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村鑒三

內村鑒三的意義在於,超越近代國家,以基督教的普世原則批判近代日本。他對甲午戰爭的批判、日俄戰爭的批判,均是日本的精神財富。

內村鑒三(1861-1930)。
鑒三生活在日本的大變革時代。1877年,他考入札幌農學校,這是日本政府設立的培養北海道農政官的學校。政府從宿舍、一伙食、制服到教科書、文具均予提供,校內打工還有報酬。教員均由國外聘請,他們開設的科目除實用外,還有英國文學、心理學、英語演講等。校長克拉克是著名的自由主義教育家,他鼓勵學生應該胸懷大志。
這所學校的教師都是基督徒,故授課之前,有聖經講義,並祈禱。周日也有基督教集會。在這裡,內村鑒三接受洗禮,加入基督教。內村是該校第二期學員,他們與第一期學員一樣,全部加入〈信仰耶穌者誓約〉。該校畢業後,內村曾赴美留學。
在這所學校學習的還有大島正健、新渡戶稻造、志賀重昂、武信由太郎等日本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但入信基督教的主要是前兩期學員。
1894年,德富蘇峰邀內村為其《國民之友》撰稿。此後三年,內村為該報撰寫了大量稿件,其中,他對甲午戰爭批判的文章引人矚目。此後,內村曾長期為各種媒體撰稿。
1903年秋,日本對俄開戰論日甚一日,終於,內村深為憂慮。當時,內村為《萬朝報》撰稿,不幸的是,該報也發表社論,支持對俄戰爭。為此,內村宣布退出該報,是年10月12日,該報頭版頭條刊出內村的辭職信。
這時的內村,已從一個“義戰”主義者,演進為絕對和平主義者。10年前的內村,曾有“義戰”思想。他認為,日本對清朝的戰爭是“義戰”,因為清朝阻止朝鮮對外開放,阻礙其近代化進程。而且,清朝還侮辱助朝鮮進步的日本。所以,內村認為,對中國的戰爭,就是抗議中國。
戰後日本從中國攫取了異常規模的賠款、割取了中國大量土地。看到這個事實,內村的“義戰”幻想破滅,原來這只不過是一個強盜在搶劫,卻美其名曰幫助鄰國進步。故戰後他稱甲午戰爭是“欲戰”,為了國家私慾的戰爭。他說,日本的行為,加劇了西方國家瓜分中國的進程。應該說,1895年之前,內村鑒三的對亞洲認識,與福澤諭吉等日本知識分子基本相同。他們相信維新之後的日本是“文明”的,而中國等亞洲國家則是“野蠻”的。所以日本對亞洲國家的戰爭,也是文明教化野蠻的行為。這種認識,與維新後日本知識界對西歐文明的信仰有關。他們認為西歐化等於近代化。
這一點在內村90年代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在1892年曾在《六合雜誌》上發表過〈日本的天職〉的論文。他把日本的“天職”規定為介於“基督教的”、“進取的”、“共和的”、“歸納的”、“機械的”西洋與“佛教的”、“保守的”、“君主的”、“演繹的”東洋之間的“媒妁者”。
值得矚目的是,從日清戰爭至日俄戰爭,內村思想有了巨大的飛躍。他看到,日本自中國攫取了大量賠款後,整個社會墮落,日本戰後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不同程度均與那場戰爭有關。故日俄戰前,內村不惜放棄物質條件,決死抵抗。他認為, 對戰爭問題的態度,是真假知識分子的試金石。戰前,日本舉國掀起戰爭狂潮,那些自稱“社會改良主義者”也被捲入。對此,內村批判那些“慈善家的主戰主義”,諷刺他們“不允許姦淫,但允許流血;憐憫孤兒,但允許造成數萬孤兒”。
日俄戰爭後,日本由亞洲“強國”一躍成為“一等國”、世界“八大國”之一,整個社會沉浸在帝國輝煌勝利的陶醉中。日本社會對於隱居的內村充滿輕蔑與憐憫,但內村絲毫不為所動。
內村鑒三的意義在於,超越近代國家,以基督教的普世原則批判近代日本。他對甲午戰爭(日清戰爭)的批判、日俄戰爭的批判,均是日本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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