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徐志摩.新月社新月社於1923年成立於北京，1927年春遷往上海，1933年結束。該社為一俱樂部性質的團體，主要成員是詩人、作家，有的甚至為政客和銀行家。此圈中人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多為英美留學生。
簡述
北京西單石虎胡同7號新月社院內從徐志摩、胡適發起的早期的聚餐會、新月社到《晨報副刊》的《詩鐫》和《劇刊》；從新月書店、《新月》月刊到《詩刊》和《學文》，“新月”經歷了從北京到上海再回到北京、歷時11年的複雜過程，涉及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文學領域，更旁及文藝理論和美術，尤其是跳出“文藝”的象牙塔，關注到了現實政治。就文藝而言，他們拒絕所謂的“革命文學”“普羅文學”，不迷信“為人生而藝術”或“為藝術而藝術”，更不贊同以文學為政治宣傳工具，他們講究“人性”，崇尚的只是走正常的文藝發展的道路；就政治而言，他們反對專制，推崇民主和法治，呼喚人權。他們個體雖然存在差異，但都有對思想與言論自由的嚮往和堅持，他們自由地談論文藝，自由地和左翼論戰，自由地談論政治。在歷史的長河中，新月的歲月只是一個瞬間，卻永遠定格在了現代中國蒼穹黝藍的夜幕上。
九先生與新月社
幾個愛做夢的人
張彭春
張彭春於1892年生。字仲述。1904年張伯苓和嚴范孫創建了私立中學堂（南開學校前身），張彭春成為該校第一屆學生，與梅貽琦同班。1910年張彭春考取清華第二屆“庚款”留學生，與胡適、竺可楨、趙元任等71人赴美深造，1915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及教育學碩士學位。他課餘的興趣是研究戲劇，最喜歡挪威劇作家易卜生。他說，是易卜生使他這個學哲學的年輕人愛戲劇勝於愛哲學。
1916年夏，風華正茂的張彭春獲碩士學位歸國，回母校任教。當時南開的新劇（即話劇）活動在張校長的積極提倡下正蓬勃開展，每逢節日都要演戲，這已成為學校的傳統。由於九先生擅長戲劇早就名聲在外，所以一回校便受到熱烈歡迎，立即被推選為新劇團副團長。九先生走馬上任後沒有辜負大家的厚望，將南開的新劇活動推上了發展的新階段。
當時國內還沒有建立導演制度，張彭春便將西方的正規的導演制度用於南開新劇團，排演了自己在國外創作的劇本《醒》。儘管《醒》還比較稚嫩，然而它的歷史意義卻不容忽視：《醒》比發表於1919年、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話劇劇本”的胡適的《終身大事》，要早3年；張彭春在排演這齣戲時，開始運用了一套完整的、效仿歐美的導演方法，比1922年留美歸來從事戲劇導演工作、被話劇史家稱為“中國最早的導演”的洪深，也要早6年。
1919年南開大學創立。為適應未來更高的教學要求，張彭春再次赴美深造，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著名教育家杜威。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中國女留學生蔡秀珠，兩人由相識到相戀。1921年5月，他們在紐約舉行了婚禮。1922年4月，張彭春的論文通過博士學位。6月，長女明珉出生。
1923年9月，張彭春受清華學堂之聘，攜帶妻女遷居北平，任清華教務長。同年11月，他的次女降生。女嬰健康可愛，夫婦倆欣喜萬分。為彌補當初沒照顧好長女，他們對這個新的小生命百般呵護，並要給她起一個最美麗、最動聽的名字。張彭春一向崇拜印度詩歌泰斗泰戈爾，熱愛他的詩歌。由於泰戈爾著有詩集《新月集》，因此張彭春為二女兒取名“新月”，英文名為“露絲”。
在這時期，張彭春正同徐志摩、胡適、梁實秋、陳西瀅等文友籌備組織文學社，社名尚未確定。張彭春便把女兒“新月”這個名字推薦給朋友們，大家欣然接受，“新月社”由此誕生。
社團活動
詩劇《齊德拉》
《詩鐫》
《詩鐫》於1924年4月1日出版第1期，由徐志摩、聞一多編輯。當時參加活動的主要詩人還有饒孟侃、朱湘、劉夢葦、孫大雨等。徐志摩宣稱：“要把創格的新詩當一件認真事情做。”也就是說，他們不滿意五四運動以來產生的沒有格律、過於自由的新詩，希望創製一種人們能夠接受的新詩的格律。《詩鐫》共出11期，它以愛國主義和反傷感主義為旗幟，提倡新詩格律，影響很大。徐志摩的《再別康橋》、聞一多的《死水》等是新月派的佳作。朱自清稱他們為格律詩派。新月社是一個涉及政治、思想、學術、文藝各領域的派別，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表現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特點。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主要貢獻在於新詩，聞一多、徐志摩等人針對自由體詩體現的散文化傾向，提出新格律詩的主張。他們對於詩歌藝術的追求帶有唯美傾向，但在當時對於新詩在藝術技巧上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詩刊》
1931年底，徐志摩因飛機失事遇難。《詩刊》接著停刊。1933年6月，《新月》雜誌出至第四卷第七期後停刊。新月派的最後一個活動基地新月書店也難以維持，只得轉讓給商務印書館——1933年9月23日由胡適在“讓與契約”上籤字。從此新月社宣告解散，在我國文壇一度名聲顯赫的新月派就這樣結束了它十年的活動歷史。
新詩格律化運動
