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讀者

《我和讀者》是現代作家巴金創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原文

我和讀者

我在前一篇隨想里提到我冒充別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問起,要我多講一點,他說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發表的《傳奇》中已經講過。高行健是從曹禺那裡打聽來的,知道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還有一位朋友,但是他們也說不清詳情。其實事情很簡單,我收到一封讀者從杭州寄來的要求援助的長信,我給兩三個朋友看,他們拿不定主意,對信上的話將信將疑。我又把信送給一位朋友的太太,徵求意見,她慫恿我去一趟。我聽了朋友太太的話,手邊剛收到一筆稿費,我就約了魯彥和靳以同游西湖。
寫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後娘處得不好,離開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於失戀她準備去杭州自殺。在西湖她遇到一位遠親,改變了主意帶髮修行。幾個月後她發現那位遠親同小廟裡的和尚有關係,和尚對她還抱有野心。她計畫離開虎口,便寫信求我援助。我們三人到了杭州安頓下來,吃過中飯,就去湖濱雇了一隻船,劃到小廟的附近,上岸去約了姑娘出來。我們在湖上交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她敘述了詳細情況,連年紀較大的魯彥也有些感動。我們約好第二天再去廟裡看她。她有個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讓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飯錢,把我們的回程火車票給了她一張。她比我們遲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請她吃過中飯,然後叫一輛人力車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當時靳以為良友圖書公司編輯的《文季月刊》還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見面。姑娘到上海後過兩天還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來看我們,向我們表示謝意。她留下了他們的地址。黎烈文知道這件事,過幾個月他因編輯《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較多,應付不了,就請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個月,“八·一三”抗戰爆發,《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從成都來過一封信。以後我就再沒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審查中也沒有人因為這件事到上海來找我“外調”。
這件事在當時看來十分尋常。我們兩次僱船去小廟訪問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詳盡地談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聽見了,他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個時候西湖遊客很少,船也少,所以兩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後離船付錢時,划船人忽然懇切地說:“你們先生都是好人。”他沒有向和尚揭發我們,也不曾對我們進行威脅。
可能有人懷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為什麼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個不認識的人幫忙?她說過,當初她充滿自信地離開家庭不顧別人勸阻,她不願意讓親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們也可以批評她“好強,愛面子”,甚至“愛虛榮”。但是長期生活在舊社會,我們誰沒有這一類的毛病?我們當時的解釋是“讀者相信作家”,這就夠了。
據說人到暮年經常回顧過去,三十年代的舊夢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頭。那個時候我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編叢書,感覺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時間。讀者們從遠近地區寄來信件,常常在十頁以上,它們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讀者們的確把作家當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們願意向他傾吐他們心裡的話。在我的創作力旺盛的日子裡,那些年輕人的痛苦、困難、希望、理想……許多親切、坦率、誠懇、熱情的語言像一盞長明燈燃在我的寫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驕傲,我不停地寫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輕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輕人的秘密。有人懷著好意問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鑰匙,不然你怎么能打開年輕人的心靈之門?我哪裡有什麼秘訣!我說過我把心交給讀者,可是我忘記說讀者們也把心給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過火花四射的時候,我的心和年輕的心緊緊貼在一起,人們把不肯告訴父母的話,不肯告訴兄弟姐妹的話,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寫在紙上送到我的身邊。我常說作家靠讀者們養活,不僅因為讀者買了我寫的書,更重要的是他們送來精神的養料。我寫得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和讀者聯繫最密切的時候。他們並不認為我是一位有頭銜的作家,卻只把我當做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忠實的朋友。
但是後來我跟讀者漸漸地疏遠了。我缺少時間,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頭銜越多,我花在寫作上的時間越少,我終於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為自己不熟悉的各種雜事耗費了生命,卻只能在十封讀者來信中揀出一兩封閱讀、回答。我常常因為辜負了讀者的盛意感到內疚。但即使是這樣,十年浩劫中讀者的信件也給我帶來不少的麻煩。“造反派”的作家應當眼睛朝著“首長”,怎么能容許人向讀者吸取養料?據說“四人幫”的上海“書記”徐景賢曾經叫嚷:“現在還有人給巴金寫信,可見批判不力,沒有把他批臭。”其實從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就讓各方面揪出去“游斗”了三四年。整整幾年中間我沒有收到過一封信。可能有人寫了信來,給“領導”扣下了,因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權利。
沒有想到烏雲消散以後,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來,對著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無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靈上留下無法治癒的創傷,豪言壯語也不能補償給奪走了的健康。對熱情關懷和殷切期望的讀者,我能夠寫什麼樣的答語呢?在寫字也感到吃力的時候,我常常把需要答覆的來信放在一邊,過了幾天卻不知道在哪兒去尋找它們,只好望著滿屋子的書刊和信件發愁。有些信件需要轉到別處,可是我轉來轉去毫無結果,有時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邊。還有人錯把作為裝飾的頭銜當成發光的鑰匙,要求我為他們打開一些方便之門。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沒有忘記我欠了讀者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另一方面我腦子裡一直保留著這樣一個自己的形象:一個多病的老人移動艱難的腳步走向遺忘。讓讀者忘記我,這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永遠忘不了讀者。
這不是矛盾嗎?既然願意被人忘記,為什麼還不肯放下自己的筆?
我說過我這一生充滿了矛盾。遠離了讀者,我感到源泉枯竭。頭銜再多,也無法使油乾的燈點得通亮。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會熄滅。究竟是什麼火呢?就是對祖國、對人民的愛,這也就是我同讀者的惟一的聯繫。今天我同讀者之間仍然有共同的東西,因此我還能活下去,還能寫下去。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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