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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江田祥（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2010年11月6-9日，由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辦，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承辦的“廣西歷史地理與華南邊疆開發——2010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廣西桂林市順利召開，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台灣及韓國等地高校、科研機構的學者共130餘人出席了此次學術研討會。
本次大會共收到論文摘要102篇，論文全文61篇，學者們圍繞著廣西歷史地理、歷史政區、政治地理、生態環境變遷、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文化地理、考古新發現與歷史地理學等主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討，呈現出諸多精闢學術見解和最新學術動態。
一、廣西歷史地理與華南邊疆開發
該主題論文共有32篇，涉及廣西歷史地理諸多領域，其中有關廣西歷史政區地理的研究較為豐富。司徒尚紀考察了歷史時期廣西欽廉地區政區演變情況，認為政區建置興廢和隸屬關係變遷對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有重大制約作用。熊昭明以漢代合浦港考古為中心，闡述了歷史地理學與考古學的關係。陳洪波根據漢墓分布情況與歷史文獻記載，推斷漢代合浦郡治所的確切位置，在今廣西合浦縣南流江支流西門江流經的草鞋村一帶。魯西奇考釋了廣西地區所出南朝時期九種買地券，補正了南朝始安郡、桂林郡、齊熙郡的政區變動及鄉里制度問題。周運中重新討論了漢唐間海南島建置沿革，認為蕭梁置崖州是南朝鼎盛時期國力強大的體現，梁末陳初因大陸局勢混亂無力再跨海而放棄崖州，陳朝後期與隋朝又因政權實力較強大而重建崖州。江田祥從嶺南地方土豪動向的視角，考察了隋朝嶺南西部桂州總管府及州郡政區變遷的動態過程。艾沖細緻分析了唐代嶺南地域的都督府建制演替及其屬州的變遷過程，認為這是唐代地方高層管理機構及轄區由總管府到都督府、再到節度司三個階段演變的典型縮影。郭聲波採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手段，勾勒了唐代三百年間桂管羈縻州置廢沿革的大致過程，考證了蕃、述昆、金城、智、文、蘭、鎮寧等州的地望及轄境。任大熙梳理了唐代嶺南東四州的州縣變遷。吳宏岐、李采梅在爬梳歷史文獻的基礎上，指出明廣州府新安縣建縣的準確時間當為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藍武分析了明代廣西土司設定與分布的時空特點，明代廣西土司統治網路的形成，表明了明王朝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管理與控制明顯趨於強化。楊啟秋闡述了新桂系治桂策略及其對廣西近代地域社會的影響。
在廣西歷史城鎮地理方面。周長山以西江流域城鎮體系的早期發展為研究對象，釐清了其規模分布與區位分布的特點，探討了其形成與發展機制。陳隆文分析了古代梧州城址選擇的地理特點，探討了城市防洪策略、水患與西江流域城市興衰的關係。
在廣西歷史文化地理方面。范玉春分析了元明以後西南官話進入廣西中北部地區而形成的方言新格局，歸納了廣西官話具有地理分布相對集中及流行於中上社會階層兩個特點，探討了西南官話在廣西的地理分布特徵及其語言邊界的形成，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廣西擴散的一般規律。廖國一、白愛萍探討了漢唐、宋元、明清三個時期北部灣海域在古代對外文明交往的歷史狀況及其重要作用。王元林考察了唐宋以後伏波信仰在雷州半島、海南島地區的空間擴散，揭示了海洋神靈的地域空間分布與國家權力在地方社會建構之關係。楊天保從南方稻作文化、佛教來華、媽祖入桂、移民實邊與民族融合等視角分析了廣西南流江流域文明，認為應重新探究南流江流域文明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地位與意義。滕蘭花、袁麗紅分析了近代以來廣西南寧騎樓的空間分布與形成機理，認為既是近代以來南寧城鎮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也體現了兩廣地緣文化的交融。
