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派網友“笑多”的文章附後。
一黨專政決不是社會主義
──答笑多先生
劉宇凡
笑多先生在《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不是官僚社會主義》一文中，提醒大家，「研究社會主義，要用事實和事實比較」，而不應像我在《兩種社會主義》一文那樣「首先」研究馬克思的思想，否則就是「違背了實事求是的方法」。所謂「實事求是」，就是「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或者是「用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比較」。
換言之，他不否定我在《兩種社會主義》中所敘述的馬克思革命學說確實符合馬克思原意。他實際是說，馬克思原意怎樣無關宏旨，毛澤東的確創建了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這才有關宏旨。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沒有起碼的政治自由
我們暫且不去追究為什麼這樣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今天那么輕易就和平演變成為惡質的資本主義，雖然這更加有關宏旨。現在，就讓我們比較一下資本主義和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吧。遠的不說，就說香港吧。至少從七十年代初開始，香港人普遍享有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政治自由。運用這些自由去罵殖民地政府，一般也不會被追究或控訴。但同時候的中國公民，不僅沒有這些起碼的自由，甚至可悲到連沉默的自由都沒有。在那個時代，即使被稱為「主人翁」的工人，也要在單位的政治學習會上，在黨委監視下大搞「人人過關」，聲明擁護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還要比照自己作「自我批評」，挑生活中的芝麻綠豆的「錯誤」去說明自己的覺悟怎么不夠。有誰想行使一下憲法上所規定的示威自由，誰就大禍臨頭。1976年4月5日，上百萬民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結果慘遭鎮壓和被打為「反革命」。另一邊廂，香港左翼運動（包括托派、無政府派）卻能夠舉辦千人集會聲援北京民眾。或許有人說，讓你搞抗議中共的集會，於殖民地政府有何損害？可是，兩年後，卻有工會和學生舉辦萬人集會，抗議殖民地政府教育當局無理關閉金禧中學（師生正在追查校長斂財），最後迫使政府以另一名字重開中學。我們能夠想像在中共統治下會有這等事嗎？中共當年一直聲稱自己的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為甚么在政治自由上連資本主義香港也比不上？
當然並非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都享有起碼的政治自由。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簡直是準法西斯主義。反過來，不要忘記的確也有不少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讓公民，包括工人，享有這些自由，並運用這些自由宣傳反對政府，而這是蘇聯、中國在幾十年中所嚴禁的東西。試問，這種連起碼政治自由都缺如的社會主義，這種連殖民地香港也不如的社會主義，真值得勞動人民擁護嗎？
「兩參」是畫餅充飢
笑多堅持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實至名歸的社會主義，根據是毛澤東主張「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這也是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1]中的「兩參」。這個辦法，據說就是「讓勞動人民直接以民主方式管理社會，來代替職業官吏集團。」
如果「幹部參加勞動」也算是「勞動人民直接以民主方式管理社會」，那么，古代那個主張「君臣同耕」的許行豈不也是科學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要打破統治與被統治的社會分工，不在於叫公職人員偶然從事一般的體力勞動，而在於使一切人都脫離累人的、長時間的體力勞動，在於縮短工時和儘量減低勞動強度，以便一般工人能夠騰出時間和精力直接參加管理社會。為了確保那不斷提高的生產力首先用於改善勞動待遇和縮短工時，而不是浪費在供養資本家或官僚的特權享受，那就需要工人直接掌握社會經濟的管理的權力，就只有實行社會主義民主，落實巴黎公社原則。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公僕變成主人。反之，如果這些大老爺不受民主監督和定期撤換的約束，如果他們依然享盡物質特權，叫他們偶然勞動一下有甚么用？
笑多先生可能會反駁說，毛主席還有下一句，叫「工人參加管理」呀！
當年大吹大擂的「工人參加管理」，是參加對國家的管理嗎？不，不，頂多也只是指企業範圍內的管理。換言之，工人階級需要國家民主化，你卻拿企業民主來搪塞工人，這就像有個老闆僱工人打工，工人要吃飯，老闆卻拿筆畫餅，給工人充飢，這豈非欺人之談？退一步說，如果那「工人參加管理」是名副其實的，那本身當然仍值得支持。可惜那並非事實。解放後在國營企業雖設有職工代表大會，而名義上企業領導在重大問題上要諮詢它，但實際上久巳名存實亡。至於大躍進期間推廣的鞍鋼憲法中的「工人參加管理」，甚至連企業民主也談不上，而只是在厂部→車間→班組的企業金字塔系統中叫工人參加那最基層的班組的管理而已。[2]在這點上中國連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也遠遠比不上。南國的官僚從來不敢把工人民主自治擴大到國家政權的層面，但在企業內，工人的確對企業經營方針及利潤分配有相當大決定權。何況，「班組民主管理」的核心，不過是發動工人多提出改善生產的合理化辦法，以便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工人權力和改善工人工作環境是沾不上邊的。所以，所謂「兩參」，結果是加強了工人的勞動強度的時候多，減少的時候少。這種辦法後來為日本豐田等汽車公司吸收模仿，以「持續改善」為名鞭策汽車工人不斷加強勞動強度，成為近年流行全球的「精瘦生產」的先河。
