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清代地理學家]

徐松[清代地理學家]
徐松[清代地理學家]
更多義項 ▼ 收起列表 ▲

徐松(1781年-1848年),字星伯,原籍為浙江上虞(今紹興市上虞區)人,後遷順天大興(今北京大興縣),清代著名地理學家。以博學多才,尤長於地理之學,名重當時。 嘉慶十三年(1808年)以進士任翰林院編修,道光年間任禮部主事、江西道監察御史等。 徐松利用編纂《全唐文》之便,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會要輯稿》(500卷)、《河南志》、《中興禮書》,又撰寫《唐兩京城坊考》、《登科記考》。 嘉慶十五年(1810年)被降職至新疆,得機會考察新疆各地,撰寫了《西域水道記》(5卷)、《漢書西域傳補註》(2卷)、《新疆識略》(12卷)等。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回京。 1821年成書的《西域水道記》以西域水道為綱,記述沿岸的城市、聚落、山嶺、某些地點的經緯度、歷史、物產、民族、水利、駐軍等,所附地圖計里畫方,是我國古代輿地著作中對新疆水道湖泊研究最稱詳實、完備的一部 ,也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文獻。

人物簡介

徐松 徐松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生於浙江紹興,幼年隨父至北京大興定居,落籍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市大興區)。因聰慧勤奮,嘉慶十年(1805年),在弱冠之歲即考中舉人,二十五歲又以殿試二甲第一名、朝考一等二名的成績高中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不久授翰林編修,入直南書房。

他的天賦很快得到朝廷的賞識,二十九歲那年又進入全唐文館,擔任提調兼總纂官,全面負責編修《全唐文》,利用新出碑誌和《永樂大典》等大內秘笈,以精深的史識和考據功力,輯錄了如《河南志》、《宋會要輯稿》500卷、《中興禮書》等重要的唐宋典籍,並開始了他考據學的力作《登科記考》、《唐兩京城坊考》的撰著。僅僅這些成果,就顯示了他體大思精的才學與識力,從而奠定了他作為清代實學——乾嘉學派後期中堅的地位。

在弘揚文治的時代,徐松的貢獻得到了嘉慶皇帝的獎賞,而立之年便出任湖南學政。少年得志而平步青雲,他的一帆風順顯然給官場的同僚帶來了壓力和嫉妒,上任不到一年,就被御史趙慎畛奏參其需索陋規及出題割裂聖經等九款罪狀,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雖然最後經過初彭齡等人查辦,真正成立的罪名主要是私自刻印《經文試帖新編》令生員購買而得利一事,但這卻使徐松的人生發生了轉折,由湖南直接流放伊犁。

1812年(嘉慶十七年)冬天的伊犁,像無數平常的日子一樣,惠遠城的小巷從萬里之外發配來了前湖南學政徐松。這樣的官階、這樣的文人,在此前此後的流放者中不知有多少!但是,上天仿佛又注定了徐松將在成千上萬的流放者中脫穎而出,從到達的那一天起,他就開始走上了圓滿著一個夢想的生命歷程

徐松當年的戌所惠遠城,如今早已湮沒在北浸的伊犁河道中。從這座乾隆年間興建的老城南門宣闓門內西行,南牆下的第三舍被安排為他的戌所。這個地點斷送了徐松作官的前程,卻成就了一個經世學派地理學家的誕生。

時任伊犁將軍松筠,是一個有遠見的封疆大吏,認識到文治對於鞏固邊陲的意義,曾利用在戍伊犁的文職遣員進行志書的編纂,於是一部名為《西陲總統事略》的志書經汪廷楷、祁韻土兩人之手完成。他還想繼續修訂,徐松的到來幫助他了卻了這一心愿。這部經過徐松第三次編定的通志,得到新繼位的道光帝意外的青睞,於1821年(道光元年)賜名《新疆識略》,並親自撰序,付武英殿刊行。在這裡,“新疆”作為一個省級行政區的專有地名,首次被清朝啟用。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赦還。官至禮部郎中。新疆歸來,徐松除短暫的離京出外做官外,便幾乎居京治學,在這群學者當中,他可以說在京時間最長,而且因親歷邊疆實地考察,成就邊疆著述,又積極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討邊疆問題,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研治邊疆學問的氛圍,聚集同好,而奠定了他的“核心”地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

學術著作

道光本《西域水道記》 道光本《西域水道記》

在京師輯有《宋會要輯稿》500卷,《河南志》,《中興禮書》,又撰寫《唐兩京城坊考》,《登科記考》。

嘉慶二十年(1815年),越天山穆素爾嶺(今稱木扎爾特達坂),游阿克蘇、吐魯番、烏魯木齊,撰寫《新疆賦》。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寫出了著名的地理學專著《西域水道記》12卷,附有水道圖,對研究新疆及其附近地區歷史地理情況極富參考價值。又撰《新疆事略》,於城垣建置、關隘險要、滿漢駐防、錢糧兵籍,言之甚詳,後世贊為“千古未有之書”。

嘉慶二十五年(1821年),編定《新疆識略》。所著《〈漢書·地理志〉集釋》、《〈漢書·西域傳〉補註》、《新疆賦》等,均為學者所推重。其他著述尚有:《唐兩京城坊考》、《登科記考》、《宋元馬政考》等。後人集其遺文為《徐星伯先生小集》。

