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5年6月1日) 叢書名: 古代小說文獻簡論叢書 平裝: 117頁 正文語種: 中文 開本: 32 ISBN: 7203052664
商品描述
編輯推薦《古代小說作家簡論》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請專家給中學生寫書，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動的形式，寫出當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數作者雖然還不是專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課題上有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每書都是寓學術性於知識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講授，而是高層次的引導，力求達到：中學生看得懂、愛看，大學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書作者的新資料、新觀點和新成就。
（三）全叢書共九輯八十冊。這九輯是：斷代簡史類、分類史話類、小說知識類、小說與文化類、歷史小說類、世情諷喻類、神怪小說類、俠義公案類、話本與文言小說類。其中小說史部分以史為經，以作品為緯，分代、分類評述；作品評析部分，以有影響的作家與作品為主，兼顧門類，重在評介，旁及源流；力圖從文學的、文化的、歷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層次地評介中國古代小說，以開闊讀者的視野。
一 古代小說作家考證的意義
二 古代小說作家身份的確認
三 古代小說作家年代的確認
四 古代小說作家字號的確認
五 古代小說作家籍貫的確認
六 古代小說作家經歷的確認
七 古代小說作家考證的方向
主要參考書目
關於《續金瓶梅》的成書，計有順治十一年至十五年（1654—1658）容城時作、順治十七年（1660）赴惠安任途中作、順治十八年（1661）在杭州作三說，分歧不小。不想這一問題，居然找到了官方的秘本檔案。2000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披露了一批館藏內閣滿文秘本檔、滿文吏科史書、滿文刑科史書，其中康熙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刑部尚書龔鼎孳等為審訊丁耀亢事題本》，錄有康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由山東按察使王廷諫拿解到部前來的審訊紀錄：
訊丁耀亢：《續金瓶梅》一書是否爾一人撰寫？或者尚有何人？供稱：此《續金瓶梅》十三卷書，乃為小的一人撰寫。小的於順治十七年獨自撰寫，並無他人。等語。訊丁耀亢：此書內有紫陽道人之名字，而爾供稱獨自一人撰寫，此事怎講？供稱：紫陽道人者，乃小的表
字，並非他人之名。（《順康年間（續金瓶梅）作者丁耀亢受審案》，《歷史檔案》2000年第2期）
在官方秘本檔案中發現通俗小說家的案卷，簡直是小說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情！既然已有丁耀亢“於順治十七年獨自撰寫”的自供，這重公案是否就可畫上句號了呢？不然。因為仍有不少疑問，最關鍵的還是撰寫時間，因為《續金瓶梅》畢竟是煌煌四十萬言的大書。
