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彬[中共蘇魯豫區黨委統戰部部長]](/img/b/6fd/nBnauM3X1QzM0ATMyETO2IDN1UTMxMTNwgTMxADMwAzMwIzLxkzL0c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王文彬[中共蘇魯豫區黨委統戰部部長]")
人物生平
王文彬像1929年入省立徐州中學讀書。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抗日救國運動。
1932年考入江蘇省立高級中學，思想追求進步，秘密閱讀革命刊物。
1935年夏高中畢業後，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求學，接受進步教授的教誨，參加北平左翼作家聯盟組織。同年12月9日和16日，參加北平學生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和集會，是一二九運動中的活躍分子。
1936年2月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任北師大民先隊隊長。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被選為北平學生救國會宣傳部部長，並任中共北平學聯黨團成員，成為北平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
1937年春主持創辦《北方青年》雜誌，任社長。曾倡導組織北平各校學生3000餘人去溫泉春遊，參加演出揭露國民黨非法逮捕救國會“七君子”的話劇，進行抗日愛國宣傳。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濟南主持平津流亡學生的輸送工作。不久到南京，組織成立“平津流亡同學會”，任中共黨團負責人，領導進行街頭抗日救亡宣傳。隨後返回家鄉領導當地民眾開展抗日武裝鬥爭，任中共徐州西北工委書記。
1938年初組織成立湖西抗日游擊隊，任政治委員。6月游擊隊擴大成立為湖西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任政治委員。7月成立中共湖西特委，任書記。領導創建湖西抗日根據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他是湖西抗日根據地主要創建人，為發展蘇魯豫根據地做出了貢獻。
1939年調任中共蘇魯豫區黨委統戰部部長，後任中共蘇魯豫特委書記。
1939年9月，混進黨內的暗害分子利用職權製造“湖西肅托”事件，不幸遭殺害。時年28歲。
人物事跡
王文彬，1911年春生於江蘇省豐縣王寨村一個破落的地主家庭里。他自幼勤奮、好學，隨祖父念完“四書”、“五經”和《史記》、《綱鑑》等典籍，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基礎。他熱心幫助別人，每逢下雨天，總是把路遠帶不起乾糧的貧苦同學領到自己家中，換衣、吃飯，受到鄰里稱讚。
辛亥革命後，軍閥混戰，王文彬家鄉遭兵災之患。在動亂中成長起來的王文彬，受到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憂於祖國前途，於1926年夏初，與本村同鄉張奉先一起投入了北伐軍。因他年紀小，身長不過槍高，不能扛槍打仗，便當上了文書。軍旅生涯，使他逐漸接受了新思想，懂得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道理。這為他後來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由於不服南方水土，經常生病，一年後又回到原籍。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豐縣地區時局暫時穩定，學校複課。病癒的王文彬繼續求學。1929年至1935年的中學階段，王文彬就是愛國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
1929年，王文彬考入江蘇省立徐州初級中學。這所學校不僅有好的教員和教學條件，也有共產黨地下組織。他在進步教師和同學的影響下，懂得要改造舊中國，必須學好真本領，因而學習更加刻苦。這個時期，他在進步教師的啟發下閱讀了《嚮導》、《中國青年》等許多進步書刊，堅定了他救國救民的革命志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徐州各界民眾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王文彬和同學們一起，衝破校方的阻撓，走上街頭參加遊行示威，散發傳單，演講宣傳，抵制日貨，痛斥日寇的侵華罪行。他並以徐州學生代表的身份，回到家鄉豐縣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
1932年秋，王文彬考入江蘇省立蘇州高級中學。同年秋，他參加了蘇州學界請願團，去南京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遭到反動當局的軟禁。回校後，他積極閱讀介紹馬列主義書刊，探索革命真理和救國救民之道，逐步認識到：要拯救水深火熱中的勞苦大眾，就必須奮起革命，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為了傳播革命思想，他常將一些進步書刊郵寄故鄉親友。
1935年夏，王文彬高中行將畢業，國民黨豐縣縣黨部曾托人以介紹工作為誘餌，拉攏他加入國民黨，遭到王文彬的拒絕。
1935年8月，王文彬考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這時，正是日寇加緊侵略中國國土、華北形勢日趨危急之時，他一面刻苦讀書，一面尋求拯救祖國的道路，閱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聆聽了進步教授楊秀峰講授的《社會主義史》，思想豁然開朗，毅然參加了黨領導下的“左翼作家聯合會”。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控制察哈爾(今併入河北、山西)，並指使漢奸殷汝耕在冀東成立傀儡政權，妄圖把華北變為第二個“滿洲國”。國民黨政府堅持不抵抗政策，準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
“華北之大，已經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北平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一場新的抗日救國運動，已經如箭在弦，勢在必發!