主要成員介紹
胡適
五四時期，與李大釗等展開“問題與主義”辯難；陪同來華講學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譯二年多；與張君勱等展開“科玄論戰”，是當時“科學派”丁文江的後台。從1920年至1933年，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同是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並一度擔任上海公學校長。期間，發起組織新月社。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
抗戰勝利後，1946年，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去美國，後去台灣。1954年，任台灣“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7年，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在台灣的一個酒會上突發心臟病去世。胡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建樹。
梁實秋
七七事變，離家獨身到後方。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到重慶編譯館主持翻譯委員會並擔任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常委，年底開始編輯《中央日報》副刊《平明》。抗戰勝利後回北平任師大英語系教授。1949年到台灣，任台灣師範學院(後改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後兼系主任，再後又兼文學院長。1961年起專任師大英語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歲以後著力較多的是散文和翻譯。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從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輯。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40載，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譯，計劇本37冊，詩3冊。晚年用7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1987年11月3日，梁實秋在台北病逝。
聞一多
1928年，第二本詩集《死水》出版，收1925年以後的詩作28首，作品內容更為充實，形式整齊，語言凝練，形成了獨具的沉鬱奇麗的藝術風格。同年3月，《新月》雜誌創刊，列名編輯，在該刊上發表少量譯著。其後，歷任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等。廣泛地研究了中國古代文化遺產，著有《神話與詩》、《唐詩雜論》、《古典新義》等專著。1942年出版《楚辭校補》，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讚譽。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後出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雲南總支部宣傳委員兼《民主周刊》社社長，成為積極的民主鬥士。1946年7月15日在雲南大學舉行的李公朴追悼大會上講演，抨擊國民黨，當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1948年開明書店出版了《聞一多全集》。
徐志摩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資產階級紳士詩人，徐志摩可以說是新詩的詩魂，人稱“詩哲”、“詩聖”並不過分。他的行為與品格也同樣受到同人、朋友、學生的讚賞與愛戴，他對愛情的執著追求雖為文壇風流佳話，亦留有諸多遺憾，但他那天真無邪，崇尚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情懷，追求人生真諦的精神，令人敬佩。難怪這位英年早逝的詩壇巨星的噩耗傳來，震驚了海內外，胡適連呼：“天才橫死，損失的是中國文學！”
新月社除了徐志摩、胡適，以及丁文江、林長民、張君勱、黃子美等最早參加聚餐會的成員以外，又有更多的名士加入。如果說聚餐會的成員組成相對比較單純的話，那么，新月社的成員組成就複雜了許多。它們中有像徐志摩、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更有政客、銀行家、社會活動家。因為如此，在外人的眼裡，新月社究竟是什麼，說不清楚。有人因為社裡有銀行家，就認為新月社是資本家的機關；有人因為社裡有政客，就認為新月社是某黨某系的機關；有人因為社裡有北大教授，就認為新月社是北大學閥的機關；有人因為社裡有男有女，就認為新月社是過激派。
徐志摩·新月社
新月社裡的政客、銀行家、社會活動家們一度大大超過社裡的知識分子，使得新月社似乎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名流團體，而非文化團體；也使得新月俱樂部成為一個交際場所，而非文化活動場所。
