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重型機器廠

這樣,我們渡過了生產混亂時期,走上了正常的生產。 當時,我們工廠也不例外,受到了停工減產的威脅。 在這樣的情況下,想到要保持工廠的正常生產,單依賴一個專業是不行了。

記廣州重型機器廠前身廣州通用機器廠

——廠長葉修青的自述


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1949年我隨解放軍南下。廣州解放第4天,我們進入了廣州城。我到了廣州工業部門工作。擔任工業廳經理處副處長,及廣東企業公司的副經理,領導廣州市和省屬的幾大工廠恢復生產。1951年,我又調任重工業處當處長。從那時起,我和機械工業的關係更加密切了。
廣州市機械工業的基礎很薄弱,地方國營所屬機一,機二,機三廠稍有規模,但這三個工廠的歷史短,除了協同廠和私營機械廠的歷史較長外。一廠:是在解放戰爭末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籌建的“廣州制鋼廠”。廠房還未建成,職工有百餘人,廠的設備較大,有電爐,老技工不多。
二廠:是在抗戰勝利後,官僚資本利用美國援助的剩餘物資建成的“廣東農具廠”,廠長是美國人,職工有百餘人。曾經生產過打禾機,中耕器等農具。但廠官僚無心經營,靠變賣物資渡日,生產陷於停頓,廠的設備小而精。解放後第二年,二廠為軍區膠廠設計和製造了一台輾膠機,交貨延期了一年,被訂戶按契約罰款一億餘元(舊人民幣)。輾膠機安裝好了卻不能正常運轉,只好無條件派技工給訂戶保養了1年,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工人大罵技術人員是飯桶,諷刺他們設計了一台“轆狗機”。
三廠:是偽廣東省實業公司紡織廠車間作為獨立的修理單位,職工不夠百人,只做些零星的修理工作,廠的設備是老爺皮帶車,老技工較多和技術水平較高。這三個工廠各有特點,也都有共同的缺陷,都是修修配配的性貭。技術人員水平低,不會設計,只能照葫蘆畫瓢,為進口機械作些修配服務。
1951年,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二廠和三廠合併了。經濟恢復時期,這三個工廠對恢復紙廠、水坭廠、糖廠等生產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1952年,三個廠的生產發展了,職工增加到八百餘人,但兩廠仍是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未能滿足廣東工業發展的要求。這就是廣州所謂的“主要”機械工業的全部家底了。在國家將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中共華南分局便決定把一廠和二廠合併,擴建成為具有規模的制糧機械廠。
機械工業在經濟恢復期比較困難,有時還要國家津貼,不象輕工業那樣容易為國家積累資金,。因此,有些人認為機械工廠沒有什麼搞頭,重視和支持都不夠。還有些人看到工廠管理有些缺點,就在背後說風涼話:“我們管不好工廠,都交給資本家管吧!”我聽了這些話氣憤極了。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哪能沒有自己的人機械工業呢?現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同時,我不相信我們的管理會比資本家差,新的東西我們不懂,從頭學起是有困難,但畢竟是可以學會的。我下決心要親自領導一個工廠與資本家比賽,於是,我向黨組織遞交申請書,要求到機械廠工作。
1952年7月,我在東莞糖廠領導“三反”運動。一天,我接到了工業廳的通知,我向黨提出派往機械廠工作的請求被批准了,我興奮得跳了起來。這勾起了我對工業建設的美好憧憬,一幅緊張生動的工廠建設藍圖我眼前徐徐展開。10月,我奉命到了制糧機械廠,當廠長兼黨委書記,統管工廠的合併和擴建。廠址就設在珠江河南金沙路,廠區總面積只有三萬餘平方公尺,作為一個具有規模的工廠,地方真是太小了。這么小的地方很難發展。廠區向西面臨珠江,風景很美,但往江邊的出口處幾乎被一片破爛的磚窯堵塞;南北面緊靠著鋅片廠和植物油料廠;東面讓一條公路攔腰砍斷;越過公路是一座小山丘,那裡是住著幾十戶人家的村落。廠區里到處雜草叢生,豬群亂竄,有時還會跑到車間去“參觀”哩! 簡直像個大雜院。廠房就象普通平房般低矮,屋頂是用鉄皮蓋的。在炎熱的夏季,呆在裡面工作簡直象坐在蒸籠里一樣。
兩廠合併後,組織上統一領導,但生產還是分開在河南、西村兩個工場進行。我在廠里接觸的事情遠比自己想像的困難。最突出的是職工思想混亂,怕合併廠後人多沒事乾,怕裁員減薪保不住飯碗。技術人員中還有分什麼德國派和英美派,明爭暗鬥得很厲害。有些人反對合併廠,他們主要是以舊眼光看新事物,看不到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遠景。他們根據合併廠後存在的缺點,散布著:“合併廠不見其利先見其害”的悲觀論調。有些工人也跟著嚷嚷:“二廠的人飯桶多,還是分開來養的好。”各廠之間的工人也互相歧視。一廠的工人說:“二廠的技術低,制出來的牛頭鉋床都不合格。”二廠的工人反駁說:“他們能幹啥!蘇聯專家參觀了兩個廠之後,建議讓我們製造牛頭鉋床,卻不要他們製造。”各廠原來實行的制度也不一樣,工資水平有偏高,偏低。這些問題在合併後暴露得很突出,影響了工人的團結,也影響了生產建設。
1952年,兩個廠都開始生產牛頭鉋床,二廠還製造四呎小車床,工廠開始由修配性生產轉向製造性生產。這本來是好事,但當時工廠的管理非常落後,生產放任自流。大家忙了半年,連一台車床都沒有生產出來,什麼時候才能出產品? 誰也答不上來。面對這一切使我感到千頭萬緒,怎么辦? 我立即召開黨委會,研究了工廠合併後的情況。大家認為要改變工廠的面貌,首先要以思想來帶動管理。這樣,我開始花很多時間來做思想工作,天天到車間和工人談話,了解他們的意見和要求。當時,老技工對工廠的前途倒是很關心,都有搞好團結和生產的強烈要求。這樣就好辦了。黨委決定召開幾次座談會,讓大家將背地裡的意見都搬上桌面上來。第一次到會的大約有30餘人,大多數是各廠的代表人物。首先,我說明了座談會的目的是:了解情況,反映問題,共同解決,加強團結,搞好生產。我說了開場白後,大家許久沒說話,喉嚨好象被什麼東西卡著似的。我也有些焦急了,這樣的會能不能開下去? 這時,劉師傅先結結巴巴的把話匣子打開,他意味深長地說:“坐船的人總盼望自己的船快……,可咱們這么個大廠,老是做不出東西來,總是不光彩的……。”他說話時有點兒難過。最後,他懇切的鼓勵大家說:“過去大家不是有很多意見嗎?我看不管是好是壞都提出來,大家斟酌斟酌,看怎么把工廠辦好吧!”這一下,會場才開始活躍起來了。
一位年青的技工霍地站起來說:“不怕少,只怕不公,同是一個工廠,西村工場比河南工場多拿一天工資,這就不合理,難怪大家有情緒,不影響生產才怪呢!” 西村工場的代表也沉不住氣了,立刻反駁說:“我們西村三班都乾8小時,你們河南的只乾6個半小時,你們占了便宜為什麼不講呢?”雙方一開始的意見就針鋒相對。我心想:“年青人長期壓在心裡的話總會有幾分火氣,就讓他們爆出來吧!”
