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閣帖肅府本

淳化閣帖肅府本

《淳化閣帖肅府本》是2012年出版的圖書,ISBN號是9787532637720。

內容介紹

《淳化閣帖》是我國歷史上現存最早的一部書法叢帖。宋初,太宗趙炅命翰林侍書王著甄選內府所藏曆代帝王、名臣、書家等墨跡作品,於淳化三年(992)摹勒刊刻。《淳化閣帖》(以下稱《閣帖》)共十卷,收錄歷代書法作者一百零二人,計四百二十帖,記錄了秦漢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書法發展歷程,是現存第一部關於中國書法史的大型圖典。

宋元以後,《閣帖》擁有最廣泛的臨摹研習群體,她深遠地影響著中國書法的進程。歷觀明、清兩代尺牘、文書,件件有《閣帖》影子。《閣帖》已然構成行草書的正源,她不僅是中國書法史上一部不朽的經典,恐將之視為中國書法發展的“命脈”也不為過。

《閣帖》刊刻後不久即遭火毀失傳,北宋中後期《閣帖》祖本已極為罕見,導致後代翻刻之風興起,時至今日已無可信的《閣帖》祖本傳世,《閣帖》的深遠影響,是靠歷代翻刻她的“子子孫孫”們來實現的,後人只能通過無數的歷代刻本,來揣摩祖本的原始面貌,品味其藝術風采。

歷代翻刻本中影響最廣、傳播最久、聲名最重者莫過於“肅府本”。相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祖朱元璋封第十四皇子朱楧為肅莊王,並賜宋本《閣帖》一部十卷以為傳代之寶,秘藏內庫,此部《閣帖》即是“肅府本”刊刻之原始底本,可惜在清初宜告失傳。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肅憲王命金石摹刻家溫如玉、張應召等人將“肅府底本”雙鉤上石,於天啟元年(1621)刻竣,前後共歷時七年,耗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塊,大都兩面刻文,總計二百五十三面,世稱“肅王府遵訓閣本”或簡稱為“肅府本”。

“肅府本”區別於傳世其他《閣帖》翻刻本的版本特徵在於:每卷末除照摹宋本“淳化”年款外,另添刻“萬曆四十三年乙卯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溫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摹上石”隸書年款三行,卷五末加刻“肅府底本”固有的元至正十年(1350)張瑁等人觀款,卷五、六、七後面還附刻肅恭王題跋。卷十結尾另刻溫如玉、張鶴鳴、趙煥、張鍵、湯啟燁、柴以觀、周懋相、盛以弘、徐元寀、黃和、肅世子等廿九人題跋。以上題跋並非多是刻帖竣工後所作,題跋時間上起萬曆四十三年,下至天啟元年間,刻跋時間應該在刻帖完工同時(即天啟元年)。明崇禎戊寅(1638)七月又增刻王鐸題跋。但常見“肅府本”均無廿九人題刻,僅精選其中張鳴鶴、王鐸、肅憲王、肅世子等少數幾人題刻。

此外,“肅府本”全帖並無傳說中的《閣帖》祖本特徵——銀錠紋(刻帖原版開裂後以銀錠加固),卻保留“肅府底本”的原始卷號、版號,並加刻了“肅府本”之明代刊刻時卷號、版號(字型較小,位置多在石版右下側)。

明末清初之際“肅府本”帖石開始毀缺,後經清順治十一年(1654)補刻四十多版,復成完璧,此時帖尾加刻“順治甲午歲張正言、正心承廣陵陳曼仙、參澤毛香林二師教補摹上石” 隸書年款三行,所補摹頁上又添刻一組楷書版號。清末蘭州劉爾炘移帖石於文廟尊經閣,增刻木板釋文四十塊,但是帖石上斷裂紋和殘損文字已經比比皆是。

相傳“肅府本”初拓本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作蟬翼擦拓,無不精妙,當時拓工間有私購者值五十千。然據筆者歷年所見初拓本則多為濃墨精拓,至今未見有蟬翼初拓。