按照徐志摩當時的構想，往常費當然單告社員的月費。如果每個成員都能如期如數地交納會費（每月五元），維持新月社和新月俱樂部，應該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儘管成員們個個有來頭，人人有身份，卻不能按時交納會費顯然，並非他們交不起，而是不當回事。當然，沒有會計在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沒有會計在收這句話，是陳西瀅說的：社員不能將錢交給志摩，也不便交給聽差，總之社月費全不像外國的俱樂部，沒有一個幹事負責辦理。這樣說來，會費收不全，並非會員不交，而是不知道該交給什麼人。從沒有一個幹事可以發現，徐志摩發起組織了新月社，但他卻不具備管理新月社的能力。正如陳西瀅所說：一月交五元，也許起先有這主張，以後恐難做到。交會費，只停留在了規劃上。
新月社的成員究竟有多少人，恐怕連徐志摩自己也無法說得清楚。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於徐志摩不是一個計畫性、原則性很強的人，他處事太隨意，東拉一個西扯一個，遇到一個能談得來的人，他就拉他入伙。因此，社裡人員流動很大。陳西瀅回憶說：我沒有看見過社員名單，所以誰是社員、誰是客人也無從知道。[陳西瀅：《關於新月社復董保中先生的一封信》，台灣《傳記文學》第十八卷第四期。]也有人乾脆說：新月社是徐志摩朋友的團體；俱樂部也就成為徐志摩朋友的活動場所。
一方面，經費收不上來；一方面，支出有增無減。新月俱樂部成立短短兩個月，就已有百數以外的虧空（徐志摩語）。陳西瀅說新月社沒有一個幹事似乎也不確。其實，一開始，社裡的總管事是黃子美。徐志摩說：黃先生替我們大家當差，做總管事，社裡大小的事情那一樣能免得了煩他。[徐志摩：《歐遊漫錄·給新月》，北京《晨報副刊》1925.4.2.]凌叔華也曾說過，最初就是黃子美負責收取會費的。
本來，俱樂部就是由黃子美參與墊資的，後來不但收不回墊資，而且虧空越來越大，就連徐志摩也不好意思了，他說：他（指黃子美）不向我們要酬勞已是我們的便宜，再要他每月自掏腰包貼錢，實在是太說不過去了。於是，漸漸地，黃子美也不大過問社裡的事了。
新月社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機構，其成員也並非社裡的全職研究員。新月社的牌子雖然掛在松樹胡同七號一棟花園平房，但那裡，常常見不到一個人，除了徐志摩。整棟平房裡，有一間類似客廳一樣的大房子，有一個聽差，負責招待來客；一間只能擺下一張圓桌的小飯廳，有一個菜燒得很好的大廚，負責在有宴請時準備佳肴；裡面還有一間房間，那是徐志摩的睡房兼書房，他常在那裡寫信、做文、會客。因此可以說，新月社代表徐志摩，徐志摩代表新月社。或者說，新月社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新月社。
結束
1933年6月，《新月》雜誌出至第4卷第7期後停刊,書店為 商務印書館接收，新月社便宣告解散。
發展
新月社俱樂部時期，成員複雜，思想殊異，有時候能表現一定的反對封建軍閥的進步傾向，如《晨報·詩鐫》就出過“紀念三·一八專號”；但它從一開始就表現了右翼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傾向。他們反對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的蘇聯，在《晨報副刊》上曾進行“蘇俄仇友”問題和“黨化教育問題”的討論，發表了反對共產主義革命思想的 政治論文。《新月》月刊創辦以後，他們發表文章否定共產主義學說，反對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甚至表示“希望國民黨剿共及早成功”，把共產黨和國民黨視為“一丘之貉”（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同時，在《新月》雜誌上開展關於“人權與約法問題”的討論，批評國民黨的“一黨獨裁，要求取消對言論自由的壓迫。
造詣
新月社雖然不是純文藝的團體，其主要活動和影響卻在文藝方面。在文藝思想和文藝運動中，新月社有一個逐漸右轉直至與進步文藝運動相對抗的過程。北京新月社俱樂部的一些成員，如徐志摩開始還表現愛國主義感情和反對封建的民主思想；在 五卅運動、女師大風潮、 “三·一八”慘案中， 徐志摩、 陳西瀅等現代評論社成員態度比較複雜，一面有詩作譴責軍閥的罪行，一面發表 雜文指責革命 民眾運動及其“領袖”，因而引起了以 魯迅為代表的進步文藝陣營的批評。1928至1929年，新月社文藝理論家 梁實秋，又以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文學的階級性，否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使新月社成為與進步的革命文學陣營相對抗的資產階級文藝的主要代表，因此而受到魯迅、 馮乃超等人的批判。
創作
