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學

打工文學

打工文學是指反映“打工”這一社會群體生活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說、詩歌、報告文學、散文、劇作等各類文學體裁。廣義上講,打工文學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學創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創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作品。若將其內涵及外延做進一步拓展,它便不僅僅停留在南方,而由南方擴展到內地乃至走向海外。但如果要對打工文學做一個稍微嚴格的界定,那么,所謂打工文學主要是指由工廠打工者自己創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其創作範圍主要在中國沿海開放城市。

概念

(圖)打工文學打工文學

打工文學是中國社會現代轉型中的特有現象,談論打工文學不能脫離中國當下的歷史語境。如果將“打工文學”僅僅定義為打工者寫的文學,同時也是寫打工者的文學,這樣太過狹窄。只能說,打工文學是以打工者為主體的,以表現打工者的思想情感為主要對象的文學。

比較可觀公允的定義是:打工文學是反映打工族這一社會群體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奮鬥的文學。它的成員大都具有鄉村或鄉鎮背景,他們在捲入城市化的進程以後,經歷了種種遭遇,觸發了強烈的錯位感、失重感,在精神結構和文化心理的深處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衝突,於是產生了書寫的衝動,形成打工文學,包括打工小說、散文和打工詩歌。[1]

起源

打工文學源自打工潮的興起,主要起源於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的打工族,這中間有遊子的懷懷、中國式產業工人的命格、流浪文人的情緒。

早在1984年,由深圳市文聯主辦的《特區文學》就開始發表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雖然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但這是驚秋的第一片桐葉,是報春的第一片葉芽。

1985年,深圳的文學評論家楊宏海第一次提出了“打工文學”的概念,引發了許多爭論,有人認為打工文學是一個另類,也有人認為是一個暫時的或階段性的文學現象,還有人認為打工文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通過20多年的發展,打工文學以它固有的規律成長壯大起來了。現在,“廣大的打工者、打工者中的寫作者、批評家和學者、政府和媒體、社會公眾,都參與了‘打工文學’”(李敬澤語)。之後,打工文學取得了大的發展,打工作家遍布全國,湧現了像張偉明、王十月、鄭小瓊等一批打工作家。

(圖)打工文學打工文學

從產生背景看,打工文學是生於憂患的文化表達,是在社會矛盾激化、集結、凝聚的關鍵時刻和複雜的社會語境中產生的文本。

從文化傳統看,打工文學和傳統“憫農文學”、世界“移民文學”具有文化同構性。

從社會影響看,打工文學始終反映打工者的利益和尊嚴,堅持“為承認而鬥爭”,卻長期為主流文化所漠視和遮蔽,成為文化霸權下被遺忘的“灰姑娘”。

從發展趨勢看,打工文學具有可持續性,完全有可能迎來中國特色的“哈萊姆文藝復興”。知名作家賈平凹也認為“打工文學20年內不會消失”。

管這是最低層的草根階層文字遊戲,儘管不為高端文化主流文化所認可,但發展的土壤卻相當深厚,發展空間也相當廣闊!現出一批又一批現實生中的實幹文學工作者,他們作為社會最底層的人,表達農民工、流浪學生、異地創業的小商人等漂泊他們的打工者的心情,當這一個群體不斷團結和壯大起來後,他們的文學就被人們稱為打工文學,他們來自打工族,其才發和財富卻是全人類的思想結晶。

與文學生態

早期的打工文學基本屬於單兵作戰,到1995年之後,打工文學作品市場化,打工影視作品和歌曲日益流行,打工文學評論也見諸報刊。深圳《打工世界》主編楊宏海當初在調研的時候發現,在市場經濟的擠迫之下,打工者有強烈的渴望關懷和訴求的心態,“他們既有對‘白天是機器人,晚上是木頭人’的感慨;也有‘東家不打打西家,勇敢走向下一站’的瀟灑;同時也在‘同在一方熱土’中憧憬‘每個人都有做太陽的機會’。”而打工文學便成為他們表現願望和情感的精神家園,當時的《大鵬灣》《佛山文藝》《外來工》等雜誌,產生了張偉明、林堅、周崇賢、黎志揚黃秀萍等大批打工作家。

打工文學在近幾年呈現新的發展趨勢---開始受到官方認可,並逐漸融入主流文壇。《詩刊》《星星》《人民文學》等傳統嚴肅的主流文學刊物開始刊登這些打工者的作品,一些文學獎也向打工者敞開,共青團中央等單位去年還專門為打工者設立了“鯤鵬文學獎”,這也是國內第一個面對打工者的文學獎。《天涯》雜誌主編李少君在談到占打工文學重要部分的打工詩歌時說,“某些人不屑所謂的‘打工詩歌’,在我看來,正是打工詩人和打工詩歌頑強的存在與堅持,終於使得我們這個時代過於傾向於富裕階層及成功人士的天平有所糾正。

