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燕，被齊景公封為掌
管軍事的大司馬，後人尊稱為司馬穣苴。是我國早期的著名軍事家、軍事理論家。司馬穣苴是田完的後代。司馬穣苴所在的齊桓公死後，齊國內部矛盾加劇，國力稍減，失去了霸主地位。
生平簡介
晏嬰，向齊景公推薦了司馬穣苴。晏嬰說：“穣苴系田氏遠族子孫，其人很有才能，長於謀劃，且熟知兵法，文能服眾，武能威敵，如以他為將，必能改變目前的形勢。”齊景公聽了晏嬰的介紹，立即召見司馬穣苴，請他談了有關治軍、用兵的方略和法則。
司馬穣苴在軍事上的傑出見解，贏得了齊景公的讚賞，遂拜他為大將，命他率軍抵禦晉國和燕國的軍隊，穣苴說：“我的身份一貫卑賤，你把我從鄉里中提拔起來，位在大夫們之上，士卒還不擁護，百姓還不信任，人微權輕。我想請你選派一個親近的大臣，又在全國享有威信的人做我的監軍，這樣才好！”景公允許了，就派自己的親信大夫莊賈去擔任監軍。司馬穣苴整軍之後，齊軍面貌立刻改觀，成了紀律嚴明，軍容整肅，令行禁止，悉聽約束的能戰之師。然後，他立即率師出發，奔赴前線。在軍旅中，他對士卒們的休息、宿營、掘井、修灶、飲食、疾病、醫藥，都親自過問和安撫，把供給將軍的全部費用和糧食，都用以搞賞士卒，自己與士卒吃一樣的一伙食。對體弱士卒特別親近。很快就取得了將士們的信任。三天后部署調整軍隊時，病兵都要求同行，士卒都爭著奮勇參戰。晉軍得知這個訊息，就撤兵走了。燕軍得知這個訊息，也回渡黃河而取消了攻齊計畫。司馬穣苴率齊軍乘勢追擊，殲滅部分敵軍，全部收復了已失去的齊國城邑和土地。然後率兵回來。未到國都就解散軍隊，廢除軍令，誓盟之後進入城邑。
齊景公和諸大夫都到城郊迎接，舉行慰勞部隊的儀式後回到住所。隨後接見穣苴，提升為掌管全國軍事的大司馬。田氏家族在齊國也日益受到尊敬。以後，齊國大夫鮑氏、高子、國子之輩陷害穣苴，在齊景公那裡進讒言，景公罷了穣苴的官，穣苴離職後一心撰寫兵書戰策。不久病發而死。田乞、田豹等由此怨恨高子、國子等。其後田常殺了簡公，盡滅高子、國子的家族。
亞聖
孔子相頡頏。同時，朝廷又從歷代名將中遴選出“十哲”，進入“武成王”廟中配享。春秋後期齊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司馬穣苴榮幸地入選“十哲”之列，成為與白起、韓信、諸葛亮、孫武、吳起等兵家風雲人物齊名的“亞聖”。司馬穣苴的入選並非事出偶然，浪得虛名，實因其卓越的兵學造詣而備受後人推崇。當年，他曾以治軍的高明和率師逼退燕、晉聯軍而聞名天下，更以撰寫著名兵書《孫子兵法》所體現的是“狹義的軍事藝術”，即論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那么司馬穣苴的《司馬法》所反映的就是“廣義的軍事藝術”，即討論的命題涉及到軍事學的各個方面，包括軍賦制度、軍隊編制、軍事裝備保障、指揮聯絡方式、陣法與壘法、軍隊禮儀與獎懲措施等等，帶有明顯的條令條例與操典的性質，為軍隊建設與戰爭實施的規則。二者可以形成互補，無《孫子兵法》的精妙用兵藝術，打仗便失去了種種懸念，層層變數；無《司馬法》的規整用兵法則，打仗便沒有了一定之規和最後底線，也就不能“以禮為固，以仁為勝”。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穣苴的兵學理論與孫子的兵學思想相比，是毫不遜色、各有千秋的。這正是司馬遷之所以欣賞《司馬法》，稱道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史記·司馬穣苴列傳》）的緣由。
司馬穣苴的軍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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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法》 |
司馬穣苴的兵學體系博大精深，而有關治軍的理論闡述，則是其整個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軍的規律，這就是強調“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司馬法·天子之義》）。其根本宗旨，是要區分治軍與治國的不同，要清醒地認識到兩者雖都沾著一個“治”字，但彼此的差異性卻是客觀存在，千萬不可任意混淆趨同。在司馬穣苴的眼中，國家、朝廷的那一套禮儀規章萬萬不能搬用於軍隊。同樣的道理，軍隊的法令條例也不能移作治國的工具。兩者各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釋，兵車不式”（同上）。如果哪位統治者心血來潮，混同兩者的區別，必定會既在治國上捅漏子，又在治軍上摔跟頭，“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同上）。也就是說，如果把軍隊的管理方法套用於國家、朝廷，民眾就會變得暴戾剛狠，溫情脈脈的禮讓風氣就會廢弛；反之，倘若將國家、朝廷的禮儀規章貫徹于軍隊，軍人就會變成一群溫馴的綿羊，尚武勇邁的精神就會被削弱乃至消失。
司馬穣苴的這一觀點完全符合軍隊建設與管理的規律與特點，因此受到後人的高度重視。西漢時期的名將周亞夫整肅軍容，嚴明軍紀，以致細柳營軍門擋住漢文帝的車駕，就是借鑑“國容不入軍”的思想、並運用於治軍實踐的顯著事例。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語言雖然樸素平白，但其中卻蘊含著深刻的哲理。司馬穣苴道出的不僅是治軍的基本要領，更是樸素辯證法的精髓。用今天的哲學語言來表述，便是不同質的矛盾必須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任何方法，任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關鍵在於它是否具有針對性，是否具有適用性。歷史上，違背司馬穣苴區分“國容”與“軍容”的忠告，不分場合，不分條件，不分對象，用一個模式對待和處理複雜的事物，結果導致破綻百出，甚至全盤皆輸的，可謂司空見慣，不勝枚舉。如當年諸葛亮起用馬謖心切，拔苗助長，將本是優秀參謀之材的馬謖擺放到北伐前敵總指揮的位置上，混淆了參襄軍務與獨當一面的本質區別。結果呢，“置將不慎，一敗塗地”，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暫且不說，也害得本來可以成為優秀輔弼之才的馬謖身敗名裂，抱憾終天。
