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桴生

民國13年考入湖北省立文科大學，次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即轉為中國共產黨員，任國民黨左派南湖區分部書記。兼《中國青年嚮導》、《武漢評論》的發行、通訊工作。民國16年秋，因鄉組建中共岳池特別支部並任書記。次年冬調任豐都縣委書記。民國20年任宜昌四川中學校長。民國25年任《紅軍之友》主筆。為了宣傳抗日，與重慶的文化、新聞界知名同鄉毛暢熙、陳遠光、蒲健秋等多方籌備，於8月7日在重慶創辦《四川日報》，杜為編輯。次年3月，報社遷成都華興正街，杜桴生將中共黨員劉彥槐、朱亞凡、朱一凡、黃其敏和葉凱等安排在報社工作，建立黨的支部，杜桴生任支書。 　 《四川日報》屬私營，經費緊張，杜與妻子羅寧將工資作辦報經費。為了擴大報紙宣傳抗日的作用，他寫了《鑑往知來》、《為世界而戰》、《英勇的抗日，壯烈的犧牲》、《馬上動手，肅清仇貨》等短評和社論，在民眾中產生較大影響。杜白天在協進中學任教，晚上進行編輯工作，為等“中央社”的電訊稿常守至深夜，甚至到天亮。民國27年春，中共成都市委成立，杜任書記，不久又任四川省工委文委書記。他仍把辦好報刊作為工作重心。除做好《四川日報》的編輯發行工作外，還組織《時事新刊》的彭上和、《華西日報》的甘佩文、王浩冰、王永賢等研究辦報事宜。《國難》三日刊和《捷報》被國民黨查封，杜和地下黨員王達等人多方活動，使得復刊。不久，杜桴生又組織復辦《時事新刊》，訂戶達三萬。同年5月杜發起成立“中國青年記者學會成都分會”，為廣泛團結成都新聞界人士，宣傳黨的抗日救亡方針，推動成都地區的抗日宣傳工作起了極大的作用。
民國28年4月，《四川日報》因經費困難停刊。杜桴生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創辦《民生報》，繼代《四川日報》的宣傳作用。他任總主筆。
同年秋，中共成都地下黨被特務機關破壞，杜桴生調至重慶南方局，不久隨吳玉章、林伯渠赴延安，任陝甘寧邊區黨委宣傳部科長，兼《大眾讀物》社長。民國29年底，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四川地下黨的工作，派杜桴生隨董必武回川，任閬（中）南（部）中心縣委書記。次年春，中共川北工委成立，杜桴生任副書記。民國31年秋，杜調重慶《新華日報》社任秘書和總務主任。由於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新華日報》社工作條件很差，報紙印刷時常停電，用人力推動機器，使報紙的時效和質量深受影響。為保證報紙印刷及辦公用電，杜桴生設法購買柴油發電機。民國34年8月，重慶遭受洪災，報社印刷廠被淹，杜桴生帶領職工，冒著酷暑將機器搬到山上印刷，使報紙按時出版，保證“國共和談”等訊息及時發布。報社生活艱苦，杜帶領職工開荒種菜、養豬，改善生活，受到大家好評。
民國35年秋，杜去西北局籌辦《民眾日報》和電台。民國37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遷往河北平山縣，西北電台和《民眾日報》實際擔負著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機關報的雙重宣傳任務。民國38年5月西安解放，杜任西安軍管會新聞處長，兼管報社和電台的工作。12月，杜桴生隨賀龍部隊進軍四川。成都解放後，任軍管會秘書長兼交際處長。1950年6月後任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委員、秘書長、川西人民法院院長、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秘書長等職。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受撤職處分。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1968年被關押，1970年12月去世。1979年11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981年12月2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在成都為他召開追悼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