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釋兵權[宋太祖奪權事件]

杯酒釋兵權[宋太祖奪權事件]

杯酒釋兵權是指發生在北宋乾德年間,宋太祖趙匡胤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避免下屬將領也被迫“黃袍加身”,起兵篡奪新生政權,通過酒宴方式,威脅利誘,要求高級將領交出兵權的歷史事件。 杯酒釋兵權是宋太祖為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的開始,被視為寬和典範。其後,宋太祖還在軍事制度方面進行了多項改革,大大強化了北宋中央集權。 後來,“杯酒釋兵權”演變為一個成語,引申為輕而易舉解除將領兵權。

基本信息

發生背景

在結束五代十國局面的過程中,北宋統治者著重考慮的問題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使唐末以來長期存在的藩鎮局面不再出現;二是如何鞏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

宋太祖趙匡胤 宋太祖趙匡胤

建隆元年末(公元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進叛亂後的某一天,他召見丞相趙普,問道:“為什麼從唐末以來,數十年間帝王換了八姓十二君,爭戰無休無止?我要從此息滅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有什麼好的辦法嗎?”

趙普精通治道,對這些問題也早有所考慮,聽了太祖的發問,便提出問題之癥結就在於藩鎮權力太重,君弱臣強,治理的辦法也無奇巧可施,只要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 趙普的話還沒說完,宋太祖就連聲說:“你不用再說了,我全明白了”。

於是一個重建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的計畫就這樣醞釀出來了,並逐步付諸實施。在北宋中央集權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權,也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范浚在《五代論》中指出:“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來,在政治局面變換中兵權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因此,宋朝剛剛建立,趙匡胤就吸取了後周滅亡的教訓,加強對禁軍的控制。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鑒於當時已控制局勢,就著手陸續採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強中央集權。起初,太祖以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並不介意,而趙普數次進言說:“臣也不擔心他們會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們的部下貪圖富貴,萬一有作孽之人擁戴他們,他們能夠自主嗎”?這些話實際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記住陳橋兵變的歷史,一定要避免類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不久後就採取措施解除了禁軍高級將領的兵權。

經過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時,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軍高級將領留下喝酒,酒興正濃時,宋太祖突然屏退侍從。他嘆了一口氣,口吐苦衷,說:“我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是到不了這個地位的,為此我從內心裡一直念及你們的功德。但是啊,做皇帝太難了,還不如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個夜晚都不敢安枕而臥啊!”石守信等人驚駭地忙問其故,宋太祖繼續說:“這不難知道,我這個皇帝位誰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聽了,知道這話中有話,連忙叩頭說:“陛下何出此言,現顯德年間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

宋太祖說:“不然,你們雖然無異心,然而你們部下如果想要富貴,把黃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這些將領知道已經受到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禍,一時都驚恐地哭了起來,懇請宋太祖給他們指明一條可生之途。

宋太祖緩緩說道:“人生在世,像白駒過隙那樣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貴的人,不過是想多聚金錢,多多娛樂,使子孫後代免於貧乏而已。你們不如放棄兵權,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為子孫立長遠產業;同時多買些歌姬,日夜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同你們再結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這樣不是很好嗎?”

石守信等人見宋太祖已把話講得很明白,再無迴旋餘地,而且當時宋太祖已牢牢控制著中央禁軍,幾個將領別無他法,只得俯首聽命,表示感謝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等上表聲稱自己有病,紛紛要求解除兵權。宋太祖欣然同意,令罷去禁軍職務,地方任節度使,並廢除了殿前都點檢和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司。 禁軍分別由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即所謂三衙統領。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將的兵權後,太祖另選一些資歷淺,個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擔任禁軍將領。於是禁軍領兵權析而為三,以名位較低的將領掌握三衙,這就意味著皇權對軍隊控制的加強。

以後,宋太祖還兌現了與禁軍高級將領聯姻的諾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給高懷德,後來又把女兒嫁給石守信和王審琦的兒子,把張令鐸的女兒嫁給太祖三弟趙光美。