按丁耀亢《自述年譜以代輓歌》云：“己亥十月，捧檄而往。空其家資，王事鞅掌。自吳而越，借居湖舫。衰病日增，宦情焉強？庚子四月，決志抽簪，投劾不受，進退逡巡。桐江釣台，郎山仙嶺，抵於江浦。杉竹成陰，武夷九曲，虹橋千尋，桃花始放，黃烏多音，異域氣候。歲臘方陰，止此三月，乃許放還。如雲出岫，如鳥歸山。諸客征詩，贊其高閒。辛丑正月，得賦歸來。”據此，知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十月丁耀亢接到任命（捧檄），十七年庚子（1660）四月因“衰病日增”，決心棄官引退（抽簪）。由於“投劾不受”，故爾進退逡巡。查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吏部尚書伊圖等為請將逾期不接任知縣丁耀亢革職事題本》云：“福建巡撫徐永禎題疏內開，惠安知縣丁耀亢早已抵浙，假借患病，並不到任。”又云：“查十六年七月間，經題補丁耀亢為惠安知縣，其領憑內限定於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到任。該員已逾限期半年多，尚未接任。因此之故，擬以照例革職。”似未同意按主動辭職（投劾）處理。據《己亥仲冬至日赴惠安過橡谷丘海石明府載酒候別留詩壁上奉答原韻》，順治十六年（1659）冬丁耀亢方由故鄉諸城啟程，直到順治十七年（1660）正月上元方抵達杭州，有《上元日方山招游孤山同孫宇台王仲昭周宋二客放舟》詩為證。而據《自江乾買舟從陳憲台諸子入閩》，知其於是年秋離開杭州往桐廬、釣台、浦城、武夷（自紀：“告病閒居，因自浦城往游武夷，日紀山行，自翥嶺始，較霞嶺險秀百倍矣。為庚子十一月初句”）等處遊覽，冬至日回歸浦城，前後折騰了三個月，方獲“放還”，於順治十八年辛丑（1661）正月回到諸城。丁耀亢在杭州充其量只住了七個月，他是既無時間、亦無心緒來寫作長篇巨帙《續金瓶梅》的，更不要說在順治十六年（1659）冬由故鄉諸城啟程“赴惠安任途中”的短暫時間裡了。
張清吉先生認定丁耀亢在任容城時創作此書，是有相當說服力的。只是在寫作時間上，還可往前略推：在任鑲白旗官學時，就已經開始醞釀了。《續金瓶梅》第五十八回“遼陽洪皓哭徽宗”，以濃墨重彩寫了一個“艱難困苦，忍死不降”的和金使臣洪皓。他被遞解到絕域窮鄉的冷山，受盡折磨，韃官佛奴兒知他是個忠臣，留他在家同住，教他兩個兒子讀書。洪皓取樺皮做紙，用黑海石頭作墨，用蘆管栽上鹿羊毛為筆，把平生記的四書五經寫了一部樺皮書，將小番童招來上學：“千百家韃子供養著一個洪皓，好似得了聖人一般，好不快活。”洪皓自做了一套北曲，說教習遼東之趣，中有“向穹廬帳說義談仁”、“東夏西夷舜共文，統車書，六契約春”等句，【尾聲】云：“聖賢書，南北本無分，向遼陽開闢了荊榛，打辣酥吃不盡燒羊嫩，若比著皂帽投遼還快活得緊。”丁耀亢所作自敘官學經歷的《皂帽傳經笑》，正有“昔管寧以避亂投遼，洪皓以朔漠談經，予實愧之”之句。他以“以聖教行於蠻夷”的洪皓自況，可謂絕無疑問。丁耀亢為什麼要以洪皓自況？就是為了反思自己的行藏出處。明清之際，世變至亟，與倡義於板蕩危亡、不屈而死者相比，希圖苟免、歸順新朝的“貳臣”，總是不免讓人鄙夷的。但事情又有其複雜的一面。丁耀亢雖曾列名王遵坦“冀敘功求用”冊中（王遵坦後來做到四川巡撫），卻拒絕靦顏迎降，表現出一定的民族氣節。但他最終未能做到“不事新朝”、“不事異族”，稱之為“遺民”是不夠格的。丁耀亢的家鄉諸城甲申年先為大順軍占領，五月大順軍西撤，便被清廷順利接管。土地既非從明朝手中奪得的，則認可清朝政權的“合法性”，也許較江南士人稍稍容易一些。順治五年（1648）丁耀亢至都門，為的是求一進身之所，內心是很矛盾的。同年所作的《長安冬感雜著和李坦園太史秋感韻廿四首》之五云：“中原有一士，十年無完冠。鷸鶚不及頂，纓笠何盤盤。江海存余傲，擊築來長安。荊卿骨已朽，金台不可扳。蕭蕭易水上，寥落傷心肝。”時時以荊卿、高漸離相對照，對於“存余傲”的他，是很痛苦的。詩中“無聊生理缺，奴僕請逢迎”，“避就違初志，江湖愧此生”之句屢見，就是明證。就丁耀亢來說，他不曾做過明朝的官，沒有受過明朝的恩典，應試出仕既是為了自存（“名為赴試，實避諸艱”），更是為了日後的進取，似不應作過酷之批評。他不得已出來任職，只是做了個“廣文”的教諭，而非牧民的“有司”。他感到自己是滿洲子弟的老師，心理上並不覺得屈辱；做的又是“向穹廬帳說義談仁”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是保存傳統文化，“天惠生民，應運為君，外不過愛物推恩，布黔黎功滿乾坤”，體現了一定的責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