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文革時期的逆境人生

導語:沉浮枯榮,出沒風波,無論時代如何動盪,江平都用其生命之光,堅定地點燃希望之火,並將之散射到所處時代的每個角落。江平以他的不屈和對未來的堅信,寫下了一本盪氣迴腸的生命之書,也留下了一部波瀾壯闊的中國法治史。
本文節選自《出沒風波里——江平和他的時代》全面地給讀者勾勒出“江平和他的時代”的軌跡,向讀者展示江平“出沒風波里”的一生。
賣書避禍
“文革”開始後,風雲突變,一切都急轉直下,包括江平的命運。“文革”初期,北京政法學院的“造反派”分為兩個陣營:政法兵團與政法公社。政法公社以學生為主,部分較“左”的教職T參加,在力量方面處於優勢地位。政法兵團是從政法公社分離Im來的一支力量,以教職T為主,勢單力薄。
對江平來說,兩派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作為“摘帽右派”,江平並沒有資格參加“革命”,在“文革”中只能“靠邊站”,或者充當陪斗的角色。但從江平追求進步的角度來說,又迫不及待甚至巴望能夠投身於“革命”的洪流。儘管現在看來,當時的“革命”全是負面的色彩,但在當時來說,“革命”是最好的意識形態,也是最好的護身符。
最終,江平參加了一個屬於政法兵團的戰鬥隊。這在北京政法學院的“文革”歷史中,絕對是破天荒的,因為參加一個居於少數地位的戰鬥隊,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江平的主要任務是為他所在的戰鬥隊寫大字報。今天學界內外俱以得到江平的“墨寶”為榮,殊不知,江平在口述白傳中依然幽默地白嘲:“我這毛筆字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寫大字報練出來的。”
正因為身份上的瑕疵,江平的“革命鴻運”難以持久。1968年前後,兩派鬥爭很激烈的時候,對方首先便從政法兵團構成人員的成分上找突破口。很快,政法公社的人便以江平的成分問題,發動對政法兵團的政治攻勢。攻勢一來,“摘帽右派”江平便被政法兵團拋出來,接受對方的隔離、審查和批鬥。最後,江平便被清理出革命的隊伍。這是江平在“文革”期間唯一一次蹲“牛棚”的經歷。
此後,像江平這樣的“政治賤民”已經很難再進入“革命”陣營,而江平本人對所謂的“大革命”,亦已心灰意冷,除了幫助他所在的戰鬥隊寫寫大字報之外,便半主動、半被動地在“詩書叢里覓快活”了。
隨著中蘇的交惡,像江平這樣有蘇聯學習背景的人,隨時可能會被紅衛兵斥為蘇修特務,然後抄家、揪斗。江平在蘇聯時,節衣縮食省錢買了四大箱俄文書,回國時都費盡周折帶了回來。但此時,這些書放在家裡,卻隨時可能會成為裡通外國的“鐵證”。窗外的政治形勢越來越緊張,江平惴惴不安,最終忍痛將這些書以兩分錢一斤的價格,賣給廢品收購站。
1965年初,江平寫下一首《五絕·追往有感》:
西天朝聖祖,讀經寒窗苦。
誰知歸來篋,卷卷皆糞土。
詩後小注云:“蘇聯留學五年,省吃儉用帶回五箱書籍。均當做廢紙賣掉,心甚痛焉。”書籍變為廢紙,知識成了糞土,江平個人亦在運動中慘遭戮心戮力戮身。這次第,怎一個痛字了得?!