此番後,宋太祖當年執掌兵權的結義兄弟的禁軍職務全部被解除,且從此再不授人。石守信雖然保留著“侍衛都指揮使”的頭銜,卻已沒有任何實權。 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漢超鎮守關南、馬仁瑀鎮守瀛州、韓令坤鎮守常山、賀惟忠鎮守易州、何繼筠鎮守棣州、郭進鎮守西山、武守琪鎮守晉陽、李謙溥鎮守隰州、李繼勛鎮守昭義、趙贊鎮守延州、姚內斌鎮守慶州、董遵誨鎮守環州、王彥升鎮守原州、馮繼業鎮守靈武,“管榷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徵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諜者,敵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睹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也”。

影響

杯酒釋兵權是宋太祖為加強皇權,鞏固統治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的開始。其後,他在軍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

軍事體制改革

第一,建立不同於前朝的 樞密院 制度。長官為樞密使和樞密副使,主管調動全國軍隊,分掌軍政大權。樞密院與三衙統領各有所司。三衙雖然掌握禁軍,但卻無調兵和發兵的權力。樞密院有發兵、調兵之權,而不能直接掌握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各自獨立,相互制約,有利於皇權的控制。

第二,內外相維政策。宋太祖把全部軍隊分為兩半,一半屯駐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駐軍足以制止外地可能發生的變亂,也使外地駐軍合起來足以制止京城駐軍可能發生了內變。內外軍隊互相制約,都不能發生變亂,而京城駐軍又多於外地任何一個地方,這樣皇帝也就可以保證牢牢控制全國的軍隊了。

第三,兵將分離政策。無論駐屯京城的禁軍,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則要到產糧的地方就糧,這種輪流駐防的辦法稱為“更戍法”。這種方法名義上是鍛鍊士兵吃苦耐勞,實際上是借著士兵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結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聲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對抗了。

第四,立而不設制度。將殿前司的首二帥和侍衛司的首三帥不再除授,以致侍衛司只餘下馬軍和步軍的統帥,而沒有了原來統合兩軍的馬步軍統帥,即是將侍衛司分裂為二。這種在制度上將最高的五個職位空置不授,降低和分割了禁軍統帥的職權,使軍權服膺於王權。

地方政治改革

對地方藩鎮採用強幹弱枝之術。其措施主要有三:

第一,削奪其權。為削弱節度使的行政權力,把節度使駐地以外兼領的州郡——支郡直屬京師。同時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縣等地方官。3年一更換,直接對中央負責,向朝廷奏事,不再聽令於節度使。對於一些五代以來一直盤踞一方的節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將其逐一罷免。後來又設定通判以分知州之權,利用通判與知州之間的相互制約,使一州之權不致為知州把持,防止偏離中央政府的統治軌道。

第二,制其錢穀。宋初於各路設定轉運使,將一路所屬州縣財賦,除留少量應付日常經費外,其餘的錢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這樣地方的財權就完全收歸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長官把藩鎮所轄軍隊中驍勇的人,都選送到京城補入禁軍。又選強壯的士卒定為“兵樣”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樣”標準的人加以訓練,然後送到京城當禁軍。這樣中央禁軍集中了全國精兵,而地方軍隊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編成廂軍,只供雜役,地方再也沒有軍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過這些措施,唐末 五代 的那種專制一方的 藩鎮 ,宋初就逐漸消失了。

中央政治改革

在官僚制度方面,側重削弱宰相權力。軍政大權歸樞密院掌握,而財政大權則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僅限於民政了。在軍、財、民三權分立中,樞密使與宰相“對掌大政”號為二府。皇帝利用這兩者間的異同發號施令,獨斷專行。

宋初不僅以三權分立的辦法削弱相權,而且設定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為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與各部門長官發生制約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門長官的權力。此外,宋初還在設官分職、科舉制度等方面,也進行了有利於加強皇權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強了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造成了統一的政治局面,為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由於“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策和措施,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這也是宋朝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

評價

“杯酒釋兵權”是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使用和平手段,不傷及君臣和氣,輕而易舉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權力威脅,成功地防止了軍變,是歷史上有名的安內方略,影響深遠。