狀況比較複雜。前期,在《晨報·詩鐫》上，聞一多發表了《文藝與愛國──紀念三·一八》、《死水》等文章和詩作，表現了反對封建軍閥的愛國民主精神。《新月》月刊又發表了聞一多的傳記文學《杜甫》、陳楚淮的獨幕劇《藥》等，具有憂國憂民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情懷。然多數文學作品則缺少深厚的社會內容，而更注意藝術技巧和 風格的追求。如 沈從文、凌叔華的小說， 饒孟侃、方令孺、 卞之琳等人的詩歌。徐志摩在《新月》月刊發表的《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秋蟲》、《西窗》，流露出資產階級幻想破滅之後的迷惘心境和恐懼革命風暴的心理。新月社的詩人們努力推行 新詩格律化運動，相信“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現”，努力追求詩歌“新格式與新音節的發見”（徐志摩《詩刊弁言》），對於新詩格律化和藝術美的探求有一定積極意義，同時也帶來了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弊病。新月社於1926年推行“國劇運動”，創辦了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系，並在《晨報副刊》上開闢《劇刊》周刊,彙編了《國劇運動》一書,主張在新文學戲劇運動中借鑑傳統的 中國戲劇藝術。
影響
新月社還介紹了莎士比亞、 哈代、布朗寧夫人、豪斯曼、曼斯 菲爾、易卜生、 奧尼爾、波德萊爾、 魏爾蘭、勃萊克等西方各種流派作家及西方現代詩人。他們的這些藝術活動、介紹及創作實踐，對於新文學的藝術發展有一定的歷史貢獻，但是他們的一些成員藝術思想上所表現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和創作中庸俗頹廢的氣息，也對當時的文藝運動和創作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相關區別
新月詩社是以詩歌創作、學術交流為主旨的互動團體，以新詩交流為主體併兼顧古典詩詞及其它形式優美的文體。詩社取名來源於新詩重要流派新月派，除希望繼承新詩前輩聞一多、徐志摩、 朱湘、饒孟侃、 孫大雨、劉夢葦等大詩人遺志重振詩歌風采，更引借“新月”的含義，象徵著上升、新生、幸福、吉祥、初始光亮、新的時光。
貢獻
新月詩社雖然命名與新月派有關，但並不以新月派為核心研究對象。新月詩社注重的是靈魂的表達、美的詮釋。新月詩社認為真正的詩歌是來自靈魂的，詩歌就是用靈魂說話然後去感動靈魂 。除此之外新月詩社更注重詩歌的民眾化，希望詩歌能夠接近每一位熱愛生活的朋友。新月詩社提出若只是詩人能夠寫詩、品詩、論詩的話，那么詩歌這一文學形式將顯得太過狹隘，而真正的詩歌應該是包容的。新月詩社遵循“和諧、共進、新月求新”的交流宗旨並堅持自己獨特的創作追求——以詩歌之名演繹平凡人的詩意人生。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原文
新月社中的批評家〔2〕，是很憎惡嘲罵的，但只嘲罵一種人，是做嘲罵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是很不以不滿於現狀的人為然的，但只不滿於一種現狀，是現在竟有不滿於現狀者。
這大約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3〕，揮淚以維持治安的意思。譬如，殺人，是不行的。但殺掉“殺人犯”的人，雖然同是殺人，又誰能說他錯？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爺要打鬥毆犯人的屁股時，皂隸來一五一十的打，難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評家雖然也有嘲罵，也有不滿，而獨能超然於嘲罵和不滿的罪惡之外者，我以為就是這一個道理。
但老例，劊子手和皂隸既然做了這樣維持治安的任務，在社會上自然要得到幾分的敬畏，甚至於還不妨隨意說幾句話，在小百姓面前顯顯威風，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長官向來也就裝作不知道了。現在新月社的批評家這樣盡力地維持了治安，所要的卻不過是“思想自由”〔4〕，想想而已，決不實現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別一種維持治安法〔5〕，竟連想也不準想了。從此以後，恐怕要不滿於兩種現狀了罷。
註解
〔2〕新月社中的批評家指梁實秋。他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五號（一九二九年七月）發表的《論批評的態度》中，提倡所謂“嚴正”的批評”，攻擊“幽默而諷刺的文章”是“粗糙叫囂的文字”，指責“對於現狀不滿”的青年只是“說幾句尖酸刻薄的俏皮話”。
〔3〕“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語見《中庸》宋代朱熹注。
〔4〕“思想自由”新月派當時曾提倡“思想自由”。如梁實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三號（一九二九年五月）《論思想統一》中說：“我們反對思想統一，我們要求思想自由”。按他們是從資產階級民主立場提出這一主張的，實際上反對人民有真正的思想自由。
〔5〕別一種維持治安法指國民黨的思想統制。當時新月派要求的“思想自由”也得不到允許，例如胡適在一九二九年《新月》月刊上先後發表《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等文，國民黨當局認為他“批評黨義”、“污辱總理”，曾議決由教育部對胡適加以“警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