座談會越開越有勁,你一言我一語,揭出工廠的好些不統一,不合理的現象。工人總是有節制的,當不合理的現象揭透後,話題就慢慢轉向生產方面,他們批評起領導脫離民眾了。有個工人說:“你們光叫完成計劃,可是計劃對我們還要保密,真見鬼! 我們心中沒數,叫我們怎么辦?”接著,一連串問題提出來了:“今天干完活,也不知明天該幹啥的? 一早上班沒有活乾,真過意不去。生產組長就好象無頭蒼蠅,你想讓他找活乾可不容易呀!”“說起來生產組長也有他的苦衷,他們和車間主任一樣也是光棍司令,沒有助手。”說到組長的困難,很多人表示同情,有人說:“一個人領導將近百人,沒有刀具的要找他,沒有材料要親自去領,女工請例假還得他蓋章,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親自去跑,全憑他對事業的忠誠,任勞任怨的苦幹”。接著一個組長站起來說:“我們都是老工人,大都不識字,全憑自己的腦子去安排生產。可是工作一忙就不可能想得周到了,一不周到也就越忙,一天工作下來總是精疲力竭。如果一病倒就更糟,誰也摸不著生產的頭緒。”
我看大家的意見說得差不多了,本想來個小結,但是卻把我難倒了。很明顯,這是生產管理混亂的問題,能用什麼辦法去克服呢?我心裡完全沒有底。的確,我們還沒有一套生產管理的經驗呀!怎么辦呢? 我想了許久,才想了個臨時建議,我說:“小組人多,要管好生產得想出一套好辦法,我們可以先試試用一塊木板,把每個人第2天要乾的活寫出來? 這樣,組長心中也有數,大家也知道自己明天該乾什麼活,可以做些準備工作,你們看行不行?”大家聽了都說好,只有生產組長為難地說:“拿起筆桿來千斤重,我現在都忙不過來,哪有時間扒在桌上寫字!”顯然,他還沒有領會通過計劃管理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忙亂。
座談會足足開了3個鐘頭,大家還是講得興趣勃勃的。太晚了,明天還要生產。我便做了簡單的小結,承認了這些不合理現象的存在,有些可以馬上改的便改,但有的要仔細研究後才能改。我說這是合併廠的遺留問題,應以團結搞好生產為出發,各方不要過分計較,以後由大家共同商量解決。這次會議真正做到暢所欲言,散會後大家都很滿意,有人說:“要讓領導知道了,心裡也痛快。”
我們在黨、團組織內專門討論了團結搞好生產的關鍵問題,大家都表示決心,帶頭搞好團結,動員民眾搞好生產。在黨、團員和老技工的帶動之下,加上有些合理的意見得到了及時解決,新的氣象出現了。人人彼此關心,互相謙讓,生產的勁頭也大了。大家表示,今年完不成任務是全廠的恥辱。工人們的團結和生產熱情是可貴的,我意識到這還不夠。當前最急需解決的,是如何以科學方法管理好工廠,什麼方法呢? 我心中沒個底。真巧,我的手頭上有一本介紹東北工具機三廠推行蘇聯先進經驗《實行作業計劃的經驗》的小冊子,我拚命想從書本里鑽出答案來,終於發覺東北工具機三廠的經驗很值得參考。我高興極了。我在幹部中介紹這是一本好書,還組織他們閱讀。
過了幾天,我請了一些幹部和技術人員到我家裡,跟他們具體研究了如何推行這一先進的管理方法。最後,我們決定以四呎車床製造不出來的關鍵問題,選擇了裝配組作為重點,首先開始推行作業計劃。經過工人們討論,劃分了四呎車床的裝配工序和工時定額。按各人的技術特長重新分工,清點了零件。編出進度表在車間公布,每日完成每道工序都插上紅旗。這樣,紅旗飄飄的很引人注意,班前班後,在進度牌前都擠滿了人。哪一道工序沒有完成,為何影響了整個進度,大家都一目了然,形成了民眾性的監督。有些趕不上進度的小組在午休時開諸葛亮會議,研究突破關鍵問題,爭取趕上進度。有些小組還按指示圖表開展了競賽。在民眾性的你追我趕的生產高潮下,終於在年底超額完成了四十七台四呎車床的任務。這樣,我們在推行作業計畫上打了第一次小勝仗。
1953年起,工廠的規摸一天天擴大,被劃歸由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一局領導。工廠處於領導的新舊交替,生產處於青黃不接的狀態,專業方向還沒定下來。當時,國家已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需要很多建築機械。在第一季度末,工廠才臨時把任務確定下來。計畫年產水坭攪拌機350台,軋石機250台。任務非常繁重,沒有圖紙,抽調一批技術人員去天津和上海測繪。
3月份,在北京召開的廠長會議上,第一機械工業部黃敬部長特別強調了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實行計劃管理的問題。當時我想:“今年任務這樣重,組織成批產品作均衡生產,沿用舊的一套管理方法和制度已不適應了。要完成今年計劃,全廠管理制度必須進行大改革,通過計劃管理把工廠各個部門扭成一股繩。”我下定了決心,非把它搞好不可。 回到廣州後,黨委會決定抽調5位科長和3位技術員,由白副廠長帶領到東北先進工廠去取經。在廠里,根據去年在裝配組推行計劃的基礎上,加工車間按指示圖表組織了螺鏇式水泵的生產。當東北參觀學習的幹部回來後,我們便組織了全廠規範的學習了計劃管理。
每天,科長和車間主任等幹部都抽出2個小時學習,還開辦了工長及各員訓練班,在工人中進行計劃管理教育。我們在組織方面也進行了很多建設,車間建立了“五員”,工段也建立了計劃員與紀錄員。我們在思想上和組織上作了充分的準備,因為每個產品的生產過程是連續性的,各個車間與工序之間聯繫很緊密。我們採取了“全面鋪開,重點領導”的方法,以水坭攪拌機為對象,西村工場為重點,在全廠的各生產車間推行了作業計劃。
頭一個月,原計劃生產水坭攪拌機30部。半個月過去了,還看不到攪拌機的影子。眼看30部的計劃是完不成了,又將計劃修改為16部。到了月底,一部也沒有安裝成。在這種情況下,幹部中的思想起了很大的波動,懷疑計劃制度的優越性了。這時,一個副廠長和一些觀潮派也起來指責了,說搞計劃管理是“勞民傷財”。還專門收集缺點違反生產客觀規律的東西必然失敗。來否定計劃管理的好處。
當時,雖然壓力很大,但我想:這次失敗的原因,固然是計劃的本身有缺點,對生產過程和生產循環期的規律性不夠了解。在編計劃時只作了籠統的工台時平衡,把鑄鍛、加工、裝配的工時都擠在一個月里。雖然按工時來說是夠了,但沒有考慮到生產循環的周期。就象我們人吃飯一樣,要一口接著一口吃下去才能消化,卻不能整碗飯全吞下去。我得出個教訓;產品是新的,計劃也是新的。 水坭攪拌機未經過試制,有許多技術問題尚未解決。生產過程中不斷修修改改,也影響了計劃的執行,違反生產客觀規律的計畫必然失敗。這倒不是聊以自慰,事物總是從不完善到完善。摔了一跤後,我們在計劃中又作了大改善,使計劃更切合於實際。可是,這一切改進並不能減少推行計劃的阻力,西村工場車間的幹部還認為原來的老辦法會比計劃更好一些,乾脆就把計劃丟在一邊,計劃是計劃、生產是生產,兩不相干。從東北學習回來的同志看到這種情況也有些灰心喪氣了。
一天,白副廠長匆匆忙忙從西村過來。他一進辦公室就說:“西村工場很難搞!”我感到有些奇怪,問他什麼原因。他說:“西村現在有兩個頭,×副廠長是領導工場的,而我這個副廠長是去推行計劃的,我們之間的意見不一致,幹部怎能領導車關,工作怎能開展? 我看這樣下去會有垮台的危險。”有些情況我早巳知道了一些,也曾和新來的黨委書記研究過。我說:“你認為怎么辦才好呢?”他說:“首先應統一領導,其次車間幹部應該調整,把堅決貫徹計劃管理的幹部放到車間去。”我和他的看法基本上一致的,我說:“我完全支持你的意見。為了慎重起見,請黨委召開一次會議,專門研究一下。你先準備向黨委匯報工作。”
黨委會及時召開了會議,專門討論了貫徹計劃管理問題,由白副廠長作了推行計劃以來的工作匯報。經過了討論,得出這樣的結論:統一領導是必要的,改變辦公寶從旁指導推行計劃管理的辦法,決定調整車間幹部,把辦公室幹部下放到車間參加具體工作。經過採取一系列措施後,幹部的勁頭大了,信心也提高了。隨後,計劃管理的秩序也逐步地建立起來了,水坭攪拌機也陸續地裝配起來了。結果,我們的生產上了軌道,每月均衡出產30部水泥擔拌機和20台軋石機。 我開始從事務中解放出來,可以從辦公室的圖表中,全面了解各個車開的薄弱環節。能夠更有預見的領導生產,保証了我們在1933年超額完成計劃133.94%。使生產比1952年增長471%。這樣,我們渡過了生產混亂時期,走上了正常的生產。

1954年,由於糧食的歉收,全國工業建設的速度放慢了。影響到訂貨的減少,整個機械工業出現了吃不飽狀態。造成國家需要的,工廠不能生產,工廠能生產的,國家又不需要那么多。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國內設備的自給率很低,一方面國家要進口大量的機器,另方面有部分工廠處於半停工狀態,被迫組織工人脫產學習。我們廠的情況也很嚴重,水坭攪拌機和軋石機要全部停止生產,新的任務接不上來,工廠有被迫停工的可能。如何維持一兩千職工的工作,這已成了一個大問題。是組織工人學習,消極等待上級分配任務呢?還是積極去攬雜活,或摸索其他的需求,從發展生產中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這兩個問題在黨委擴大會上爭論得很劇烈。
會議中,形成了兩派意見,一派說要從發展中去解決矛盾。我極力主張攬雜活打開一條出路,來維持和發展生產。一方面從最困境中打開局面,鍛煉我們的技術力量,學會應變的本領。另方面生產新品種,適應滿足各建設部門對新設備的需要。這樣可以避免組織工人學習,浪費社會的勞動力,還可以給國家創造財富。另一派是穩健派,生怕做雜活會打亂成批生產的秩序,主張組織工人學習,然後慢慢解決任務問題.這派的意見得到了設計科、供銷科和勞動工資科的幹部支持。設計科長振振有詞地說:“接雜活一般來的遲,交貨卻要得急,產品也變得快。我們科一共只有廿來個技術人員,要打雜活的產品,哪有技術力量來審查圖紙呀!就是光應付報價還應付不了哩!”供銷科長也說:“全國各個廠的任務都吃不飽,雜活不一定能找著,就是找著吧,材料問題也不好解決呀!”這樣一來矛盾就尖銳化了。“我不同意這洋看法。”生產科長急不可待地搶著發言:“國家需要的機器並不是少,問題在於大家都想生產單一成批產品,圖求簡單省事,不願搞多品種的生產,除了這樣,還有什麼好處呢? 單一產品銷路受到限制時,生產就翻不過身來!如果我們敢大膽的發展多品種,多攬些雜活來做,完成任務不會有問題,主要是敢不敢去接雜活來乾。”車間主任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表示支持說:“只要你們能接到活,我們車間都能幹得了。只要有活千,有困難我們不發愁;若任務不足,閑著這么一大堆工人,我倒不知該怎么辦?”