在廣西歷史交通、經濟地理方面。韋浩明梳理了古代桂東地區特別是賀江流域的交通系統，指出瀟賀古道體系的修築跨越了整個古代歷史進程，認為只有全面考察中原王朝經略嶺南的策略及其開發歷程，才能整體把握古代嶺南交通體系與格局。許桂靈認為明清時期西江水系交通發展，形成了廣西城鎮體系與樹枝狀空間分布格局，廣西“無市不趨（廣）東”的經濟區域取向態勢促進了廣西社會經濟進步。
在廣西生態環境與民族關係變遷方面。以大藤峽為中心的桂中地區是明代廣西民族矛盾與民族衝突最為激烈之地，劉祥學通過對明代這一地區民族關係演變根源的全面分析，認為該地區緊張的人地關係是造成民族關係長期緊張的重要根源。鄭維寬通過分析清代外來移民的階段性特點、分布格局及對政治環境的影響，探討了清代廣西移民開發過程的四個階段和生態環境變遷的動態關係。
在廣西歷史地理文獻與地理學史方面。馬強從中國地理認知史角度探討了唐宋時期對廣西地區的地理成就及地理認知等問題，認為唐宋時期是中國地理學對廣西地理認識史上承前啟後的里程碑階段。
在廣西歷史自然地理方面。李世傑等人以桂林市會仙岩溶濕地為例，探討了南方岩溶濕地在自然與人類相互作用下的環境演化過程。趙湘桂等人利用GIS和湖沼學沉積物方法，分析了桂林會仙濕地的古代氣候及水環境情況，提出了一些岩溶濕地生態修復的科學方法。
在廣西旅遊地理方面。費省論述了華南地方標誌花卉旅遊價值的區域差異，認為觀念、法規與政府介入方向，是影響粵、桂、閩、瓊與港澳台地區標花文化差異的主要因素。黃松以桂西地區為典型區域，探討普適於民族地區地質公園旅遊開發布局的研究新思路，實現特色旅遊產業創新發展的有效途徑。陸軍分析了廣西桂平旅遊地質資源類型、分布研究及其景觀價值，對桂平旅遊地質資源進行了定性與定量的綜合評價。江日青對桂西北遊藝民俗文化旅遊資源提出了合理開發利用的具體途徑。
二、歷史政區、政治地理與地方行政
作為歷史地理學的傳統學問，這一主題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大會共收到25篇論文。
先秦秦漢政區地理的研究較為集中。徐少華結合歷史文獻與青銅銘文等考古資料，認為楚丹陽當塗說論據薄弱，它既不能說明楚為淮夷，周初居於東方亦難以印證楚丹陽當塗說。沈建華分析甲骨卜辭記載的“丹”、“瀼”、“曾”等楚國地名、族名，為楚國郢都從丹陽城遷徙至江漢平原提供了較清晰的研究線索。雍際春對關乎秦人早期起源地和西遷起始地的“伯益封費”地望展開深入討論，認為伯益之“費”當為季氏之“費”，即今山東費縣之費城。馬保春認為早商時期的“並”地大約在今山西省太行、呂梁二山之域；晚商至西周、乃至春秋戰國時期，古並國的一部分可能向東遷至今山東半島，向西遷徙至關中與隴東涇河上游一帶。楊光華從地理典籍的著述方式與刻印傳抄的視角對“武落鍾離山”地名提出新解，認為廩君巴人發源地應在清江（夷水、鹽水）流域。
關於秦郡、道、縣設定問題。周宏偉認為楚蒼梧郡置於公元前389-381年間，郡域主要為今湖南湘江流域一帶，郡治為青陽縣（今湖南湘陰青山島）；秦滅楚后蒼梧郡成為秦郡，約前219年改名長沙郡，郡治移至臨湘縣（今長沙市）。章宏偉重新肯定秦有浙江郡之說，此說不僅可重啟秦郡研究與浙江省名由來的討論，還可澄清秦漢時期會稽郡、吳郡的模糊認識。凡國棟對嶽麓書院所藏秦簡“江胡郡”再作探討，認為其對應《秦始皇本紀》王翦“定荊江南地”所置之郡，此地楚時屬江東郡，即為秦“江胡郡”之前身。何慕結合嶽麓秦簡與傳世文獻，通過秦政治局勢推測河間、恆山、清河三郡始置於秦統一之前、存在於秦統一之後直至楚漢之際，可能是秦三十六郡中的三個郡。史黨社主要考察了秦“道”的興廢、屬性及與族群之關係等問題。朱聖鍾結合文獻考辨出秦漢中郡轄縣應為西城、旬陽、上庸、房陵、成固、南鄭、褒等七縣，西城縣為秦漢中郡郡治。
