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松齡自然知道博什科維奇(比劉松齡小几歲),因為他使用過博什科維奇的著作,而且劉松齡的弟弟韋查德是皇帝在布魯塞爾(Brussels)的兄弟的告解神父,而博什科維奇經常去布魯塞爾拜訪他的朋友——來自劉松齡家鄉盧布爾雅那的哈布斯堡荷蘭的統治者康本瑟伯爵(Habsburg Netherlands' Governor Count Cobencl)。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埃皮努斯的其他關於電的數學理論,也是北京耶穌會士電學研究所從屬的主流中的一部分。在他們準備電學實驗(在本質上與富蘭克林的成果有所不同)之前,劉松齡和他的同事們可能看過英國(1751)或法國(1752)出版的富蘭克林寫給柯林森的有關萊頓瓶的信件,亦或是貝卡里亞(Beccaria,這裡可能指義大利物理學家喬凡尼·貝卡里亞(Giovanni Beccaria——譯者注)的拉丁彙編(1751))。桑切斯和柯林森同時為兩個研究團隊,美洲的富蘭克林和北京的耶穌會士提供了必需的設備,而兩個目標團隊都極其成功地完成了試驗,並回報了出乎意料的、非凡的新發現。桑切斯和柯林森都與倫敦皇家學會保持著聯繫,但富蘭克林和北京耶穌會士卻沒有合作,儘管歐洲耶穌會士首領博什科維奇是他的好朋友。因此,在美洲和中國的兩個目標團隊只能通過古老的歐洲(good old Europe)進行交流。富蘭克林可能沒有刻意去親自重複北京耶穌會士的實驗,因為他在電學方面獲得名聲之後便很快轉向了外交與政治領域;而北京耶穌會士是否重複了富蘭克林的實驗,亦或是將避雷針(lighting rod)介紹到中國,也並不完全明確——不過,嚴格地說,他們的實驗為伏打的研究帶來了更多的成果,儘管他們遠沒有獲得富蘭克林那么大的名聲。
當博什科維奇在維也納出版他的傑作時,埃皮努斯向科學院遞交了關於電力和磁力的演講,並於1758年9月7日將它獻給女王。他用萊頓瓶實驗推進了電和磁的類比研究,雖然他使用了北京耶穌會士的數據,然而他沒有提及北京的報告。
1758年秋,埃皮努斯發展了他的關於電與磁效應的數學理論。1759年6月4日,埃皮努斯向科學院提交了他的專著。這本著作於11月底出版,並獻給了拉茲莫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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