近日上海辭書出版社影印“肅府本”,其出版底本是民國年間影印的“日本清雅堂本”,冊中有雍正乙卯(1735)王廷璋(潛庵主人)朱筆釋文。此本開卷便有蟬翼淡墨拓的印象,不得不讓人聯想起“肅府初拓”的傳說。那么此本究竟是否就是真正的“蟬翼初拓”呢?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還要先解決“肅府本”初拓的標準又有哪些。

有一種觀點是“肅府最初拓本”卷十結尾後必須未刻有“肅憲王題跋”。此種鑑定方法在理論上可能成立,但是在鑑定實踐中,它只有“否決權”而沒有“肯定權”,也就是說,但凡帖後面看到有肅憲王題跋者就能否定為“最初拓本”,但若沒有肅憲王題跋者,亦可能是裝裱時有意剪棄,依然不能確定其固有情況。故筆者認為,卷十結尾處未刻“肅憲王題跋”的初拓本仍然可能只是個傳說而已。進而推測,即便已經存有張鶴鳴等廿九人題刻,亦還有可能是天啟元年(1621)的初拓本。

但傳世“肅府本”初拓為何多不見以上廿九人題刻呢?原因有二,其一初拓可能僅拓法帖十卷,未拓其後題刻;其二即便拓出廿九人題刻,亦斷不會附裝於卷十結尾處,因為廿九人題刻內容足夠裝裱一冊。故筆者推斷,若“肅府初拓”帶廿九人題刻者,當為十一冊。此類“肅府初拓”其後附帶的明人題刻多為清代帖賈遺棄或割裂,用以冒充宋代《閣帖》祖本而抬高售價。

後人因未見初拓帶跋刻者,故誤認為初拓無跋,偽造“肅府初拓本”者亦據此割裂題跋。更有甚者臆測以上題刻均為順治年間添刻,如此誤判可能緣於帖後續添的王鐸、佟國定等人題刻,但不能改變廿九人題跋刻於天啟元年“肅府本”竣工之時的事實。

因此,鑑定“肅府本”是否屬於“初拓本”還必須另加輔助限定條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初拓本”應該一字不損,其簡便的核對方法就是:卷六《旦極寒帖》第三行“卿可”兩字應該完好無損。

對照此次影印所本的“清雅堂本”,粗看卷六《旦極寒帖》第三行“卿可”兩字似乎完好,但諦視之,“卿”字中間一點下已有裂紋,“可”字左上角亦有塗墨痕跡,因此“清雅堂本”當屬“卿可已損本”。再看“清雅堂本”卷十結尾已刻有肅憲王、肅世子、張鶴鳴、王鐸、黃和、柴以觀、盛以弘等人題跋,其中王鐸等人題跋之拓工、紙墨與全帖十卷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排除這些題跋是後期綴補,據此就可肯定“清雅堂本”並非“肅府本”之最初拓本,當為“明末清初拓本”。

那么如何來客觀評價“清雅堂本”的價值呢?此本雖非最初拓本,但與“肅府本”傳世最初拓本逐行逐字校勘核對,發現其間的差別亦僅僅是“卿可”兩字細微殘損而已,因此,“清雅堂本”與“初拓本”的差別是微乎其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她完全可以等同於“最初拓本”。尤為難得的是,此本拓工絕佳,淡墨精拓的藝術效果遠勝於所見“傳世最初拓本”,因此她無疑是“肅府本”影印出版的一種最佳選擇。

此外,“清雅堂本”還提供了一個以“最初拓本”與“明末清初拓本”為分水嶺的標準件,此本還可視為“肅府本”添刻“王鐸題跋”後的最初拓本,同時又論證了“卿可”兩字是肅府本版本鑑定的最初考據點,而非卷七標題右上角“法帖”兩字,她補充了“肅府本”善拓鑑定證據鏈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其版本研究價值極高。

《閣帖》肅府本刊刻至今已將近四百年,然而到目前為止,國內尚未有一套刊印精良的理想出版物,這不能不說是當代書法藝術出版領域的一個重大缺憾。如今,上海辭書出版社原大精印“清雅堂本”,這是《閣帖》研究者和書法愛好者的一大福音。衷心祝願此帖的出版,能像四百年前刊印“肅府本”一樣,起到對傳統書法的導引和弘揚作用,並開創中國書法下一個輝煌的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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