關於漢魏六朝政區地理的研究。鄭威探討了東周至秦、西漢、東漢時期東海郡屬城邑的分布情況，分析了東海郡地區內部的城邑體系及其在兩漢時期的演變情況。毋有江通過探究北魏在秦巴山地的政區設定狀況，探討了區域特徵對王朝兼併統一及王朝政治發展進程的深遠影響。尹弘兵釐清了六朝時期三峽地區歸鄉縣、信陵縣與巴東縣的政區變遷過程。
關於西部邊疆政治地理。馬劍詳細分析了唐宋時期劍南東川（梓州路）地域結構的演變，認為政治地域結構與經濟地域結構相互作用影響並具有較大區域差異。李新貴認為唐代設定涇原節度使的根本原因，是唐肅宗、代宗時期對西北藩鎮的拉攏、排斥與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王開隊分析了十三——十八世紀世紀中央王朝在雲貴川交界地區的政區設定，認為歷史時期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邊緣化歷程，主要是由當時政治大環境的改變所造就的。安介生深入探討了松潘地區獨特的地理特徵及人文環境對清代這一地區政治進程的重要影響，認為“松潘之例”是清代西南邊疆地區治邊實踐的一個重要範例。張軻風以西南大區為考察中心，討論了民國時期西南與華中、華南等大區的交錯分離，解析了大區形成的分區特徵及其內涵變化。
縣級政區及縣以下區劃是歷史政區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邊界的復原與劃分尤為重要。滿志敏在進一步建立中國歷史地理空間數據、復原歷史縣界的研究中，以1542-2001年上海青浦縣界為個例，探索了復原明清時期縣界的方法，探討了縣界復原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如何獲得比較精確的表達、歷史文獻運用三個問題。胡恆細緻梳理了清代山西裁撤清源、平順、馬邑、樂平等四縣的行政運作過程，認為政區變革中各種客觀地理因素起到何種作用，取決於主觀決策群體如何認識與考量，提出行政區劃史研究應回歸行政運作與地域社會。徐建平通過對民國時期城市型政區的南京市與江寧縣地域劃分的研究，認為看似簡單的地方行政劃分過程，實為行政強力與民間意願之互動及各種力量的大比拼。插花地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吳滔以位於蘇州府、松江府和嘉興府交界之處的章練塘鎮為例，從水利開發、政區演變、地名學等視角考察了這一插花地歸屬的歷史過程。孫冬虎細緻考釋了元大都“五十坊”問題，認為元大都坊數一誤再誤的根源，在於忽略了對《周易？繫辭上》“其用四十有九”文句的理解，而虞集很可能是元代後期部分坊名的修改者。
三、區域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
區域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是近些年歷史地理關注的熱點領域之一,這一主題論文共有21篇。
在環境史學科屬性與理論方面，侯甬堅辨析了歷史地理與環境史學科之異同，認為歷史地理以區域研究為主，把人類活動作為驅動因子，重在研究地理環境變遷，歸屬地理學；環境史以事件過程研究為主，把人類看成環境的一部分，重在研究人類與環境關係，歸屬歷史學；二者在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之間探索真諦的研究中互為借鑑、促進。藍勇回顧了中國生態環境史的研究，反思了早期環境原始性、清代以來環境變化複雜性、環境非直線變遷、環境回歸與逆轉非完全性四點認識，強調了田野調查在環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歷史災害地理方面。任慧子、曹小曙運用GIS技術著重分析了公元前1831年至公元1980年中國地震災害的時空特徵，以及對交通系統影響的空間分布與空間類型。張慧芝分析了歷史時期山洪及由其引發的山崩、滑坡、土石流等災害的時空特徵。
關於華北地區生態環境變遷問題。王尚義論述了四世紀末至五世紀末平城時代，在中國北方地區開發史及中華民族形成中的重要意義。潘晟探討了遼代瑟瑟儀與中古時期北方農牧交錯帶東段氣候變遷的關係，認為瑟瑟儀的確立與北方農牧交錯地帶的氣候變遷有關，但它的更迭與演變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王朝權力的變更。張緒良等提倡運用歷史地理學方法對萊州灣南岸濱海濕地演化過程進行研究。葛兆帥研究了黃河南徙與徐州地區生態環境惡化之關係。李德楠從明代徐州至淮安段的漕運期限規定分析了明代黃運關係，認為漕河管理制度相當程度上受到黃河自然環境的制約。喬家君等從歷史視角考察了開封市的產業空心化現象，認為其屬於離製造業現象、具有欠發達區的共性特徵，提出了開封市產業空心化的防治措施。
