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銀號

近年來,關於晉商的史學專著出了不少,如《晉商興衰史》《平遙票號商》等,在這些史學專著中,對於晉商的興衰軌跡大體是這樣描述的:晉商初興於明清,到清代中葉,以道光三年平遙商人首創日升昌票號為標誌,晉商迅速崛起,在此後的近百年間晉商達到其輝煌的頂峰,曾執中國商業金融業之牛耳,清末到辛亥革命前後,山西票號全部歇業,晉商走向衰亡。  

創作背景

近年來,關於晉商的史學專著出了不少,如《晉商興衰史》平遙票號商》等,在這些史學專著中,對於晉商的興衰軌跡大體是這樣描述的:晉商初興於明清,到清代中葉,以道光三年平遙商人首創日升昌票號為標誌,晉商迅速崛起,在此後的近百年間晉商達到其輝煌的頂峰,曾執中國商業金融業之牛耳,清末到辛亥革命前後,山西票號全部歇業,晉商走向衰亡。
然而,歷史的真實果真如此嗎?晉商果然是隨著票號的歇業便走向衰亡嗎?非也。歷史的真實應該是這樣的:清末到民國初期,銀行業的興起和外國銀行資本的大量湧入,對山西票號商形成強烈的衝擊,保守的老一輩山西商人在激烈動盪的社會大潮中沒有與時俱進,以至於山西票號商失去了最後一塊領地,在辛亥革命前後,所有的山西票號全部相繼歇業。但晉商並沒有就此走向衰亡,新一代傑出的山西商人並不甘心就此退出歷史舞台,幾乎是在票號歇業的同時,他們在票號的舊址上另起爐灶創辦銀號,開創了不亞於票號時代的又一個輝煌期。據克強先生在他的另一部作品《百川通》中記載,民國十二年,平遙商人李毓溫在百川通票號舊址創建永亨銀號,開始了晉商的銀號時代。與永亨銀號同期創辦的還有設在鸚哥巷的道生銀號、設在米家巷的大來銀號、設在衙門街的晉裕銀號,以後又有永成慶、協和等十四家銀號先後開辦。小小的平遙城同時存在18家銀號,後來又有山西省地方銀行、汾河河務社和鐵路銀號這三家官辦的金融機構入駐平遙古城,而生意最為紅火的是銀號業家,如果再有若干年的和平發展期,平遙商人一定會創造出更輝煌的績業。然而就在晉商銀號業如日中天的時候,蘆溝橋事變爆發,1938年初(農曆正月十四),日軍血洗平遙城,一顆炮彈打塌永亨銀號的門面樓、穿透中院主樓,平遙銀號業遭到毀滅性的破壞。伴隨著那場深重的民族災難,晉商最終悲壯地退出歷史舞台。令人惋惜的是,晉商銀號時代的這一段輝煌史早已隨著時光的流逝被人們淡忘了,甚至沒有引起經濟學家和史學家的注意。《辭海》中沒有銀號條目,《平遙縣誌》和《平遙古城志》中解釋銀號說“是以熔鑄碎雜銀兩為元寶兌換銀兩,併兼有為商家保管銀兩的商業性組織。”與歷史的真實相去甚遠。

長篇小說概況

令人欣慰的是,《大通銀號》終於面世了,這部作品的史學價值就在於真實、生動地展示了一段被世人淡忘了的晉商輝煌史。作品以主人公大通銀號財東裴沖的成長為主線,以裴沖和他的四房太太的愛情故事為副線,講述了一段跌宕曲折的晉商財富傳奇,譜寫了一曲民族經濟在激烈動盪的社會大潮中浮沉升降的悲壯史詩,展現了一幅20世紀前期中國社會生活的精彩畫卷。
平遙古城是晉商文化的發祥地,《大通銀號》是以平遙商家為題材的第一部章回體長篇小說。我曾拜讀過作者發表在香港《中國人》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國金融兩鼻祖》,在該篇文章中,克強先生對早期晉商的偉大歷史貢獻提出了他獨到的見解,而《大通銀號》則是一曲對晚期晉商輝煌績業和高風亮節的優美讚歌。作品從慈禧西行過平遙這個歷史事件切入,以日軍血洗平遙城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為結尾,通過對大通銀號興衰過程的描述,真實、細微地展示了晉商銀號時代大商家的生活場景和傳奇般的時勢行情,多側面真實地再現了20世紀前期中國社會波瀾壯闊的時代風貌。恩格斯在給英國女作家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到:“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長篇小說《大通銀號》以大量的合乎時代典型特徵的細節描寫和人物塑造,再現了清末到民國前期活躍在中國商業大舞台上的晉商丰采。從這個意義上講,《大通銀號》實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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