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南籠起義 的根由一言以蔽之：即“官逼民反，終有契機”，是階級矛盾錯綜交織的結果。為了加強對西南地區的統治，清雍正六至九年(1728-1731年)，清政府在西南地區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取消土司世襲制度，設立府、廳、州、縣，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改土歸流”政策實施後，南盤江流域仲苗(今之布依族、壯族，清文獻辱稱為“狆苗”)地區出現“土”、“流”並治的局面，流官掌管府、廳、州、縣的地方政權，土官執掌州、縣以下基層政務。南盤江流域原住居民主要是布依族，“改土歸流”前屬於廣西泗城土府管轄，實際仍是土司領地。流官通過土官斂財，土官依仗流官維持沒落的世襲統治地位。“改土歸流”前的康熙末期，南籠府轄地的加征秋米不過329石8斗，到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年征秋米3639石4斗，超征11倍，賦稅額徵銀327兩。農人租種土主的土地，50%以上產量交租，“不敢少升合”。蘭鼎元在《邊省苗蠻事宜論》中記載：“聞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民發輸土徭，較漢民丁糧多加十倍;土司一娶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土民犯罪，土司縛而殺之，其被殺者之族，尚當斂銀以奉土司，六十兩、四十兩不等，最少亦二十四兩，名曰玷刀銀。種種朘削，無可告訴。”布依族人民在土司的盤剝之下，早已貧困，終年吃不上鹽，導致身體浮腫和患大脖子病(甲狀腺病)的人群比比皆是。
南籠起義流官進入布依族地區，隨之源源不斷自中原地區遷入大量漢族移民，其中的地主和姦商，發現這裡的布依族人老實憨厚耿直，於是便投機取巧、巧取豪奪，在短時間內就很快富起來成為地主，擁有的土地就越來越多，盤剝布依族農民的手段也花樣百出。失去土地後布依人民淪為了佃戶。他們除了交納規定的地租之外，還得負擔相應的酒食。同時高利貸盤剝亦十分利害，“凡遇青黃不接之時，農民借錢借糧，地主奸商往往規定加一倍、二倍償還。”“雖銖兩，數年後至千百”。貧窮的布依族人，不僅土地被搶奪、房屋被霸占，而且還被關押凌辱，以至於身死。甚至連差役兵丁也利用一切機會，敲詐勒索布依族民眾，“高乘駟馬，復逼勒要，腳錢爛派，或則百兩，或則五十金”，“兵役入寨恣意需索”。布依族民眾生活極為艱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被迫賣兒賣女，完全喪失了生存的權利。布依族民間敘事長詩《王仙姑》有云：“官家最兇惡，土司最可惡，仙姑開的田和地，他們來搶奪。”乾隆五十年(1795年)，永豐州流傳民謠：“苦!苦!苦!三年兩頭苦，好田無人耕，白骨不勝數，”正是布依族人民痛苦生活的真實寫照。物極必反，布依族人實在無法生存下去了，被迫拿起了武器與之抗爭。