勞資科長對問題倒看得滿輕松,他說:“那還不好辦,沒有任務的工人抽出來學習,發75%的工資。”車間主任都反對這種做法,齊聲指責勞資科長說:“你倒說得容易,抽調出來學習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說,忙的忙,閑的閑,一大堆的思想問題,你來給我們做好了。” 勞資科長不服氣還引經據典的說:“不是有明文規定嗎?按規定:抽出來的工人可以不計算勞動生產率,這樣我們才能完成勞動生產率的指標。有好些工廠不是已經組織學習了嗎?”生產副廠長沉不住氣地說:“組織學習是不得已的辦法,我們現在的法寶還沒有用盡,為什麼就不動動腦筋呢?” 他看看勞動工資科長接著說:“不積極想辦法,用減少工人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辦法,就是自我欺騙,你對勞動生產率的認識就錯誤了。” 我也同意應從積極方面來解決這些矛盾,雖然打雜活的困難很多,工作也會很緊張。正規化的生產模式就有很大的改變,才能適應新的情況。”經過反覆多次辯論之後,意見基本趨於一致了。黨委書記作了總結,肯定今後工作的指導原則:以積極摸索需要,攬雜活為前提,保証工廠的正常生產,為適應新的情況,進行一系列的改革。
這一方針確定後,我們馬上採取組織措施。成立了攬雜活辦公室,派出大批幹部四出摸索需要。從各科室抽調一批技術幹部加強了設計科,把審核圖紙,編制工料定額和工藝統一起來。縮短生產準備時間,做到迅速投入生產,減少車間的窩工。經過一番苦戰之後,在1954年,我們終於打開了一條出路,不但沒有停工減產,還超額完成了年度計劃115.35%,比1953年的產量還增長11.69%。這年,工廠是在極端困難和複雜的情況下渡過的。在打雜活中產生了沒有適當控制品種,造成有些飢不擇食的現象,致使全年的主要生產品種增加27種。大型精密的有蘇聯型號CⅡ30-1四面鉋水機,精密小巧的有1.5HP汽油機。由單一生產轉為多品種生產,不論在生產管理上和技術上都極為複雜。開始時,對這種複雜性還認識不足,由於在生產技術準備和新產品試制方面重視不夠,因此在生產過程中不斷出現不誘鋼考克,千斤頂,車鉤等貭量事故。再加上材料供應的困難,影響了計劃不能按期均衡完成。訂戶到處告我們的狀,工作非常被動。在職工中流傳有幾句喻語:“給不銹鋼老克住,給千斤頂頂住,給車鉤勾住。”這幾句話確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1954年的成績很大,經驗教訓也很多,使我們深刻地認識生產的複雜性和生產的規律,鍛鍊了我們應變的本領,在組織多品種生產中就能指揮自如了。同時,我也深刻認識到,在中國當今的工業條件下,機械工業單純搞單一專業生產固然不對,但是沒有一定的專業方向,盲目的打雜活也是不對的。兩方面結合才有利於生產組織和生產技術的提高,工廠領導者必須為產品的專業方面創造有利條件。

通過1954年的摸索需要,我們了解到,華南地區得天獨厚,很適宜發展經濟作物,尤其是發展製糖工業前途非常廣闊。廣東、廣西和福建等省都有急需發展製糖工業的要求,只是苦於沒有成套的工藝裝備,建設計劃被迫推遲了。這使我們想起,當初華南分局準備將原廠改建為製糖機械廠的方針是非常正確的。因此,我們在規劃1955年的生產計畫時,就以製糖機械作為主要的專業方向,並積極為它創造條件。
製糖廠整個生產過程全是機械化的,設備種類也非常複雜。日處理量在1,000噸的糖廠,主要設備就有200項以上。過去建設糖廠的設備是由外國包建的,東莞,順德兩糖廠就是由捷克廠商承建。當時,我們就碰到設備複雜、沒有經驗、也沒有圖紙的困難。後來,我們採取與用戶合作的辦法,派了一批工程技術人員,會同省工業廳的工程師們實行分工合作,共同設計了一套200噸的糖廠設備,並在當年就投入了生產。
當我們開始製造成套的糖機時,有些人還抱著懷疑的態度,特別是個別留美的工程師,據說他還是製糖工業的權威。他帶著幾分輕蔑的表情間我:“你們能制離心分蜜機嗎?現在中國還沒有一個工廠能製造的,聽說四川工廠試制離心機打死了人,據說東北也出了問題,這可不是好玩的呀!” “困難是有的,不過外國能夠做成,我們也一定能夠做成,不信你就等著瞧吧。”我以完全自信的語氣回答了他。我一定要讓事實擺在他的面前,要把他的崇美想法徹底打消。
離心分蜜機是製糖設備中比較複雜,要求是絕對安全,我們把它當作技術重點來抓。開會時,有些工程師對能否製造離心分蜜機信心還是不足。大家也議論紛粉,提出了不少困難。有的說:“咱們做倒是能做,就是客觀條件差些,國內出產的鋼板質量不夠好,鋼板上常有許多微小的裂紋,如果離心分蜜機平衡不好,線上速度很大的情況下,有可能發生爆烈的危險。”也有人說:“咱們國家出產的彈子盤,在每分鐘一千轉的速度下能否保持連續工作?”又有人說:“每分鐘線速達到三千多公尺以上,沒有動平衡試驗恐難保証質量。” 與懷疑論調相反,車間幹部又把它看得很簡單:“沒有動平衡試驗機,咱們就有土辦法來平衡;我親眼看到糖廠的離心分蜜機開動時震得很利害,工人用一根大棒壓住它不讓震動,還是照樣用。”
這幾年的經驗使我體會到,靠書本子知識的人,在工作開始時總是把困難估計過多。有實踐經驗的人總是主張實幹,有問題再解決。其實雙方的見解都有偏缺。工業生產是一門複雜的科學,既要有實幹敢幹的精神,同時還應有科學的預見。在工作過程中,才不會處於被動的地位。當時,我的看法是:材料問題都好解決,在小批試制時,可以先用進口的鍋爐鋼板和SKF彈子盤,待試製成功之後再用國貨來試驗比較,這樣分兩個步驟走,來增加大家的信心。動平衡試驗是個關鍵問題,如果只是修理一兩台離心分蜜機,當然可以用土辦法來對付,但是組織成批生產,要保証貭量還是用洋辦法好。怎么辦呢?從國外進口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的。我指示工藝科制定離心分蜜機的組織技術措施計劃,上報部里批准。當知道上海王同奮工廠能製造小型的動平衡試驗機,我同時派人到上海王同奮工廠,請他們協助試制一台直徑1.8公尺的動平衡試驗機。他們的協作精神滿好,馬上答應了我們的要求。
糖廠的生產有季節性,生產時間非常緊迫。開始,我們在試制過程中,對每個零件都是嚴格按照工藝規程和檢驗規程進行的。轉軸都經過磁力探測,加工過的主要零件都經過消除應力的熱處理,轉動部分的每個結合部都先作了靜平衡試驗。一切都進行得順利,各種設備已陸續交付給訂方,糖廠也正忙著安裝。當時,我們以為可趕得上11月份的開榨。可是,上海王同奮工廠製造的動平衡試驗機,在生產過程中碰到一些困難,要延遲到10月份才能交貨。我們的離心分蜜機的試制計劃也受到了影響,真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離心分蜜機又成為糖廠開榨的關鍵設備了,怎么辦?後來,大家建議:用土辦法來平衡篩籃。那時確實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把它用作應急的時藥。
試車那一天,大家的情緒都非常緊張,一則聽說離心分蜜機在四川試制時,出現過死亡事故,再則篩籃又未作動平衡試驗,放心不下。在試車的周圍壘上高高厚厚的沙包,以防萬一,避免發生人身事故。一切都準備好了,檢驗科長大喝了一聲:“走開! 開車了!”人們迅速的走開,在遠遠的地方窺視著離心分蜜機的運轉。只聽到了電開關“啪”的一聲,離心分蜜機就慢慢地起動了,由慢到快,到了臨界速度,整個機身震動得象扭秧歌似的……,侯科長馬上把電門一關,不敢再開下去了。設計工程師袁壽彭連忙叫道:“開下去!過了這個速度之後看情況怎么樣。”侯科長又搬動了電開關,離心分蜜機又開始運轉起來。在臨界速度那一瞬間,整個機身震動得真有些嚇人。過了這個速度後,雖然稍為好了些,但震動仍然很大。開了大約十多分鐘停了車,工程師和工人們都去檢查。我爬上機架用手摸了一下軸承位,“唉呀!好熱。”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迅速把手縮回來,溫度有80℃以上。後來,連續幾次試車都是這樣。事實証明了,沒有作動平衡試驗是不行的。怎么辦呢?
