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賢令[曹操所作散文]

求賢令[曹操所作散文]
求賢令[曹操所作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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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賢令》是東漢末年軍事家、文學家曹操作的一篇散文。文章第一段以開國中興的歷史經驗,總括寫出人才的重要,只要訪求,不難發現,而當前正特別需要訪求人才。第二段引孔子的論斷和齊桓公用管仲的史實,講自己求賢的標準——光廉潔有德而缺乏幹才是不行的。第三段提出自已求賢才的目標在下層,重點在才幹。文中連用史實和典故,使得求賢標準形象地表達出來,突出“唯才是舉”。這篇文章,寫得起伏交幻,感情如層巒疊嶂,行文似游龍戲水。語言簡明、洗鍊,要言不煩,頗具說服力。

作品原文

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 ,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 ?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 ,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 ?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 ?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 ,唯才是舉 ,吾得而用之。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令:是一種文體名稱,是皇帝或大官向文武官員或民眾發布的一種告諭文字。

受命:古代把開國即帝位說成是受天命。這裡指開國。中興:由衰敗而重新復興。

曷(hé)嘗:何曾,哪有。

曾:乃、往往。閭(lǘ)巷:里巷。

“孟公綽(chuò)”二語:見《論語·憲問》,是孔子的話。孟公綽:魯國人,性寡慾,廉潔有德。趙、魏:晉國趙氏與魏氏兩家,世為晉卿,封邑比小國還大得多,後與韓三家分晉。老:家老,家臣,私家奴僕的頭頭。優:有餘。滕、薛:兩個小諸侯國,均在今山東境內。這句是說,孟公綽寡慾廉潔而缺乏才能,作為大貴族家臣頭頭是好的,作為小國的官員是不行的。

齊桓:齊桓公,姓姜,名小白,任用管仲,使齊國強大,成為五霸之首。但管仲並不廉潔,早年和鮑叔做買賣,他多取利金;後為齊相,生活奢侈。這句說齊桓公如果一定要用廉士,則不能用管仲,也就不能稱霸於世了。

被褐(hè):穿著粗麻的黑色短衣。被褐懷玉比喻懷才不遇流於困頓,語見《老子》。這句指姜尚(字子牙),殷商末年釣於渭水岸邊,被周文王訪到,尊為國師,治理國家,使國家興盛起來,最後佐周武王滅了商朝。

盜嫂受金:指陳平。漢高祖的謀臣陳平曾經和嫂子私通,又曾接受賄賂。魏無知了解他是個人才,就推薦給劉邦。劉邦問他有無此事,魏說,你問的是“行”,我薦的是“才”,當前最需人才,盜嫂受金算什麼!後劉邦重用陳平,建功立業。

二三子:諸位,你們,指臣僚下屬。佐:幫助。明揚仄(zè)陋:發現推舉那些埋沒在下層賤業中的人才。

唯才是舉:只要有才能,救舉薦上來。

1.

令:是一種文體名稱,是皇帝或大官向文武官員或民眾發布的一種告諭文字。

2.

受命:古代把開國即帝位說成是受天命。這裡指開國。中興:由衰敗而重新復興。

3.

曷(hé)嘗:何曾,哪有。

4.

曾:乃、往往。閭(lǘ)巷:里巷。

5.

“孟公綽(chuò)”二語:見《論語·憲問》,是孔子的話。孟公綽:魯國人,性寡慾,廉潔有德。趙、魏:晉國趙氏與魏氏兩家,世為晉卿,封邑比小國還大得多,後與韓三家分晉。老:家老,家臣,私家奴僕的頭頭。優:有餘。滕、薛:兩個小諸侯國,均在今山東境內。這句是說,孟公綽寡慾廉潔而缺乏才能,作為大貴族家臣頭頭是好的,作為小國的官員是不行的。

6.

齊桓:齊桓公,姓姜,名小白,任用管仲,使齊國強大,成為五霸之首。但管仲並不廉潔,早年和鮑叔做買賣,他多取利金;後為齊相,生活奢侈。這句說齊桓公如果一定要用廉士,則不能用管仲,也就不能稱霸於世了。

7.

