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詩人群

元和詩人群,是指主要生活在唐德宗貞元、唐憲宗元和及唐穆宗長慶年間元和年前後的詩人群。分為三個群體:一是韓孟詩派,二是元白詩派,三是劉禹錫、柳宗元為代表的貶謫詩人。

名詞釋義

元和詩人群,是指主要生活在唐德宗貞元、唐憲宗元和及唐穆宗長慶年間(785一824歷時約40年)的元和年前後的詩人群,以孟郊、張籍、王建、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賈島、元鎮、李賀以及李紳、元宗簡等最具代表性。元和詩人現存詩7288首,創作量達該時期所有詩作的半數以上,[1]占全部唐詩的11.n%。
元和詩人可分為三個群體:一是韓孟詩派,二是元白詩派,三是劉禹錫、柳宗元為代表的貶謫詩人。[2]他們被稱為唐詩“第五代群”,是活躍在中唐後半期即德宗貞元、憲宗元和年間的一批詩人。他們的創作高峰相對集中,詩人間過往甚密,“韓孟”、“元白”、“韓柳”、“劉柳”、“劉白”、“張王”,已成為其個人友誼和創作聯盟的特稱。在詩歌創作上,其顯著特點是創新意識極強,而又具有明確的詩派觀念。韓孟、元白兩大流派一逐奇險,一求平易,大變唐詩舊貌;柳宗元、劉禹錫諸人更多地吟詠出貶謫失意的詩篇,賈島、李賀則劍走偏鋒,在詩藝上苦心經營。正是這些人的合力,營造出唐詩史上的第二高峰,並將“元和”提高到了與“開元”並列的位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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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成就

