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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望重的恩師李德永先生年屆八五，手不釋卷，與古書及中西古典音樂相伴，志存高遠，道守清虛，哲思廣遠。
李老師是著名中國哲學史家，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曾任國際中國哲學會學術顧問、湖北省哲學史學會理事與顧問。
李老師是湖北漢陽人，出身貧寒，少年時即鍾情玄圃。抗戰軍興，輾轉陪都，入江津國立九中，一頭鑽進文史哲的書海之中，頗心儀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書》。少年李德永曾得到郭沫若的接引。青年李德永於1947年9月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得到時在武大任教的洪謙、黃子通、石峻、周輔成等教授的栽培，醉心於中西哲學。北大周輔成先生不久前仙逝，享年九十八歲。周先生是武大哲學系諸師長們的大恩人，他對於艱難困苦、身處逆境中的弟子關愛有加，李德永、余敦康、夏甄陶、王蔭庭、汪國訓老師等人都曾得到周先生的關懷與幫助。
1952年院系調整後，李老師入北京大學繼續完成本科學業，又入馬列主義理論研究生班學習，那個時候的研究生真是鳳毛麟角。1954年9月李老師從研究生班畢業。1955年2月至1957年5月間，李老師在天津市第十五中學（南開中學）任政治課教員。此期間，在繁忙的教學之餘，李老師勤於筆耕，在《新建設》上發表了《韓非的社會政治思想》，在《文史哲》上發表了《荀子的思想》。正是這兩篇學術論文，使得李老師回到武大哲學系任教。他在南開中學期間寫作《荀子》一書，於1959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達校長重建武大哲學系，急需人才。經周輔成先生向李校長推薦，李校長親自審閱李老師的論文，決定把李老師調入武大，主動把路費寄到天津，讓李老師與劉師母、師妹桂芳等舉家南返，又安排李老師到北大進修中國哲學史。時任北大哲學系主任的鄭昕教授原也曾想調李老師進北大，因種種原因未果。鄭昕先生讚嘆李達校長的眼光與氣魄，當時武大哲學系在北大進修的，可謂人才濟濟。李達校長慧眼識珠，李老師感念李校長的知遇之恩。
李老師自1957年6月調入武大哲學系任教，直至1989年退休，退休後又被返聘數年，三十餘年一直在武大從事中國哲學教學與研究工作。李老師來武大任教後，政治運動不斷，他倍受壓抑，長期未得到重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李老師的長輩與夫人多病，一家人長期生活困難，入不敷出，居住條件也很差。老師與師母相濡以沫，共渡難關。在師母的支持下，李老師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與科研工作之中，任勞任怨，甘之如飴。文革十年，李老師與哲學系的老師們一道在襄陽分校接受勞動改造。
改革開放以後，李老師意氣風發，以新的視域，重新省視中國哲學思想史，尤其在儒道兩家哲學思想的研究上，在協助蕭萐父先生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的工作中，在擔任本科生、研究生教學與教書育人的過程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蕭萐父、李錦全二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自1982、1983年出版問世以來，先後印行約十三萬冊，獲原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這套教材又被編成簡編本，並被外文出版社譯成英文出版。李德永先生是該教材先秦編、宋明編的統稿人，不僅親自撰寫了其中的不少內容，又下力修訂甚至重寫了其中的另一些內容。他為這套教材的編寫立了汗馬功勞。李老師在全國率先自覺探尋中國古代的辯證智慧。在完成了《中國哲學史》的編寫任務之後，李先生承擔了主編《中國辯證法史稿》第一卷的任務，該書於1990年7月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獲中南地區大學出版社優秀圖書一等獎。該卷討論先秦辯證法思想，著眼於探源，著意於專新，以考辯史實、綜述源流、剖析範疇、縱論思潮等論題形式，對遠古至秦統一時期的辯證法思想進行了多層面的探索和發掘。李老師頗費匠心地把本教研室教師及早期研究生等師友們長期研究的成果統整、編定了出來。