要實現工人民主管理，就只有實行國家政權的民主化，就只有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普選和公僕可以隨時撤換。不作此圖而搞甚么「兩參」，頂多不過是為勞動人民畫餅充飢吧了。
笑多提到毛時代的工人階級怎樣有就業保障，怎樣比現在好。這點我們不否定。我們不採取一種極端意見，即那種認為毛時代的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看法。連資產階級都不存在，還談甚么資本主義？但笑多先生可說是走向另一個極端，把當時的中國誇張成「體現了勞動者是國家主人」。工人階級享有就業保障是事實，但畢竟這只是局部的事實。在整個官僚計畫經濟中，還有其它方面的事實。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工人不過是官僚計畫經濟中的被動的生產要素。按照官方理論，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不僅包括生產數據，連「勞動力」也變成公有，所以全部勞動力都要歸中央政府統一分配，決不容許工人有擇業自由，連選擇哪一間工廠或其它單位也不行。這就是所謂「統包統配」制：國家「包」起你的就業問題，但乾哪一行，進哪個廠，做哪個崗位，也都由國家「分配」，你們工人作不得主。這簡直連工人的人身自由也剝奪去。由於不能自由離開「單位」，而一切有關職業、工作、住房、工資，甚至還有兒女上學、託兒、理髮等等都由單位包辦並由黨委決定，所以工人必須聽話，因而形成了極具封建特色的人身依附制，或如官方後來所承認的「人才單位所有制」。這一切對當代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只是笑多刻意不提而已。
自由與社會主義不可分割
毛時代的中國，既不是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是真正工農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而是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它前進可以發展為真正的革命工人國家，但這需要工人除去路上的最大障礙，即除去官僚專政；如果工人不能及時除去障礙，那早已脫離工人並騎在工人頭上的官僚就難免早晚復辟資本主義。現在，托派後一個預言已經實現了。
我們今天來談毛時代，決不是純粹為算舊帳，而是為了弄清楚今後的奮鬥方向。笑多先生似乎對現在中共的資本主義復辟路線是批評的。如是則我們之間可以有共同語言，可以求同存異，聯合奮鬥。聯合奮鬥須要共同綱領。這個綱領可以不包括對歷史的評價，不包括對毛的評價。關鍵不是追究從前毛澤東有沒有落實巴黎公社原則，當時該不該維持一黨專政；關鍵是現在該不該廢除一黨專政，該不該直接為巴黎公社原則而奮鬥。誰採取後一種立場，那么，不管是毛派、托派還是甚么派，都應當儘量聯合起來，共同奮鬥。
可惜，笑多先生在這方面恐怕仍同我們有分歧。他竟然把多黨制視為純粹是資本主義的壞東西，是無產階級所應反對的東西。在另一篇文章，他更認為一黨專政是「公有制的必然結果」，而任何人「把社會主義說成是『真正的自由、公平的社會』，在社會科學方面是一種倒退。」
笑多不知道，正正是一黨專政幫助了鄧小平搞復辟呀。為甚么現在幾千萬工人無聲無息就被趕出國企？為甚么稍作反抗的工人都被壓制甚至投獄？為甚么號稱主人翁的工人階級對於復辟幾乎毫無招架之力？正因為在一黨專政下他們從來都沒有國家權力，甚至連人身自由也受限制，所以只要中共最高領袖決定復辟，工人也只能坐以待斃。如果在1976年4月5日他們也只能捱打，那么，廿年後再捱打，又有甚么稀奇呢？
把基本人權、黨派自由、多黨制、普選權、司法獨立等等統統看成為純粹資產階級性，再從中推論其為反動，這是中共的一貫錯誤。首先，把這些東西都看成為純粹資產階級性，本身就不符事實。在所有這些東西中，有不少是工人階級自己的鬥爭成果，又或是經過工人的鬥爭才改變成今天比較好的東西。最明顯的例子是工會自由、罷工自由、普選權等等。其次，把任何由資產階級所創造的概念或制度，統統打成反動，而不去具體分析，尤其不去區分是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文化還是衰落時期的資產階級文化，這根本是歷史虛無主義，或更壞的，是史達林的文化專制主義。自由主義中有關自由、平等、人權、司法獨立等等的論述，固然有騙人的成份，但要知道自由主義決不是一種統一的思想體系，它也有並非騙人的一面。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決不會像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這篇文章中犯那樣無知的錯誤，以為自由主義就是等於不要紀律，決不會像中共那樣簡單、全盤否定自由主義，而是對它去蕪存菁。我們尤其要區分開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前者的反動成分多於進步成分，但後者則相反。對待個人自由、政治自由，議會民主等概念要抱批判地吸收的態度。馬克思主義當然應當否定洛克把私有財產合理化的學說，但決不否定他的人民有權革命的學說，決不否定他的警告﹕防止國家對個人自由的侵害。把這些概念看成純粹騙人，認為無產階級不需要個人自由、平等，黨派自由、司法獨立，這才真正騙人。事實上，中共也不是從創立到現在都是一貫反對政治自由的。即使在毛澤東成為了中共最高領袖之後，雖然在黨的內部可以完全否定自由主義，但是，在它的對外公開宣傳中，還是高舉政治自由的旗幟，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當時的新華日報就經常發表這類文章，而且，從馬克思主義角度看，有時甚至犯了過分美化自由主義的錯誤。祇是在中共奪取了政權之後，它才完全改變了它的公開宣傳的立場，變成完全反對自由主義，以方便它連帶地反對勞動人民享有政治自由。自己無權時就高喊民主，有權時就高喊集中，連共產黨也不免。中共是這樣徹底抹煞它的過去的歷史，以致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幾乎完全不知道，所以當有人最近在網上重新流傳四十年代的新華日報有關文章的時候，竟有人懷疑她的真實性。難怪那么多共產黨員習非成是到這種程度，以為否定自由人權是馬克思主義應有之義。
結語