元和與其前後的幾代加起來,也不過短短50餘年時間,何以在文學史上如此重要,以致被認為是“古今百代之中”,是“三元”中極重要的一“元”呢?仔細尋繹,其與文化史、文學史等領域相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擇其要者,不外乎以下三點。
首先,元和為唐詩之第二高峰,亦為唐詩之大變期。綜觀唐代詩史,至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詩人輩出,大家爭雄,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維、高適、岑參、王昌齡等人高視闊步,各占勝場,合奏出激越昂揚的盛唐之音。開、天之後,大曆詩人難以接武,出現盛極而衰的落差。擺在元和詩人面前的道路無非兩條:一是跟在盛唐這座詩歌高峰之後不越雷池,亦步亦趨;一是另出手眼,別覓新途。這兩條路,前者平坦易行,但難以獲取大的創建,難以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後者艱難崎嶇,但卻可獲得創新的成就,可用深心大力彰顯自家面目。這是一種兩難的抉擇,在這抉擇中,元和詩人毅然選擇了後一條道路。他們發現,與其在盛唐詩人已深耕細作的熟地上再去用力,不如劍走偏鋒,從他們較少注意的方面突出奇兵,開疆拓域。於是,韓愈、孟郊等崇尚雄奇怪異之美,硬語盤空戛戛獨造,李賀、賈島諸人或淒艷詭激,或幽寂清冷,均力辟新境。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則重寫實,尚通俗,以家常語、眼前事入詩,重視詩歌的諷諭、教化功能,將杜甫已有展露的此一傾向推向極致。清人趙翼《甌北詩話》卷4有言:“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便準確指出了其各自的特點。葉燮《原詩》論中唐詩亦謂:“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更是高度肯定了韓愈大變唐詩的功績。至於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由於長期處於荒遠的貶地,遠離社會政治中心,所以將全副精力用於對個體憂怨的抒發,對政敵的抨擊和山水的寫照,對志節理想的持守,用柳宗元《游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的話說,就是“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從而展示出貶謫文學最集中、最深刻的執著意識和悲劇精神。總而觀之,竭力衝破盛唐詩創作範式的籠罩,在詩歌內容、形式、技巧諸方面求新求變,大力突顯自身特徵,是元和詩人群最突出的特點,也是其為後人重視的主要原因。
其次,元和詩歌的部分新變頗啟宋調,開啟了宋詩某些重要特徵之先河。眾所周知,創作題材的日常化、生活化,以及以文為詩、以議論入詩等,是宋詩較突出的幾個特點,而這幾個特點,在元和幾位大詩人筆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韓愈將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詩,融敘述、議論為一體,寫出了《山石》、《嗟哉董生行》以及《薦士》、《醉贈張秘書》等頗具散文化、議論化特點的作品。陳寅恪評其部分詩作為“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11]而在創作取材的日常化、生活化方面,韓愈也作了大量努力,如其寫落齒,寫酣睡,寫人情,寫物理,將此前不能入詩的諸多生活物事納入詩中,不厭其詳,不厭其細,以致宋人歐陽修《六一詩話》這樣評論道:“退之筆力,無施不可,……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與韓愈相比,白居易、元稹等人更以貼近生活而著稱。白氏《與元九書》聲言:其雜律詩多“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也說:“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明確表現出對世俗化、私人化、情感化的追求傾向。這樣一些特點,被宋人拿去,發揚光大,遂成為宋詩的一些重要特點。而細究起來,元和一朝實為其不可忽視的主要發祥地。誠如錢鍾書《談藝錄·詩分唐宋》在辨析唐宋詩的分野時所說:“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就此而言,要考察唐詩如何過渡到宋詩,宋詩從唐詩中吸取了哪些東西,元和詩歌實在是不能舍之繞行的一個重要驛站。
再次,元和詩人的內部交往頗為頻繁,形成了較為明確、自覺的流派意識,從而使其創作特點獲得了較個體詩人更為突出的集團放大效應。據我們考訂,唐五代共有詩作者3228人,作品數50454首;在歷時300餘年的唐五代詩發展歷程中,大致可分為七個詩人代群,其中以盛唐開(元)、天(寶)詩人群和中唐元和詩人群最為活躍;兩大詩人群活躍著最著名的20位詩人,即開、天時代的張九齡、孟浩然、王昌齡、李頎、高適、王維、李白、崔顥、杜甫、岑參;元和時代的孟郊、張籍、王建、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賈島、元稹、李賀;這些詩人僅創作量一項即不僅分別高達該時期的半數以上,而且其作品數之合(11661)已占全部唐詩(50454)的23.11%。[12]此外,我們又對兩批詩人所作交往詩進行比較分析,知元和10大詩人現存詩為7288首,其交往詩共3888首,占現存詩作總量的53.35%。這一比例,大致與開、天詩人持平。而就其現存詩和交往詩的總量言,則比開、天詩人分別增加了2915首和1291首,增長率分別為66.66%及49.71%。[13]此一情況說明,到了元和時期,詩人們的創作激情及其與他人交往的頻率都大大提高了,詩歌傳播接受的機率也大大增強了。也就是說,更重視人際間的交往並在客觀上導致其詩作得到較廣泛傳播,成為這一詩人群的突出特點。
具體來說,在交往詩的贈與和接受的篇數上,白居易、劉禹錫、元稹三人均達百首以上,名列前茅,這說明他們有著頻繁的對外交流,是此一時期最為活躍的作者。張籍、韓愈、孟郊、賈島所作交往詩多在50—20首之間,在創作量上難與白、元諸人爭衡,故只能算是一般作者。至於柳宗元、王建、李賀三人,所作交往詩均在20首以內,創作數量很少,因而屬於封閉型作者。當然,從他們交往的人次看,則以韓愈、張籍、劉禹錫三人最多,屬於活躍交往者;白居易、元稹、賈島、孟郊等而次之,屬於一般交往者;柳宗元、李賀最少,屬於封閉型交往者。由此已可清晰看出元和10大詩人中不同作者社交範圍之廣狹、人際關係之疏密、個人心性之開放與封閉等有關情況。進一步看,在人際往還與交往詩創作兩個層面,元和10大詩人呈現出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即活躍作者在人際交往中往往範圍不大,主要是與自己關係親近的幾位友朋往來甚密;而一般作者的人際交往則範圍較廣,與群體內的多數人均有聯繫。至於封閉型作者的交往詩創作,則與其人際往還成正比,均呈低落態勢。據此,似可得出對元和詩人群內部交往方面的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社交面不廣而交往詩創作量較大的作者,更注重固定友人間關係的深化和發展,更具有一種基於相同審美追求的派系意識,也更注重生活情趣的投合與詩美類型的互補。如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即屬此類情況。在白居易所作與群體成員往還的316首詩中,有172首是寫給元稹的,120首是寫給劉禹錫的,二者相加,已占其群體內交往詩總數的92.41%。與此相類,在元稹、劉禹錫所作與群體內成員往還的114首、158首交往詩中,各有106首、115首是寫給白居易的,分別占其此類詩作總量的92.98%、72.78%。可見,無論元與白還是劉與白,均具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不同者,元、白交往主要在白生活的前中期,而劉、白交往則已到了白生活的後期;元、白關係更多地集中在共同的詩學理念和詩派追求上,劉、白關係則重在二人晚年生活方式的類同和相異詩美類型的互補上。他們或長篇唱和,或短韻酬贈,形成了當時詩壇的獨特景觀,文學史上艷稱的“元白”、“劉白”,正與此一情況相吻合。
第二,具有一定交往詩創作量而社交面亦廣的作者,往往更具開放性與親和力,更具領導詩壇的氣魄或溝通派別關係的能力。如韓愈與張籍,其交往詩雖分別僅有48首、53首,但卻均與群體內7人主動往還贈詩,而其被動交往人數和受詩量則分別達到9人、7人,53首、61首。在群體內部,韓愈與孟、張、白、元、劉、賈、王、柳、李等人,張籍與白、王、劉、賈、韓、孟、王等人,均有交往之作,其中韓愈與孟郊、張籍交往詩最多,分別達到21首、19首;張籍與白居易、王建交往詩各14首,與劉禹錫、韓愈亦各達9首和8首。這種情況說明,韓、張二人既與群體內大多數成員具有廣泛聯繫,又分別與數位摯友交往密切。就韓愈而言,因步入仕途較早,文名甚大,社會地位較高,又樂於獎掖後進,故無論客觀上還是主觀上都具有廣泛交往的條件,而對與其詩美追求相近的孟郊,更是極力稱道,聯句唱酬,由是形成著名的韓孟詩派;張籍則心性隨和,平易通脫,最具備與人交往的條件和能力,故其不僅與群體一般成員多所交往,亦與韓孟、元白兩派均有密切過從,通其驛騎。這樣看來,韓、張二人之交往詩的數量與其社交面的範圍大體上是吻合的,較廣的社交面必然帶來相應的交往詩作,而一定量的交往詩作也大致反映了他們的社交範圍。
第三,與開、天詩人群相比,元和詩人群在擴大外部交往的同時,將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群體內部,他們更重視群體成員間的詩歌唱酬和人際往還,其結果必然使得群體成員間的聯繫更趨緊密,更具有一種協作意識和群體精神。這是因為:一方面,藩鎮割據的形勢大大限制了他們出遊的地域,使其活動範圍相對集中;弊端叢生的社會現實導致他們生成強烈的參政變革意識,使其在較集中的時間內均任職京城;而年齡的接近乃至進士的同年出身更給他們創造了得以相互交往、切磋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他們同時面對詩歌創作經開、天以後盛極難繼的局面,也就是說,創新和如何創新構成了對他們整個群體的挑戰,要應付這種挑戰,就不能散兵游勇,各行其是,而需廣泛聯繫志同道合者採取群體性的行動,於是,元、白、張、王和韓、孟、賈、李,一求平易,一逐奇險,既各為營壘,又不乏往還,在貞元、元和時期的詩壇上,播演了一出頗為繁盛的劇目,由此形成著名的韓孟、元白兩大派別。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正是藉助相互間的頻繁交往,藉助交往詩篇的彼此傳播和相互接受,才使得詩人間的聯繫得到強化,詩派的風格趨於總體類同和集中彰顯,並通過群體成員的合力,營造出了唐詩史上的第二高峰,並將“元和”提高到了與“開元”並列、啟“元?祐”先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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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