聽說,上海汽輪機廠最近安裝了一台捷克的動平衡試驗機。我們徵得他們同意之後,立刻把篩籃運到上海去試驗。把篩籃馬上裝好試車,震動的現象非常良好,檢驗員測量了震幅,完全合乎設計的要求。這一下,個個臉上都露出笑容。後來,雖然碰上彈子盤發熱,也很快解決了,我們又立刻作了試車,空車運轉非常順利,接著又作了負荷試車。糖膏從進料槽衝進了離心分蜜機,突然不平衡,使機身稍微震動了一下,很快地就把糖膏均勻地分布整個篩籃,恢復了正常的運轉。從指示燈里可清楚的看到桔水被分離出來,慢慢由濁變清,五分鐘之後,雪白的白糖終於流出來了。大家非常高興,不約而同的每人都抓了一把白糖放進了嘴裡,嚐一嚐自己勝利的果實。
我們要以事實打消那些“中國還不能制離心分蜜機”的想法,要讓這些人在事實面前認輸。所以,在正式試車時,請了一些有崇外思想的人來參觀。看了試車成功後,他們不得不說:“你們到底還是做出來了。”是的,我們做出來了!後來,還將它送到許多國家去展覽。這是中國人民的光榮和驕傲。廣州糖廠的製糖設備按期投入生產後,運轉非常良好。這套製糖設備是我國,也是我們廠第一套製造出來的。工廠的全體職工都為了它的誕生熱烈歡呼,並得到極大鼓舞。經過我們朝著製糖機械的專業方向努力,從根本扭轉了工廠長期打雜活的混亂局面。這一年,我們完成了生產114.35%,比去年增長50%,製成了4套350噸糖機,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想:明年,我們一定要製成更大型的糖機,把華南的糖業基地武裝起來。

自從我們確定了以製糖機械為專業方向後,鄰近各省:有廣西,福建,雲南和四川等都紛紛向我們訂貨。除定購小型設備外,他們還要求能日處理甘蔗量在1000噸至2000噸的大型糖廠設備。中央輕工業也提出定製成套2000噸糖的機械設備。在舊中國的糖廠,由外國製造最大的設備只有1000噸的。不用說2000噸的設備沒有圖紙,甚至連看都沒看見過。以1000噸的設備來推測,2000噸的一條軋輻都有10多噸重,一個鑄件毛胚也將近10噸,有些設備就有30噸重。本來,製造這樣大型的設備應屬重型機器廠的範圍,這與我們廠的生產條件相差太遠了。鑄工車間有2噸吊車和3噸化鉄爐,加工車間只有五噸吊車。毛胚做不出來,就是有了毛胚,要把它拿到車床上加工可就費事了。
4月份,由部里召開了2000噸製糖設備和生產協作會議。參加會議有機一部的一局、三局、四局和輕工業部糖酒局各局長,以及廣東糖業公司、瀋陽重型廠和我們廠。當時,我參加會議時抱著很大的雄心,決定力爭製造2000噸糖機的全套設備,這是關係工廠發展的關鍵。我想,按“天時,地理,人和”的說法,用在製糖基地里發展製糖機械工業是完全適合。目前,所欠缺的只是生產條件差些,這些條件又是完全可以創造的。大家對這個問題也有不同意見:是等待條件創造好後才接受任務,還是從接受任務中主動創造條件呢? 我總認為,如果只想從前人的手中接收現成,靠安安逸逸守攤子,那么這種人生是乏味的;只有那些不怕困難,敢於向困難宣戰,從千辛萬苦中締造事業,能親眼看到事業日新月異發展起來的人,才算是最幸福的! 我也想到,要就地在我們廠把機械工業發展起來,而不是在遙遙幾千公里的瀋陽重型機械廠製造設備。至於我們工廠的技術力量和工人的生產水平,那是完全能夠勝任的,這一點大家都不否認。
反對者的唯一理由是:“工廠地處沿海地區”,正如郭局長說的:“你們工廠的底子都滿厚,如果工廠是在湖南,各方面旱就同意你們擴建了。”幾年來,我們工廠的生產一直是高速度發展的,生產任務與生產條件的矛盾也愈來愈明顯。我們為了改善這種情況,曾作了不少努力,碰到的困難很多,特別是計劃部門的人,他們不從實際需要考慮沿海地區的工業問題,一觸及“沿海”地區就大搖其頭。在這次會議上,由於我們堅持合理的專業方向,輕工業部也樂於在廣州就近製造設備,以便接近產區聯繫,改進產品的貭量。這樣就促成我們廠擔負了2000噸糖機的製造任務。接著,我們與輕工業部簽定了協議。
我一方面為爭取到工廠的發展而高興,另一方面為任務繁重和時間緊迫而費煞精神。的確,整套設計還在工程師的腦中構思,要先把廠房基建完成,許多設備才能製造出來。面對工廠的現狀,明年就要製造成套的大型機糖設備,這確不是容易的事情呀! 會議後,我們派了二十名技術人員會同輕工業部設計院共同設計2000噸糖機,另外積極準備工廠的擴建計劃。明年要完成2000噸糖機任務,爭取時間是首要的關鍵,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工廠的擴建計劃又節外生枝。局長打電報來要我們到北京重新研究工廠的計劃。
7月份,我又和幾位工程師到了北京,見了局長之後,他開門見山的對我說:“這次要你們來,是要你們根據不同的要求,提出幾個方案加以比較,報部里研究。”我們根據局長的指示,立刻在北京把工廠的生產和發展問題擬出了三個比較方案。北京的氣候特別悶熱,南方人對這種氣候感到有幾分難受。為了迅速將方案拿出來,我們日夜突擊,在室內個個熱得汗流浹背。3天后,我們的方案全部擬好了。第一個方案:是維持工廠的現狀,就現有設備條件能做什麼就做什麼,但對於西村鑄鋼車間的危房必須徹底解決。第二個方案:只為了解決1956年200噸糖機生產,在節約投資的前提下,和瀋陽重型機器廠進行分工,大型設備全在瀋陽製造,我們廠負擔澄清、煮煉部分。這樣需要在第一方案的基礎上,進行最低限度的擴建。
第三個方案:根據當時所掌握兩個五年計劃中對糖機的需要,作了全面的合理規劃。從三個方案的經濟意義來作比較。這個方案是最合理,投資少而且效果大。
方案報部里後,不久,郭副局長就告訴我說:“部長在明天下午6時接見你,研究你們工廠的方案問題。”我非常興奮,這次和部長會見是我們工作成敗的關鍵。這一天,我總覺得時間過得特別慢。第2天下午6時前,我和袁工程師到了部里等部長。等了好一會兒,從院裡傳來了一陣汽車聲,汪副部長回來了。他一進門就給我們打招呼:“對不起,今天參加北農聯合收割機新產品試制驗收,回來晚了。”從他風塵撲撲的樣子和沾滿油污的雙手,看出他是剛從工地匆匆忙忙的趕回來的。他在外面忙碌了一天,應該是夠累的了,可看起來精神還是非常飽滿,首長這種頑強工作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欽佩。我們關心的間道:“汪部長還沒有吃過晚飯吧?”他饒有風趣的說:“不要緊,大概你們也一樣。”他一邊說一邊進他進漱洗閒,出後來,他臉上的灰塵和手上的油污都洗掉了,更顯得精神抖擻,他向秘書說道,“那么就開始談吧,大家都餓著肚子,會議爭取早些結束。”
我匯報:工廠為了製造2000噸糖機與輕工部簽訂協議的情況,介紹為了擴建廠房生產設備提出的3個方案內容並作了比較,說:“從經濟效果和合理性來看,第三個方案比較理想;第二個方案應在第三方案總體設計的基礎上進行規劃,若不從長遠著眼就可能造成更大的浪費。目前的生產條件和安全條件都必須加予改善,否則就會影響工人的積極性。”在我發言之後,鄧局長作了補充:“幾年來,廣州廠的生產發展得很快,技術力量和工人水平都是很高的,目前的生產條件和他們的主觀力量確有些不相稱。最近輕工業部對糖機的要求很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末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初期,需要的數量也很多,這對我局的壓力很大。廣州廠既然有了一定基礎和經驗,從工業布局來看,廣州也應有一個點,我認為第三方案還是比較合理,可以分期實現。” 汪副部長問道:“那么說,你們局和廠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了。”鄧局長會意的點了點頭。汪副部長又征詢各職能司的意見說:“你們幾個司的意見怎么樣?研究過他們的方案沒有。”“從生產技術觀點來說,我們認為廣州廠擔任糖機的製造是比較成熟的。如果成套設備的製造能適當的集中,管理上也是比較有利的。”生產司處長想了一會兒又補充說:“生產2000噸糖機的協作會議和輕工業部簽訂協議是由我們司主持的。時間已過了半年,我們希望計劃司能早些定下來.好讓廣州廠有時間做技術準備工作,免得到時交不出貨。”