笑多先生對現在的拜金主義表示憤慨。他不知道，他越是抱著一黨專政當做傳家寶不放，他就愈是在幫助走資當權派更快地復辟資本主義。因為，正是一黨專政把半世紀前震撼世界的中國革命勞動人民重新置於專制統治之中，還用社會主義的名義剝奪了他們的自由，才會使他們對社會主義失掉了信心，也失掉了同走資派鬥爭的能力。要恢復勞動人民的戰鬥力，就需要恢復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而這隻有把社會主義與自由民主這幾個概念重新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做到。任何反資本主義者若拒絕走這條路，等於承認自己同走資派一樣懼怕民眾，特別懼怕享有民主權利的民眾。這樣，他們就只剩下兩種選擇，要么就是寄望共產黨高層再出現一個大救星，客觀上成為官僚集團各種人事派系鬥爭的馬前卒；要么，就是消極逃避，一味在緬懷過去的輝煌年代中度日。
如果笑多先生誠心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同時又確信只有靠勞動人民的自主奮鬥才有可能戰勝復辟，那么，就不僅要發動民眾，更需要為民眾鬆綁，要促使民眾重獲自由和民主。我們真心希望笑多先生能在這方面成為我們的盟友。至於怎樣評價歷史問題，這不應當成為共同努力的障礙。
200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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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改」是「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三結合」是「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共同能決技術或經濟問題。」
[2] 參看《現代中國經濟事典》，馬洪編，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2年，337頁。
附毛派“笑多”網友的文章：
毛 澤 東 的 社 會 主 義 不 是 官 僚 社 會 主 義
————評<兩種社會主義>
笑 多
劉宇凡的<兩種社會主義>(以下簡稱<劉文>)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研究社會主義的文章，這是好的。但是，文章內容確沒有多少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也沒有認真研究，特別是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中國知之更少。
文章說：“……社會主義革命的原意，不僅是用公有制代替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且是讓勞動人民直接以民主方式管理社會，來替代職業官吏集團，以便國家逐漸消亡。可是，蘇聯也好，中國也好，‘社會主義建設’越深入，官僚集團和國家的強制作用不僅沒有絲毫減少，反而在日益加強。而民主呢，對不起，就完全沒有了。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都成爲碩大無比的官僚專制國家……這種社會主義只是官僚社會主義，絕非馬克思的革命社會主義。這兩種社會主義是南轅北轍的。”這樣的結論是不科學的，特別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更是歪曲。
一， 研究方法有問題
評論社會主義，主要應該是研究社會主義的事實。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兩大發現之一，其基本內容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根據這種理論，研究社會主義首先就應該研究事實、社會主義的事實，而不能首先研究關於社會主義的意識（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識）。“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這就是說，作爲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能是觀念，而只能是外部現象。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一種事實同另一種比較對照……”，馬克思讚許地說：“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爲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寫得這樣恰當……”。（<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劉先生在研究社會主義時，則違背了實事求是的方法，把原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和馬克思所論述的（先不說論述得對不對）社會主義對立起來，說成是“兩種社會主義”，而且用後者否定前者，這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
研究社會主義，要用事實和事實比較：一種是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一種是用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比較。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才能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用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比較，才能抽象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
<劉文>看到了“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都成爲碩大無比的官僚專制國家”的一面，在沒有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不同階段進行研究 和比較，尤其是沒有認真研究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時，就得出結論：“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這是國家社會主義，而決不是真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等等。