被褐(hè):穿著粗麻的黑色短衣。被褐懷玉比喻懷才不遇流於困頓,語見《老子》。這句指姜尚(字子牙),殷商末年釣於渭水岸邊,被周文王訪到,尊為國師,治理國家,使國家興盛起來,最後佐周武王滅了商朝。

8.

盜嫂受金:指陳平。漢高祖的謀臣陳平曾經和嫂子私通,又曾接受賄賂。魏無知了解他是個人才,就推薦給劉邦。劉邦問他有無此事,魏說,你問的是“行”,我薦的是“才”,當前最需人才,盜嫂受金算什麼!後劉邦重用陳平,建功立業。

9.

二三子:諸位,你們,指臣僚下屬。佐:幫助。明揚仄(zè)陋:發現推舉那些埋沒在下層賤業中的人才。

10.

唯才是舉:只要有才能,救舉薦上來。

白話譯文

自古以來開國和中興的君主,哪個不是得到賢德的能人和他一起治理國家的呢?在他們得到人才的時候,往往不出里巷,難道是偶然的際遇嗎?是上邊的人尋求發現的呀。這是特別需要訪求賢才的時刻。

“孟公綽做大貴族的家臣是好的,但卻當不了滕、薛這樣小國的行政長官。”假如非得是廉潔的人,才可以任用,那么齊桓公怎么能稱霸於世呢!當今天下有沒有(像姜尚那樣)身穿粗衣懷有真才在渭水岸邊釣魚的呢?又有沒有(像陳平那樣)被指斥為盜嫂受金而沒有遇到魏無知推薦的呢?

諸位要幫助我發現那些埋沒在下層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舉薦出來,使我能得到而任用他們。

創作背景

文化背景

東漢是士人氣勢高漲的時代。由於自西漢武帝以來獨尊儒術的影響,儒家在政府的政策性培植下得到極大的發展,在當時能通經的士人,不但在政治上、學術上享有優越的地位,在社會上也享有高度的評價。因此,士人也自視甚高,對自我的德行要求也甚高。西漢亡後,經過戰亂,光武終於中興漢室,光武帝為鼓勵在紛亂之時保持高風亮節、特立獨行的節義之士,特別予以表揚,此舉固無不當,但卻造成一種為享大名於天下而刻意隱逸、或以借“道德良好”來達到引人注目、立異名高的目的。於是,選舉、群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變而被扭曲為“道德比賽”的工具。道德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種發自內心,印證於日常生活的修養,它固然可以評議、比較出一個人修養的高低,但卻不適合拿來比賽,因為畢竟道德修養的目的,在於端正人的行為與社會風氣,而不是與人一較高下來獵取官位或沽名釣譽。然而這種道德比賽卻確已成為當時的風氣。再加上東漢末年政治腐敗,宦官、外戚互動竊柄,更促使士人激憤,太學“清議”更應運而生。司馬光曾說過:“三代以來,風俗以東漢最美。”這話不錯,但僅止於個人的道德;亦即士人當時的關注、評議之焦點與判準,大多以私德為斷,而缺乏對實際治事能力的考慮。因此,風俗雖美,但士風虛矯,空談道德,但事功全無,缺乏實事求是之精神;於是乎天下分崩,蒼生飽受流離之苦。至曹操崛起之時,士人大都均與道德告別了,其態度呈現一種兩極化的發展:一是由清議轉為“清談”,超乎現實,在亂世中依然瀟灑悠哉游哉,走向清虛空靈之路;另一就是由不齒做一個這種空言道德,百無一用的廢物,而反動為循名責實,只講求如何強力操作實際政治,而明白宣告道德破產。這兩條路線的發展,成為魏晉時期的歷史主流。

政治背景

赤璧之戰後,劉備占有了荊州和附近諸郡;孫權力量也日益壯大;三國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曹操要實現統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的大。於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以迫切的心情,寫了這道求賢令,希望有更多的“賢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作品鑑賞

文學鑑賞

這雖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極強的文章,但由於曹操求賢心切,字裡行間,交織著深沉的感情,文辭懇切,語言淳樸率直。

文章開頭從大處著眼,縱談自古以來,“受命及中興之君"成功之道莫不都是得力於“賢人君子"的“共治”。但因“上之人"往往不善於識別賢才,以致“賢人君子”有時就在附近,也沒有發現。這就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要得賢,首先必須識賢。

