統治經驗教訓。經筵例不由閣臣兼之。清順治九年 （1652）後始以大學士知經筵事，以尚書、左都御史、通政史、大理卿、學士侍班、翰林等二人侍講。經筵設御桌、講官案。清代皇帝在文華殿行經筵儀，先講《四書》、《五經》，然後由皇帝宣示滿、漢文御論，各官聽講。事畢，由各官行禮，於文淵閣賜茶。
根據傳統習慣，皇帝為皇太子時即應就讀，受傅於翰林院諸學士，稱為東宮出閣講學。登極之後，除繼續就讀而外，他還要出席另一種形式的講學，即所謂經筵。
經筵於春秋兩季氣候溫和之時舉行，每月三次。每次經筵，所有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內閣大學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勛戚都要一體參加，還有給事中，御史多人也在聽講的行列中出現。
經筵舉行的時間一般在早朝之後，皇帝在大漢將軍20 人的保衛下首先駕到。在這文質彬彬的場合中，大漢將軍也免除甲冑而穿上袍服，但仍攜帶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
皇帝在文華殿面南坐定，傳諭百官進入，行札如儀。至此，鴻腫寺官員將書案一張擺在御座之前，專供聖鑒；另一張擺設在數步之外，為講官所用。參加聽講的官員魚貫而入，分列書案左右經筵和其他所有的儀式一樣，必有其目視耳聽的對稱均衡。先一日用楷書恭繕的講義此時已經陳列於案幾之上。
在贊禮官呼唱之下，兩員身穿紅袍的講官和兩員身穿藍袍的展書官出列。他們都是翰林院中的優秀人員。講官面對皇帝，展書官在書案兩側東西對立。接著是講官叩頭，叩頭畢，左邊的展書官膝行接近書案，打開御用書本講義，用銅尺壓平。
明英宗此時左邊的講書官也已經趨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開始演講。講完後，書本蓋復如前，講官及展書官退列原位，以便右邊的同僚履行任務。左邊講官所講授的是“四書”，右邊講官所講授的則為歷史。此種節目，歷時大半天只有
講官可以口講指劃，其他全部人員都要凝神靜聽，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
如果當今天子偶然失去了莊重的儀態，把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之上，講官就會停止講授而朗誦：“為人君者，可不敬哉？”這樣的責難不斷重複，決無寬貸，一直到這個為人君者突然發現自己的不當而加以改正，恢復端坐的形態為止。
這種繁文縟節乃是當日國家中一種重要制度。經筵的著眼點在發揮經傳的精義，指出歷史的鑑戒，但仍然經常歸結到現實，以期古為今用。稱職的講官務必完成這一任務，如果只據章句敷衍塞責或以佞辭逢迎恭維，無疑均屬失職，過去好幾個講官就曾因此而被罷免。
產生
經筵日講制的產生，
使居於九重深宮的帝王儲君能夠經常性地接受儒臣教育，其增進君主品學的功用無可質疑。惟
慈禧太后就師道而言，經筵制的進講儒臣已無帝師之名，官秩又卑，實無尊嚴可言。宋初，經筵講讀官皆坐，然自仁宗以十三歲幼齡即位，坐讀不相聞，於是講者立侍者坐，形成故事。
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等請賜講者坐，而侍者可立。神宗交付禮官考議，詔太常禮院詳定。韓維等主張應賜坐講臣，使能敷暢經藝以明先王之道。龔鼎臣等則以為今之講臣不過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因眾議不同，神宗問曾公亮，公亮但言侍仁宗書筵亦立。
後賜王安石坐講，安石不敢坐，立講遂成故事。明代經筵儀注，皇帝御文華殿，廷臣均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禮。太子出閣講學，侍講侍讀等官入見，亦行叩首禮。
明代中葉以後君主多不好學，甚至有凌辱講臣者。景泰元年(1450年)詔開經筵，景帝每臨講幄，輒命中官，擲金錢於地，任講官遍拾之，號為恩典。君主待講臣如此，講臣地位之低落可知。而明代君主遇講官若說書之奴，其多昏庸荒怠之主，政治黑暗，與此不無干係。
