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遺事(上中下)

(2)雖忠於歷史,卻注意開掘,以史為鑑,頗有一些發人深省的地方。 由此,歷史小說也就有了兩種不同的寫法:一是以小說的方法來寫歷史,一是以歷史的方法來寫小說。 有鑒於此,筆者也就只取後者,只用歷史的方法來寫作本書了。

內容介紹

作者非台,作協會員、研究員,本名王慶[,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已經出版的各類著作主要有《美學思辨》、《藝術哲學思辨》、《一得齋漫筆》、《紅樓續夢》、《歷代筆記小說大觀》,另有俄譯《現代主義藝術諸流派分析與批語》及英譯小說一部,約三百三四十萬字。
《大宋遺事》分上、中、下三部,作者醞釀了十多年,正式準備、寫作,首尾四年。全書一百零八回,一百一十萬字。
(1)小說以慶曆新政為鋪墊,主寫王安石變法,忠於歷史,基本上可以當信史讀,與戲說歷史之類絕然不同。坊間信史類小說不多,且或止於明、清、漢、唐等朝,大宋近乎遺缺。因此,本書該有些題材上的優勢。
(2)雖忠於歷史,卻注意開掘,以史為鑑,頗有一些發人深省的地方。
(3)是小說,不是歷史,只以歷史為基礎而拓展創作,寫法與《三國演義》頗為接近。全書展現了頗為廣闊的生活畫面,人物眾多,上至宮闈秘事、朝野政爭、外交角力、戰爭風雲,下至市井小民、風土人情等等,多有描述。百年風雲,頭緒頗為紛繁,情節頗為曲折,亦不乏趣味,耐人咀嚼。雖有別於一般通俗小說,卻也可以容納各類讀者。
(4)雖不忘歷史線索,重點卻在人物性格及其命運的刻劃與開掘,帝王后妃、將帥卿相、凡夫俗子等各色人物之外,尤其對一大批從政的知識分子,著力頗多。除王安石,范仲俺、歐陽修、曾鞏、司馬光、蘇軾、蘇轍、呂惠卿、章子厚等一批名貫千秋的大知識分子,其性格懷抱、遭際命運、乃至知識風貌等等,都毫不迴避,作了多方面的揭示。這固然活現了人物,而變革大潮中知識分子的思考、命運,該不只是一個毫無參照意義的陳腐話題。
(5)手法基本上是寫實的,但採擷遺聞軼事,安排篇章結構,乃至點綴一些關乎人物命運的偈語、童謠、夢境等等,也不乏荒誕色彩。行文則以現代口語及敘述語言為主,需要的地方,則不吝植入文獻與詩詞歌賦。所有這一切,因為附麗於較為厚實的社會、歷史、文化內容之上,使本書頗有一種深厚凝重、斑駁陸離的蒼涼風格。
導語:
北宋中期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相繼失敗,是中國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本書以歷史的筆法寫小說,以濃郁的書卷氣,細細描述北宋變法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為了革新朝政、變法求強,宋仁宗和范仲淹發起了慶曆新政,但是新政不到一年,就在上下的攻訐中無疾而終。王安石踏著新政的哀歌走上舞台,年輕有為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同心變法圖新,尤其在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朝政終於有了起色。但惰性難返的大宋,到底無法容納一場真正的變革。專制制度下的一場自新自強運動,連同它的那些叱吒風雲的人物,化成一曲悲歌,讓人傷心千古。
前言:
代序大宋朝的事,頗為弔詭。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統一中國之後,它強化皇權,崇文抑武,揚儒貶將,如此等等,不過二三代,外侮內亂就接踵而至,民窮國弱,幾乎難以收拾。由此,引發了慶曆與熙寧的兩次改革。慶曆新政淺嘗輒止,無疾而終;熙寧改革,雖成為商鞅之後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治變革,震動之大,影響之廣,無與倫比,卻也一樣徹底失敗了。歷史從來不會中斷。今天的中國,不過是歷史的中國的一種延續與發展。不是都說溯古可以通今、鑒往可以知來嗎?大宋朝的變革,對於咱們今天,或者也不無警醒、借鑑之處?說到大宋變革,尤其是王安石領導的熙寧變法,牽涉到方方面面,許多人都不能不置身其中。尤其是一些大知識分子,除范仲淹、王安石外,諸如歐陽修、司馬光、曾鞏、蘇軾、蘇轍、呂惠卿、章子厚等,其遭際命運、心路歷程,無不讓人感慨萬端。變革大潮之下的這些大知識分子的人生經驗,也該同樣極為難得、可貴。
還有一件怪事。領導了熙寧變法的王安石及其追隨者,本是千古功臣,卻一直被潑以污水,糟蹋得不成樣子,千百年來竟都成了罪人。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個冤案。原因固然很多,黨爭和程、朱理學的得勢與泛濫,該是最重要的。直到清代,才有一個叫蔡上翔的人,編了一本《王荊公年譜考略》,辯證諸事,為王安石多少說了一些公道話。再,就只有梁啓超了。他因為變法的需要與啟悟,專門寫了一本《王荊公》,為王安石辯誣,還原他的一代“偉人之模範,庶幾百世之下有聞而興起者”。1949年之後,倒也有那么一兩個人做過努力。這當然不夠。何況,時隔有年,讀者有限,要撥亂反正,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似乎還該繼續努力。
再就是民情風俗、文化景觀、宮闈秘事、朝野百態等所有關係大宋朝的種種現實生活圖畫,無不都讓人醉心。正是這一切,讓筆者有了寫作的衝動,並最終寫成了現在這樣一部書。
本書要是歸類,該是一部歷史小說吧?歷史小說,顧名思義,自然應該既有歷史,也有小說。由此,歷史小說也就有了兩種不同的寫法:一是以小說的方法來寫歷史,一是以歷史的方法來寫小說。中國歷史的文本,一向也有兩體,一是編年體,一是傳記體;傳記體最為豐富,影響也最大。而傳記體,實際上是以小說的方式來記錄歷史的。因為中國歷史文本的這一特點,如果再以小說的方式來寫歷史小說,固然可以驚心動魄,天花亂墜,但因為無限片面地凸顯了它的想像一面,再想從寫出來的東西要歷史,可就比較困難了。有鑒於此,筆者也就只取後者,只用歷史的方法來寫作本書了。
因為用歷史的方法來寫,自然要注意保留它的歷史面貌;但既是小說,也不想完全拘泥於文獻。且放棄焦點透視,只作散點透視;不刻意於外在的緊張,多關注內在的張力;政治角力的大開大合固然不會放過,各種花絮與軼聞趣事也每每兼收並蓄。想的主要是人物鮮活、雜色紛陳與搖曳多姿,好讓各類讀者都能興趣盎然。但半折心始的事也是有的,實現與想法就難免有距離,陸機所謂“非知之難,能之難也”。究竟如何,只有仰仗讀者先生們的雅鑒了。
2006年8月27日於北京
後記:
雖然查了多次,仍然無法查到究竟是什麼時候打算寫這部書的。大致想來,該是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事吧?正式準備,則從1998年11月開始,直到2001年3月才最後完成。首尾跨了四個年頭,實際用了近兩年半時間。筆者的習慣,是一段時間只做一件事情。這近兩年半內,自然也就只有這件事了。其中,準備材料花了七八個月,正式寫作從1999年5月中旬開始。寫作之後,也有停下筆來再做準備的時候。花的時間不短,卻只寫成目前的樣子,且還有該寫而沒有寫進去的,總難免遺憾。想想寫作本身就是一件不能沒有遺憾的事,只好由它了,還請讀者原諒。
江曉天先生讀過本書的前三十回,並提過寶貴意見;王洪先先生,一直關心本書的出版;許華偉先生與河南文藝出版社的相關各位先生,為本書的出版發行做了許多工作。在此,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謝意!2006年8月28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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