下面就從幾方面看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怎樣防止“職業官吏”成爲官僚，怎樣培養工人階級“自己進行統治的能力”的。
二，“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
事實是，“毛澤東在1956年告誡全黨要警惕形成‘貴族階層’……到了1964年底認爲黨內形成了一個與工人農民相對立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1956――1976>第9頁 許全興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爲了“讓勞動人民直接以民主方式管理社會，來代替職業官吏集團”，不讓“公僕變主人”，毛澤東提出的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幹部參加生産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並且做了大量的試驗，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1， 幹部參加勞動
1957年4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關於整風和黨政主要幹部參加勞動的指示>中指出：“……這個通知提倡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幹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産，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縣以上各級黨政主要幹部（不是一般幹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場、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它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那怕是很少一點）。這樣一來，黨和民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爲減少，面目一新。”（<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以下簡稱<文稿> 第六冊 第447頁 ）
1958年6月15日，在<關於中央各部委幹部參加勞動的批語>中指出：“……有些黨、政、軍部委，都仿農墾部做法是否可以呢？三分之二下去，三分之一留家，下去四個月，似乎可以吧？……”（<文稿>第7冊 第272頁）
“6月25日，北京郊區十三陵水庫工程進入緊張施工階段。毛澤東首先來到工地，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參加勞動。當日，十三陵水庫指揮部還不知道毛澤東要來勞動，可以說沒有任何準備……”（<晚年毛澤東1953――1976>第180頁 陳明顯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3年3月3日，“毛澤東爲中共中央轉發山西省昔陽縣幹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和省委批語的指示稿重新擬寫的標題”爲：“山西省昔陽縣，縣、社、大隊、生産隊四級幹部全體參加生産勞動的偉大範例”。（<文稿>第十冊 第265頁）請注意，這裡寫的是“偉大範例”。
1963年5月9日，在<轉發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中指出：“……這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不但包括階級鬥爭問題，而且包括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這一場鬥爭是重新教育人的鬥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爲新人的偉大的運動，又是幹部和民眾一道參加生産勞動和科學試驗，使我們的党進一步成爲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幹部成爲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當官做老爺、脫離民眾，而是同民眾打成一片、受民眾擁護的真正好乾部。”（<文稿>第十冊 第293――294頁）可見，毛澤東重視幹部參加生産勞動，是從防止幹部“當官做老爺、脫離民眾”，使幹部“同民眾打成一片”這樣一種政治意義出發的。
2,“五。七”幹校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産報告的批語>中指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産。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産自己需要的若干産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産品。又能從事民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民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爲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文稿>第12冊 第53――54頁）根據這一指示精神，中央和地方都辦了<五。七幹校>，大批幹部到幹校參加了生産勞動。
這裡要強調的是，毛澤東是不說空話的。他說過的、批示的必須執行，尤其是在重大政治問題上更是這樣。因此，無論是幹部參加生産勞動或者是辦幹校，雖然有的人不贊成、不積極，但在當時是一種主流傾向。
3,工人參加管理