嘉慶元年(1796年)，湘、黔交界的松桃、永妥、鳳凰、乾州四廳爆發了石柳鄧、吳八月領導的“驅逐客民奪還苗地”的苗民大起義，清廷徵調黔、滇、桂等七省祿營軍進行圍剿。南籠府奉命征派布依族青年入伍，驅駛前往湘西鎮壓苗民起義，遭到布依族人的強烈反對，知府曹廷奎見此情狀率兵鎮壓，將20多人逮捕入獄，此事更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乘貴州巡撫馮光熊率安籠鎮總兵出征湘西，郡境清軍武裝空虛之機，是年冬，南籠府親轄地的洞灑、當丈的布依族人王囊仙、韋朝元，“以木為契”，輾轉召集各地民眾至洞灑、當丈集中，南籠起義便轟轟烈烈地爆發了。
起義歷程
南籠起義南籠起義的歷程，可用一句詼諧話形容：“仁宗降旨，大員屁顛。”
起義民眾公推王囊仙、韋朝元做首領，組建起義武裝，取年號為“天順”，在洞灑、當丈築木柵，砌石城，備兵器，積糧草，發告示，部署起義。領導機構分為軍、政、巫，軍以主謀軍師桑鴻升為首，政以丞相王抱羊為首，巫以仙王潘成德為首。
嘉慶二年(1797年)正月初五，王抱羊、黃抱良等率領近千名布依族人，從北鄉(今龍山鎮)起事。燒普坪、魯溝、半坡塘、壩弄塘，殺死訊官、塘兵，初六抵達南籠府城。南籠知府曹廷奎聞訊震驚，心想南籠府城內只有羸弱殘兵不過三百人，怎么能夠抵擋戰火甚熾的義軍，自知失城難於倖免，於是先手刃其妻其女，自己再觸楹而亡，以報皇恩。此時的南籠府城由金淳、把總楊文海商議並集鄉勇入城參與城防抵抗。正月初八，把總楊文海燃炮擊殺王囊仙之父王文學和黃抱良，義軍陣亡數十人，府城未克，退至城郊。義軍在19歲的布依少女王囊仙帶領下，便進入了白熾化狀態，由逼死曹廷奎，繼而發展到攻下冊亨州同城，殺死州同曾艾、把總楊文海和外委梁國璋。先後攻克黃草壩、新城、安南等城，捷報頻傳的義軍又占據安順府的永寧州、歸化廳、普定縣、鎮寧州，殺死永寧糧台千總李華純。進而占領貴陽府的定番州、廣順州、長寨廳、羅斛州;大定府的平遠州、威寧州、黔西州。2月底，軍鋒直指省城，巡撫非常恐慌。又在黃泥河殺死守備江麟，把總龐得佩、馬珂國，外委曾繼先。廣西泗城、亞稿寨、西隆州，雲南大理平彝、曲靖等地的布依、苗、彝等各族人民紛紛起義回響。起義軍由1000多人迅速發展到20多萬人。民間傳說仙姑灑豆成兵：“仙姑顯神靈，灑豆就成兵，一把豆子兵千個，十把豆子萬個兵。”義軍所向披靡，形成洶湧澎湃之勢。
嘉慶帝剛繼位，龍床未坐穩，就遭如此黔亂，真是食不甘味，寐不能寢。為此，仁宗愛新覺羅·顒琰一共下了7道聖旨，收在《清實錄·仁宗實錄》里，所批的相關摺奏58章，收在《軍機處錄付·民族類》里。由此折射出南籠起義在清廷政治生態中的權重。
1797年2月28日，嘉慶帝急令雲貴總督勒保任統帥，調兩廣總督吉慶、雲南巡撫江蘭，助勒保平亂。勒保從湘西撤回所部，由貴陽方向進攻南籠;江蘭防衛滇黔交界進攻黃草壩、普安一帶，並向南籠靠攏;吉慶防衛桂、黔交界的南盤江一帶，並向羅斛、冊亨進攻。王囊仙、韋朝元增派將兵加強普安、黃草壩、捧鮓、冊亨、羅斛、歸化等地的防禦，又增派1000餘人防守永寧，以阻止勒保的進攻。
是年3月14日，勒保率清兵進攻關嶺，關嶺是通往黔、滇的要隘。勒保到達關嶺後，發現所有的要塞已被義軍占據，於是就派總兵德英額、游擊伊蘭泰帶官兵從黃果樹逼近坡貢，勒保率領臬司(按察使)常明，副將施縉從黃果樹進兵關嶺，一路遭遇潛藏在樹林和石洞中的義軍伏擊，經過兩晝夜的拼殺，才到達關嶺對面的大坡嶺。勒保派人偵查，發現大坡嶺前面的八林橋附近布依寨眾多，聚集義軍上萬人，不敢冒死進攻，兵分三面包抄，然而兩翼官兵難以通行，只有攀爬懸岩通過，尤為艱難。於是命令游擊宋延清挑選精兵由左邊龍抓樹深溝潛行，竄到關嶺近郊，再派游擊常山挑選善於攀爬的兵將，由右邊懸崖迂迴而上，勒保自己則率兵從八林橋正面吸引義軍，形成對峙，等待三路兵馬會合後發起總攻。