文章第二段從泛泛而談轉入有針對性的議論,並提出“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為了闡明提出這個方針的思想依據,他先原文照引了孔夫子的一段話,用孟公綽宜做什麼什麼和不宜做什麼,來說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道理。接著又列舉了三樁歷史事實來證明“唯才是舉”方針的正確性:齊桓公善於用人,成了春秋第一霸主,周文王賞識姜尚,完成了滅紂興周大事業,陳平得魏無知推薦,為劉邦乾出一番大事。在這個層次中,筆墨經濟而傳神。對於歷史人物、事件,因為是人所共知的事,所以並不作細微末節的闡述。而只是擇其大端,要言不煩的勾勒點染,並有機地融進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這簡要的文字中,隨著感情的起伏,句式也錯綜變化。對孟公綽優缺點的評論,雖只是孔子的推測,但反映的卻是用人政策的重大基本原則:揚長避短。所以引用了原文,顯得嚴肅莊重。齊桓公是曹操所欽佩的,所以用了感嘆句。而感嘆之中又略含不需回答的反問口氣,好像在自省,顯得堅定有力,是作者內心激情的迸發。垂釣渭濱的姜尚,未遇魏無知的陳平,則是作者所要索求的人物,所以用了虛擬句,顯得婉轉、謙虛,富於情味,是作者內心激情的含蓄流露。

文章第三段以“吾得而用之”結語,點出舉賢的目的,照應開頭,開國中興的雄心異志躍然紙上。“用世"的目的,對懷才不遇之士更具吸引力。

這篇令文,沒有官方那種庸俗的氣息。全文寫的灑脫清峻,不加雕彩,說事言理,明自如話,於細細評說、反詰疑問中隱含著作者對賢才的一片誠摯渴求之心。文章雖短,但事理完備。這篇令文雖不注重辭采藻飾,讀來卻饒有風味,因為這篇文章用詞形象貼切,比喻生動恰當。如運用姜尚、陳平事,沒有更多地鋪敘,而是以事出論,巧妙地將歷史事實與人才標準統一起來,借史證己,以己說史。這種寫法,既增強了令文的說服力,又使套用文字平添了一種文學意味;既容易使臣僚從歷史中來體悟現實,又使自己提出的求賢標準有堅實的歷史基礎,可謂小中有大,實中有虛。

名家點評

張溥:“帝王之家,文章瑰瑋,前有曹魏,後有蕭梁,然曹氏稱最矣!”(《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魏武帝集》)

楊鈞:“湘綺(王閻運)教人作文,必學范書(後漢書)及曹操文。曹文無長篇,篇數尤少,如何可學,余甚疑之。後乃知其短篇,皆具長篇氣力,不駢不散,有子長(司馬遷)之遺則。蓋孟德詩文,皆有過人之處,其氣概之雄偉,乃得之天生。猶之阮嗣宗,詩文皆御風而行,不許他人擬議也。”(陳登原《國史舊聞》引)

郭預衡:“像這樣的政令文章,在戰國以後,經過兩漢幾百年間,都不曾有過,兩漢帝王也曾多次下過求賢的詔令,其中所說大都是先德而後才,沒有講‘唯才是舉’的。更沒有講‘不忠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便‘勿有所遺’的。曹操為什麼這樣說呢?一方面當時確實急需人才,迫不及待,用人不能求全責備;另一方面,東漢以來社會上所謂‘孝廉’、所謂‘‘仁孝’,早已是空;行其名,要用人才,必須打破傳統,‘唯才是舉’。不過曹操的‘唯才是舉’主要是指那些為我所用之才;如果不為我用,即使是人才也未必舉的。”(《中國散文史》)

後世影響

曹操的《求賢令》代表了對東漢士風強烈的反動——道德無用,唯才是舉。這種棄德唯才的政治風格,以當時的時代背景看來,有一定的合理性。曹操這種棄德唯才的用人導向,並不合理,不免被批評為奸雄作風,可能是曹操為其自身出身卑微作的抗議,但在錯誤中仍有其悲涼、有其可取之處——畢竟從政是造福百姓的事業,沒有才能空談道德是不行的;然而亦畢竟偏激,完全不要道德,造成魏晉南北朝長期的篡亂、燒殺。光憑才幹,也不是能解決時代大問題,故德才兼備才是合理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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