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
我以為“北京文化”是一個很大的概念，這座城市的老百姓的數百年來養成的很多約定俗成的生活習慣都是她自己獨特的文化元素，而且一座城市的文化在不同的時期也不相同，關鍵要看究竟想要了解她的哪個時期的哪一種文化。
譬如：北京小吃，傳統四合院，胡同文化，北京方言俗語，民俗民風，傳說典故，滿人入關所帶來的新服飾文化等等；另外，作為一座歷史悠久的古都，其歷史淵源，古建遺蹟也是她不可缺少的文化要素；還有，北京作為國家首都，其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也是她的重要文化元素之一。我覺得，一座城市沒辦法確切地說她究竟包含哪些文化，應該具體的問題具體研究。衣、食、住、行，只要是北京的生活，就存在北京文化。
京城建築
也許是京城建築最能代表都城文化的特色吧。在甲骨文中京字寫成“附圖”，“附圖”字所象之形，就是一座座落在高崗之上的宏偉建築。這建築使人想起了權力、富貴與尊嚴，想起了傳承數千年之久的都城文化。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的都城主要分布在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如西安、開封、洛陽與北京，都做過時間不短的都城。但是，西安、洛陽與開封的王者之氣，如今只能到蒼煙落照中的一座座墳陵中去尋覓。只有北京，不僅作為都城的時間跨度最長，而且自遼立此為南京後，王脈基本上一直延續至今。因此可以說，北京是研究中國都城文化的範本。 北京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是國家權力的中心，是國家形象的代表，是朝拜的聖地。北京的旅遊是典型的都城文化旅遊。古代的故宮、天壇、北海、頤和園，現在的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升國旗儀式……，都是都城文化的價值所在。因此，外地人到北京，首先要到天安門前留個影，到人民大會堂去轉一轉，因為這裡是祖國的象徵。
都城文化
“都城文化”這四個字衍生出了諸多只有北京才有的、獨一無二的文化現象。譬如關心時政，參政意識強，文化素質高，精英雲集，官派作風，輕商鄙利，好面子，喜擺譜，自命清高，盲目自大等等。下面，我們就擇其要者談一談。
政治責任
作為數朝古都，長期以來，北京一直是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所在地，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政府機構林立，各國使館雲集，關乎國計民生的大政由此發布，各種國內外信息向此匯聚，甚至連各種小道訊息也從這裡向四方傳播。在這種氣氛的薰陶下，北京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覺悟從總體上看自然要比地方上高一些。有個順口溜流傳很廣：“北京人什麼都敢說，東北人什麼都敢幹，上海人什麼都敢穿，廣東人什麼都敢吃。”幾句話點出了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差別。“敢說”是指北京人敢於批評時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政治責任感很強。比如在茶館裡，南方人喝茶，談的多是家長里短和生意場上的事，而北京人喝茶，聊的常是國家大事，這在過去難免要犯些忌諱。所以老舍先生在設計話劇《茶館》布景時，一個突出的細節，就是在牆上貼了這樣一張告示：“莫談國事”。由此可見，北京人關心時政，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是有著優良傳統的。歷史上，北京成為多次大規模民眾政治運動的策源地，原因就在這裡。
高素市民
北京作為都城，也是精英薈萃的科技文化中心。有組數字也許能說明這一問題：北京現有高等院校65所，國家級科研機構388所。每年向社會輸送高素質人才10萬餘人，科技人員8萬多人，國家兩院院士有50%在北京，人才指標居全國榜首。北京的孩子有著得天獨厚的受教育條件，由於高校眾多，北京聯考生員的錄取率達70%以上。北京有著全國最高級的管理人才，最多的博士、碩士、大學本專科學生，有著最高的義務教育普及率……。北京人的高素質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此北京市民的一舉一動，常常會顯現出較高的文化品味。看得深，想得遠，不拘眼前小利，雍容大度，志向高遠，這就是北京人。在經濟上，北京雖然是個典型的消費城市，但在科技和文化產業上，卻是全國最大的產出城市。這就決定了北京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應該是文化產業和高科技產業。