不同意此觀點的人則認為宋太祖專力鞏固中央政權,“杯酒釋兵權”含有對內嚴防的性質,直接造成內政腐朽。在外患強烈的背景下,削奪大將兵權也削弱了部隊的作戰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權,不懂軍事的文官控制軍隊,武將頻繁調動,致使宋朝與遼、西夏、金的戰爭連連敗北,無力解決邊患。軍事積弱,還使兩宋亡於社會制度落後於自己的遊牧民族。

宋朝確立的文人治軍的軍事制度,其目的是為了徹底消除造成強唐滅亡的藩鎮軍制,其出發點是好的,結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進的。兩宋亡於遊牧民族原因則是多方面的,與兩宋朝對峙的先是遼、夏,再是遼、金,最後是金、蒙,從作戰態勢來看,北宋面臨的是兩線作戰只能主守;更重要的是,此時的遊牧民族不但具有勇猛強悍、靈活機動的特點,而且已經跨過農業社會門檻,實現了封建化,農業生產力得到了初步發展,兼具遊牧社會和農業社會的優點。

學術爭議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一事,歷來的史學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間廣泛流傳。但也有學者經過考證,對這件事下了這樣的評價:故事性強、子虛烏有。

認為“杯酒釋兵權”實有其事的論者,主要依據是北宋中期以來的一些史籍的有關記載。現存“杯酒釋兵權”的最早記載,是北宋丁謂的《丁晉公談錄》(以下簡稱《談錄》)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筆錄》(以下簡稱《筆錄》)。《談錄》記述了趙匡胤與趙普關於此事的一段對話。書中記載,趙普對趙匡胤說,禁軍統帥石守信、王審琦兵權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趙匡胤聽後不以為然,認為石、王這兩位老將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決不會反對自己。趙普則進一步做工作,說石、王這兩位老將缺乏統帥才能,日後肯定製伏不了部下,後果將不堪構想。趙普終於說服了宋太祖,罷了兩人的兵權。《筆錄》則更明確地記述道:相國趙普屢以為言,宋太祖“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最後讓他們“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事隔半個世紀,北宋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在《涑水紀聞》(以下簡稱《紀聞》)中,對此事的記載則更為詳細。書中記載,在宴會的第二天,趙匡胤的部將個個心領神會,“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

上述三種記載,矛盾百出。首先,《談錄》只講罷石守信、王審琦二人的兵權,並無設宴請客這一情節。而《筆錄》記載罷去兵權的宿將,除了石守信、王審琦外,還有其他幾位將領,並增添了太祖設宴與宿將“道舊相樂”的情節。後世所謂“杯酒釋兵權”一說,基本上都出於此。《紀聞》則稱石守信、王審琦等皆被罷軍權,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鋪張設宴道舊情節,繪聲繪影,恍如身歷其境,明顯不可能,距離當事人的時代愈遠,記載卻愈詳細,就愈是不可信。

其次,三書都說此事與趙普有關,但說法卻不一致。據《談錄》一書所記載,罷石守信、王審琦的兵權是宋太祖聽了趙普一次談話之後就決定的。但若根據《筆錄》所載,此事則是太祖在趙普多次苦諫之下才“不得已”而罷去他們的兵權。但若根據《紀聞》所記載卻是太祖、趙普兩人共同謀劃的結果,如此矛盾的說法怎么沒能成為史實,蓋棺定論呢。

第三,上述三種史料,對石、王被削去兵權後的出路,說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說“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說他們“尋各歸鎮”,有的則說他們“皆以散官就第”。

第四,關於“釋兵權”的內容史學界也說法不一,有的說是指罷石守信等四人典禁軍,有的則認為主要是為了削弱藩鎮勢力。

另外,“杯酒釋兵權”這樣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實錄》和《三朝國史》中卻未見一字。元末,史學家根據《太祖實錄》與《三朝國史》編撰而成的《宋史·太祖記》對此事也不著點墨,因而有學者認為這件事發生過的可能性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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