詞組舉例
康熙帝電視
劇《康熙王朝》第43集，李光地在與兩位洋大人的對話中說：“對，從今天開始，你們參加皇上的每日的經筵日講。”“對，每日一次，每次一個時辰。”
延伸閱讀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記載：康熙八年 （1669）四月十九日，兵科給事中劉汝漢疏請 “先行日講，次舉經筵，選擇儒臣，分班進講”。康熙帝嘉其言，令禮部議行。
經筵日講是康熙親政主事後力推的一項重大決策。經筵，原是順治朝所定的年例，即是講讀清朝列位先帝 “祖訓”的盛會。康熙將 “經筵大典”改為 “經筵日講”，選內臣御前每日進講漢儒經學典籍，隔數月，舉行大典交流進講，令滿朝文武拱立竦聽。
康熙之舉，意在撥亂反正。順治十八年，康熙繼位年僅八歲。順治帝駕崩前遺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克、遏必隆、鰲拜為輔政。四輔臣執掌重權，卻以 “先帝祖訓”挾制天子，爾後結黨營私，排斥異己；跑馬圈地，貪污腐化，激化滿漢矛盾。時僅數年，已是社會動亂，民不聊生。康熙八年，在孝莊太皇太后的庇護下，康熙得以剷除鰲拜集團，肅清四輔臣餘黨，親政治國。而整治朝綱的一個抓手便是力推 “經筵日講”。經筵日講須取 《四書》 《五經》及 《通鑑》等治亂興衰之典籍而 “講貫?繹”。康熙是憑藉經筵日講讓內閣各部重臣自上而下學習漢儒經學，統一認識，甄別治國方略，撥亂反正。如是康熙所言： “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盛。”
為使經筵日講不流於形式，徒於虛名，康熙親自圈定進講官員的名單，任命吏、刑、工、戶、翰林院各部高官十六人為主講。有官者，懈怠成習，厭學成性，聲色犬馬，無所事事，每每以夏日炎熱、入秋政務纏身為由推諉搪塞。康熙毫不留情直言痛斥： “方今秋爽，正宜講書”， “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雖寒暑不必綴講”，嚴訓整肅學風。在經筵大典期間，改隔日為每日進講。康熙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對左右近臣直言： “朕所聽政之暇，即無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在康熙的督導下，經筵日講逐成制度化，堅持不懈，前後持續長達十六年之久，歷代封建王朝實難出其右。
康熙倡導經筵日講以講究實效為重。指示進講經學須 “理亂興衰之故”，可各抒己見， “凡有所見，真陳無隱”， “如此互相講論，方可有裨實學”；進講不說套話、官話，務去陳言，要言不煩， “講章稱頌之處，不得過為溢辭，但取切要”，杜絕報喜不報憂，投君所好的諂媚之風。進講所選典籍，須以治國方略為主旨，事先呈報進講典籍篇章、章體事例，並親作指導。國子監祭酒徐文元呈報進講 《四書》，康熙則指示， “《四書》屢經講讀，朕心業已熟曉。每觀 《通鑑》，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應與 《四書》參講”，遂命之再改講章。凡呈報講章文稿，辭不達義者，康熙則以事前試講而監之。翰林院大學士喇沙里進講 《通鑑綱目》 “告子曰性猶杞柳”一章，康熙甚為不滿，然則先行親講，且講論精微，義理融貫。此訓，則使人云亦云、缺乏思考，濫竽充數之庸人無地自容。經如此整治，康熙朝之官場學風為之煥然一新。
康熙推行經筵日講堅定執著，吸納、繼承儒家統治思想，並將之統一各級官吏的言行。經筵日講之所以卓見成效，便在於治學制度化，勤政以治學為先；倡導百家爭鳴，各抒己見；摒棄陳言又媚詞，端正學風。而經筵日講之舉，又為整治政風，確立清明的治國方略奠定了思想基礎。這實是凸顯了康熙的政治謀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