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時期思想的基本傾向
從巨觀上看，殷周思想是一個連續發展、不斷豐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治的理性因素孕育成長，宗
教思想逐漸消弱，但並沒有本質上的突變。 商湯伐夏，他對部眾宣布說：“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書·湯誓》[62]）殷革夏命，是方國間彼此實力強弱消長的結果，但人們卻從上帝那裡尋求依據。盤庚遷殷，“民不適有居”，盤庚也是以上帝的意志為擋箭牌：“非敢違卜，用宏茲賁。”當時的人們認同於這樣一種信念：遷居殷地是通過占卜得到的上帝的指示，人們應該無條件服從。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辭雄辯地證明：殷人信神。殷王國即將崩解之際，殷王紂仍在說：“我生不有命在天！”（ 《尚書·西伯戡黎》 ）殷紂篤信天命，但他對神靈並不夠恭敬，“昏棄厥肆祀弗答”（ 《尚書·牧誓》 ）。所以，人們認為殷王國的崩潰體現了上天的意志，是上天不佑。
周承殷命，建立了新的王國秩序，依然是舉上帝的旗幟，“受天有成命”。“武庚之亂”，新建的周王國受到嚴重威脅。面對嚴峻的局勢，偉大的政治家周公旦認為是“天降割（害）於我家”。他急於知道的是天意如何：“用寧（文）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得到 了“吉”兆，他才稍許自慰：“我有大事，休！ 朕卜並吉。”東征的時候，他告誡臣下：“予惟小子，不敢替（廢）上帝命。天休於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以上均見《大誥》）以往對周公旦政治哲學的研究，偏重於他對政治理論的貢獻，忽略其宗教信仰的主體特徵。毫無疑問，周初思想較之殷代確有很大發展，在相對意義上可以說是飛躍，但從總體特徵看，主旨並未改變。在整個西周時期，天命觀念、上帝信仰和祖先信仰始終是政治思想的主流。人們認為，殷人統治天下的時候，他們“克配上帝”，輔助上帝治理天下；殷人的地位被周人取代之後，就應該“侯服於周”（《詩·文王》），擁戴周人為“共主”。這是因為“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詩·昊天有成命》）。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發生大地震，大夫伯陽父認為，這是周王國即將崩潰的徵兆，周人至多還能維持十年。“天之所棄，不過其紀”（《國語·周語》），天意決定政治的命運。
澄清幾個問題
本世紀以來，有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的變革莫過於殷周之際[63]。雖然已有學者對此說提出了尖銳的批評[64]，但就思想領域而言，有些重要問題仍有必要予以澄清。主張殷周之際思想發生了變革，最主要的證據有三條：第一，認為周人提出了“天”觀念；第二，認為殷代沒有“德”觀念，是周人創造了這一範疇；第三，認為殷人重鬼神，周人重人倫。下面逐一展開分析。
第一，“天”觀念不是周人首先提出來的，殷代已經有了“天”觀念。過去認為殷代沒有“天”觀念，是由於未能深入發掘甲骨卜辭中的“天”，因而對文獻中的“天”疑慮太重，不敢輕信。我們肯定了卜辭中的被崇拜、被祭祀的“天”的存在，文獻中的相關資料自然也就可以與之互為印證。從殷代“天”的內涵看與周代沒有什麼大異，是一脈相承的。具體內容前文已經論述，不再重複。有的學者提出，殷代思想中雖有“天”觀念，但“自然屬性比重大，社會屬性比重小”；經過周人的改造，“其性質則由一個自然的主宰轉變為社會的主宰”。說周代的“天”觀念理性成分較多，這無問題；但把殷代的“天”說成“自然的主宰”，與社會無乾，則難以說通。作為一種具有神靈集合特徵的“天”概念，它是制約世俗政治生活的，如卜辭“天弗禍”、“天作禍”（《乙編》1185 ）、 “天今三月雨”（《粹編》809）。若與社會生活完全無關，人為什麼會卜問它呢？參照有關傳世文獻， 這一問題更是不釋自明了。總之，用“屬性”轉變說論證殷周思想的變遷，缺乏說服力。
第二，“德”觀念不是周人提出來的，殷代已有“德”觀念。較早注意這一問題的是楊榮國。他提出，殷代已有“德”觀念，甲骨卜辭中有“德”字[65]。後來，溫少峰作專題論文《殷周奴隸主階級“德”的觀念》，具體考察了殷代的“德”觀念。他參考了徐中舒的研究成果，舉出四條卜辭為證：
殷周思想的基本傾向
囗醜卜，王侯弗若△？（《續編》6·8·4， 引文中“△”表示圖形的“德”字，下同）
丁亥卜，元△……？（《明初》1370）
辛卯卜，亘貞，……唯不△？（《綴合》273）
戊寅卜，囗貞，改王△，於之若？（《綴合》299）
他認為，“若德”如同文獻中的“善德”、“順德”；“元德”猶如“首德”、“大德”；“不德”、“改德”類似於“否德”[66]。卜辭中有關“德”的詞語如何詮釋更妥當，還可以再商討。但我們至少可以說，殷代是有“德”觀念的。這裡，我們不妨將傳世文獻中有關“德”的情況拿過來比照一下。《尚書·商書》中四篇有“德”字，凡14見，其中《盤庚篇》10見。其內涵大致可分為三類。（1 ）表示行為、品行。《湯誓》：“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盤庚》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聽命，天既孚命王厥德。”《微子》：“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2）“荒德”、“含德”、“非德”、 “爽德”具有否定含義。《盤庚》：“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餘一人。”“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3）“施德”、“積德”、“用德”、“敷德”具有積極含義。《盤庚》：“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將文獻中“德”的三種情形同卜辭中“弗若德”、“元德”、“不德”、“改王德”對比一下，可以看出具有類似特徵。這些特徵同周初文誥中有關“明德”、“若德”、“非德”、“敏德”（《康誥》）、“元德”（《酒誥》）、“敬德”（ 《召誥》 ）、“酒德”（ 《無逸》 ）之類的觀念相對照，也比較接近。因此可以說，殷代已經有了“德”觀念。
第三，周人首先重鬼神，其次重人倫。有學者說周人重人倫，“人事是主要的，天命鬼神是次要的”，主要根據是《禮記·表記》中的一段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然而， 《表記》之說與周代文獻的記載有很大出入。具體情形，前文已有敘說。事實上，周人仍然重鬼神，其與殷人無大異。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學者申明這一點。楊寬先生根據周誥的資料，認為“周初人之宗教思想幾與殷人無以異”[67]。郭沫若先生也說：“殷人用卜，周人也用卜，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周人的甲骨文字而已；誰也不能斷定說：周人一定沒有。”[68]本世紀70年代陝西周原發現周人甲骨17000餘片，其占卜形式和內容與殷卜辭相近， 初步證實了郭老的預測是準確的。當然，殷周思想無大異，並非相同，周初思想確有很大進步，這不可否認；但決不曾發生從“重神”到“重人”的質變。人文思潮興於春秋戰國，而不是西周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