“目前東北有些工廠的任務還不夠,可以將廣州不能制的部分交東北各廠生產,不必要投資擴建。”計劃司的一位女同志是極力不主張在廣東地區新建和擴建工廠的。她繼續說:“根據國家計委的決定,在沿海城市不能新建和擴建工廠。”“我認為不能孤立的去了解國家的規定。”我聽了她的發言後,心情有些激動,我要對這種看法狠狠地批評一下:“國家這個規定是在抗美援朝時提出來的,現在的形勢完全改變了。輕工業部的幾個重點大型工廠,如廣州紙廠和糖廠的擴建、新建,都是在廣東沿海地區,那你又怎么解釋這個問題呢?”我又繼續說:“作為廠長當然是想把工廠搞好,我不是非要部里給我們工廠擴建不可,主要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對革命,對人民更有利些。……方案中已明確說明了。我還要補充兩句,真空煮糖罐直徑有四公尺多大,10多公尺高,連火車遂洞都通不過,運輸問題不好解決。其次,廣東農民的甘蔗已經下種了,如果因為我們設備不能按期交貨,糖廠不能按期投入生產,就會造成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損失。”
汪副部長細心地傾聽每個人的發言,當他聽到別人意見是正確的時候,很自然地點了點頭。他特別注意在東北製造的各種甑類設備運輸問題,有人建議把它卸開幾個部件來運,但4公尺多大的甑底還是無法解決;有些人建議做特種貨車把甑底一部分沉在貨車底下降低車皮的高度;但一個車皮只能運一個,各類甑底很多,這樣運輸也不是個好辦法。經過深入討論和比較後,大家一致認為在廣東製造糖機比較合理。隨後,汪副部長站起來說:“你們再隨便談談,我先給計委通通電話。”大約過了十分鐘,他又回到了辦公室,看看手錶說:“已經九點鐘了,討論也差不多了。從這幾個方案比較來看,第三個方案還是比較全面。各種甑類和壓榨機還是在廣州廠製造比較合理。廣東省是我們中國的糖都,也應該在廣東建立製造製糖機械的工業基礎。剛才我同計委通過電話,他們基本上同意廣州廠擴建。2000噸糖機的任務很緊,時閒也不多,基建也要一段時間,恐怕壓榨機的生產趕不上糖廠安裝的需要,可以採取過渡的辦法,先由瀋陽重型廠製造第一套壓榨機,以後就由你們廠自己負責。” 汪副部長最後又指示說:“工廠的基建可以分期進行,但工廠的設計應有一個總體規劃,由一局同設計一分局聯繫一下,請他們負責設計。”這個決定令我們高興極了。散會後我向汪副部長告辭時,他還一再叮嚀說:“時間很緊,回去要加速進行工作。”
決定我們廠今後大發展的大關過了,我們都感到很興奮。第二天,我們到設計第一分局商量,請他們幫助設計時又碰上困難。按照正規鴕設計程式,設計工廠首先要有產品圖紙。當他們了解到,我們的產品圖紙在明年第一季度才能設計出來,就要求工廠設計圖必須在年底完成,才能保証工廠基建時間和明年第二季度投入生產設備的時間後,簡直把他們嚇呆了。他們驚奇的間道:“你們是來開玩笑的嗎?”我聽到他們這種不講禮貌的話,心裡就引起了一種強烈的反感,我說:“這不是開玩笑,任務就是那么緊,不這樣做不行呀。” “那你們只有另請高明了。” 我們吃了這次閉門羹 ,心裡非常不痛快。困難真多,闖過了一關又遇一關,難道就此作罷不成?不! 就是有天大的困難也要克服它! 我問袁工程師:“我們廠自己包起設計怎么樣?”“在工藝設計方面完全沒有問題。”袁工程師回答說:“只是土建設計方面只有一個技術員恐怕有困難。”
我們工廠這次擴建,總是帶有幾分爭來的,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縮手,就會前功盡棄。我相信天無絕人之路,就是天掉下來了也把它當被蓋,沒有這樣氣魄就一事無成。我拿定了主意後,向局長匯報了交涉的結果,並向他表示了我們的態度:“如果局裡同意我們自行設計廠房擴建,我們可以把這個責任擔起來。”“在工藝設計方面我對你們倒放心,你們也許比設計部門更切合實際些。但在基本建設方面,你們還要考慮一下自己的力量。” “事到如今也不能再等待了,土建設計相信在廣州總會有辦法解決的。” “既然你們信心很足? 回去就把力量組織起來,自行設計。有困難時,再與局裡聯繫吧。”
11月份,我們完成了工廠的初步設計,拿到北京審查。我又逗留在北京收集有關工廠施工設計的參考資料。準備鑄工車間參考長春汽車廠有色金屬鑄造車間進行設計。於是,我即到汽車工業管理局去借圖紙,可是他們只有一份,不肯借出,又碰了一個釘子。聽說設計總局有該廠的全套設計施工圖,我又到了設計總局。正好碰上了李局長,他是我在東北軍工部時的同事。我將我們基建任務緊迫的情況,想借用長春汽車廠鑄造車間的設計圖紙的意圖告訴了他。他說:“圖紙只有一份,本來是不能借出的,既然是這樣,你們可先借去用。”他親自帶我到資料處找了處長,把圖紙拿到手後,他轉過身來笑著對我說:“老葉,這可是機密檔案,你要對我負責。”隨後,他又指著那位處長說:“我對你負責。”大家都露出親切會心的笑容。局裡的蘇寶仁工程師,幫助我們完成選擇施工所需的圖紙。經過了四個鐘頭的挑選,還有一部分金屬構架的施工圖紙不全。後來,由李局長批准我們到一分局把這些圖紙拿到手了。當我們取到圖紙後,就立刻乘班機回廠。
廠里在研究圖紙時,發現設計是根據北方氣候作圖的。屋頂有很厚的防寒層,牆壁也厚,窗子卻很少。根據南方氣候特點,原來的許多設計都要改變,甚至要重新設計。今年要立刻施工的鑄鉄車間有3,500平方公尺,有加工車間1,384平方公尺,還有鉚工車間的2,204平方公尺,我們只有一位剛從大學畢業的土木工程技術員,要擔負這樣的任務是不可能的。怎么辦呢? 我們想盡千方百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從北方請假回來廣州休養的技術力量組織起來,有八名技術人員參加了我們突擊設計工作。向廣州市華南工學院求救,聘請羅院長當我們的顧問,請該院抽出兩名土建教授和四名助教參加我們的設計。此外,我們還通過技術人員的同學關係,請了省市建設局的一些技術人員,在業餘時間參加我們的突擊設計。以我們工廠技術人員作骨幹,技術力量的攤子算是組織起來了。他們日日夜夜,甚至連星期天都不休息,投入極其緊張的設計中。 這樣,我們廠的整個擴建工作便全面鋪開了。

1956年,是我們工廠繼1955年後出現的第二個生產建設的高潮,生產計劃比1955年提高50%以上。要完成試制和生產一套2000噸的大型糖機;這一項任務又有賴於基本建設的投入完成才能生產。在錯綜複雜的情勢下,整個工廠處於邊生產,邊基建的忙碌中。時間的緊迫,我們大膽地打破了常規,生產方面採取:邊設計、邊試制、邊生產。基建方面採取:邊設計,邊施工,邊安裝,邊生產,邊基建。各項工作縱橫交錯地齊頭並進,唯一的目的是爭取基建在最快的時間完成後投入生產。我意識到,基建能否順利的進行,不但取決子內部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外部的協作和支持;內外關係是否融洽一致,互相支援,又是保証完成任務的關鍵。要把這些關係處理的好,需要高度的領導藝術。
第一期擴建工程在1956年1月份開始了。強大的推土機從東面的小丘上把一鏟鏟泥土往金沙路推,把金沙路封閉了,原來的廠區與東邊連成一大片,靠河岸的合營磚瓦窯全部被拆掉了,工廠的地貌好象個被上眼睛的人,突然被打開了眼睛似的,頓覺光芒萬丈。成千的土方工人在廠區來往穿梭的辛勤勞動著,沙呀,石呀,從珠江上一船船的載來。為了爭取時間,鑄工車間,加工車間和鉚工車間都同時開始動工,廠區的東西南北各個方向都同時開始大興土木。這樣,原來的小廠區就更顯得地方的狹窄,整個工廠交通經常處於周轉不靈。廠里只有一個碼頭,基建也經常占用,這又影響生產材料的運進和成品輸出。基建部門不從生產著想,凡是有空隙地方都搶先堆放了磚沙,木石,弄到裝配好的產品堆在車間里沒辦法運出。整個工廠在生產、基建兩套鑼鼓一齊打響時,到處都顯得緊張,基建和生產之間為爭奪地盤,常常爭執得很激烈。
一天,供銷科長氣呼呼地跑到我的辦公室道:“廠長,基建部門把碼頭都霸占了,材料在船上停了幾天都卸不上來,咱們還要不要生產了?”我說:“你不會同基建科商量一下嗎?” “不知談過多少次了,基建科簡直沒法治,你給我想個辦法吧。”我叫秘書請來了基建科長問道:“老王,人家告你的狀來了,你們基建光顧自己不顧別人,是嗎?” “材料一下到得很多,地方就是那么一點點。”他說著搖了一下頭,似乎對目前情況沒有什麼辦法似的。“基建固然要緊,但不能擠掉生產,應該加強內部協作,保證生產、基建兩不誤。”我又說:“如果只搞好基建影響了生產,那就是我們工作的最大失敗。”隨後,我約了生產付廠長和生產科長一起到現場視察,研究如何更好的利用各個地段,給生產和基建劃分了“勢力範圍”,調整了運輸路線,儘量減少互相干擾。