12月9日，在中共北方局領導下，北平(今北京)各大、中學愛國青年學生6000餘人衝破反動軍警的重重阻撓，舉行愛國請願示威遊行。當日，氣溫驟然下降，寒風刺骨，滴水成冰。同學們的愛國熱血在沸騰，憤怒的感情象烈火燃燒，完全不覺得嚴冬的寒冷。同學們一路高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王文彬走在北師大遊行隊伍的前面，主動擔任組織者。當遊行隊伍經過王府井大街時，與百餘名手持步槍、大刀的軍警展開了英勇搏鬥。軍警用高壓水龍頭衝擊隊伍，水柱象一條冰蛇直刺同學們，寒冷入骨，衣服立即凍結。王文彬奮不顧身地阻擋正在逞凶打人的警察。他悲憤地喊到：“我們的祖國被帝國主義列強糟塌成這個樣子，你們也是中國人，怎么毆打、殘害愛國青年呢?難道你們不愛祖國，不愛故土，心甘情願做亡國奴嗎?!”看著這個戴著近視眼鏡、稍有禿頂、頗具長者風度的高個青年，軍警們為他的慷慨陳詞所感動，有的住了手，有的低下頭，給遊行隊伍讓開了路。
遊行結束後，王文彬被同學們推選為歷史系代表，參加學校自治會的領導工作。12月10日，北平各大專院校實行總罷課，抗議反動當局投降賣國、鎮壓愛國運動的罪惡行徑。王文彬與其他同學一起，領導了文學院的罷課鬥爭。
1936年2月，王文彬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並擔任師大民先隊長。6月，由林一山介紹，王文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為了加強對北平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他作為北平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的代表，參加了北平市學聯的工作，擔任宣傳部長、《北方青年》雜誌社社長、學聯黨團(即現在的黨組)成員，成為北平學聯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37年春天，王文彬和學聯其他負責人在北平溫泉組織了全市各大中學校5000餘學生參加的春季遊行活動，藉機進行抗日宣傳。一向文靜的王文彬主動參加演出，展示了他機敏、睿智、隨機應變的傑出才能。
會上，臨時決定演出揭露國民黨政府非法審判沈鈞儒、鄒韜奮等愛國人士(即“七君子”)罪行的話劇《開庭》。當時根本沒有劇本，由李昌臨時現編、口授台詞，黃敬擔任導演和化裝，王文彬出演沈鈞儒。由於倉促登場，加以“演員”們都是外行，演出中鬧了笑話。如扮演“法警”的別出心裁，要“沈鈞儒”向法官鞠躬，而“沈老”不肯，眼看戲要演“砸鍋”了，黃敬在場外急得直跺腳。這時，扮演“沈老”的王文彬急中生智，怒斥“法警”：“我是保障人權的大律師，研究法律已經幾十年了，你們六法全書我都可以背誦，從來沒有受審判的人要向法官鞠躬這一條法。你們是破壞人權，破壞我的人格，也破壞了你們自己定的法律。我抗議你們這種非法的審判和非法的行為。”這樣一罵，不但把戲接上去了，而且演出效果極佳。受到教育和感染的觀眾情緒振奮，一致通電全國，要求南京國民黨政府釋放上海救國會領袖和釋放一切政治犯。
王文彬在學聯里廢寢忘食、不知疲倦地工作，經常參加各校舉辦的講演會，報告會和各種專題討論會，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教育和團結了大批青年學生，並同反動學聯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親日派日益囂張，變本加厲地破壞學生運動，收買拉攏學生中的反動分子組成了所謂“新學聯”，同共產黨領導的學生聯合會分庭抗禮。反動當局利用這些學棍、流氓，製造謠言，欺騙民眾，尋釁鬧事，擾亂學聯的工作，破壞抗日救亡運動。同時，他們派遣密探跟蹤學聯領導，圖謀加害。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王文彬和其他同志一道，置生死於度外，機智勇敢地組織愛國學生同敵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936年12月，王文彬不幸被捕。雖然敵人多次審訊，但他始終堅貞不屈，沒有暴露黨的任何秘密。經黨組織的大力營救，獲得釋放。出獄後，王文彬繼續領導北平的學生運動。
