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裂社會

“斷裂社會”主要包含這樣的幾層含義。“斷裂社會”的第一個含義,在社會等級與分層結構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階層和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整合機制。在現實的意義上,首先是指明顯的兩極分化。世界銀行1997年發布的一份題為《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的報告指出,中國1990年代末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是0.458。這一數據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稍好外,貧富懸殊要比已開發國家、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前蘇聯東歐國家都大。報告指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15年內收入差距變化如此之大。

“斷裂社會”主要包含這樣的幾層含義。

 

 “斷裂社會”的第一個含義,在社會等級與分層結構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階層和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整合機制。

在現實的意義上,首先是指明顯的兩極分化。世界銀行1997年發布的一份題為《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的報告指出,中國1990年代末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是0.458。這一數據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稍好外,貧富懸殊要比已開發國家、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前蘇聯東歐國家都大。報告指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15年內收入差距變化如此之大。近來的數據表明,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基尼係數仍在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根據有關的數據推算,中國的基尼係數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2001年為0.459,2002年為0.460。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處於失控狀態。儘管兩極分化存在於許多社會中,並且所有存在兩極分化的社會都可稱之為“斷裂的社會”,但如果兩極分化過於嚴重,這個社會就可能發生斷裂。“斷裂”的含義即由於嚴重兩極分化,人們幾乎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之中,而且這兩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封閉。

因而,在斷裂的社會當中,以收入差距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兩極分化會固化為一種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有兩個特點:其一,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我經常引用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圖海納關於金字塔和馬拉松的比喻。金字塔是一種社會等級結構。在這種等級結構中,儘管人們的社會地位有高有低,但都是這個結構的一部分。而現在的情形則是,猶如一場馬拉松一樣,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即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經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底層,而處在社會結構之外。目前我們社會中有一部分失業下崗人員就屬於這種狀況。這部分下崗和失業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徵:年齡基本在35歲或40歲以上,大多數隻受過中等教育,過去所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的工作。對於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來說,第一,回到社會主導產業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二,在目前體制之下回到原來穩定的就業體制中去根本沒有可能;第三,朝陽產業不會向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其二,社會階層之間邊界固定化,階層之間的流動開始減少。在1980年代,我國社會中階層之間的流動相當頻繁。但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許多路徑的社會流動已明顯減弱。一些研究表明,經商的門檻越來越高,白手起家的可能性已經很小;工人階層成為相對凝固的社會群體等。

“斷裂社會”的第二個含義,在地區之間,斷裂社會表現為城鄉之間的斷裂。

城鄉之間的斷裂既有社會結構的含義(因為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是兩個不同的社會階層),也有區域之間的含義。在改革前,中國社會中形成了一種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當時的二元結構主要由一系列制度安排造成。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當時的制度安排將城鄉人口和城鄉的經濟與社會生活,人為地分割為兩個互相隔離的部分,形成人為的制度壁壘。城鄉之間人口不能自由流動,兩部分居民有兩種不同的經濟和社會待遇,農村的資源大量被抽取到城市,以支撐城市中工業化過程。這種二元結構可以稱之為“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

到1990年代中期之後,這種“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有所弱化,但與此同時,一種新的二元結構卻開始形成。1990年代開始,我們逐步由生活必需品時代轉型到耐用消費品時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假定一個城市家庭每月收入為幾千元,花費在主副食品上的消費可能只有幾百元。即使加上其他與農副產品有關的開銷,也極其有限。而更多的、大宗的消費項目,與農村或農民幾乎沒有什麼關係。這意味著,城裡人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賴的是城市而不是農村。事實上,即使原來許多由農村提供的食品,現在也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從國際市場的進口。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和農村之間過去一直存在的相互依存性正在失去。在其他國家,由於這個過程會伴隨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轉移,還不至於造成嚴重的社會斷裂。而在我國,在農村日益衰落的同時,大量人口仍滯留在農村。這種情況下,在城市不斷繁榮的同時,農村情形則不斷惡化,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斷裂。

“斷裂社會”的第三個含義是,社會的斷裂會表現在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許多層面。

斷裂社會的實質,是幾個時代的成分並存,互相之間缺乏有機聯繫。這從文學發展的脈絡中可以看得出來。以西方社會為例,在科學技術很不發達、(上接第7頁)物質生活匱乏的時代,人們同樣有著種種美好的生活願望,但卻缺少實現這些願望的物質條件。此時人們更多地是將這些願望訴諸於想像,於是產生了文學上的浪漫主義。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出來的物質產品大量增加,人們的物質生活也隨之改善。在這同時,人們也看到財富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極不平等。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有了巴爾扎克,有了《悲慘世界》,有了批判現實主義。再到後來,由於物質財富的進一步豐富,即使是社會中的貧困者,也大體上可以衣食無憂,但精神需求出現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成為越來越突出的問題。這樣,就產生了後現代藝術,有了黑色幽默,有了《等待戈多》。用同樣的思路來觀察中國社會,我們會發現令人驚異的差異。在這樣一個斷裂的社會中,在社會的不同部分當中,幾乎屬於完全不同時代的東西共存在這個社會裡。從存在主義、尼采熱、後現代,到消費主義、市民文化、港台電視劇,再到農民的地方性自娛自樂和“封建迷信”。而在這樣的文化混雜中,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社會中處於邊緣的群體,比如農民,他們每天觀看的電視節目和城裡人幾乎沒有什麼不同,但那些電視劇的內容,與他們幾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不屬於他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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