鑄鉄車間開始施工了,但要鋼材沒有鋼材,要水坭沒有水坭,七湊八湊解決了一些鋼材了。但規格很雜,設計又要跟著材料來改,一個跨度十二個金字架就按著八種不同的鋼材來修改投計,廠房基礎澆了一半又在停工待料。省市首長很關心工廠的擴建,賀付省長也親自來檢查我們的基建工作,他了解我的困難後,對計委的同志說:“廣州通用機器廠雖屬中央領導,但廠的生產是完全為廣東服務的。工廠能否及早建成,關係到廣東省百萬蔗農的生活問題,應從省里撥出一部分材料支援他們。”省里幫助我們解決了千多噸水坭和幾百噸鋼材。地方政府對國營企業那樣關懷和支援,深深感動了我們建設者的心。
當時,東莞、順德和市頭三個糖廠的軋輥今年都要更換。他們找遍上海、東北,都不能解決,他們曾到香港太古船塢也沒有解決。糖廠的軋輥磨損到一定程度就要更換,沒有軋輥會有不能開榨的危險,省委決定把這任務交給我們廠。根據糖廠開榨的要求,時間非常緊迫,新鑄鉄車間要提前一個月投入生產,才能解決軋輥的鑄造問題。問題非常嚴重,關係到廣東百十萬蔗農的生活問題,我們哪能漠不關心呢?我就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我回廠之後,立即召開了會議,動員了全廠的力量為新鑄鉄車間提前一個月投入生產,完成軋輥任務盡最大努力。有些人認為:“時間太短了,現在才裝吊屋架,只有二十多天時間,要安裝五噸沖天爐,一個大烘模爐,一台十五噸橋式吊車,根本不可能。”基建科長說:“關鍵的問題在非標準設備。計劃科推說沒有材料,不願簽訂契約,生產科說只能按零部件交貨。大家也明知基建非標準設備的圖紙質量差,按零件交來,將來發現問題怎么安裝?”
我想到,能否完成這項緊急任務,關鍵在我們每個人的思想中如何正確地看待生產與基建的關係;首先應把完成基建任務作為保証完成計劃的手段。生產部門往往由於生產任務繁忙,會迷失方向,不願意為基建臨時打雜。結果使廠的生產能力不能很快增加,使生產處於更加被動的地位。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我說:“基建提前一個月投入生產的決定不能動搖,否則我們就要犯政治上的錯誤。為了更好解決基建與生產關係,應把基建進度和生產準備計劃作統一安排,按部門分工負責。如果誰因為本位主義影響整個計劃的執行,他要對整個後果負完全責任。”任務實在不輕松,會議在非常嚴肅的氣氛下進行的。會議最後決定,生產科負責製造和安裝五噸沖天爐,實行一竿子到底的責任制。從鉚焊車間抽了一個工段負責安裝,指定生產科長對按期交出非標準設備負總責。並指定以總鍛冶師為主,會同基建科及施工單位共同按投入生產的反順序要求,編制施工進度,及生產準備計劃。基建科和動力設備,分別負責其他各項非標準設備的安裝。
明確分工之後,各方面立刻投入到緊張的突擊高潮中。由於得到施工單位四O七工地的密切配合,土建施工與設備安裝工作同時交叉進行。我們執行這個戰鬥性的計劃,無疑是存在了不少困難。如安裝一台15噸橋式吊車,全國一般的定額水平需30—40天,就是最先進的水平也得廿余天。但我們的計劃只允許有十天時間,就要先交付使用,這對於加速整個計划進度有決定性的作用。自任務下達到各組,大家的信心都很大。超重大隊為了完成吊車安裝任務,絞盡了腦汁,經過他們大隊的諸葛亮會議之後,找出了許多的先進工作方法。各項準備工作都按平行交叉進行,然後按“地面安裝,成台起吊”的先進辦法,終於在七天之內完成了一台吊車的安裝,創造了全國的最新紀錄。五噸沖天爐的技術比較新,投料是完全機械化的,部件比較多,但時間不容許我們成台交貨之後才安裝。為了爭取時間,我們採用了分部交,分部安裝的辦法。由於生產和安裝是統一的,使得許多問題簡化和便利了。我們還把安裝和砌爐襯兩個工序同時進行,整個工作全部貫穿著平行交叉作業的方法。安裝工作全面展開之後,工作量很大。廣州市生隆和五昌工廠的工人幾乎全部都來支援我們。工地上電燈徹夜透明,廠房裡各個角落的電焊弧光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幅不夜天的美麗景色。
在基建上了軌道以後,我便抽身對生產準備計划進行了檢查,發現了軋輥製造的周期需15天。如各個環節都能順利進行,按照計劃可能完成任務。如果第一條軋輥胚料發現廢料,對整個計劃就會影響很大;如果連續發生幾條廢料,那末整個計劃就會跨台;其影響就真不堪構想。我感到同題嚴重,立即向幹部說明這後果的嚴重性,並向總鍛冶師提出要求:“必需從工藝上採取措施,保証軋輥不廢一根。”為了實現這一要求,馬上派了技術員謝國賓同志到瀋陽重型機廠學習鑄造軋輥的經驗。任何經驗都不能生搬硬套,我們根據瀋陽的經驗,結合本廠的條件,把別人的經驗加以改造。首先碰到的是澆注9噸半重的鑄件的問題,我們只有5噸沖天爐,每小時才能熔化5噸鉄水,鉄水包也只有5噸的,要採用兩部吊車同時澆注。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要求我們採用新的工藝方法。當時,鍛冶科設計了一個外澆口先貯滿五噸鉄水進行保溫,第二次再補充四噸半鉄水時,才把外澆口的活塞撥開,這就等於同時用九噸鉄水澆注了。經過車間的工人反覆討論,這些工藝方法才確定下來。經過艱苦的基建和生產準備工作,終於在7月15日投入試產了。一個擴建為3500平方公尺的現代化車間,從設計開始到投入生產,只不過化了半年多一點時間,這可算得是神奇的速度。
正式開始鑄造最大的鑄件——軋輥。這是一種特殊鑄造,要求錳和矽要高,結晶顆粒要大,還要堅韌耐磨。不論對基建和生產技術都是嚴重的考驗。那天清早,我們上上下下都緊張的忙祿起來,廠長,黨委書記和四師一長都到了車間,進行了生產的全面撿查。軋輥的砂箱已從澆注坑裡疊起來,因工藝方面加了貯水外澆口後,地坑的設計顯得過淺了,砂箱比地面還高出兩公尺多,澆注發生很大困難。工長梁成添指揮吊車司機掛了一次五噸鉄水包,先作了一次試澆注的動作,澆注工站在木梯子上、用勁轉動澆注包手輪,木梯子有些搖愰。大家看到覺有三分心寒,我對工長說:“這個方法不夠安全,套用砂箱疊起來作一個臨時澆注台,使工人操作更安全些。”臨時澆台疊好後,又重新作了試愰注動作,大家都感覺安全和操作方便才放下心來。自動裝料機將一鬥鬥原料送進了沖天爐瞠,又自動把料鬥打開卸下了一批原料,操作過程的自動,完全改變了爐工的工作條件。當了三十多年爐工夏繼福,在爐旁經受了長年累月高溫熬煎,當看到機器準確的動作代替了他的手工勞動時,不覺喜歡得從內心裡笑了出來。
上午,一切準備工作完畢了。爐子開始升起第一把火,隨著鼓風機送進了強大的風流。風量太大了,總動力師馬上跑過去調整了風量和風壓。半個小時後,工長梁成添指揮吊車司機吊了一個3噸的鉄水包,往出水坑裡放出了約1噸多鉄水,清了清爐底來提高鉄的溫度和質量。再過一小時,緊張的時刻到了,開始澆注的鐘聲“噹噹”打響了。頓時,操作場上的人們活躍起來,參觀的人越來越多,一股勁地往裡擠,安技科長馬上來維持秩序。 橋式車吊起一個5噸的澆注包放進爐前出水坑。出水口因貯水太久,耐火坭的塞子被燒結了。這時,機械打眼機也不管用了。澆注工拿起了鉄筆,掄起大錘把水口鑿開,緊跟這沸騰的鉄水終於象缺了堤似的奔流出來,火花四冒。胖子檢驗員莫憲淮拿著光電比色計,對準澆注包里的鉄水作了比色,然後滿意的作了報告:“1390度,完全合格。”鉄水將近流到標準線,工長粱成添叫了一聲“好”拿著塞桿的工人馬上向出水口一塞。說時遲,那時快,澆注工人把稻草灰倒進澆注包里,爬了渣。橋式吊車象抓小雞似的把鉄水包吊到澆注箱上面。站在澆注台上的工人,轉動了手輪,把鉄水澆入外澆口,一股熱氣往上沖。因為澆箱太高了,澆注包幾乎接近吊車駕駛座,高溫的氣流把整個駕室駛都烘得熱騰騰的,防護玻璃板也烘得滾燙。吊車司車被烘得滿面通紅,好象關公一樣,汗水在他的臉上直倘。他忘了一切,聚精會神的注視著澆注的情況,穩穩地操縱著駕駛盤。貯完了鉄水的澆注工,迅速的撤上一層保溫粉。第一個回合結束了,整個過程進行得還正確迅速。澆注的第二個回合開始了,澆注工把外澆口的活塞一拔,鉄水貫入了砂型,接著將澆注包的鉄水補充進去。總鍛冶師對我說:“從整個澆注過程來看,都很順利,我相信軋輥的貭量不至有問題。經過七十二小時之後拆箱檢查的結果,一切都很良好,第一炮打響了以後,我們都是採用這一工藝方法,幾年都沒有出過廢品。
