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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一、全球化語境中的本土化困境
——我們身處的時代與文化環境1、現在的文化問題跟“五四”時候已經不大一樣了
周：談到全球化，前些年中國人還以為是遙遠的事情，與自己關係不大。而自從中國“入世”之後，全球化又好像是衝到家門口的大水，門一開就奔流而來，談什麼都躲不開它。這容易給我們一個錯覺，似乎全球化是一個很虛的概念，是靠某一個條約簽過來的。實際上不是這樣，它早已開始了，並且不聲不響地進入了我們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國，哪怕是偏僻的農村，也能夠買到可口可樂；方興未艾的網路也將我們帶入了更為廣闊和便捷的與世界同步的境遇中，美國人昨天推出的新版本電子遊戲，中國人今天就有人玩上了。當大家在爭論什麼是“全球化”的時候，其實早已不知不覺地陷入全球化之中了。
馮：你說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問題。這幾乎是全人類的一個話題，因為整個世界都在全球化，各國各民族的文化都遇上這個命運性的大問題。從最近的刊物和報紙上的一些討論看，我們的腦袋也開始關心全球化中的文化問題了。前兩年，世紀之交，中國要加入WTO的時候，人們還在熱衷於討論文化怎樣與世界接軌，而現在相反的意見已經出來。有人認為接軌是經濟上的事，文化上談不到接軌，甚至認為文化不能接軌。還有人認為經濟是全球化的，政治應是多極化的，而文化應當是多樣化的。可是當討論一深入，一腳又陷入從晚清到“五四”時所爭執不休的問題中。又在民族文化的開放和自守，哪個“為本”，哪個“為用”上邊轉不出來了。其實現在早不是這些問題了，就是說中外文化早已不是“五四”時的那種關係了。在上世紀初，東西方文化都是一種各自封閉的狀態。不僅我們對西方文化很無知，西方對我們同樣一無所知。中西文化是明顯的、相異的兩個世界。可是現在世界的文化都在全球化。應該說，從改革開放一開始，我們的文化就開始全球化了。我們卻毫無準備，毫無先見之明，毫不前衛。我們的前衛似乎是看誰更接近西方，誰先靠上西方誰前衛。當我們把“地球村”當做一種時髦的辭彙而津津樂道，鬧著“走向世界”，呼叫著“接軌”，或者正在自作聰明地說什麼“文化也要人世”的時候，文化就全球化了，而且已經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一二十年過去，我們的文化已經被衝散，卻依然昏昏然不明不白。這真令人感到無奈又悲哀，因為文化的問題幾乎是不可逆的。
周：更可怕的是我們還沉浸在某一種表象中，對這一趨勢沒有清醒的把握和認識，只是隨口說一些新的名詞而已。
馮：進一步說，現在的文化問題跟“五四”時期有一個本質的不同。“五四”時期討論中西文化該如何交流、融合、相互借鑑，以至以何為本、何為用的問題——那是一種純文化的討論。看上去，改革開放的初期跟這種狀況有些相似。“文革”時閉關鎖國，改革一來，大門突然打開，大家都希望西方文化進來，希望打開思想禁錮，解放人性本身。這情況似乎很像“五四”時期。其實完全不同。因為此時的外部世界已經是現代化的、全球化的世界。於是，潮水一般湧進來的是全球性的文化。“五四”時期進來的文化首先是精英文化，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引進西方的精英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這一次，外來文化是夾裹在舶來的商品中一涌而入，商業性的流行文化首當其衝。我剛才說“本質的不同”，意思是：“五四”時期是中西文化的衝突問題，今天則是全球性流行文化與本_十文化的衝突問題。這一一次要猛烈得多，迅疾得多，而且無法選擇，也別無選擇。
周：談到知識分子，我認為這兩次文化衝擊的接受主體也不一樣了。“五四”的一代，中國傳統文化的根還沒有斷，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民族文化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馮：談到接受主體，我想應該分兩個層面說：一是整個文化的狀況，一是知識分子的狀況。“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精英大都是學貫中西的。他們身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中，開開門，把客人迎進來。他們知道客人坐在哪裡，自己坐在哪裡。當代知識分子是在“不斷革命”的時代成長起來的，是在傳統文脈中斷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本來就身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之外，他們能把客人引到哪裡?弄不好，反客為主。以我們這樣的“文化主體”來面對全球化，問題自然就很大。想想看，知識分子是這樣一種狀況，怎樣去解決如此巨大、複雜、全新的問題?
再說，全球化不是對文化而言的。全球化首先是經濟的，物質的；但最終影響最深刻的卻是文化的，精神的。
周：過去說農村包圍城市，現在是經濟包圍文化，文化人如果沒有強烈的主體感，他在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就會迷失方向。
馮：我們再談接受主體的整個文化狀況時，更叫人是憂慮重重。記得前年全國的政協會上，我有一個發言，題目叫《要警惕中國文化正在走向粗鄙化》。當時，我對中國文化整體的粗鄙化做了描述。我說，電視裡乾隆皇帝和唐伯虎都挎刀背劍上房了。報紙上全是“很體育”和“非常文化”這類語言。只要到旅遊景點上轉一轉，再到佛羅倫斯或巴黎那些文化旅遊勝地看一看，就會知道我們當今的文化多么粗鄙，多么低劣，多么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