敵三路兵馬不期而至，槍炮齊發，義軍預想不到官兵會從嶺上向下夾攻，立即潰敗，勒保大獲全勝。下令焚燒寧莊、高寨、王家墳、紅岩等十八個布依寨，並乘勝追逐至巴隴屯。巴隴屯山形象箕，三面是懸崖峭壁，極為險要，正面是高達數丈的營牆，並置雷木滾石，易守難攻。勒保一面令常明、施縉挾火彈攀岩絕壁，一面對巴隴屯進行強攻，經過五個晝夜的殊死拼殺，雙方人馬死傷慘重。攀岩絕壁的清軍，從上向下投火彈，在猛烈的火彈攻擊之下，巴隴屯變成了一片火海。4月8日，關嶺被清兵奪回，通向黔滇的大門被清軍打開。4月18日，勒保進兵新城，與義軍惡戰，損失兵力過半，無力繼續進攻義軍。令貴州巡撫馮光熊火速增兵，補充軍械，發動和鼓勵當地的地主武裝協助官軍作戰。
南籠府各地相繼建立地主武裝39支，其中最大的一支是下紮寨武生陳啟麟統率的團練。陳啟麟利用其權勢和錢財，組織鄉團3000餘人，分為3營，一駐硬溪孔，一駐朗打寨，一扼興隆山，成犄角之勢。
5月11日，勒保得到增兵2000餘人，便集中進攻起義軍軍營碧峰山，義軍在山上挖壕築壘，修築防禦工事。勒保督軍多次進攻，未能得手，於是設伏兵於四周。起義軍缺乏作戰經驗，見敵軍久無動靜，以為兵少畏怯，便傾全軍下山直攻勒保大營。清軍伏兵四起，將義軍分割包圍，火槍和利箭齊發，義軍死傷過半。清軍又用大炮猛烈轟擊山上營壘，僅有數百名義軍從中逃出，退到阿棒寨一個山洞中。清軍追至洞口，義軍無一人願降，勒保放火燒洞，幾百名起義軍將士全部犧牲。
勒保解新城之圍後，便派游擊常山、普安州判丁楷，率官兵3000餘名，前往黃草壩援助，常山、丁楷至馬別河時，馬別橋已被毀，水流湍急，又無船可渡，於是抄小道從猴兒寨、手扒岩等地通過。由於地處險境，常山、丁楷想神不知鬼不覺地稍稍潛入黃草壩，行蹤卻被七綹須探知，急告知圍攻黃草壩的賀朝用、韋光萬、賀白寶，賀朝用帶領部隊回馬別河堵截。又派韋阿用通知王抱羊從尾後劫殺。就在常山和丁楷渡河時，戰鬥展開了，常山和丁楷陷入困境，被兩面夾攻。經過兩個多時辰的戰鬥，常山、丁楷、把總陳宏典、外委張世溥皆被擊斃，其餘官兵全部被殲滅，義軍士氣復振。
6月19日，勒保兵至壩弄塘，圍城義軍被迫毀橋退至五洞橋西，府城守軍乘機出擊，義軍腹背受敵，撤向洞灑。勒保入府城坐鎮指揮，令常明、施縉進攻黃草壩，雲南巡撫江蘭令總兵德英額督兵配合，義軍首領李阿六被俘，死傷將士千人，黃草壩被占領。兩廣總督吉慶率領官軍從泗城出發，攻冊亨、捧鮓等地義軍，義軍各據點相繼失守，被迫退守洞灑、當丈。
8月15日，勒保匯集各路清軍和地主武裝，圍攻洞灑、當丈。義軍拚死抵抗，戰鬥十分激烈。由於清軍人數眾多，武器精良，洞灑、當丈的圍牆寨柵被攻破，義軍將士揮舞大刀、長矛、梭標與敵血戰，雙方展開生死肉搏，義軍傷亡慘重。戰至最後，遂火燒木城，義軍將士紛紛投火自盡，王囊仙、韋阿信等在烈焰中被俘。清軍生擒七綹須、王化明、韋抱堵、桑鴻升等義軍首領。此次戰鬥，2萬餘名義軍將士被殺，2600多人被俘。
勒保將王囊仙、韋朝元、王化明、韋抱堵4名義軍首領押解北京，於12月28日將4人殺害。桑鴻升身負重傷不能解京，便與765名義軍大小頭領和1052名義軍戰士，在南籠城郊北被勒保處死梟首示眾。起義將士視死如歸，沒有一人屈服。之後，勒保又遣清軍四出搜捕義軍餘眾，並照嘉慶皇帝旨意徹底清查支援過義軍的村寨，對於所指“反側難信之人”，分別發往黑龍江、新疆、甘肅等地安插，不準留居南籠。
8月2日改“南籠府”為“興義府”，改“永豐州”為“貞豐州”，新置“興義縣”。當月26日清軍在新城巴林圍剿王抱羊所率數千人，並擒殺重傷的王抱羊。歷時8個多月的南籠起義，在清廷殘酷鎮壓下歸於失敗。
