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賞前人的原作印章是學習篆刻過程中，除勤奮臨摹、努力創作外唯一一條“捷徑”，這與書法上“觀其下筆處”同樣重要。我便在課餘有意識地尋訪書肆冷攤，購藏浙宗先賢印譜原
1947年（丁亥），經福師推介，我加入了心儀已久的西泠印社。同時入社的有秦彥沖、葉潞淵、吳朴堂、方去疾、高式熊等人。《西泠印社志稿》卷二《志人》中記：“江文信，字成之，號履庵。嘉興人。王禔弟子，能治印。收藏八家刻印頗富。”我知道老師的用意是讓我有更多的機會向前輩學習，不囿於一師一門，開拓視野，領略各種流派之精要。
1959年，我調入上海第三鋼鐵廠工作。三鋼是家大廠，藝術方面的愛好者也很多。
自解放前夕到1959年之間，由於建立了家庭，要為尋找工作養家餬口而四處奔走，加上政治運動不停，開會學習繁忙，故無法用心於篆刻創作，福師那裡也去得很少。進了三廠後，工作上雖是安頓了，但業餘時間甚少。也就在這個時期，我的恩師王福廠於1960年3月去世。我是在數月後的《新民晚報》副刊上看到一篇紀念福師的文章，才知道恩師已駕鶴西歸。我黯然傷神，悲從中來。十七年來，福師面命耳提，在我身上傾注了許多心血，使我的藝術道路越走越寬。如今福師已去，而我將在藝路上獨行，想到此地，悵然若失。沒過多久，我從胡問遂那裡打聽到了同門吳朴堂的行蹤，便與其恢復了聯繫，遂又經常過從，談印論藝。
六十年代初，在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員為慶祝建社60周年，集體創作了一部《西湖勝跡印集》，參加刻印的有高洛園、馬公愚、王個簃、來楚生、錢君陶、吳振平、葉潞淵、唐雲、秦彥沖、吳朴堂、高式熊、方去疾和我。該譜共收錄印章55方，我刻了四方。由於我在開始工作後不再用原名，而以字行。1963年，紀念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的活動通知寄到三廠，因查無“江文信”此人而退回，故我未能前去參加社慶活動。現在想來，很是遺憾。一則社慶五年舉辦一次，老一輩印人陸續西歸；二則文革浩劫不久來襲，又有印人死於非命，前輩、知己大半凋零，再無促膝談藝之緣了。 1966年，文革浩劫開始了，篆刻藝術和其它傳統藝術一樣，被釘上“封、資、修”的招牌打入冷宮，知識分子靠邊站。不久，便驚聞同門吳朴堂因受迫害自戕，年僅45歲。“訃音忽到門，哀歌起北邙。疑冰迄未泮，我意每惋傷。復念泉下人，玄珠遺海江。徒恐後學者，歧路嘆亡羊。”過了一段時間，忽接方去疾來電，說朴堂家屬將其一批自刻印章賣給了朵雲軒，若我想收可去一看。摩挲著朴堂印章，曩時一起談印說章之景，歷歷在目，恍如昨日。儘管我此時境遇不佳，還是盡最大的努力，戒了煙，買下了部分印章。保存這些藝術遺產，一是後死者之責，二是為了永久的紀念。
文革後期，篆刻藝術忽又被重視，且提倡用簡化字入印。在此形勢下，三廠成立了工人業餘刻印組。那時，篆刻創作的內容必須為政治服務，印文不是“革命樣板戲”唱詞，便是“批林批孔”句子。對用簡化字入印，歷史上雖早就有過，前人也偶而為之，然終因藝術性不高、“味道”不濃，未能成為篆刻創作的主流。這是由於簡化字在造型上缺乏篆字的圖畫裝飾美，筆劃、章法較難安排；加之其入印實踐少、成熟經驗少，和有著數千年歷史淵源，無數代人積累起來的篆字入印豐富經驗無法比擬。當然通過精心安排，還是能創作出一些經得起考驗的作品來。
文革結束，篆刻藝術的春天隨之來臨。伴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印壇開始百花爭妍。我取宋人蘇舜欽詩句刻了一對印，“旁觀竹樹迴環翠”和“下視湖山表里清”，以遣我當時情懷。七十年代中後期，為修訂《辭海》有關篆刻的條目，我被借到上海中國畫院參與修訂工作，一同工作的有葉潞淵、方去疾和韓天衡。不久，我被選為上海市第三、四屆文代會代表，三廠還為我個人舉辦了一個篆刻藝術展覽會，展出了一百多方篆刻作品，得到了大家的好評。