王文彬不僅有卓越的組織才能，而且文筆也很出眾。1937年5月，王文彬的長篇政治評論《苦悶的北方政局》發表在北平市學聯主辦的《北方青年》雜誌創刊號上。他以辛辣的筆鋒揭露了日寇侵我中華，霸我國土的滔天罪行，猛烈抨擊了國民黨政府投降賣國、鎮壓抗日運動的倒行逆施，呼籲各階層人士，在國難當頭之際，同仇敵愾，挽救中華民族的危機。王文彬在文章的結尾處這樣寫道：“總括起來，對於當前的北方政局，作者願意提出三點要求：一、政府對於國共合作和對日方針，應該負責的有一個明白確實的說明昭告國人；二、政府的一切大大小小的設施，不得違背自己所宣稱的團結一致，抗日救國的原則；三、要求國內言論思想等的自由。”他的文章，在各界愛國人士中引起反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北平城內，全副武裝的日寇到處橫行霸道，燒殺搶掠無所不為。在一片腥風血雨中，學生運動只好轉入地下秘密活動。7月28日，中共北平市委書記黃敬在石駙馬大街東口一家茶館裡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王文彬和李昌、黃誠等參加會議。會上布置分頭撤離北平的任務。根據黨的指示，北平學聯決定將同學們疏散到祖國各地去參加抗日救亡鬥爭。他遵照黨的指示和許多同學一道，經天津坐船在青島上岸到達濟南。大批平津學生雲集濟南，生活無著，走無路費，處境困難。為將這些同學輸送到各地從事抗日活動，解決大家的生活和路費問題，王文彬受黨組織委託，以流亡同學會代表的名義，同國民黨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進行交涉，使韓承認平津流亡同學會在山東合法存在的權力，並答應發給每人三元生活費，免費乘車奔赴各地，從而順利地完成了平津流亡學生的輸送工作。
不久，王文彬和許多平津流亡學生相繼到達南京。王文彬在中共南京市委的直接領導下，和蔣南翔、丁秀等原北平學聯的負責同志共同領導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學會”。他任同學會黨團主要負責人。為支援前方抗日將士，王文彬領導同學們在南京市發起募捐活動，擴大了黨的影響，激發了人民民眾的愛國熱忱，使抗日救亡運動在國民黨老巢南京形成新高潮。國民黨反動當局異常恐慌，10月8日竟派出軍警包圍了平津流亡同學會，當即宣布解散同學會，並逮捕了王文彬等10名同學會的負責人。在獄中，王文彬領導大家繼續鬥爭，強烈抗議國民黨政府無理逮捕愛國學生，並當面質問：“同學會宣傳民眾，號召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團結起來抗擊日寇，保衛國家，何罪之有?!”那些傢伙被問得張口結舌，無言以對。王文彬無私無畏，敢於鬥爭，他還帶領大家高唱抗日救亡歌曲，討論時事，鼓舞了難友們的鬥志。
為營救這批被捕的同志，中共中央代表團直接同國民黨政府進行了交涉；南京市幾千名學生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強烈抗議國民黨當局解散平津流亡同學會，要求停止迫害進步學生和鎮壓抗日救亡運動，並立即釋放王文彬等被捕同志，終於迫使國民黨政府宣布王文彬等人無罪，予以釋放。
1937年10月，王文彬受中共中央長江局的派遣，回到家鄉豐縣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他不畏艱難，不避艱險，堅定執行黨組織的指示，正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入發動、組織民眾，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活動。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努力，恢復了中共豐縣縣委，王文彬任書記。