我國還是第一次製造成套2000噸糖機,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幾個國家能由一個工廠單獨製成成套2000噸糖機的。所以,我們通過了澆注第一關後,還是碰到了許多困難。因為零部件很大,加工設備不易一下解決,象真空吸濾機的機身,直徑就有二公尺,長3.5公尺。技術條件要求很嚴,平行度不能相差二毫米。當時,在工藝分析會議上,大家看到圖紙後直搖頭,許多人認為我們廠根本沒有條件做。又如3.5公尺直徑的傳動齒輪,沒有大型銑齒機加工……等。但是,困難並沒有把我們嚇倒,被我們勤勞和智慧的人們過五關靳六將的全部解決了。
最難忘的是1956年5月29日,我有幸陪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視察了廣州通用機器廠(現改名為廣州重型機器廠)。全廠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們為之心情激動,群情澎拜,興奮無比!我不由想起自己在共產黨的培養下,從一個南洋華僑汽車修理工成長為新中國機械工業的創業者。我永遠銘記毛主席的恩情,一定要把革命事業和生產建設進行到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盛而貢獻自己的一生。全廠人員在毛主席親自視察的巨大鼓舞下,終於在同年成功製造了成套設備2000噸大型糖機,以及200噸糖機3套和350噸糖機3套。大家為勝利完成任務而歡呼!為祖國和工人階級創造的奇蹟而驕傲!這年是我們工廠全面大躍進的一年,生產比1955年增長了61%,生產和基建各項經濟指標都全面超額完成了。我們提前一年以上,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經濟指標,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16倍。摸索出一條生產與基建相結合的經驗,及成套設備生產的組織管理、生產技術準備、新產品試制等一系列的經驗。在全廠職工的努力下,我們廠在參加全國通用機械廠的勞動競賽中,被評為“優秀工廠”的光榮稱號。
毛主席視察廣州通用機器廠,圖中穿黑衣者為廠長葉修青

對這兩幅照片父親作了以下註明:

這是我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陪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視察廣州通用機器廠(現改為廣州重型機器廠)時的照片。毛主席逝世後從中央檔案室中查出,由廣州農民講習所舊址陳列館於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時複印贈送。這一份十分珍貴的歷史照片,要當做傳家寶,永遠銘記毛主席的恩情。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葉修青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1957年,全國轉入馬鞍形的低峰時期。新建項目減少了,工程放慢了速度,有些工程取消了,基建單位紛紛提出取消契約,停止設備製造。當時,我們工廠也不例外,受到了停工減產的威脅。廣東省陽江糖廠和雲南省怒江糖廠的基建已經準備推遲一年,提出取消契約並停止設備製造。我們工廠是製造成套設備的,一套2000噸糖機重量有1,700噸重,一套350噸糖機有333噸。如果取消了一套糖機的訂貨,都會極其嚴重地影響工廠的正常生產。在這樣的情況下,想到要保持工廠的正常生產,單依賴一個專業是不行了。必須要發展第二個專業的生產,用兩條腿來走路,使工廠立於不敗之地。
當時,我們根據國家的需要,決定選擇與第一專業相類似的化肥機械和各種類型的化工離心機,作為我們第二個專業。派出了副廠長和工程師到永利化工廠,了解全套化工設備的情況,收集資料,摸清需要。這樣,我們接受了1000噸化肥設備任務。化肥設備一上馬,就使得工廠的生產穩定下來了。經過各方面的努力,在建設的低峰時期,我們還保持了生產繼續高速度向前發展。因此,在1956年大躍進的基礎上,1957年的生產又提高了16%,勞動生產率也提高了20%。
按照我們廠原來的擴建計劃,這年要建約10000平方公尺的鑄鋼車間,把在西村危樓生產的鑄鋼車間遷到河南來。在全國基建下馬的情況下,廠房基建經歷了許多波折。當我們與湘潭電機廠簽了協議,由我廠提供給他們鑄鋼件,他們先墊付投資款40萬元,還把國家計劃外超額完成一套三噸電爐提供給我們。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外,我們還貸了款,我們把鑄鋼車間建設起來了。1958年,鑄鋼車間在完成煉鋼任務中,已充分顯示了它的作用。從今天的發展需要來看,鑄鋼車間不是搞大了,而是顯得太小了。到了下半年,我們基建投資有了好的變化,投資增加了。不但把借湘潭電機廠的四十萬元投資都歸還了,同時把加工車間的剩餘跨度投資建了起來。對我們工廠來說,每年基建投資都有一個規律:上半年不是沒有投資就是很少,到下半年投資就增加很大。有些廠在上半年分配有投資額,因基建困難的複雜性,使他們有錢也用不出去。所以,下半年我們就沾光了。這一年,我們同時全面超額完成了生產和基建的各項指標,生產又比上一年提高16%。
幾年來,我們廠在擴建的奮戰里,全體幹部已養成了勇於向困難宣戰的精神,困難從來沒有把他們嚇倒過。像在1956年10月,局裡有款結余撥給我們3000平方公尺宿舍的投資,我們僅在2個月內完成了項目。局基建處的同志說:“廣通廠神通廣大,你給他多少錢都花得了。”是的,我們不但花得了,而且還花得好,基建投資在最快時間發揮了投資效果。

我從小就在汽車修配廠長大,參加革命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在工業部門工作。我和工廠已發生了深厚的感情,常把工廠當作是自己的家,我經常的口頭語的“家”,就是工廠的代名詞。尤其是我離開工廠到北京,開會時間長了,見到工廠來的同志時,我很自然地問道:“家裡的情況怎么樣哪?”他們完全聽懂得我說“家”的含義,他們決不會回答說我的愛人和孩子們怎么樣,而是很明確回答,我們工廠的生產和基建情況怎么樣了。強烈的事業心,趨使我長期埋頭於工廠的生產建設中。總是千方百計地把工廠建設成為規模雄偉和環境幽美的一座花園。任伺損壞工廠一草一木的行為,會激起我很大的憤怒。記得有一次,提貨單位的工人在我們廠新建的柏油路上搬運機器時,把新的柏油路破壞得不象樣子。當時,我不客氣地批評了他們一頓,還叫總務科長向他們單位要求了賠償。幾年來,工廠不斷在擴建,廠區、幹道都還未定型。廠區內新植的樹木很少,在基建中有些樹木又不得不遷移。我看見不負責任糟塌樹木的行為,也令我大為光火。為此。我給基建科長下了一道命令:“誰糟塌一棵樹罰款30元。”
我擔任工礦企業的領導工作已經有13年了。在這些年月中,我向工人和技職人員中學習了不少東西,摸索出一條多品種生產的工廠管理經驗。我對生產技術問題的判斷,也會憑實際經驗去解決。至於為什麼必需這樣,道理不容易講透,說服力也就不強。有一項關於改變35噸千斤頂保險閥彈簧的規格問題,我和工程師發生了爭論。事情是這樣的:在生產中按照設計的規格,多次使用都失敗了。後來,工人改用了其它規格後,試製成功了。我支持了工人的做法,我要工程師在設計上加以修改,但他還堅持說設計計算是正確的,不同意修改。怎么辦?要親自審查他的設計吧,自己不懂微積分,用理論來說服他吧,技術理論水平有限。我想,唯一的法寶只有作出精確的試驗紀錄給他看,才能把他死背教條的思想糾正過來。於是,我帶著工程師和工人,到華南工學院材料試驗室,親自參加了百餘次的反覆疲勞試驗,才完全證實了工人使用的規格是合理的。在事實面前,這位工程師只能修改他自己的設計了。