官派作風
北京自成為定鼎之地後，便是達官顯貴雲集之所，這也是都城文化的一個特點。官多的結果，就是官場上的習氣與作風滲透到了京城的各個角落，就連普通的平頭百姓，也會時不時地打上幾句官腔。古人云，宰相門前七品官，何況是天子腳下呢？聽聽老北京人說話時拖著的官腔，看看老北京人遛彎時踱著的方步，讓你不能不相信這句古話。 官本位文化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北京人的自命清高和輕商鄙利。北京服務行業的官商作風是全國聞名的，北京人把什麼工作都當“官”來做。顧客到商店買東西，售貨員有賣與不賣的權利，因此顧客要賠笑臉，說謝謝，好像東西是經他批准後才賣給了你；乘客上了公共汽車，售票員就是你的領導，不管人多多，你也得擠到他跟前去買票，因為門口就是他的辦公桌；你要坐計程車嗎？得看你去哪，堵車的地方人家就拒載。在大多數北京人的觀念中，不管幹什麼，掙錢都不是最重要的，在他們的眼中，體面和尊嚴高於一切。而在上海和廣州人眼中，北京人著實有點傻，世上哪有有錢不賺的道理？可見，官派作風給北京文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低估。在北京，雖不乏小市民，但真正具有小市民寒酸氣的並不多，也就是說，北京的小市民與其它城市的小市民在言行舉止上是有區別的，這些區別來自官場風氣對北京小市民生活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官本位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好擺譜。據我所知，“擺譜”一詞大約產生於清代，本意是擺出家譜給人看，原本並無貶義。歷史上滿族人是比較愛擺譜的。因為滿族是中國歷史上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之一，由於部落分散，滿族歷史上沒有自己的通史，它的歷史記錄，多半是通過對自己家譜的翔實的記錄得以實現的。長者給後人講史的一個基本方式，就是給孩子們述說自己的家譜。滿族有句名言，叫做“老人不講古，小的失了譜。”但滿族進關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使這一勤勞善戰的民族，一夜之間變成了特權階級，他們不工、不商、不農、不桑，無論是誰，只要是旗人，就可以免除所有苛捐雜稅，而且還可以按月領到可觀的錢糧。不勞而獲的悠閒生活，使得眾多的八旗子弟逐漸失去了勤勞勇敢的本色，成為遊手好閒的大爺，成為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的寄生者。他們唯一可以炫耀的資本，就是到《八旗滿洲氏族宗譜》中，去尋找自己先祖的往昔輝煌，並以此顯示自己家世的榮耀。於是，數祖擺譜成為一時風尚。辛亥革命後，清朝統治雖被推翻，但八旗遺風卻一直影響著今天的北京人。人們常說北京人好面子，究其原因，恐怕與好擺譜的心態不無關係。試想，大家不是帝王苗裔，就是名臣之後，若做了“不體面”的活兒，連自己的面子都過不去，更不用說祖宗的面子了。北京人常常抱怨外地人把北京人的錢都掙去了，其實，北京的就業機會不少，影響就業率的原因不在沒有職位，而在於北京人從老祖宗那兒遺傳下來的虛榮懶惰的毛病。解決北京人就業的關鍵不在騰出多少職位，而在於改變北京人頭腦中的傳統觀念，觀念不改變，就是騰出再多的就業機會也沒有用。 官本位文化的再一個表現就是處事圓滑，說的多，做的少。解放前就有這樣一首民謠：“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所謂“京油子”，是指北京人處事圓滑，辦起事來四平八穩，說起話來滴水不漏，凡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種中正平和、閒散庸碌的作風，在明清時期的京師官場非常盛行。據說清道鹹時期的三朝元老曹振庸就諳熟此道。曹振庸官列一品，門生故吏滿朝廷，當別人向他請教為官之道時，他說：“無他，但多磕頭，少開口耳。”時人作詩諷刺晚清官場說：“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晚清官場的遺風一直影響到今天的北京人。北京國家機關多，事業單位多，國營企業也多，吃公家飯，端鐵飯碗的人明顯多於其它城市，這種機制是官本位文化繼續存在的土壤。因此，北京人常常是“醒得早，起得晚，說得多，乾的少，乾成功的更少”。“北京出政策，外地出典型。”出政策是政府的行為，與平民無涉，但北京出不了典型，則不能不說是北京人的問題了。只要回頭看看近20年來我們所走過的路，就會發現，中央一個政策下來之後，外地人已經熱火朝天地幹起來了，但北京人還在開會學習，學習開會，理解中央的精神。“述而不作”已經成為北京在經濟上走在其它省市前頭的一塊絆腳石，要想改變這一現狀，必須要提倡真抓實幹，勇於實踐。