李老師多次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特別是國際中國哲學會、中國哲學史學會、湖北省哲學史學會組織的學術會議，每會必提交論文，必即席賦詩。1987年7月，他曾應邀到美國聖迭哥的聖巴巴拉大學出席第五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用英語宣讀了《論中庸之道》的學術論文，引起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此期間他還到美國史丹福大學等高校訪問、講學。
李老師的學術貢獻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著力探討中國哲學的源頭。李老師深入探究中國哲學發端史，認為夏禹治水的活動孕育著哲學的初生。他在代表作《“五行”探源》中，論證了原始五行思想產生於偉大治水鬥爭，五行思想蘊含著有關矛盾、關係、能動性思想的萌芽。他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對照二里頭發掘出的早商文化陶器如大口尊上的刻劃符號等材料，對“五材”、“六府”、“三正” 所反映的中華早期文明作出了哲學的闡釋。在《奴隸制時代的辯證法思想研究》等論文中，李老師對於春秋時期的陰陽、和同、一兩、常變、因革、中庸等範疇、概念作了開拓性的、有創意的整理與發揮，豐富了我國哲學史界有關古代辯證法的研究。
第二，著力詮釋先秦哲學的智慧。李老師對老子、孔子、子思、莊子、鄒衍、韓非、荀子及百家爭鳴諸思潮等有著精深而全面的研究。他在《老子道論試析》、《孔子思想評議》、《莊子超越思想賞析》等論文中，特重老子之“道”的哲學意蘊與特質之闡發，孔子之“仁”與“禮”、天命論與教育思想的梳理，莊子之從有情到無情、有限到無限、有我到無我的超越精神的解讀，以重鑄中國哲學精神。
如關於孔子的“三畏”思想，李老師的體會是：“對君子來說，‘畏’則具有‘敬’‘畏’二義。因為‘命’具有偶然性，‘道’之‘將行’、‘將廢’很難預料，故感到‘畏’；但‘天命’所在又具有必然性。既然‘天生德於予’，把‘舊邦新命’的歷史任務交賦於我，我就要恭敬受命、不計成敗、不畏風險、信心百倍而又警惕萬分地去完成這一神聖任務。因此，天命就內化為自覺自律的責任感、使命感；有此感才會具有仁人志士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激烈壯懷，創造承先啟後的光輝業績！只有這樣，才叫做‘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就標誌著他的生命歷程中精神境界的高度和深度！”這是極有深度的體認與闡發。
李老師批判了把莊子精神當作阿Q精神的無知之言，肯定了積極開放，富有青春活力的逍遙之游。他說莊子“從天外飛回了，突破了‘以俗觀之’的局限性，換上‘以道觀之’的眼鏡，從無限與有限統一的視角高度，多側面、多層次地觀察事物，重新評估其地位和價值。”李老師逐一討論了心理治療的“心齋”三部曲，從“止念”到“集虛”再到“一志”。如說到“集虛”，他指出：“這種‘集虛’而出的潛能，其內涵如老子之‘虛極靜篤’，其功能同樣可以達到孟子浩然之氣的‘至大至剛’。不過孟子的‘集義’，其‘擴而充之’的道德情操，剛烈之氣外揚；而莊子的‘集虛’，其‘虛而待物’ 的淡泊情懷表現為柔弱中的堅定，瀟灑中的激烈，有更大的韌性和耐力。”