“元和”為唐憲宗的年號,從元和元年(806)到元和十五年(820),其實存僅有15年時間。但文學史上的“元和”,實際上應包括此前的貞元(唐德宗年號,784-805)、此後的長慶(唐穆宗年號,821-824)以及寶曆(唐敬宗年號,825-827)、大和(唐文宗年號,828-840)幾個歷史時段。這主要是因為,活躍在元和詩壇的主要作家大多都經歷了這幾個時段:元和之前,孟郊、韓愈與白居易、元稹均於貞元年間登上詩壇,其所代表的兩大流派已見雛形;張籍、王建則有了可觀的創作,柳宗元、劉禹錫等亦在此一時段嶄露頭角。元和之後,韓愈於長慶四年謝世,元稹於大和五年謝世,張籍、王建約到文宗大和前期辭世,劉禹錫、白居易、賈島則歷經穆、敬、文三朝,直到武宗會昌年間才辭世。因而,要談元和詩壇,不能不考慮與之前後相關聯的幾個時期,而要談這幾個時期,又不能不以這些著名詩人創作力最旺盛的元和一朝為代表。[4]
中唐的元和時期是中國詩史上的重要時期,既導致了唐詩的大變,又開啟了宋詩某些重要特徵之先河,且形成了明確的、自覺的流派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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