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這100位抄錄者，有延安時期即參加革命、經歷過學習和貫徹“講話”精神的老同志周巍峙、郭漢城、白刃、賀敬之、於藍、王昆等，也有文壇、藝術界的名家陳忠實、鐵凝、王蒙、賈平凹、莫言、馮驥才、田華、秦怡、王曉棠等。他們的抄寫一絲不苟、工整認真，有些人甚至抄寫數遍，充滿了情感。詳細
背景
1942年5月毛澤東“講話”後，根據速記稿整理出的記錄稿，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實踐檢驗和反覆地聽取意見，毛澤東讓胡喬木又整理了一遍，最後，由他自己修改定稿，於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報》上全文發表。第二天，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黨組織收到這一文章後，儘量印成小冊子傳送到廣大的學生民眾和文化界知識界的黨內外人士中去”。70年前，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定了黨的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指導和推動了黨領導的文藝事業蓬勃發展。連日來，各地各部門紛紛舉辦活動，紀念《講話》發表70周年。
活動
2012年5月20日，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主題座談會。中國作
鐵凝呼籲廣大作家把根深深扎在人民中間，扎在人民生活的大地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為人民而寫，為人民放歌。
著名評論家、作家張炯、白刃、李迪、雷達、楊紅櫻、朱向前、王樹增等在座談會上發言。他們表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深入民眾，為時代立像、為民族鑄魂。
抄寫過程
據作家出版社表示，他們聯繫了一百二十多個人，絕大多數都“爽快地”答應了這件事。手抄“講話”，非常創意
作家出版社從2011年底就開始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做準備。作為中國作家協會所屬“國家級大型文學出版社”，“再版幾本‘講話’影響下產生的文學代表作”，比如《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是他們最早也最天然的想法。但這操作太常規。負責此事的編輯部主任王寶生和他的團隊，隨後想用“有限複製”的方式，把延安時期的“古董”出版物搜到一起集結成冊，“重新挖掘它們的價值——叫它文獻價值、文學價值，或者新聞出版史的價值，都可以。”但這又太難。那些“文物”畢竟也是近代出版物，到今天還沒過著作權保護期；再者，從國家檔案館和圖書館裡調取舊出版物的保真原件，具體操作也還存在問題。雖然王寶生和他的團隊拉出了詳細的操作計畫，卻依然覺得沒把握：市場能接受嗎？
社長何建明對此事分外關心。這位以報告文學寫作聞名的中國作協副主席，在三十年來的創作生涯中深得“講話”要義，出席各種講座、論壇時，強調最多的就是寫作的“人民性”。
2011年底的一次策劃討論會上，何建明提出點子：“能不能請當代的一百位著名文學家，以每人抄寫一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形式，我們把它結合起來，做一本有紀念意義的書？”
“通常意義上的紀念活動挺多的，如果讓幾代文藝工作者以‘抄寫’這種獨特的方式來紀念講話，我覺得有特殊的意義。”“曾經有人提出用書畫的形式，後來覺得太複雜，用鋼筆字就比較好處理。”
“要讓領導先帶頭”
一萬七千字的“講話”被王寶生等人劃分為一百小段，“保證每個人能抄上一段，銜接起來就是一個整版”。找誰抄，是有講究的。出版社想邀請的是“老中青三代文藝家”：“第一代是曾經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或是受過講話影響的老一代藝術家，像賀敬之他們這些人；第二代應該是解放以後成長起來的作家、藝術家；第三代是新一代的，當前在文壇上影響比較大的作家、藝術家。”名單列了一百二十多人，以作協為中心——作家出版社在這方面資源得天獨厚，另有文藝界代表二十多位。
進入名單的人，“都是有一定影響、建樹的人，包括茅盾文學獎得主；作家協會各個地方的領導；學者里的幾位部長，比如高占祥、王蒙、翟泰豐；中國書法藝術家協會、美術家協會主席。考慮到他們都是領頭人物，我們希望他們共同參與。”
在聯繫其他人前
賀敬之欣然接受，拿起鋼筆來“一筆一畫地寫”。寫完了，又回頭把開篇的“引言”兩個字“一筆一畫”地描粗。這還不夠，賀敬之隨後用毛筆給出版社題了詞：“中國解放區革命文藝精神永放光芒”。
王寶生找的第二個人是鐵凝。“鐵凝主席是我們當家人，要讓領導先帶頭。”王寶生說，“我們給她寫了約稿信，完全走正規程式，她也是欣然接受。”所謂正規程式，就是王寶生先打電話過去聯繫文藝家。“既然是一個約稿，就應該是雙方自覺自愿，作者有願意接受和可以不做的自由。”
對方同意後，出版社再寄一封特快專遞過去。信封里裝著幾樣東西：一份回執及說明，上面留了王寶生等人的聯繫方式，要求籤名寄回；一頁需要文藝家抄寫的“講話”原稿，三張抄寫用紙，要求文藝家按照格式用鋼筆抄寫；一封由何建明撰寫的約稿函，裡面說明了邀約手稿的原因和目的，是“將各位手跡墨寶匯集成書，正式出版。以此特殊形式來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七十周年”，並請文藝家們抄後留名，附五十字左右個人簡介寄回。