《新疆識略》的意義,對於流放中的徐松而言,是使他有機會開始了在夢中的土地上行程萬里的考察,並最終以西域研究的系列著作圓滿了自己的夢。而成就徐松西北歷史地理學開創者榮譽的,正是道光以來被稱為“大興徐氏三種”或“西域三種”的《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和《新疆賦》,其中尤以《西域水道記》最為著名。

徐松的西域系列被後世所看重的突出特點,是他因為編纂《新疆識略》而得到伊犁將軍的支持,得以對天山南北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查。在七年的流放生涯中,徐松“於南北兩路壯遊殆遍,每所之適,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針,記其山川曲折,下馬錄之。至郵舍則進,僕夫、驛卒、台弁、通事,一一與之講求。積之既久,繪為全圖。乃遍稽舊史、方略及案牘之關地理者,筆之為記。”(龍萬育《西域水道記》序)正是這種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的態度與方法,使其著作具有了可以徵信的品質。

在《西域水道記》中,他創造性地根據內陸河流歸宗於湖泊的現象,而將西域水道歸結為11個水系,並在體例上模仿《水經注》的寫作方式,自為註記。其所包括的範圍,是乾隆《皇輿西域圖志》所載嘉峪關以西、天山南北,直至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

在詳細記載各條河流情況的同時,對於其流經地區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實、典章制度、民族變遷、城邑村莊、卡倫軍台、廠礦牧場、屯田遊牧、日晷經緯、名勝古蹟等,都有豐富的考證,正如王先謙稱道《水經注》所說的那樣,“因水以證地,而即地以存古”。

在敦煌的歷史沿革和地理風貌、莫高窟碑刻與洞窟的考證與論述上,徐松也著先鞭。在西域歷史地理方面,如龜茲千佛洞的揭示、北庭都護府的定位、漢唐西陲石刻的研究等,徐松無疑都是傑出的開創者。尤其是關於乾嘉時期新疆開發的史實,書中也有詳細的描述。

《新疆賦》以蔥嶺大夫、烏孫使者相互問答,分詠天山南北地理之形勢,乾隆平定西域之武功。歷來治《漢書》者,對《西域傳》中史實、地名多所闕疑,或者解析歧錯。徐松以周曆天山南北,並有編纂西域通志的重任,遂首先考訂《西域傳》中古代地名之沿革,以今證古,成《漢書西域傳補註》二卷。其書注重地理沿革之考訂,與《新疆賦》綜述清代統一與開發史實的縱橫交錯,成為《西域水道記》的先聲。

徐松在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回到京師,此後將近30年的時間,他成為領袖群倫的學壇宗師,以他為中心,出現了西北輿地和蒙元史研究的集體,共同完成了乾嘉學術朝經世致用方向的轉型。在徐松五十六歲的時候,曾請人畫《夢遊圖》記錄他十三歲夢到伊犁而終又流放伊犁的因緣。其實,一直到他六十八歲生命的終結,在他不斷夾簽修改的《西域水道記》字裡行間,都印證著他畢生圓滿西域夢想的歷程。

學術影響

乾嘉時期熱衷於西北邊疆的學人幾乎都和徐松“交往甚密”,從而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京師西北學人群”。龔自珍、魏源、俞正燮、張穆、沈垚、何紹基等人與徐松都有密切往來,經常在一起切磋西北史地以及天文、歷算諸學。

徐松“所居在順治門(宣武門)大街,廳事前古槐一株,夭矯天際。顏之曰蔭綠軒(《西域水道記》即在這裡精心完成),書齋處曰治樸學齋。朝野名流,相見恨晚”,徐松也常在陶然亭宴請同好,沈垚記載:“天氣晴和,微風散馥,酒酣以往,書扇作畫,喔詩聯句,讀曲蹋歌,極其興之所至,可謂樂矣,夕陽將墮,客猶未數,沈先歸,步出亭,清風扼於疏木,恍若鸞風之音自天而降,不覺胸中郁滯,一時消融頓盡,而心之靈明,又以虛而將有所受:夫乃嘆勝地良辰、友朋會集之不可少也”。

何紹基是著名的書法家,與這群熱愛西比史地的學人有著密切的交往,其詩詞對此也多描述,“星伯徐丈人,名重天祿閣。洎為絕塞行,專究輿地學。李(申耆)張(石州)與魏(默深)沈(子敦),同時考疆索。……當時談藝歡,我曾聞其略。觥觥盛名儒,冉冉歸夜壑。大息撫遺箋,時艱竟安托!”並以詩記敘:“酒光燭影方熊熊,議論飆發開我蒙。忽然四座寂無語,天倪道味相衝融。紙窗夜半明華月,開門飛滿一天雪”。

龔自珍有詩相贈徐松,“夾袋搜羅海內空,人材畢竟恃宗工;笥河(朱筠)寂寂譚豀(翁方綱)死,此席今時定屬公。”所以繆荃孫說“先生學識宏通,撰著精博,負重望者三十年”。

回顧晚清西北學人之間的學術交往和師承影響,可以說前期最為核心的成員應該數徐松,偏後期應該為張穆、何秋濤。“徐氏的《西域水道記》和張穆的《蒙古遊牧記》,幾乎是學術界‘雙星’,開風氣之先,把人們的注意力從乾、嘉的瑣節考據,引向祖國的西北史地和少數民族。這是學術通向經世致用,通向救危圖存的一條新路”,而且他們之間砥礪學問主要是在北京開展的。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