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革命的指向性：反思科學抽象法
新世紀迎來保衛《資本論》時代，這必然驅使我們認真思考、反思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工作邏輯和學科工作方法，以多路徑的姿態重新演繹完整的人類歷史，特別是經濟史。同時，人們也不應當否認這一事實：《資本論》邏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工作地基上始獲成功。
可見，把科學抽象法歸位——關於資產階級經濟認識論的批判邏輯和方法（它的重點內容在《資本論》第四卷），目的在於“糾偏”、“補漏”與“去神化”。另外一方面，把馬克思的所有觀點放在他的思想演變過程中來理解，就顯得格外清晰。
從《資本論》結構的源起、成型的過程看，《資本論》邏輯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流變”的結果，因此，在二者之間客觀存在有必然性的“結構”的繼承和發展關係。這些結構形式的共同點是立足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把握“什麼是生產關係”，於是，《導言》文本構成對“歷史”和“邏輯”以及“歷史”和“認識”的統一規定性的“探源”。總的來說，《導言》的貢獻是革命性的：既是理論方面的，也是方法論方面的；它釐清了對象和研究對象的不同規定性，鎖定對象轉化為研究對象的“事的邏輯”和“事的科學”。由《導言》定格的實質性的工作內容生產了“勞動二重性規定”，由此也就確立了“生產方式”（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和“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內部聯繫。這種內在結構在於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客觀邏輯，或者說是它的一個客觀基礎，因此，不能把它直接說成主觀批判的工作產物或認識形式的工作程式，比如“科學抽象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