關於西北地區生態環境變遷問題。崔建新以統萬城的廢棄過程為切入點，認為唐中葉開始惡化的氣候環境及多次氣候乾冷事件，導致統萬城城址最終被毀棄。王社教從軍事戰爭、屯墾田畝、屯墾人員方面詳細考辨了明代西北延綏鎮軍屯，糾正了有關延綏鎮軍屯論述中的一些錯誤認識。陳新海闡述了明清時期自然災害、社會災害與黃河上游地區城市帶發展的關係。張莉以新疆奇台縣為例分析了近三百年來乾旱區水資源利用變化的三個階段：以開發利用山水河水資源為主、全面開發利用地表水資源及深度利用山水河、全面引用地下水，導致這一地區生態環境由早期單純地表水空間分布變化逐漸向地下水水位降低，引起生態全面惡化。張青瑤通過對清代山西北部忻州、代州，雁北及晉西北三個區域的民眾營生方式選擇的分析，討論了環境認知和行為調整間的密切關係，認為民眾營生方式的選擇反映了環境認知和行為調整的全過程，體現了人與環境的相互選擇。
關於東北地區生態環境變遷問題。張士尊主要探討了東北地區南部歷史發展過程中地理因素的作用。趙珍從環境史的角度重新研究清嘉道以後東北地區伯都訥圍場開墾，探究清嘉道以降官府調整、分配土地資源及初建村鎮的本質。
四、歷史城市、文化地理
在歷史城市地理方面。毛曦在分析中國城市史研究現狀的基礎上，提出未來可從城市史學的學科建設、拓寬研究視野與領域、整體研究與跨學科研究三個方面尋求突破。朱悅梅綜合分析了吐谷渾王都伏俟城選址的自然地理、地緣政治、交通路線、區域經濟、軍事地理等要素，認為吐谷渾建置王城實質上反映出遊牧民族建都選址的規律與特徵。王小紅認為唐宋時期成都城市具有水城與園林之城兩大特色，良好的城市生態環境及紛繁的城市游賞聚會塑造了壯美的城市景觀。祝煒平等人分析了南宋皇陵與北宋皇陵空間布局、堪輿思想上的差異，認為這種差異還影響到了明清皇陵的布局。李嘎利用比較研究方法，從城市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城市本體的相關指標、城市腹地發展水平等方面，詳細考察了宋至明初山東半島中心城市轉移過程，認為至少在元代山東半島的經濟中心城市已轉移至濟南城。孫靖國綜合運用歷史文獻、古地圖與實地考察等研究手段，總結出明代大同鎮州縣治所城市、衛所城市、居中應援城堡、長城邊堡與腹里收保之堡五種城堡類型，指出因城堡職能與定位不同，導致不同種類的城堡有著不同的發展道路。魏幼紅闡述了清代沿江城鎮地理空間格局及其特點，認為清代湖北沿江城鎮形成了以長江貿易為依託的“長江經濟帶”雛形，呈現以漢口為中心、沙市、宜昌兩個亞中心並列的線狀空間分布特點。
在歷史文化地理方面。張偉然從鳥言、禽言與特定的生態環境，禽言詩作者群的空間特徵、禽言詩興起的時代背景展開論述，認為“禽言詩”的流行反映了南方地域文化的勃興，可視為中國文學對中國生態文化的直接回響。吳文濤利用歷史文獻考證出北京古代豐臺園林的重要演變線索，釐清了北京南郊園林的地理位置、主要特色及興衰過程。朱海濱比較了近世浙江的婚俗（禮制婚）與外省婚俗，揭示了浙江婚俗的特徵及區域差異，總結了浙江非禮制婚俗（童養媳、典妻婚）地域差異的規律。朱普選認為青藏高原主體葬式大體可分為兩個區域，即以衛藏地區為核心的天葬區與青藏高原周邊地區的混合葬區，指出這是在各自生活的環境條件、民族習慣、思想觀念等影響下形成的。李智君通過對清代民國河隴地區喪禮空間格局及地域特點的研究，認為動盪的邊塞環境、多元的宗教信仰以及懸殊的經濟差異，導致了清代民國河隴喪禮具有顯著的空間和人群分異特徵。
五、歷史經濟、人口及交通地理
在歷史經濟地理方面。吳松弟、方書生運用“港口—腹地”理論從空間角度考察中國近代經濟地理變遷，還原前現代中國市場經濟時代的經濟地理實情，剖析中國經濟地理的演變規律，形成發展中國自有的經濟地理理論。樊如森考述了近代黃河航運，認為近代黃河航運不僅沒有衰退，反而有了更大的發展，各類水上交通工具都無不各顯其能、因地制宜地發揮著內河航運的最大效用。吳海濤論述了歷史時期淮河流域運河的時空分布，淮河流域運河與王朝興衰的關係，以及對淮河流域產生的深遠影響。馬琦分析了清康熙五十七年至鹹豐三年間黔鉛的地理分布及其逐步擴大的趨勢。張保見論述了民國時期青海商業及城鎮的發展與布局，認為民國時期青海只有一兩個中心城鎮、區域性小集市星羅棋布的分布格局，是青海經濟發展自身選擇的結果。