所幸江平在賣書避禍時,還是冒著風險留下了兩本資料性很強的俄文著作:一本是有關資產階級民商法,一本是有關羅馬法。這兩本書後來都派上了大用場。20世紀80年代初,江平在北京政法學院開設羅馬法、西方國家民商法,所參考的主要資料,就是手頭僅存的這兩本俄文專著。
再婚
1967年,已經鰥居十年的江平,終於走出離婚的陰影。在北京政法學院同事姚兆輝的介紹下,江平與同樣是“摘帽右派”的東城區房管所幹部崔琦相識相知,最終走進婚姻的殿堂,相濡以沫地一路走來。
在崔琦的回憶中,當時的結婚儀式絲毫沒有走進新時代的意味。兩人頭上都有“摘帽右派”的帽子;在“唯出身論”的年代,兩人都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兩人都有父母親要撫養,每個人的家庭負擔都不輕……在這么一種境況下結婚,著實有點冒險。這也是為什麼江平和崔琦早在1963年相識,但在拖沓四年後,才下決心一起結婚過日子。崔琦說:“當時一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結婚。這風聲什麼時候會好呢?這運動什麼時候結束呢?可別兩個人剛結婚,又被革命的潮流給打死了。”
決定跟江平結婚,崔琦也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非議,“現在人可能說我當時眼光不錯,選擇了江平。可是當時,大家卻不這么說,人們常問我:出身好的人有的是,你為什麼選擇他呢?而且,你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出身也不怎么好。人家沒明說,潛台詞就是,你們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
但無論如何,1967年9月,兩人終於下定決心。“動盪了好幾年,是該下定決心結婚了。否則的話,說不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這輩子也就白來了。”崔琦有點自嘲。
1967年9月28日,江平與崔琦舉辦了簡單的婚禮。那一年,江平37歲,崔琦33歲。
兩個“摘帽右派”選擇“文革”初期結婚,的確需要一點“革命”的精神氣概。尤其是在婚禮上,江平還破天荒地打上領帶。以當時“革命”的眼光來看,這無疑是“大逆不道”的。
頗有時代特色的諷刺在於,兩個“摘帽右派”可以選擇結婚,卻選擇不了結婚的日期。崔琦說:“當時決定結婚,找什麼日子呢?你甭想10月1日,那是祖國的生日;而且,人家也說了,你也不能大張旗鼓,就讓我們9月28日結婚。結婚時,也不能隨便請人,這派請對了,那派請得不對了,這也麻煩。所以,我們就以家人為主,請很少的親戚來家裡坐坐,就算完婚。”
決定結婚前,江平跟崔琦說了句書生氣十足的話,至今讓崔琦記憶猶新:“反正我和你結婚,每月就這69塊錢,69塊錢之外的事情,我也沒有辦法;你讓我去借,這事我做不到。”
當時江平每月的工資是69元,崔琦每月工資62元,加起來只有131元,這就是全家每月的生活費。這131元中,每月還要拿出20元,給兩家的父母各自10元。崔琦手中可供開支的預算只有111元。
1969年6月,江平和崔琦的第一個孩子江波來到人間。由於批鬥別人時,崔琦經常被勒令陪斗,精神高度緊張,再加上生活壓力大,醫療條件差,導致崔琦在生江波之前,連續四次流產。回憶起這段往事,崔琦依然充滿憂傷:
那時候生孩子,心情不好,流產了四個,江波是第五個。我是“摘帽右派”,一會斗這個,把你拉去陪;一會斗那個,把你拉去陪。你甭想安安靜靜待著。一般婦女本來就有習慣性流產,你一流流一串,關鍵是心情不怎么好。
這第五個,還是大夫發了慈悲,不要造反派的介紹信,就冒著危險把我留下保胎。當時,沒有造反派的介紹信,一般的大夫都不敢收我。可在當時,等造反派的介紹信開出來就晚了,如果我不去保胎,那我今生今世就沒機會再做母親了,那時候我已經36歲了。
轉眼間,江平和崔琦的長子江波已屆不惑。四十年前替崔琦保胎的大夫,依然健在,已經八十多歲高齡。“這四十年來,每年逢年過節,我都去看那老大夫,我至今依然萬分感謝他的恩情。要不是他,可能我們一個孩子也落不著。”
近四十歲才初為人父的江平,當然十分欣喜,即興寫下《七律·紀念波兒出世》:
誰遣此兒下塵河,未落人間已顛坷。
抱嬰床前沉百感,握筆案頭髮九歌。
犀無梳處方知老,歡未成時幾經折。
江海行舟多險阻,願汝長能耐風波。
三年後的1972年,江平和崔琦的第二個孩子江帆來到人世間。但由於政治運動頻仍,崔琦精神壓力大,暱稱為“小妹”的江帆不幸患有先天性智障。念及往事,崔琦依然痛苦不已:
