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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後漢傳入中土後，經幾百年的介紹吸收，到南北朝後期，達到對印度佛學全部消化，進入“中國化佛教”的形成和興盛期。這一時期，前後出過兩位集大成的大師：第一位是陳隋之間的智叛大師，他以三諦三觀、三種止觀等總攝和整合從佛教初入東土迄於他那個時代的全部漢語佛法，建立起精深博大的天台宗學，贏得“小釋迦”之稱，在佛教思想史上盎立起一塊高大的里程碑。第二位應該說是五代末人稱“永明古佛”的延壽禪師，他立足法眼宗，總攝和整合中國佛教最輝煌期——隋唐五代的全部佛學，其思想開此後乃至直到今日中國佛教的基本路徑，其多聞、見地、文才，千餘年以來無人企及，深通禪宗的清雍正皇帝在其《御選語錄》序中高推他為“六祖以後古今第一大善知識”、“超出歷代諸古德之上”、“震旦第一導師”，稱讚其編集的《宗鏡錄》一書為“震旦宗師著述中第一妙典”，實非過譽。延壽生當禪宗五家於極盛中產畢諸多弊端的時代，他做的工作，主要是順應佛教內諸宗融合、社會上三教融合的大勢，通過整合中國禪宗與印度經論及諸教宗，針治禪宗因強調“教外別傳”而造成的種種弊病，為中國佛教開闢出一條不離釋迦牟尼教法、又能應時契機承傳不絕的道路。延壽繼承發揚了法眼宗融合宗、教，尤其是融會禪宗與華嚴宗的宗風，承擔起整合此前全部中國佛學的歷史使命。
延壽的核心思想，是“一心”－—ˉ即大乘如來藏系作為萬有體性的心性、真如心、法性心，亦即禪宗所謂本心、真心、自性、佛心、心源、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等。延壽以此心一貫全體佛法，《宗鏡錄》所謂“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即以禪宗所欲了悟的一心為全部佛法宗要，以此如明鏡般的心觀照萬法，整合全部佛法，濃縮印度大乘經論、中國諸宗之學的精華。
延壽以此一心圓融禪宗與教下，強調學佛參禪，須學習教典，依經教行持，籍教悟宗，依教印心，即便參禪開悟得禪師印證，也應以佛語印可，“若不與了義一乘圓教相應，設證聖果，亦非究竟！”研習教典，應一一須消歸自已，直探言下之旨，明自本心。認為諸經教及諸宗，言說雖不無歧異，義理亦非無深淺偏圓頓漸之別，而源出與旨歸，皆無非一心。
延壽又以一心之理、事圓融為理論基礎，圓融理與事，針對禪宗囟強調一了百了而產生的忽視修持及消極遁世等弊端，強調戒乘並急、萬善齊修，即便了悟，亦須持戒修行，尤其要在社會活動中修行菩薩六度四攝，挾危拯急、濟用各時、布施貧病、撫恤孤恂、安樂有情，行修路造船等慈善事業，盡忠立孝，濟國治家，敬養父母，引導佛教徒恪盡社會責任，對於糾正“行在小乘”的弊端，將中國佛教導向大乘菩薩行的軌道，意義十分重大，影響極為深遠，甚符合近現代“人間佛教”的精神。
延壽還以一心圓融禪宗與淨土宗，倡導禪淨雙修，依他力往生，對解決大多數佛教徒的終極關懷，起了巨大作用。延壽本人，被公認為參禪透過三關，而每日勤修百八佛事，念佛號十萬遍，被尊為蓮宗六祖，樹立了悟後力修、禪淨雙修、以淨土為歸宿的典型，被後世引為榜樣。
對延壽，歷來也有一些異議，或說其《宗鏡錄》出而禪宗晦，或說英噎氓說等有誤，或對其融通宗教及禪淨雙修說有意見，這些異議，乃佛門中長袁爭議不清的問題，延壽之說，起碼乃一家之言，很難說他完全不對。即便在這些問題上延壽的見地不圓滿，也瑕不掩瑜，他學說中的絕大多數，被歷代大德印可為正見。
延壽的著作，不僅有理論深度，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頗有直到今天還很實用的指導修持的價值，為研修禪宗、唯識、淨土的人所應精讀。筆者在學習禪宗文獻時，多年不得其門而入，後來讀《宗鏡錄》，乃覺豁然，曾請教於巨贊、明真等法師，答言“如是如是”。
延壽雖然名重一時，但他留下的大量文字般若，一直無人集結，散見於大藏經內外，對之作研究註疏者亦不多。尤其他主編的百卷巨著《宗鏡錄》，可謂自唐末以來中國佛教著述中分量最重、內容最富、水平最高者，被雍正皇帝譽為大藏經的濃縮本，但問世後，實際被束之高閣，研讀者不多，直到近代才漸受重視，有以之為題做博士論文者，然尚未有人註疏。劉澤亮教授年輕有為，多年研究禪宗，功力紮實，成果斐然。他新點校整理的《永明延壽禪師全書》，收錄了現存署名為延壽的一切作品，凡二十數種，皆擇取善本為底本，底本以外列為參校本，一一校點對勘，加以導讀、注釋，附有延壽佚失著述存目、延壽研究論著引得二種資料，甚便於研究、閱讀，對學術界及佛教界，都是一大功德。校點註疏，本是做中國古代各門學術的基本功，前輩學者多強調做學問先從此入，這種工作貌似容易，實則最難，須做大量蒐集、校勘、考據、查對、檢索、引證、比較等煩瑣枯燥的工作，不容忽略一字一句，若沒有一種淡薄聲色名利干擾，如進入禪定般安靜、仔細、專注之心，很難做下去，特別是做《宗鏡錄》這樣牽涉面極廣、難度甚大的巨著之校勘註疏，沒有廣博深厚的佛學基礎和十分紮實的古文功底，是做不了的。劉教授在不長的時間內能完成這一艱巨任務，可見其用功之勤。在此學術風氣日趨浮華的時代，其精神尤為寶貴，令人欽佩，故樂為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