嘉慶帝非常得意，說“雲貴總督勒保奏報剿捕仲苗、南籠解圍”，欣然“詩以志事，三十六韻。”辱罵道：“狆苗與楚苗，其類本同醜。饕餮雖人形，原非中原有。”南籠解圍後，嘉慶帝“屈指癸成辛，寸衷略安宿”了。
歷史意義
南籠起義是布依族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雖然起義時間不足一年，但卻沉重地打擊了當地的流官、土官和地主、高利貸剝削者，迫使清政府做出一系列有利於布依民族的懷柔政策。
起義重挫了清政府大員的銳氣。鎮壓起義軍劊子手馮光熊，爭功謊報戰果，被嘉慶帝察覺，嘉慶帝以“究系書生，又已年邁”開脫，才免深責;補缺南籠府知府張鳳枝，本於嘉慶二年正月到任，懼怕起義軍，在路途中輾轉逗留，有心規避軍差，被革職交刑部治罪;嘉慶三年(1798年)新任興義知府熊爵勛，吸取前任知府曹廷奎教訓，施政裹足不前，內閣以“庸庸碌碌、人甚糊塗，年復衰邁”為辭，降職調離。
清朝讓步主要表現在：“申明民苗典買田產，以杜盤剝欺凌等弊也。”清政府明文規定：布依族地區，嚴禁土地買賣。嚴禁漢族以任何理由購賣布依族或其他少數民族的土地。如有違背者，一經查實，立即將購賣的土地歸還給原來的主人，沒收所有購賣土地的銀兩，並依法重處。嚴禁放高利貸者盤剝布依族人民，如有貸者沒收其財產，並加以處罰，徹底打擊高利貸者。
“厘定民苗村寨，毋許混雜，並嚴禁差役擅入苗寨，勾攝公事，以杜藏奸滋事也。”不允許漢民族混雜居住在布依族中，以避免漢族和布依族人發生糾葛，並且嚴禁差役擅入布依族村寨。吸取布依族起義之初，差役李華、胡萬年等7人，恣意盤剝布依族貧民，還姦污布依族少女，情節惡劣引起了布依族人的強烈憤慨，成為起義的導火線。地方官如有公事，得尋找布依村寨的頭人傳喚，不允許差役進入村寨，以免搔擾事件再次發生。
“酌裁把事、土舍、亭長多名，以杜科累。”清政府特別派遣官員，清查平日欺壓布依族人民的把事、土司、土目、亭長等官員，一經查實確有不法行為，一律全部革職查辦，還要視其情節輕重給予定罪。還有那些軟弱沒有管理能力的官員也一律全部革職，並且永遠不再設定土舍、亭長等官員職務。
“酌設苗弁，以資管束各寨也。”清政府同時大量提拔彈壓起義軍有功、有能力的布依村寨頭人做外委、把事、千總、守備等低級武官，分別級層管制，可保布依族地區平安共處，達到“以苗治苗”的目的。
“酌定夫徭工所，以資窮苗口食也。”清政府看到貧窮的布依族生活艱難，而這些地區漢民族較少。官府的差事繁多，需要大量的差役。所以明文規定，僱傭布依族人民務必定價，為每人每天給五分銀子，可以讓貧窮的布依族獲得一些錢養家餬口。並且還明文規定，地方官員不得降價剋扣布依族僱傭工錢，不得經過差役之手，如有舞弊者，一經查實嚴懲不貸。這樣既可以給貧窮的布依族人提供生活來源，也可以滿足官府所需的差役。
“免貴州仲苗擾之興義府普安、貞豐二州、普安、安南二縣，並冊亨州同、新城縣丞，捧鮓巡檢所屬本年額賦”，“並且戰爭中損壞房屋，無論是草房或瓦房，每間都給予修理費用二兩銀子，並酌借牛具給難民耕種，促進生產，早點把家安定”，避免再生混亂。清政府作出的政策調整，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對布依族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穩定了對布依民族地區的統治。