關於“至樂”與“鼓盆而歌”，李老師指出：“在思想境界中獲得一種與宇宙乾坤同其悠久的‘無樂’之樂，名之曰‘至樂’。有了這種覺解，就會欣然面對死亡，‘鼓盆而歌’或‘臨屍而歌’，以無限寬廣的心懷，讚美‘變而有生’、‘變而有死’的轉化之理，反思‘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生死之義，從而在更高的層次上‘懸解’ 人生困惑，重估生存價值，開展理想生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用偉大的生，迎接偉大的死，向偉大的宇宙大家庭報到，此之謂‘大歸’。”這是對莊子智慧的開掘與弘揚，也體現了李老師與天地上下同流的博大胸襟。
李老師是荀學專家。收入本論文集的有《百家爭鳴與荀況解蔽》等三篇關於荀子的系列論文，從中可以了解荀子的社會政治思想與思維方法的理論特徵，特別是荀子對天人、名實、性偽、人禽、群分、古今、道氣、禮法問題的總結，以及荀子對道家思維的吸取。李老師把荀子作為先秦哲學的集大成者，通過荀子來總結先秦哲學的智慧。他在爾後討論劉禹錫的《天論》，討論王船山的“太極”思想時，又特重從荀子到劉、柳到王船山的思想傳統的哲學特質及意義。這是中國哲學“天人”之學的三個重要的里程碑！天人之際、古今之變、性命之源，一直是李老師關注的重心。
李老師有一次與我閒聊的時候曾經說過，他早年研讀《韓非子》，已經把法家的法、術、勢看得很透。法家反對仁義，藐視人的價值，把人作為工具，一切以“利害”來計算，以刑賞二柄驅動百姓，像對待牲畜犬馬一樣“畜”“牧”人民，其血淋淋之心在韓非著作中和盤托出，使我們能認識到專制統治者的靈魂深處。韓非的歷史觀自有貢獻，但其絕對的功利主義當然是有大毛病的。其實，任何時代的國家主義、集權主義、功利主義、工具主義對民族精神的發展都是有極大傷害的。李老師自覺批判精神奴役，呼喚思想啟蒙與自由個性。
第三，著力分析宋明理學的得失。收入本集的，有李老師討論周敦頤、朱熹、王陽明、李贄、王船山的六篇文章，從中可以看出作者試圖從理學思想的內部理解其發展軌跡。李老師十分欣賞周敦頤高潔的風範，肯定其貴真、志學、知幾的“乾乾不息”的人生哲學，指出：“他主張貴真去偽，在思想情操上多做淨化工作，讓‘純粹至善’的心靈放射出‘光風霽月’的道德光輝。這種聖潔光明的人生哲學具有永久的魅力。”李老師推崇聖賢人格，一生都在體驗孔顏樂處。
李老師對宋明時期的“太極”、“理氣”的哲學問題有細緻的清理，對李贄從舊營壘內部衝出，呈現了“童心即真心”的個性自覺，以及李贄思想的內在矛盾有深度的分析。他通過對王船山“太極”思想的論疏，回過頭去看荀子至王船山的思想傳統及理論得失，對我們深有啟發。當然，不必諱言，由於寫作年代的時代限制，李老師的舊作中有一些當時的痕跡，他以“存真”的方式讓讀者了解當時的思想界的拘束。
李老師以樂觀的心態，在退休之後持之以恆地“補課”。他曾告訴我，他補的就是五經四書的課。愈到晚年，他愈是回歸孔孟老莊。他以孔子的“朝聞夕死”的精神激勵自己，充實自己，終身學習，達到“自得”“至樂”的崇高意境。晚年，他以從容的心態寫作了《漫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人文創造與生態和諧》等論文，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反思意志萬能論與科技萬能論，創導高懸“太和”的價值理想，狠抓“時中”工夫，堅持“公平正義”原則，強化“正位定職”制度，貫徹“至誠無息”精神，謳歌中華人文精神，尤其提倡把這些精神活化到當下的社會與人生之中，積極參與現代化的建設，凝結成中國人的主體性的價值系統，並貢獻給全人類。李老師有深厚的歷史感與強烈的現實感，他時時批判當下的負面，反思現代性，對於環境污染、吏治不清和誠信系統的崩壞憂心忡忡，他身體力行，力求把根源意識與全球意識、傳統文化精神與現代化建設相結合，為建設健康的合理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貢獻自己的智慧與力量。他強烈地反對無本無根之論、空頭的官樣文章與西化思潮。