圍城情結
有人說北京文化是多元文化，這話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歷史上北方少數民族數次入主中原，定鼎北京，造成了多次民族大遷徙和民族大融合，他們對北京文化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在我們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方言中的“胡同”、“旮旯”、“馬虎”、“磨蹭”，飲食中的白水羊頭、涮羊肉、烤全羊等等，都是典型的北方遊牧文化的遺存。但是，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遊牧民族對北京文化的改造多限於衣食住行這些表層文化，而在深層文化上，他們更多的是為漢族所同化。環境決定文化，遊牧文化一旦脫離草原，失去自己的生存環境，就必然會被新居地的農業文化所替代，這一點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可以說，老北京本土文化的核心仍然是農耕文化。 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在心態上有很大不同。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北方遊牧民族“不以敗北為恥”。因為北方遊牧民族本身就不喜定居，放牧牛羊也無法定居。如果與鄰國開戰，一旦敗北，帶上妻兒，趕上牛羊，一走了之，這對於他沒有任何損失，最多就是提前換了牧場。因此遊牧民族領地的觀念比較淡薄。但中原的農耕民族就不同了，如果敗北，他們就要背井離鄉，不但失去了房屋，而且還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將一無所有。嚴酷的環境逼迫他們必須為自己的生存而戰。對於這些不善戰事的農耕民族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層層的圍牆將自己包圍起來。所以，中國的農業民族，特別是與強悍的遊牧民族比鄰的北方農業民族，很早就有了築牆的習慣，大到萬里長城，中到各城鎮的城郭，小到各家各戶的院牆。為保險起見，有時圍牆還不止一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國小農文化封閉保守的傳統。 北京是典型的城的世界。北京的城牆之多，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明初建的北京城有三重城牆，最裡面一層是宮城，叫紫禁城，第二重是皇城，第三重是周長20公里（km）的京城。明嘉靖三十二年起又在正陽門、宣武門、崇文門外加築全長約14公里的外城。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這些堅固的城牆在阻擋敵人的同時，也阻礙了人們與外界的聯繫，鑄成了一種封閉的文化心態。作為權力中心，都城之內的文化確實具有著較高的品味，在眾多的鄉民面前，城裡人無疑是文明的代表，這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造成了都城人盲目自大的心理，使他們養尊處優進而固步自封。而這種心理無形中又阻拒了來自遠方的異域文明。北京人之所以能成為北京人，正是因為他們一直生活在中國最大的圍城裡。 如今，北京城的城牆已經拆得差不多了，我們在為之惋惜的同時，不禁要問：我們應該拆除的到底是什麼？北京人心中的城牆是否依然存在？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北京人的思想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與南方沿海城市相比，在接受外來文化及新生物事方面，仍顯遲鈍。習慣上，人們稱上海為“灘”，它象徵著開放性的海洋文化；稱廣州為“市”它象徵著活躍的商業文化；而稱北京為“城”，它是否還代表著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保守的都城文明？！也許稱呼的不同，無意中真的道出了這三座城市之間不同的文化品格。2000年北京申奧的口號是“開放的北京迎奧運”。我們希望古老的北京文化能夠乘著申奧的東風，敞開她博大的胸懷，走進新的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