1938年初，根據黨的指示，王文彬與李貞乾先後在王寨、徐樓等地開辦了“農民游擊訓練班”、“婦女工作訓練班”，吸收了有一定覺悟的貧苦農民、青年學生、進步教師及少數的國民黨左派人物進行訓練，從中發展了一批中共黨員，為建立抗日武裝，開闢革命根據地準備了骨幹力量。
1938年4月，在徐州淪陷的前夕，中共徐州特委決定將其所轄地區，以津浦和隴海鐵路為界限劃分四個區，分別成立區委。王文彬任中共徐西北區委書記，直接領導豐縣、沛縣、銅山、肖縣、碭山等地的抗日救亡工作。
5月，日寇占領徐州，徐西北地區各縣相繼淪陷。王文彬根據中共蘇魯豫皖特委的指示，把肖縣、豐縣、沛縣、碭山、銅山等縣的抗日武裝在豐縣城南渠樓匯合，組建了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王文彬任政治委員，李貞乾任總隊長。緊接著，又和蘇魯豫皖邊區各地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豐縣東南華山鎮尹小樓會師，總隊下有五個大隊，成員千餘人。從此這支隊伍在湖西地區開始了敵後抗日武裝鬥爭，成為開闢湖西抗日根據地的支柱。
義勇隊創建時期，部隊生活非常艱苦，王文彬處處以身作則，和戰士們同甘苦、共患難。他在生活上從來不要任何照顧，同戰士們一樣，六個月領伍角零用錢，終年一雙粗布鞋，一身粗布衣。他患有嚴重的疝氣，本來配有馬匹，他卻很少騎坐。有段時間，他持續發燒、浮腫，行走艱難，飲食減少，但他以驚人的毅力照常率部行軍作戰。同志們看他一天天地消瘦，有一次特意為他做了碗湯和兩個烙餅，他怎么也不吃，立即轉送給了傷病員。他還一再叮囑身邊的同志，以後決不可再為他搞半點特殊。在他的帶動下，幹部、戰士之間親如兄弟，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當戰士因公離隊或回家歸來時，總要去見見王文彬等領導同志。整個部隊上上下下呈現出一派團結友愛的氣氛。
為了迅速提高部隊的素質和戰鬥力，王文彬首先在各大隊建立黨的組織，大隊的主要負責人由共產黨員擔任，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同時，培訓了一批政治工作骨幹，分配到各大隊做政治工作。他經常親自給戰士們講課、作報告，以通俗易懂的道理，對部隊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階級教育，以及軍容、軍紀教育。部隊還以老紅軍為榜樣，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自覺愛護民眾利益，秋毫無犯。部隊每到一處，堅持搞宣傳做好事，為民眾推磨、擔水、鍘草。由於當時供給困難，直到寒冬，指戰員都還穿著破舊的單衣，但是，誰也不去拿民眾一把柴禾取暖。夜間行軍，為了不影響民眾，部隊時常露宿村頭，用實際行動擴大了黨和人民軍隊的影響，教育了民眾。民眾紛紛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部隊。這支抗日武裝，在王文彬的正確領導下，由初創時期的幾十支槍，在隴海路南北發展到20多個大隊，5000餘人。
義勇隊成立後，即以抗日救國、保家衛國為己任。豐縣北部反動地主武裝王獻臣部隊叛國投敵，破壞抗日，殘害百姓。王文彬向湖西各縣公布了王獻臣的罪狀，又爭取了豐縣、沛縣、魚台、碭山、單縣等縣的國民黨地方武裝，聯合討伐了漢奸王獻臣部，教育了人民，懲罰了漢奸，開闢了豐單魚十字河地區抗日根據地。在王文彬等人的領導下，義勇隊還先後和敵人進行了馬良集、黃廟、華山、河口等戰鬥，消滅了日、偽大量的有生力量，鞏固和擴大了蘇魯豫皖邊區抗日根據地，為湖西人民堅持抗戰堅定了信心。
