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行賄已經成為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生存的“潛規則”－－中國反商業賄賂正方興未艾，有專家對此撰文稱：中國必須嚴厲打擊“洋腐敗”。與中國企業相比，跨國公司的資金實力強大，其行賄技巧和手段更高明，對於中國市場的占領、對民族企業的威脅、對中國利益的掠奪也更厲害。因此，跨國公司搞起腐敗來，對於中國的損害也更大。
在總體性的反商業賄賂未找到治本之策、陷入制度困境的語境下，提出嚴打“洋腐敗”，這是一個讓我們的法律無地自容的狹隘訴求。
首先來看，跨國公司搞起腐敗來對中國損害更大，所以要嚴打“洋腐敗”－－這種把“土腐敗”與“洋腐敗”分列開來、並強調“洋腐敗”危害性的思路是很荒唐的，很有點“寧讓國內企業腐敗也不讓跨國公司腐敗”的意味。要知道，不管腐敗主體是誰，腐敗對一個社會的危害都是致命的，洋腐敗的結果是利潤流到了國外，土腐敗的結果是利潤流進個別權貴的口袋中－－對國民來講，社會財富“流進個別權貴口袋”與“流到外國人手上”有什麼區別呢？雖然本土腐敗的“利潤”形式上還留在中國（其實許多權貴資本最終也外流了），可這種腐敗不也是對國民利益的掠奪、對國家市場的破壞嗎？洋腐敗對中國的損害更大，這只是狹隘經濟民族主義者的一種幻覺。
一個理性的反腐法律體系，眼中應該只有一視同仁的腐敗者，而不應有本國人外國人之類的腐敗者身份區分－－如果我們的法律能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土腐敗也罷，洋腐敗也罷，不都在法律的控制之下了？
其實，如果真想遏制跨國公司的行賄之風，不應把矛頭指向跨國公司，而應首先指向土腐敗－－即公職人員的權力尋租習慣。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商業賄賂所以能發生，根本並不在“有人敢行賄”，而在“有人敢受賄”，受賄者是商業賄賂發生的“驅動主體”。
正因為在我們的語境中，政府公共部門控制著太多的資源，而這種權力又缺乏有效的約束，權力有租可尋，資源靠權力而非市場配置，商業賄賂就自然成習了。其實，跨國公司在華行賄成風，這本身就是一個讓中國法律尷尬的現實，因為這些公司在本國做生意時大都很講規矩很守規則，一來嚴格的權力監管讓他們無權可賄，一來苛刻的市場約束讓他們不敢行賄，而中國不規範的市場現實則培養出跨國公司的行賄偏好－－－這很有點“生淮南而為橘、生淮北而為枳”的意味。
美國1997年就出台了《海外反腐敗法》，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公職人員行賄，從而維護國家聲譽－－對於反商業賄賂，我們也應該有這種“本土環境”的榮譽感，首先遏制住“土腐敗”，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杜絕“洋腐敗”。土腐敗未除的情況下聲稱嚴打洋腐敗，這種狹隘的訴求只能讓我們的法律在國際語境中蒙羞。
與洋腐敗的區別
從德普到沃爾瑪，從索尼到家樂福，人們印象中做生意很規矩的跨國公司在華行賄愈演愈烈，行賄已成為許多在華跨國公司的潛規則。有專家撰文稱：必須嚴厲打擊“洋腐敗”。與中國企業相比，跨國公司實力強大，行賄技巧和手段更高明，對中國市場的占領、對民族企業的威脅、對中國利益的掠奪也更厲害。
在一些人看來，跨國公司搞商業賄賂對中國損害更大，所以要嚴打———這種把“土腐敗”與“洋腐敗”分列開來、強調“洋腐敗”危害的思路是不夠嚴謹的，很有點“寧讓國內企業腐敗也不讓跨國公司腐敗”的意味。
要知道，不管腐敗主體是誰，腐敗對社會的危害都是致命的，“洋腐敗”的結果是利潤流到國外，“土腐敗”則是利潤流進個別權貴的口袋———對社會來說，兩者有什麼區別呢？
一個理性嚴密的反腐體系，眼中應該只有腐敗者，而沒有本國人、外國人之類的腐敗者身份區分。這就要求我們的反腐機制更高效，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土腐敗”也好，“洋腐敗”也罷，都應受到法律的查處與嚴懲。不想辦法從源頭遏制商業賄賂，只強調嚴打“洋腐敗”，暴露一些人在反商業賄賂上的束手無策。
如果真想遏制跨國公司的行賄之風，把矛頭指向跨國公司之前，更應指向“土腐敗”，即一些公職人員的權力尋租。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商業賄賂之所以頻頻發生，不在“有人敢行賄”，而在“有人敢受賄”，受賄者是商業賄賂屢禁不絕的“驅動主體”。
一些公職人員掌握公權力，又缺乏有效約束，權力有租可尋，致使資源靠權力而非市場配置，商業賄賂也就成惡習了。這是問題的癥結，反商業賄賂應盯緊它才對。
美國1997年出台《海外反腐敗法》，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公職人員行賄，從而維護國家聲譽。我們反商業賄賂也應有這種“本土環境”的榮譽感，首先遏制“土腐敗”，才可能杜絕“洋腐敗”。
嚴把四關
在預防職務犯罪工作中，嚴把四個關口，不斷加大對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出讓過程的監督力度。
對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出讓項目情況告知書實施監督，包括從土地面積、掛牌起始價、土地評估價、交易時間和地點進行監督；監督審查參與招投標單位或人員資質是否合法，並參與招投標前的土地議價過程；參與土地使用權出讓招投標過程，監督招投標的合法性及公正性；監督土地使用權出讓成交確認書的簽訂，從而有效地從源頭上預防了當地土地出讓過程中的職務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