作品

從“打工文學”的諸多作品裡,人們看到的不僅是文學品質,更是一個群體的心靈歷程和一個社會層面的真實歷史。一個在城市打工的青年農民,他努力工作希望縮短自己和城市的距離,後來他成功了,卻發現自己和城市的距離更遠了──這是衛鴉《文學界》發表的題為《距離》的小說所講述的故事,這也是打工者們似曾相識的一種心態,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情感紀實。來自湖南桃江的打工作家郭建勛,是最早一批打工者。15年的打工生活,讓他創作出18萬字的長篇小說《打工》。這部小說幾乎以原生態的方式,記錄了一個打工群體的生活和情感經歷。這部小說在完成後不久,就被國內一位著名導演買斷了電視劇著作權。郭建勛說,“打工文學”根本不需要虛構,因為打工故事本身就足夠生動、豐富,足以感動人心。《打工文學》編輯、作家徐東說:打工作家及其作品之所以能夠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關鍵是因為他們已成為成千上萬打工者的代言人,文學不僅記錄了他們的夢想,也記錄著他們的生活。從這一意義上說,“打工文學”不僅是文學,而且是歷史。

許嵐來自四川南充,他是《中國打工詩歌精選》的編委之一,他於1996年南下打工,第一首打工詩《流浪南方》創作於廣州郊外一家磚廠,許嵐說,他曾不止一次為了躲避治安人員的“騷擾”,而躲進路旁的男廁所一蹲就是5個多小時。他覺得,該將自己真實的生活寫下來,讓它給自己的苦難一絲安慰,給自己的命運一絲希望。

同樣來自四川南充的鄭小瓊在車間就親眼目睹一個工友的手指被機器切斷,實際上,每年在珠三角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個,這些手指頭的“主人”大部分來自農村。在五金廠每天上班之時,鄭小瓊常常很傷感地認為,可能她的手指在今天會斷掉,或許正因為如此,鄭小瓊才說:“為什麼說我的詩是灰色的,因為我的世界本來就是灰色的。”

來自四川渠縣的許強在打工文學圈也是名聲斐然,許強1994年從西南財大畢業之後揣著36元錢,就開始了南下打工生涯。但他揣著大學文憑卻找不到工作,最後每天兩餐稀粥、每月30元房租都讓他無力支撐。不過,無論多艱難,許強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而這筆也給他帶來的回報。

2001年,許強和許嵐聯合在廣東的四川老鄉羅德遠徐非等人創辦了《打工詩人》。許嵐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候說,當時他們一共有7個人,大家湊錢來出版,一般做一期要2000元左右,“組稿、排版、印刷都是我們幾個人自己來,第一期是四開四個版,後來覺得這樣太小氣,就改成對開四個版。剛開始印六七百份,後來多一點,最多的時候印了4000多份。”《打工詩人》沒有刊號,所以不能發行銷售,因此是出一期虧一期。此後,許強等人還在網上建立打工詩人論壇,這些四川人搭建的報紙和網路平台已經成為了全國各地打工文學作者展示文采的舞台。

2013年2月,柳冬嫵的《打工文學的整體觀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首部“打工文學”研究專著。全書共分五卷,近80萬字。該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廣東省社科規劃項目、廣東省重點文學創作項目的研究成果。

意義

“我們剛剛結束加班,現在我們開始為自己的命運加班。” 這句話,成為“打工文學”誕生的標誌。

打工作家郭建勛說,“打工文學”根本不需要虛構,因為打工故事本身就足夠生動、豐富,足以感動人心;教授謝冕說,我們的文學有太多所謂的高雅,卻缺少對底層的關懷。“打工文學”對文學的貢獻就在於彌補了目前創作的缺失,提供了一個新的審美角度。

打工文學正視現實,更大程度地反映現實,代表中國打工者的最高願望,追求自由和人性,這其實就是和大多數人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真正為打工者代言的文學。為了完整收集、保存中國打工文學的一切相關資料,“我們必須籌建一座屬於打工者自己的文學館。”。

未來

推動和促進打工文學的發展需要從拓展和開掘兩個方面著力。拓展首先體現在打工文學的作者群,一般意義上的打工文學就是沉默的大多數發出自己的聲音,意即打工者自己創作文學作品,這當然是打工文學的主體,現在我們應該拓展這個主體,發現培養扶植更多的打工者作家,同時還要動員精英知識分子參與打工文學的創作。而且,打工文學不是作家們孤獨的寫作,它需要有批評家的高聲言說、學者專家們的爭辯探討、媒體的宣傳鼓動、政府關注提倡、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拓展的第二個方面就是在打工文學反映的對象和生活層面上。中國當代社會的激劇變革,打工族已不僅僅是農民工了,尋找職業的大學生、城市下崗失業者、退休後仍有勞動能力者以及因各種原因需要再就業人員都成了打工一族。打工隊伍的擴大,打工文學所描寫的對象當然也要相應的拓展。在反映生活的層面上,打工文學應該視野更寬闊、眼光更遠大,要與時俱進,敏銳地發現打工生活中的新鮮事物,不斷地探索打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多角度多側面地反映打工生活,忠實而準確地記錄我們這個時代的變革。

打工作家應該在中國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從打工者和整個社會的關係上,著力對“人的主題”的開掘,探索社會和人生,深入人的精神和靈魂,反映人的生存、命運、性格和人性,創造出多種多樣的人物形象,描繪出壯闊的社會生活圖景。我們的打工作家再不能用過去那種單一的、狹窄的眼光去觀察生活,而應該用一種大氣的有深刻思想洞察力的眼光來審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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