類似這樣的事情對我的影響很深刻,我想,一個決定獻身於工業建設的人,如果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和技術知識水平,要把工廠管理得更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下定決心要攻克文化技術堡壘。就是在1956年生產基建最忙的時候,我每天早晨還抽出1小時,從國中物理化學開始進行學習。前後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基本上把高中的物理化學讀完了。在我的影響之下,有兩位副廠長,每天也擠出時間來學習,他們也在最短的時間內,從初小開始走完了高中的路程。現在,他們已在業餘大學讀書了。
1958年,中央一機部批准我脫產到北京清華大學讀書。這是我有生以來除入黨那天外最喜悅的一天,興奮的心情長時間還安靜下下來。我想起童時許多往事:我自小讀書就不是很笨的人,每年考試不是第1名就是第2名,從來沒有考過老3,對求知的欲望非常強烈。自從家裡破產後,我從國小五年級開始失學,心裡非常悲痛。父親要帶我去南洋,我不願意離開故鄉。父親知道我有強烈的求學心理,答應到南洋後讓我讀書,我才勉強隨著父親到了南洋。可是,身處異鄉並不是我所想像那么好。父親當苦力僅能維持父子兩人的生活,哪還來錢讀書呢?父親年紀大了,勞累了,每天回來總是叫腰痛。 我怎能為了自己而加重他的負擔呢? 我決心走向工作,積累一些錢,以半工半讀來滿足我強烈求知的欲望。在人剝削人的醜惡社會裡,我美麗的幻想破滅了。我曾為此痛苦,流過淚,也妒忌有錢人子弟能讀書。我認為這樣的社會不公平,該讀書的都應該有書讀。今天,我將近四十歲時,黨對我是這樣的關懷,送我到高等學校去讀書,我長期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興奮得不覺流出了幸福的眼淚。
快離開工廠了,我的感情上又是那樣難捨難離。那時期,我的精神總是恍恍惚惚,好象失掉一種重要東西似的。六年來,我和大家相處得很好,互相了解,我真捨不得離開他們,大家對我也懷著同樣的感情。當我向大家告別時,他們不覺愕然:“怎么哪,工作好好的就走哪?”鑄鋼技工芮文業握住我的手說:“葉廠長,咱們真不願意讓你走,畢業後可要回來呀!”團委書記對我說:“青年工人都不願意你走。”同志們這樣真摯的友誼,更使我深深地感動。 臨別之前,我感覺有一件工作應該要做的,就是把這幾年日趨成熟的多品種成套設備製造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以及生產與基建相結合的經驗好好地總結起來。在春節初一的早上,我回到工廠巡視了一遍。回到辦公室後,利用這個假期,完成各項未了的總結。辦公室非常清靜,除了鋼筆在寫字時發出“沙沙”聲之外,再聽不到什麼動靜。可是真糟糕,下午,我就病倒了。只得在病床中給工廠幹部口述總結的綱要,在我的精神支持得來的時候,還審閱他們的初稿。後來,由寇副廠長代表我到北京出席了廠長會議,作了若干個總結報告。
臨去北京的前一天,我還走遍了工廠車間的每個角落,帶著留戀的眼光細細的觀察了一番。這一切事物都使我感覺那么親切。行動吊車強大的轟隆聲和各種各樣高速切削的哨聲,好象組成了一支交響樂,今天聽起來特別的美妙。在投入生產不久的新煉鋼車間,煉鋼電爐沸瞞的吹煉,好象奏著一曲雄壯的樂章,弧光閃閃地好象微微向我招手說:“再見吧,老葉。”這時,我立刻發現,在鑄鋼車間的設計中,排煙吸塵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高層的窗戶上已沾滿了灰塵,顯然,車間的清潔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剛巧,我在車間里碰到支部書記,我說:“老孫,新的車間投入生產後,就應該養成文明生產的習慣,你應該督促車間主任把窗戶的清潔制度建立起來呀!” 我回到黨委辦公樓,俯覽了全廠。回想起我初來的情況,大有今非昔此之感,往日破舊侷促狹窄的鉄皮房子不見了,代之的是一幢幢嶄新的現代化的大型廠房。東面一座12,000平方公尺的大型鉚焊車間也正在興建。工廠已初具大型廠的規模了,在這基礎上向前邁進,前途大可估量。我感到:我們這幾年沒有白白渡過了。看著眼前的一切,就是我臨走時最大的安慰。
臨走前,我沒有忘記到職工療養所走了一趟。這是一座環境非常幽美的小花園,它是在1953年從農會中購買過來的兩座地主兼資本家的別墅。那時,有人對我說:“廠長,這個地方很好,你搬進來住吧!” “不,”我說:“這個地方太好了,不能由我一個人來享受,還是讓職工們共同來享受吧。”那一年,我們把它改為職工療養所,第一批接待的療養者是30餘名患有不同程度肺病的人。肺病帶菌者對工廠的集體健康有嚴重威脅,患病的人沒有適當的療養是不會痊癒的。在舊社會,工人得了肺病就是踏進墳墓的第一步,慢慢就被病魔折磨至死。在新社會,人民是國家最寶貴的財富,工人階級的健康得到國家和黨的無限關懷。實現了勞保制度,工廠療養所就是在合理使用勞保基金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
1958年4月27日,我告別了親愛的工廠,到北京一機部報到,為得到學習的機會感到莫大的榮幸。我也因為在全國大躍進的形勢下離開工廠,沒有機會在這次大躍進的熔爐中,更好地鍛煉自己而感到有些遺憾。在廣州時,我在醫院動了扁桃腺的切除手術,出院後就去北京。由於北方氣候乾燥,喉部還繼續發炎,吃飯講話都受到很大影響。組織上考慮我的身體情況,在八月份我又轉來廣州華南工學院讀書。我家就住在工廠區,利用讀書休假時間,我每個星期天都回到工廠去看看。大躍進時期,工廠為了煉鋼,人人都幹勁沖天。黨委書記和廠長同工人一起勞動,他們通宵達旦的苦幹,這種精神非常感動人。為了完成煉鋼任務,在現代化的工廠里,他們也學會了兩條腿走路。洋土並舉,三管齊下,電爐、轉爐、小土爐三者在煉鋼中開展了社會主義競賽。小土爐是發動民眾來搞的,因為設備簡單很容易搞起來,小土群煉鋼好象星羅棋布似的,在工廠的各個角落都湧現出來了。特別是在晚上,小土群煉鋼的熊熊火光組成了一幅壯麗的圖景。這一年,他們做出了出色的成績,使生產提高了53.6%。
現在,工廠已由廣州通用機器廠改為廣州重型機器廠了。它是華南地區唯一的大型工廠。它不管在哪一方面都起著機械工業主力軍的作用。作為一個工廠的領導者,最大的幸福和安慰,莫過於親眼看到工廠在突飛猛進的發展。從過去僅有幾百人的破爛不堪的小工廠,經過6年的發展,成為了有6000職工的大型現代化重型機械廠。這是一種不平凡的建設生產速度,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得以實現。我祝賀廣州重型機械廠在大躍進的基礎上獲得更大的勝利!
1958年4月27日,我告別了親愛的工廠,到北京一機部報到,為得到學習的機會感到莫大的榮幸。我也因為在全國大躍進的形勢下離開工廠,沒有機會在這次大躍進的熔爐中,更好地鍛煉自己而感到有些遺憾。在廣州時,我在醫院動了扁桃腺的切除手術,出院後就去北京。由於北方氣候乾燥,喉部還繼續發炎,吃飯講話都受到很大影響。組織上考慮我的身體情況,在八月份我又轉來廣州華南工學院讀書。我家就住在工廠區,利用讀書休假時間,我每個星期天都回到工廠去看看。大躍進時期,工廠為了煉鋼,人人都幹勁沖天。黨委書記和廠長同工人一起勞動,他們通宵達旦的苦幹,這種精神非常感動人。為了完成煉鋼任務,在現代化的工廠里,他們也學會了兩條腿走路。洋土並舉,三管齊下,電爐、轉爐、小土爐三者在煉鋼中開展了社會主義競賽。小土爐是發動民眾來搞的,因為設備簡單很容易搞起來,小土群煉鋼好象星羅棋布似的,在工廠的各個角落都湧現出來了。特別是在晚上,小土群煉鋼的熊熊火光組成了一幅壯麗的圖景。這一年,他們做出了出色的成績,使生產提高了53.6%。
現在,工廠已由廣州通用機器廠改為廣州重型機器廠了。它是華南地區唯一的大型工廠。它不管在哪一方面都起著機械工業主力軍的作用。作為一個工廠的領導者,最大的幸福和安慰,莫過於親眼看到工廠在突飛猛進的發展。從過去僅有幾百人的破爛不堪的小工廠,經過6年的發展,成為了有6000職工的大型現代化重型機械廠。這是一種不平凡的建設生產速度,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得以實現。我祝賀廣州重型機械廠在大躍進的基礎上獲得更大的勝利!


1959年6月於廣州華南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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