南籠起義是以布依族農民為主，並有苗、漢、彝等其他民族參加的反清鬥爭。如漢族桑鴻升，為起義軍的主謀軍師。各族人民並肩作戰，增進了相互間的了解，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的團結。
“南籠起義”在布依族歷史上寫下了光輝一頁，為推動布依族社會的發展，立下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布依族不畏強暴、敢於鬥爭、不怕犧牲的起義軍將士，永遠值得懷念和敬仰。
如今是社會昌明，科學發達，經濟騰飛的時代，布依族人民繼承民族的頑強拼搏、不屈不撓的優良傳統，走出狹隘的民族意識，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追趕時代前進的步伐，在布依族先烈倒下的地方，建設一個和諧美麗富饒的家園。
遺址景點
在今貞豐縣龍場鎮定塘村，保存著一座比較完好的古城牆遺址——定邊城；當地稱它為定頭城，據有關史料記載，距今已371年歷史，系明思宗朱由檢賜予的城名。城西百餘米處，有收葬戰爭中死難者的“萬人墳”一座。
定邊城建於明代天啟六年（1626）,是由普安監軍副使朱家明組織建造的11座城池之一。於崇禎四年（1631）建成，以“宿兵防衛”為目的。城內“軍民雜處，農商並居”，頗為繁榮。
該遺址位於貞（豐）至卡（子）公路旁，城垣周長約2100米，用青石砌就，分為東、西、南、北四門。該城的形狀為梯形，西面城垣長約650米，南面城垣長約350米，東、北兩面城垣各長550米，城牆厚1.5米，總面積約0.19平方公里。殘牆最高處4米，最低處1米以上。現僅存西門門拱，高3.9米，寬3.28米，厚2.42米。該城北門為上街組，南門為下街組，現住有165戶農民。
古城外驛道明顯，北門出城古驛道，有較長一段，用石板鋪成，寬1米多，出南門古驛道，均用青石板鋪成，寬在2米以上，東門出城的古驛道保存了一小段，呈梯坎式，西門出城驛道接貞卡公路。
在下街至南門有一段長200米的街道，寬10多米，用石板鋪就，歷經幾百年風雨洗禮，至今仍保存較好。關帝廟是在修城時建的，後毀於戰火，再由劉澍滋承辦，劉崇高率族人重修，曾經香菸不斷，來者多為求子，此廟保存完好，是上下街的分界標誌。
城內東門一土堡上，修過縣衙門，遺址至今尚存。
當年王囊仙和韋朝元率領布依族、苗族起義，義軍急欲攻克定頭城。因定頭城地形險要，久攻不破，守城將士越戰越勇。據傳，一天夜裡，土地給率兵攻城的頭領託夢，道此城為困牛形，從南面攻打它的頭，越打就越勇猛，要從屁股後面用火燒才能攻破，結果此城就被北面攻破……
位於定邊城遺址西門外100多米處，建有定頭“萬人墳”。該墳建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是事隔22年後，於嘉慶己卯年,當地人在西門前一大田裡，將填了的水井挖開重新使用，（一說北門“新房子”屋基下）發現了大量的骨骸，經查證屬當年那場戰爭中死難者的遺骸，於是，就建了一座“定頭城被難眾姓老幼男女遺骸之總墓”。
定頭城遺址，具有歷史文化的厚重感，其建築風格展現了當時經濟、文化的繁榮與軍事的戰略防衛地位。它雖然毀於一場戰火，留下如今殘缺的城牆遺址，但漫步其間，那築城時錘鍊打造的鏗鏘聲仿佛縈繞在耳畔，當年雙方攻防對峙的廝殺，烈焰騰空的戰火和腥風血雨的慘景，儼然就在眼前。
隨著時間的流逝，經歷了歷史的風風雨雨，該城遺址及“萬人墳”的碑記更加具有歷史價值和旅遊觀光價值,是黔西南州難得的人文景點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