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亂象
城市規劃亂象一位知名城市規劃師在微博上批評廣州規劃“瘋狂又狂妄”，山頂挖湖，山地修建百米大道。新華社報導稱廣州規劃被“炮轟”的背後，凸顯出城市規劃的種種亂象。
規劃師提到的這些案例，廣州市民並不陌生。在廣州相對開放的言論環境中，這些案例都曾經引發了強烈爭議。然而爭議也好，反對也罷，都不足以阻礙項目的上馬。
新華社的報導沒有停留在一時一地，通過對各地一些“糊塗規劃”的梳理，人們當能發現，中國很多地方都活躍著規劃專業人士眼中的“規劃之神”。
這些“規劃之神”究竟是如何煉成的？其實倒也簡單。只要不把輿論當回事兒，視專家為無物，一意孤行、一言九鼎、一條道兒跟到黑兒，你就成了“規劃之神”。只是並非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規劃之神”，在奔向“大神”的路途上，握有足夠的行政權力當然不可或缺，但與此同時，還需要那些制衡行政權力獨大的程式名存實亡。
相比較而言，後者可能尤為重要。據精通內幕的知名規劃師披露：廣州市城市規劃委員會原本有常設委員會會議，由於很多項目專家通不過，便被撤掉了，而他本人更是因為“不聽話”而被取消了委員資格。眾所周知，廣州之所以成立規劃委員會，其初衷本在強調專家論證、公眾參與、科學決策，曾幾何時，因為規劃委員會的存在，“廣州城鄉規劃市長說了也不算”成為津津樂道美談。美談之美顯然建立在這樣一些基礎之上：設立規劃委員會就是為了防止權力意志暢通無阻，而廣州規劃委員會發揮了應有作用。然而如果作為一個制衡機構，規劃委員會只不過僅僅讓權力表面上變得謙遜一些，人們的觀感又會如何？
經過每一位“規劃之神”的巨手揮舞，幾乎都會留下一個笑話，還有難以彌補的財產損失和生態破壞。但這也只是一個表象，表面瘋狂的背後可能潛藏著巨大的利益。新華社記者採訪發現，一些領導之所以樂做“規劃之神”與利益輸送關係密切。並非所有的狂妄都因為無知，這一點對深刻認識“規劃之神”應該不無裨益。
規劃亂象實為權力亂象，只有目光不為規劃領域所囿，才能找到預防“規劃之神”隨心所欲、胡亂髮功的辦法。
城市規劃淪為“紙上畫畫”?
“規劃規劃，紙上畫畫。”專家“炮轟”官員的背後，凸顯出城市規劃的種種亂象。
地方領導成“規劃之神”
“因為廣州中新知識城規劃的挫折，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說：不要再叫我‘規劃之父’了，我在廣州遇到了‘規劃之神’。出事官員大多不尊重科學，不知道常識，在山頂開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瘋狂又狂妄。”中山大學地理與規劃學院教授袁奇峰在微博上炮轟“出事官員”不懂規劃，引發社會關注。
在接受“新華視點”記者採訪時，袁奇峰說：“廣州海珠區建設環島輕軌的項目明顯不合理，在江邊修輕軌技術上的難度可想而知。而這既解決不了交通問題，又增加不了開發用地，反而會破壞濱江綠地，所為何來？可是，開弓沒有回頭路，運營輕軌每年投入上億元，沒有客流支撐，成本無法收回，這不是給公共財政製造陷阱嗎？”
各地頻頻曝出“糊塗規劃”：大到“世界生態寶庫”湖北神農架建設機場，引發輿論批評地方忽視生態保護；2013年，濟南欲在日軍侵華遺址“萬人坑”上建商業樓盤，被輿論批評後才叫停……
城市規劃亂象一位規劃部門的工作人員說：“‘一朝天子’一朝規劃。每個領導都有不同的眼界、思維甚至利益，一般是不會延續前任的。一些官員走馬上任需要政績，就修改以前的規劃，提出新概念。下面‘唯上’的人則幫著進行‘自圓其說’的論證，推進表面合法的程式。”
“利益驅動讓一些地方官員成為不合理甚至違法項目的‘保護傘’。某個項目禁止進入某個產業，就通過打‘擦邊球’換個名稱來突破；而本來實際屬於調控的項目，就用一個概念或主題來掩蓋。比如在很多地方，以建文化創意產業園的名義圈地，而實際做的是房地產開發。”他說。