1938年8月初，由於抗日根據地的不斷發展和擴大，上級黨組織決定，中共徐西北區委和魯西南工委合併為中共蘇魯豫特委(亦稱湖西特委)，王文彬先後擔任中共蘇魯豫特委組織部長和特委書記等職。他和特委的同志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方針，把發動民眾，開展武裝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邊區抗日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蘇魯豫邊區所轄各縣、區、村，普遍組建了農村青救會、婦救會、兒童團等民眾團體，黨組織也迅速發展，先後建立了中共豐、沛、單、魚、肖、宿、永、金、碭、曹等縣委和區委，個別村建立黨支部，蘇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進一步得到鞏固和發展。
與此同時，王文彬積極貫徹執行黨的統戰政策，在湖西作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爭取了社會各階層人士及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隊人員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王文彬的叔父王泗橋先生，在豐縣地區是名望頗高的社會士紳。在王文彬的影響下，王泗橋先生鼎力支持王文彬的妻子、弟弟、妹妹參加革命，通過自己在社會上的各種關係和影響，積極幫助王文彬工作，而王泗橋先生也同時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把家產捐助給革命大家庭，支援抗日救亡運動，成為湖西地區著名的抗日老人。
1939年5月中旬，蘇魯豫特委改組，成立蘇魯豫區黨委(亦稱第五區黨委)，王文彬任區黨委統戰部長，主持領導全區統戰工作。這期間，他在蘇魯豫邊區各縣更加廣泛地動員各階層人士參加抗戰。他多次長途跋涉到單縣去團結爭取開明士紳朱鴻和國民黨黨務整理委員會主任朱育才。經過艱苦努力，終於在該縣促成了國共合作的局面，成立了單縣抗日動委會，開辦了抗日游擊訓練班，培養了抗日骨幹力量，並發展了不少共產黨員。
由於王文彬積極奔走，再加上他的學識淵博，善於雄辯，作風樸實，贏得了很多上層人士的敬佩和支持，如金鄉、魚台、肖縣、碭山、單縣等地有些知名人士、開明士紳先後與共產黨合作。不少地方的國民黨政權名存實亡，豐縣、沛縣、單縣有的國民黨區長參加了共產黨。因之，湖西抗日統一戰線日益壯大發展，抗戰局面為之一新。
1939年6月，蘇魯豫地區抗日總動員委員會建立，湖西和隴海路以南的工農商學兵各界代表共聚一堂，舉行了成立大會。會上少數國民黨頑固派反對共產黨對統戰工作的領導，故意製造摩擦，企圖把共產黨的力量從動委會中排擠出去。王文彬及時識破了敵人的陰謀，他在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發動民眾擴大抗日救亡力量》的報告，嚴正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人一定要在動委會中發揮骨幹作用，國共合作抗日是共產黨的一貫主張，堅決反對製造摩擦，破壞抗戰……”他有理、有利、有節的發言，得到與會各階層愛國人士的贊同擁護，保證了邊區黨在統戰中的領導地位。會上，王文彬被選為邊區總動委會的主要負責人。
1939年7月，在黨的領導下，蘇魯豫邊區軍民配合主力部隊粉碎了日偽漢奸的聯合夾擊，邊區抗戰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廣大人民民眾紛紛要求參軍、參政，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壯大，形成了方圓200餘里的抗日根據地。革命形勢空前大好，在這大好形勢下，王文彬不幸被以“托匪”的罪名逮捕殺害了。
人物紀念
1940年12月，中共山東分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單縣辛羊廟為遇難烈士召開了追悼會。
1941年2月，黨中央發出檔案指出：王文彬是“黨的忠實幹部”，在“民眾中有威信的幹部”，純屬被“故意陷害”，並宣布為革命烈士。
1980年5月18日，中共豐縣縣委和豐縣人民政府舉行遷葬儀式，將烈士忠骨安放在豐縣革命烈士陵園。
2015年8月24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