毛澤東說：“這裡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上冊 第275頁）毛澤東不僅重視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問題，把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作爲我國企業管理的一條根本原則，命名爲“鞍鋼憲法”，而且把工人參加管理國家的權利，當作“勞動者的最大權利”。他一貫強調搞民眾運動，就是讓廣大勞動民眾參與管理國家的一種方法，如歷次的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特別是“四清”、“文化大革命”運動；他對大字報很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就是因爲大字報這種方法容易爲廣大勞動者所運用，是參與社會管理的好工具。
上面引用過的“五。七指示”中講到：“……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爲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要發動工人民眾管理國家，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總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絕不能說是“官僚社會主義”，而是“馬克思的革命社會主義”。<劉文>也承認，我國的“官民比例，五十年代初爲1：600，現在已經變爲1：34”，這還只是量上的變化。再聯繫以上“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等事實，怎么也不能說那時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的革命社會主義”！怎么也不能說：“馬克思向工人學習，史達林、毛澤東卻完全是另一個傳統”！
關於毛澤東對防止幹部由“公僕變主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在<社會主義是一種過渡形態的社會>中還作過一些分析，可供參考。<劉文>不顧事實，硬說什麼：“1949年後的中國更一天也沒有實行過巴黎公社原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這是國家社會主義，而決不是真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這就難怪<新中國>從頭起就充滿種種封建專制色彩，也難怪工人階級始終沒有機會培養‘自己進行統治的能力’……”等等。劉先生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是知之太少，就是存有偏見，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三，研究社會主義要考察經濟形態
社會主義是和資本主義對立的社會形態。這兩種社會形態的區別不僅在於政治形態，而且也在於經濟、文化形態，特別是經濟形態。而<劉文>研究社會主義，完全沒有涉及經濟形態，這是一個重大缺陷。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公有制由小到大，最後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統治地位。當時的中國，不存在“老闆”與“打工仔”、“打工妹”的“身份”；勞動者沒有“下崗”、“失業”的憂慮。勞動者只要有勞動能力，就有權利勞動，沒有被“解僱”的問題。不僅如此，勞動者的生、老、病、死、住房以及子女的教育等，國家、企業都要負責，這才體現了勞動者是生産資料的主人，體現了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農村當時的生産力水平很低，但是，也建立了“五保”制度；建立了醫療體系，培養了大批“赤腳醫生”；建立了教育系統，爲了解決教師的不足的問題，還聘請了“民辦教師”等，雖然這些社會福利的水平不高，但是，作爲一種制度是建立起來了，並且隨著生産的發展，制度在不斷完善，水平也在逐步提高，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而這些事實正是和一切資本主義社會，不論是發達的還是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區別。
由於當時公有制占統治地位，勞動者都能勞動，都有收入，因此社會秩序空前地好，不僅沒有“黃、賭、毒”，沒有“假冒僞劣”，而且基本上實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當然就沒有“盼盼牌防盜門”之類的産品，也沒有“防僞”之類的行業等等。因爲，<劉文>沒有涉及經濟和社會關係等方面的問題，這裡就只簡單的提一提。
什麼是社會主義？首先，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制度，是與資本主義對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強調這一點，是因爲有人混淆生産力與社會主義制度，把生産力和生產關係、社會制度混爲一談；其次，社會主義作爲一種社會制度，主要是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在現象上就有根本的區別：在經濟上，存在著不同於僱傭勞動制度的公有制；在政治上，存在著不同於多黨制的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政治制度等等。如果現象上和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相同，那么這種社會主義就變得非常接近資本主義了。
由於社會主義是一種過渡形態的社會，既可能向共産主義過渡，也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此，在認識社會主義時，不能像<劉文>那樣，對客觀存在的或者存在過的社會主義，籠統地下結論。如對原蘇聯的前期和後期；對中國的不同時期，不加區別地都說成是“官僚社會主義”，這樣的結論顯然不會符合實際。
200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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