在歷史人口地理方面。呂卓民分析了清同治年陝甘回民起義後，大量回民相對集中遷居於西安與蘭州之間、以六盤山為中心的偏遠地區，這對西北地區生態環境與回族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影響。路偉東基於清末宣統甘肅“地理調查表”考察了晚清甘肅城市人口研究的實際狀況，認為歷史城市人口可能沒有一個固定的等級模式。陳文豪、李宗信主要運用地理信息系統分析了今台灣大台中市二十世紀初期漳州籍移民的空間分布及其宗教信仰狀況。
在歷史交通地理方面。程森以清代漳河草橋的修造及其所在地方州縣之間的關係為線索，探討了華北地區河流生態與交通、國家交通與地方社會之互動關係，認為國家交通控制的執行落實到地方社會的過程中，實為與地方生態環境、地方社會互動的結果。
六、其他歷史地理問題
在歷史地圖學與地理信息系統套用方面。盧祥亮考述了中國古代地圖命名三個最主要的辭彙——“地圖”、“輿地圖”、“輿圖”的起源和流變脈絡。華林甫考證了兩幅英檔庋藏手繪大黃江圩輿圖的繪製日期，此二圖均反映了天地會洪兵政權大成國武裝與清軍對抗形勢，具有獨一無二的學術價值。鍾翀對中國近代以來3000餘幅城市地圖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分析和總結，考察了我國近代城市地圖飛速進步的幾種路徑。周文業敘述了構建中國文學史地理信息系統的宏偉計畫，及其在學術研究、課程教學的意義。龔勝生講述了《中國疫災史料彙編》及《中國歷史瘟疫災害地圖集》的龐大研究計畫及課題進展狀況。侯楊方闡述了開發清朝地理信息系統及編纂十二冊高質量的《清代地圖集》，以及繪製縣一級行政區劃邊界及其他專題圖集的課題。
在歷史地理文獻研究方面。康建軍細緻研究了《尚書》所反映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知識與地理學思想，探討了人類與地理環境的對立統一等問題。晏昌貴考述了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所見最早的二十八宿分野資料，從帛書所載地名推知帛書分野形成於戰國中晚期、作者為戰國魏人，認為此帛書具有特別的文化史意義。張鵬飛補正了酈道元年譜，考證了酈道元生卒年及撰寫《水經注》的時間。蕭錦華通過考析《元和郡縣圖志》史料來源及與《括地誌》佚文比較，指出《元和郡縣圖志》中過時失實的舊志內容率多或部分源自《括地誌》，須重新審視《元和郡縣圖志》論述中唐尤其元和時代地理記載的準確性，要謹慎運用《括地誌》來考察唐初地方州縣行政和自然地理情況。趙炳清認為宋郭允蹈《蜀鑒》是一本具有很高歷史軍事地理價值的經世致用之作。朱毅統計分析了近三十年來《歷史地理》刊登論文的內容及作者，從一個側面了解歷史地理學科的研究重點及學術隊伍的總體情況。
在考古新發現與歷史地理研究方面。黃義軍以青白瓷為中心討論了遼國輸入瓷器出土地點的區位特點與空間變化，初步推測青白瓷是從宋登州港海運走私輸入遼境的。崔鵬綜合考察了元代景德鎮青花瓷銷售的北上路線和南下路線，認為較為成熟的消費市場比運輸方式、路線更為重要。
在文化遺址保護方面。闕維民認為歷史地理學在圓明園遺址學術研究及保護中，可發揮其在學科視野、空間尺度、時間尺度、分析闡述方面的積極作用，能妥善解決許多尚有爭議的問題。
綜上所述，本次年會顯示出歷史地理學研究動向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專題研究更加深入，時空研究尺度有新的擴展，選題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體現出巨觀、中觀範圍與微觀層面研究的結合，傳統歷史文獻分析與遙感、GIS新技術運用的結合，注重地理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交叉學科的綜合研究，取得了不少較有深意的學術成果，反映出了歷史地理學的一些重要研究取向。
在會議期間，中國學術會議線上的兩位記者全程參與並錄製了部分直播視頻，敬請參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