由於篆刻藝術的不斷普及，青年愛好者越來越多，就拿三廠工人業餘篆刻組來講，隊伍在逐漸擴大。當然，其中大多數人是偶爾為之，以充實工餘生活；也有個別青年對篆刻情有獨鍾，到了嗜迷地步，且長期隨我左右，探究篆刻藝術。我亦樂意接受他們為學生，毫不保留地將自己平時積累的經驗予以傳授。經常對他們說，學習傳統要腳踏實地、一絲不苟；借鑑流派要心領神會、靈活套用；推陳出新要立足經典、水到渠成。漢文字本身已具備了造化美，用刀將帶有感情色彩的文字（句）藝術化地刻在方寸之中，通過分朱布白的經營，使文字錦上添花，或壯美，或典雅，給人以賞心悅目、精神歡愉之感，這就是篆刻藝術的魅力所在。然而，“環顧世間作，瞠目不敢前。初觀字傾欹，謂是法自然。繼見石破碎，謂是古斕斑。或森森以立，或伋伋而拳。蠻君將奼女，起舞共翩躚。撟舌不敢下，悼心先汗顏。”好在我的學生皆恪守探究整飭工穩一路，無一野狐狂放者。
1983年，由上海《書法》雜誌主辦，蘇州藝石齋和上海西泠印社協辦的《全國篆刻徵稿評比》活動開始，這也是文革結束後，第一次全國性篆刻大賽，我亦準備了作品去參加。評比揭曉後，我的作品被評為一等獎（全國共十名）。在我作品中有一方“遍地英雄下夕煙”印，得到評審們全票通過，這說明傳統工整的、帶有浙派用刀的篆刻作品，還能得到人們的賞識，並喜聞樂見。這也是對我四十多年來探究篆刻藝術的成果，在如此大範圍內的肯定。
1987年，我作為上海篆刻家代表團的一員訪問了日本，同去的有蔡大摶、方去疾、方傳鑫等。在日期間，受到了梅舒適、川合東皋、尾崎蒼石等日本同行的熱情款待，紛紛拿出他們的藏品來交流觀賞。大家談印論藝，暢抒情懷，真是其樂融融。
1990年，上海書店出版社為我出版了《江成之印存》，內中收錄了我四十餘年來各時期的篆刻作品三百多方。沒過多久，五千冊書即告售罄。我的印譜受到讀者如此青睞，更證實了自己的篆刻藝術觀。藝術風格和審美情趣是多樣的，平穩工致不等於平庸刻板。平穩中的細微變化，可造成大氣磅礴的氣勢；工致間的些許率意，往往有點石成金的妙趣。近時印人隨意破碎印面以為古，其實，印之古氣豈在殘破之中，關鍵在於其字法、章法是否與古人相契合，而稍用破殘只是為了調理印之朱白而已。所以，我愛古人，不薄今人。同古人、今人對話是交流，同自己對話是反省。不重複自我，不束縛自我，才能不斷進取。我的印譜剛出版後不久，上鋼三廠的領導對藝術很是重視，特意為已退休的我舉辦了一個隆重的印譜首發式，邀請了上海書協的王偉平、張森、高式熊等人來參加，會上氣氛非常熱烈。
我好收藏，自年輕時開始學習篆刻，便留意收藏曆代印譜和前賢遺範，雖經濟條件有限，然細水長流，五十餘年來旋得旋失。儘管經歷了“丙午之劫”，篋中舊印總算還存幾許。好的傳統應代代相傳，弘揚光大。我於1995年精選出百鈕，由學生鈐拓成譜，名為《履庵藏印選》。該譜上下二冊為一部，共拓十五部，並以“嘉興江氏成之所輯履庵藏印選之記”此十五字來分別各部之序。台灣書法篆刻名家王北嶽見而好之，依原樣在祖國寶島台灣影印出版，使之在海峽兩岸傳播發揚。就在這一年，我榮幸
地被上海市市長聘任為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1998年，西泠印社召開了隆重的慶祝建社九十五周年大會，老少社員們相聚在西子湖畔。就在此次大會上，由於我和高式熊、方去疾（方因病未能參加）都是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的，有五十餘年社齡的當時也就我們三人了，故而被印社授予“榮譽社員”稱號。我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固然是因自己鍥而不捨、孜孜以求的努力，但也離不開福師的提攜，離不開印社前輩師友的獎掖。自己越來越深感有責任要將篆刻這門我國優秀的傳統藝術傳揚後人，使之薪火不絕。我的學生們也很努力，在各次全國性的大賽中總有他們的名字，目前他們中已有二人被吸收為西泠印社社員。
光陰荏苒，今年又逢壬午。我從事篆刻藝術已整整一個甲子，參加西泠印社亦已五十五個年頭了。學生們為賀我八秩之壽，把我手頭尚留有的、加上向朋友那裡借來的自刻印共一百六十多方，拓成了一部四冊的《履庵印稿》。該譜共拓八部，並以“壬午杖朝，金石同壽”這八個字來明印譜之序。我有意將“壽”字部捐贈給上海圖書館，其意有二：一是能讓更多的篆刻愛好者或專門家看到此譜，便於共同探索篆刻這門古老的傳統藝術；二是送“壽”給上圖，祝其長長久久，金石同壽。
二零零二年九月於亦靜居南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