李老師住院的時候，還帶著一部《四書章句集注》，一部《莊子集釋》，其實他都能背誦，之所以帶在枕邊，因為這是支撐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歸鄉與故園。
李老師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本集收錄了他的不少詩作，從中我們可以體會他的志向、理想追求、喜怒哀樂，他對親人師友的眷顧，對國事民瘼的關切，以及他的自我批評精神。“埋頭書案已忘年，初度八旬亦坦然”。“從吾所好勤學習，率性而行了音弦”。“莫道寒窗孤陋甚，游心賴有逍遙篇”。“學無止境道無終，貴在追求苦用功”。“回首奠基知有限，迎頭補課興無窮”。這都是他晚年讀書生活的寫照。李老師的晚年是幸福的，他有幸與師母熊培粹老師喜結連理，琴瑟和調。本詩集中《眷眷情懷》諸篇記載了李老師的情感生活。在“寂寞空齋各有年”之後，兩位老人有緣相隨相伴，共譜心曲，傳為佳話。這是我們作為晚輩後學特別感到欣慰的。
長期以來，在武大哲學系，李老師為本科生上“中國哲學史”的課，為研究生上“哲學史方法論”、“中國辯證法史”、“中國古代哲學資料選讀”課，還參與古籍所的工作，並曾應周大璞與宗福邦先生之邀，為中文系與古籍所1985級古典文獻學研究生班上“《荀子》導讀”課。李老師1980年6月晉升為副教授，1985年12月晉升為教授。他於1982年、1983年連續兩年被評為武漢大學先進工作者，1987年被評為武漢大學優秀教師。
李老師是人師。李老師對提攜過他的前輩師長永懷敬意，片刻難忘師恩師德。薪火相傳，他也以師德潤澤後學。李老師教書特別用心，講課十分投入，聲音洪亮，常常汗流浹背。他時常指導學生讀書寫作，悉心為本科生與研究生修改文章，頗費心力，盡心盡責。他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他以自己的德行與學養嘉惠學苑，啟迪後生。他認為，教學之道，首在教人。他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以身教與言教帶領學生遊學，同學們十分敬重他。他與蕭萐父、唐明邦老師一道培養了很多學生，這些學生在中國哲學思想史、文化史的各領域拓展、創新。大量的本科生已無法統計，三先生合作培養的碩士研究生有：童鷹、宮哲兵、董建橋、高廣、蕭漢明、蔣國保、李漢武、劉春建、吳方桐、李維武、黃衛平、舒金城、郭齊勇、鄧紅蕾、張鐵勇、柴文華、余金華、蕭洪恩、田文軍、徐水生、呂有祥、趙陽、梁雋華、何建明、李煉、李大華、鄭潮波、別祖雲、金光鴻、陳紅兵等。李老師與唐老師協助蕭萐父先生培養的博士研究生有：李維武、郭齊勇、吳根友、徐水生、龔雋、劉惠文、鄧名瑛、劉澤亮、朱哲等。他教過的1985級古典文獻學研究生班的學生有：廖名春、何曉明、駱瑞鶴、段書偉等。
李老師的人品，仁厚忠誠，樸實無華，恬淡無欲，與世無爭。他是謙謙君子，真正做到了敬業樂群，和為貴，大局為重，長期與蕭、唐先生等合作共事，以團隊精神共同建設武漢大學的中國哲學學科，是這個國家重點學科的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三位老師的人品與學品，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愛、協調、互補，在學術界傳為佳話，也深深教育、滋養著我們。在我們這些弟子的心目中，他們就是現代三聖！李老師甘當人梯、扶掖後進的風範，光風霽月、超越灑落的境界，嚴謹認真、理智分析的學風，潛沉經典、精誠專一的心態，激勵著我們像他一樣，發潛德之幽光，推陳出新，創造性地轉化中國哲學思想的智慧，為國家、民族、人類的長遠的價值理想竭己所能，盡心盡力。
晚生郭齊勇序於己丑年春夏之交
本書於2009年7月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介紹
著名中國哲學史家，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曾任國際中國哲學會學術顧問、湖北省哲學史學會理事與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