《穣苴既辭與莊賈曰》賞析
穣苴既辭，與夏商周三代的出師禮儀、兵器、徽章、賞罰、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很豐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視戰爭中精神、物質力量之間的轉化和輕與重辨證關係的統一。對於人的因素、士氣的作用非常重視書中論述了統率軍隊和指揮作戰的經驗，以及指揮員應具備的條件。同時也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的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爭觀點。它是我國古代戰爭實踐經驗的理論概括，也是早期兵法理論的繼承和總結，歷來為兵家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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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書 |
根據《史記·司馬穣苴列傳》記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穣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穣苴兵法》。”《司馬法》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的禮類，稱《軍禮司馬法》，總計155篇。漢朝以後，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該書多有散佚，至唐代編《隋書·經籍志》時錄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類，稱為《司馬法》，即今本《司馬法》3卷5篇的原型。此書受到歷代兵家及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漢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任，秩比博士。司馬遷稱該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北宋元豐年間，《司馬法》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考試武臣、選拔將領、鑽研軍事的必讀之書。由於《司馬法》年代久遠，散失嚴重，所以對於該書的真偽、成書年代、作者等問題，歷代學者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特別是明清以來，辯偽成風，《司馬法》成了一部爭議極大的兵書。有的認為《司馬法》是一部偽書；有的學者認為史書中的《司馬兵法》、《司馬穣苴兵法》、《司馬法》、《軍禮司馬法》是幾種不同的書；有的認為今本《司馬法》可分為兩部分，前兩篇為古《司馬法》，後三篇為《司馬穣苴兵法》。目前，國內學者一般認為今本《司馬法》不是偽書，歷史上的《司馬兵法》、《司馬穣苴兵法》、《軍禮司馬法》均包含於《司馬法》之中。作者為司馬穣苴及其追論者。儘管由於該書亡佚嚴重155篇僅存5篇，內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軍事思想和很高的軍事價值。
《司馬穣苴兵法》
戰爭中存在著“輕”、“重”兩個互相制約的、也就是對立統一的因素。他說：“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互為輕重。”因此，在他看來，掌握戰爭規律的關鍵在於處理好“輕”、“重”兩者的關係，做到有主有次，主次分明，才能抓住重點，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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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穣苴 |
其次，司馬穣苴的軍事思想中，有著機動靈活的戰術意識。在練兵上，他主張“教惟豫，戰惟節”。也就是說，平時訓練要從嚴，戰時用兵要從寬、要有節制。在軍事指揮上，他認為應講究策略，不能輕重不分，要“上煩輕，上暇重”。將領的指揮只具體也就是所謂“輕”，就容易陷於繁瑣；只抽象地管管戰略上的運籌也就是所謂“重”，則又易流於空泛，所以，只有“輕”、“重”有節，才能指揮有度，保證戰爭的勝利。
再次，司馬穣苴的軍事思想中，還有著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戰術原則。他說：“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困，是謂戰參。”在他看來，進攻與防禦應該相互補充，前進與後退應該各有限度，隊伍排列行進應該保持前後秩序，車兵、步兵應該互相倚重。他將這種互相對立與滲透的軍事方法，稱為“戰參”，加以突出強調。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軍隊行動有度、強弱互補，從而立於不敗之地。總之，司馬穣苴以其卓著的軍事活動在我國古代軍事史上占據有顯要位置，而其《司馬法》，也成了我國軍事思想史上的寶貴遺產。
田穣苴墓
田穣苴墓，位於今天的齊都鎮尹家村南250米處。墓高約10米，南北長25米，東西長約38米。因長年累月的風雨侵蝕，古墓的東、北兩側陡峭，而其他面坡度較緩和。“繁花簇擁丘高起，當年司馬眠於此”，田穣苴墓已在此矗立二千餘年了。後人在遊覽穣苴墓後，寫下了這樣憑弔的詩句：“勇冠三軍比孫武，謀雄七國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