作家出版社給寄回手抄稿的文藝家們開的稿費是一千元，“所有人一視同仁”。
爽快的·手抖的·婉拒的
作家出版社聯繫的一百二十多個人，絕大多數都“爽快地”答應了這件事。最積極的是“老中青”中的“老”一輩。“馬識途、白刃、郭漢城都九十多歲了，給我們寫回來的字非常認真。”王寶生後來發現自己給文藝家們寄去的手抄紙不夠用：“好幾個人，抄得不滿意，覺得自己的字不好看，或者寫錯了，又跟我們要紙。有的人拿來字以後，說我的字不好，你們幫我替換一下，幫我在這個地方加個點。”
不光寫字，一些作家、藝術家也像賀敬之一樣，特地題詞寄給出版社。指揮家嚴良堃的手書是“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當年他在延安指揮《黃河大合唱》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伴奏的樂器是口琴、笛子、二胡；新中國第一代電影演員於藍題的詞是：“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走出‘小魯藝’，到‘大魯藝’中去”；寫下白靈悲慘命運的陳忠實，則題了一句毛澤東詩詞：“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
每一個人對“講話”的理解並不完全一樣。張潔在手抄稿之外，應王寶生的要求，還用鋼筆手書了“忠於藝術”四個字，寫在便箋上。作家王蒙的題詞則是“青春萬歲”
書法家歐陽中石沒有手抄“講話”，因為“手抖，已經寫不了很好的鋼筆字了”，但是毛筆還拿得動，就給王寶生抄錄了最後的封面書名。
“手抖”的不止歐陽中石一個。王寶生費了好大勁兒，在廣州番禺找到歌唱家郭蘭英，材料寄過去，郭蘭英“手抖得特別厲害，確實寫不了”，只好作罷。
也有人婉拒。“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就很委婉地拒絕。”
尋找舊版本《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方案，後來並沒有被編輯部放棄。在國家圖書館，他們找到了一些“講話”的版本，包括解放社1943年出版的黃色封面單行本——這是“講話”最早的單行本。更多的版本資料來自河南民間收藏家張迪傑，出版社從他手裡拿到近百種“講話”的封面，最後用了五十多種。這些封面被放在百名文藝家手稿前面，以彩圖展示。
“從1943年的草紙本，到今天的版本，你可以看到歷史沿革的脈絡。我們也把第一版原文重新豎排錄入，和今天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對照著讀，你可以發現毛澤東的講話也有修訂、變化。”王寶生說，“我們展示的是一段有歷史文獻意義的圖書和並不為多數讀者了解的一些出版細節。”
手抄“講話”一書最後定價280元。“無論是網友，還是他們作家本人，沒有看到書之前，可能都不宜發表過多的評論。我相信看到書後，他會理解我們的初衷和我們的做法。”王寶生說相對於它的成本和收藏價值而言，這個價格並不貴。
評論
“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塊現金，要沒頭沒腦抄一段。選擇一，把錢用了，不理它。選擇二，去郵局退錢，這事太麻煩。第三，抄一段。你會如何選擇呢。”作家葉兆言針對網上的言論，在微博中為自己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做了幾次解釋。同時公開“解釋”的還有作家周國平，他在文中強調自己紀念的是在“文革”時的“一段心路歷程”。
不過，網上有人認為“講話”不太適合大張旗鼓地“手抄紀念”。
“不要把網上非主流的話當成一回事。一些人說什麼是他們的事情，他們的話並不都對。”何建明對該書的讀者定位是“幾代的老中青文學藝術工作者和愛好收藏的人”。為此，西安集郵公司配合這本書，還專門與出版社合作印刷了一套個性化的郵票。
何建明認為，雖然七十年過去了，但“只要生活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土地上，多數作家和藝術家都在享受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營養”。
就像他一直強調的“人民性”：“所謂的天才，也是來自於人民給予他的滋潤，如果說離開了‘講話’，或者他說他沒有享受到‘講話’精神的滋養，那我覺得那種虛無的空間其實是不存在的。”
百位藝術家名單
政治面貌
共產黨員：79人民盟：1人
民進：2人
中國作協主席、副主席
主席：鐵凝 副主席：葉辛、劉恆、李存葆、何建明、張平、陳忠實、莫言、譚談曾任副主席：王蒙、徐懷中、翟泰豐、丹增(藏族)、黃亞洲
中國作協曾任書記處書記
賀敬之、瑪拉沁夫(蒙古族)、鄭伯農、吉狄馬加(彝族)、束沛德、鄧友梅中國作協現任主席團委員
二月河、王巨才、葉文玲、池莉、蘇童、陸天明、陳祖芬、周梅森、趙本夫、柳建偉、賈平凹、黃濟人、韓少功地方及行業作協主席、副主席
北京：畢淑敏(副主席)、張潔(曾任副主席)上海：秦文君(副主席)
天津：蔣子龍(主席)、馮驥才(副主席)
河南：李佩甫(主席)
河北：關仁山(主席，滿族)、何申(副主席)、徐光耀(曾任副主席)
湖北：劉醒龍(副主席)
湖南：唐浩明(主席)
吉林：張笑天(曾任副主席)
江蘇：范小青(主席)、葉兆言(副主席)
重慶：楊益言 (曾任主席)
四川：麥家(副主席)、楊紅櫻(副主席)、王火(名譽副主席) 、馬識途(曾任主席)
山東：張海迪(副主席)
安徽：嚴陣(曾任主席)
青海：朱奇(曾任主席)
內蒙古：馮苓植(曾任主席)
煤礦：劉慶邦(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