袁奇峰認為，這些亂象的出現，主要是一些地方領導把自己當成了城市“總規劃師”，真懂規劃的專業人員反倒成了畫圖工具。對一些“拍腦袋”的規劃，領導美其名曰“講政治”。
袁奇峰說，委員會由市長擔任主持人，國土、住建、規劃等部門參與其中。專家大多“聽話”，很少出現否決案，政府覺得這樣“更有效率、更可控”。而袁奇峰本人正是因為“不聽話”被取消了委員資格。
“城市規劃委員會的作用，本來是為了降低行政自由裁量權。這樣一改，效果大打折扣。”袁奇峰說。
審批成權錢交易“數字遊戲”
記者採訪發現，一些領導之所以樂做“規劃之神”與利益輸送關係密切。權力尋租的方式則主要有兩種：
——更改容積率
容積率，一個小小的數字改變就能給開發商帶來滾滾財源。
2014年4月，廣東茂名市原副廳級市長助理雷挺被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以行賄罪、受賄罪、濫用職權罪，終審判處有期徒刑16年。
法院查明，2007年至2008年，雷挺在任茂名市規劃局局長期間，未經研究論證和規劃委員會審批，擅自決定修改“碧水灣”等房產項目的容積率等重要指標數值，違規提高房產容積率，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1．1億多元。
——改變土地用途
據廣東省檢察院披露，2013年檢察機關查辦的湛江市遂溪縣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原局長陳文東、副局長舒驅一案中，二人在遂溪皇家國際酒店報建用途與土地使用證用途和遂溪縣城總體規劃不符，未辦理變更手續、未補交土地出讓金及契稅的情況下，違規批准了該酒店的報建，導致國有土地出讓金及契稅損失總計1088萬元。
受賄504萬餘元的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原副局長鬍俊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檢方指控，胡俊幫助行賄人承接規劃設計項目和建設裝潢項目，審批同意某項目修改後的總體規劃使得建設用地面積得以增加，甚至幫助將某地塊從閒置土地情況公告名單中予以撤銷。
南方某民辦高校一位校長告訴記者，學校本來已經在當地高新區獲批600畝教育用地，因為某位領導要引進一個企業，隨意改規劃，把其中的一部分教育用地改為企業用地。“之前經過了規劃部門的論證，也給了批文，難道就因為領導一句話就立馬作廢？”他問。
一位“跑”過規劃的民辦學校董事長透露，能順利“改”規劃要下一塊地，至少要找到規劃局一把手或分管市領導，“要是能找到市委書記開口，那當然就一路綠燈了！否則，就算簽了契約，交了上億元的土地補償款，也會長期批不下來，工程開不了工。”
科學、民主是城市規劃的“兩隻手”
“科學、民主是城市規劃的‘兩隻手’，不能誰官大誰說了算。”袁奇峰說，“在規划過程中要充分論證，讓專家的意見真正得到體現。防止規劃決策的‘家長制’，避免某些領導幹部肆無忌憚地照顧開發商的利益。”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教授王清建議，一些涉及公眾利益的大建設項目要經人大審批才能通過。在制度、程式上確保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相結合。
有基層規劃人員提出，發改委等一些部門做的規劃評估體系，大多流於形式。他們建議，要建立“一把手”問責制，內容包括審計、項目評估和事後督察等。
同時，要明確制定和公開規劃的流程。如果要改變規劃，必須通過人大或社會聽證，不能內部隨意更改。確需更改的，要報到上級部門備案，詳細說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