1972年生完第二個孩子,江平又去了延慶。生下來七斤半,挺好一大姑娘,可先天性是這樣。到一歲八個月的時候,孩子還不會下地走。每天我早晨出去的時候,孩子還沒醒;我晚上回來,孩子都已經睡了。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撫養這個孩子,孩子要是機靈,我說那真是出現奇蹟了。按說我們的智力也不差啊,但生活壓力、運動壓力都很大,生出的孩子能夠是精品嗎?譚震林的第二次黑風又翻過來,哎喲我的媽呀,你說生下來孩子怎么會好?本來一兒一女挺好,看到女兒又這樣,又沒錢就給她治病,雖說那時候治病不像現在這樣貴,但也得到處求醫求人啊。
無論如何,年過四十的江平夫婦,膝下有一兒一女。儘管還需要跟家人分離,生活中還面臨著諸多困難,但江平和崔琦的小家庭,已經慢慢走出困境,江平灰暗的人生也有了不少亮色。
對於兩人攜手走過的風雨歷程,江平心存感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之所以沒有‘後顧之憂’,全靠崔琦和崔家人的大力幫助。所以我的事業如果說有所成就的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個賢內助。”
在安徽
1971年,經歷“文革”幾年折騰之後,按照中央指示,北京政法學院與許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一樣,前往安徽宿縣五鋪公社辦“五七”幹校。
在安徽“五七”幹校,遠離“革命”的漩渦北京,江平等人儘管每天都有勞動和政治學習任務,但畢竟輕鬆很多,精神上也不用再那么緊張。
在五鋪公社,所有的生活事務都由江平和他的同事們分擔。江平承擔的工作,就是擔任公社食堂的會計。這段時間,江平的心態應該說還不錯。1972年他在安徽寫下《七絕·接妻書有感》:
夕陽火紅慰沉淪,勝似彩霞變幻身。
同是天涯淪落客,何必巫山才是雲。
不難看出,江平的筆端淡淡的愁緒與樂觀次第鋪陳,江平的心頭亦是無奈與樂觀並存。
窮 途 末 路
然而,好景不長,江平的命運再次發生突變。1972年4月,隨著“砸爛公檢法”的最新最高指示,北京政法學院“五七”幹校就地解散,所有教職工都就地分配,北京政法學院從此暫時消失。
那么,江平去哪兒呢?到了實際找工作的時候,他再次發現頭上“摘帽右派”的緊箍咒又犯了。江平被分配到安徽宿縣師範學校。可前往報到的時候,卻遭到對方的白眼。像江平這樣的“摘帽右派”,依然不屬於革命陣營,分配時自然成為各方都不願意要的累贅。
北京政法學院1960級校友王淑琴畢業後分配在安徽。離奇又巧合的是,在江平窮途末路的當口,有一天居然巧遇當年的學生。且看看王淑琴的回憶:
我畢業後被分配到安徽省的一個小縣城,後來調到地區的“公、檢、法軍管組”。有一天在地委大院門口意外地碰到政法學院的兩位老師,才得知學校在此地的五鋪農場辦“五七”幹校,就要結束了,老師們也基本要被就地安排。也就是說,北京政法學院要徹底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運動嗎?而培養專政機關接班人的學校卻要被取消?令人費解。
過了幾天在街上不時看到衣著寒傖的老師們,甚至包括雷潔瓊教務長夫婦。而我在當地工作的訊息傳到“五七”幹校後,認識我的老師都來找我,有的是來坐坐看看、有的是路過借宿、有的是來托辦事情……我盡力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
有一天江平老師和寧致遠老師在我政治學習的時候來了,我與他們倆都是自畢業後多年未見。感覺他們不是老了,而是有些灰頭土臉,加上又是一身舊衣裳,完全沒有了大學老師的風采,心裡很不是滋味。老師們客氣地表示想寄放一下行李,我在辦公樓找了間雜物間暫時放了放,也就匆匆別過,這是1972年。
江平在那一刻,一定是心如刀割。回首往事,當年意氣風發地參加革命,千里挑一地公派蘇聯學法律,學習成績優異提前回國,卻再也沒過上安分日子,甚至淪落到如此“叫天天不應、入地地無門”的境地,連找個工作都成為一種奢求。
不幸中的萬幸,是江平前往安徽時,戶口還留在北京。既然安徽投身無門,還是回京從長計議吧,畢竟妻子還在北京,家還在北京。1972年,江平回到闊別一年多的北京。
來源:《出沒風波里——江平和他的時代》 陳夏紅 著 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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