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少年勞動黨

中國少年勞動黨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個進步的黨派,經過一個演進和發展的過程,從孤星社時期的文化鬥爭,到鑄魂學社時期的抗日救亡活動,再到正式組黨時期的民主政治活動,構成了一個清晰的演變脈絡。中國少年勞動黨從文化活動走向政治鬥爭、從結社到組黨的歷程,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政治鬥爭日趨激烈的重要表征,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中國當時政治鬥爭的情形。

黨派介紹

孤星社·鑄魂學社·中國少年勞動黨

——關於中國少年勞動黨歷史的梳理

吳漢全

關鍵字

中國少年勞動黨 孤星社 鑄魂學社 中國近現代政黨史 民國時期From Lonely Star Commue to Molding Spirit Society, to Chinese young labor Party

Abstract: Chinese young labor Party is one of progressive Parties in the period of GUO-MIN-PARTY’ administration. From cultural struggle in the stage of Lonely Star Commue to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or and rescuing conquered nation in the term of Molding Spirit Society , to democratic and political movemennt in the period of organizing a formal party, It formed a clearly developing track. From cultural struggle to political campaign , from forming an association to making up a party , Its process is a proof of fiercly political struggle in GUO-MIN-PARTY. Its process embodied political struggle in China of that period in another aspect.

Key Words: Chinese young labor Party Lonely Star Commue Molding Spirit Society Mordern political parties of China MIN-GUO times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存在眾多的小政黨,中國少年勞動黨就是其中之一。學術界關於中國少年勞動黨的歷史還知之甚少,有關的文獻資料極為缺乏,至今還沒有一篇關於中國少年勞動黨的研究論文,這是一大缺憾。中國少年勞動黨經過孤星時期、鑄魂時期、組黨建國時期,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中國政治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值得我們認真地研究。本文試圖將中國少年勞動的歷史作一簡要的梳理,希望對為中國現代政黨史的研究有所貢獻。

文化鬥爭

中國少年勞動黨起源於“中國孤星社”,是在“中國孤星社”的基礎上逐步演進發展起來的。中國孤星社成立於1923年,得到孫中山的讚許和扶植,是由一般青年和各都會的職業勞動民眾結合的組織。

1923年安若定創辦《孤星報》,公開提倡“大俠魂”,主張發揚尚武精神,進行聯絡同志的活動。《孤星》雜誌認為,在外有帝國主義、內有封建軍閥的嚴峻形勢下,只有發揚我們中華民族“歷史遺傳性的大俠魂精神”才能現在的中國[1]。《孤星》主張,整個亞細亞民族都有民族革命的需要,而中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最為猛烈,因此,中華民族作為亞細亞民族要進行“亞細亞革命”以儘自己“對於此後世界的天職與義務”,而當前“最要緊的是:(一)聯絡已經革命成功的俄國;(二)打倒東亞霸王的日本”[2]。《孤星》倡導民族革命、爭取民族獨立的主張,很顯然是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革命的影響,表現出鮮明的革命鬥爭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孤星》的創辦者安若定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思想的影響,對當時社會上興起的“平民教育”表示自己的獨特看法:“我並不是不贊成平民教育,我是希望熱心平民教育運動的先生們,不要以一千字四個月的平民教育算做平民教育”,因為“這種一滴地不徹底的改良社會,我們正恐怕有此欺人惑世的平民教育,懈怠或蒙蔽了人們的國民革命——徹底改造的決心”,因而不能滿足於平民教育,而必須“從經濟革命下手”[3]。這裡所說的“從經濟革命下手”,正是當時進步知識分子所宣傳的“唯物史觀”的主要內容之一。安若定受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中國孤星社於1923年成立,具體月日已不可考。在1924年的6月間,為適應國民革命的需要還進行了一次改組。之所以定名為“孤星”,是因為創辦者安若定有一理想,即“願求化除小我為大我,化除自我為真我,締結靈魂的同志,真我的知音,合燃同志內心的智光,共破社會環境的黑暗”。孤星社十分強調“信誓”的重要,在成立之初就要求“本社同志,應發信誓,激勵大俠魂的精神,拿起青天白日的旗幟;遵守孤星社的社章,實踐為我利群的使命”。孤星社的組織依據“權義平等”的原則組建,有獨立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及輔助機構——各埠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任期一年,於開大會時由本社全體同志選舉宣傳、社務、經濟、編輯、發行、糾察委員六人組織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應接受本社同志或各埠執行委員會底建議加以表決而施行之。各埠執行委員會任期六個月,由本社各埠同志六人以上組織之。各埠執行委員會應輔助中央執行委員會進行社務,及宣傳訊息於社會或該埠同志而執行之。”[4]從中國孤星社的社名、使命、信誓、組織來看,這是一個主張鮮明、革命色彩強烈、組織較為嚴密的組織。

中國孤星社在1923年創辦時,即得到孫中山等許多國民黨人的支持。“除總理親題報楣外,其他中央委員如吳稚暉,汪精偉,胡展堂,廖仲愷,于右任,戴季陶諸先生等,均曾與以物質上或精神上之援助。”[5]中國孤星社對孫中山的民族革命表示積極的擁護,號召青年要“熱情勇敢的拿起青天白日的三民主義的旗幟”[2],從事民族革命鬥爭。為了適應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的形勢,孤星社積極進行改組,並將自己的主張與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更為貼近起來,在其發表的改組宣言中聲明:“為抵抗國際帝國資本主義之侵略,與聯絡東方被壓迫民族之要恢復人類生活而自求解放,故不得不急急起來做民族獨立運動而宣傳‘民族主義’;為抵抗國內軍閥、官僚、紳士之蹂躪,與伸張二萬萬被壓迫女同胞之要恢復男女平等而自求解放,故不得不急急起來做民權獨立運動而宣傳‘民權主義’;為抵抗地方田主、資本家及為富不仁者之剝削,與贊助勞動階級被壓迫農民、工人、學徒、國小教員之要恢復生計優裕而自求解放,故不得不急急起來做民生獨立運動而宣傳‘民生主義’;——總一句話:是適應於環境底需要,要把相對的信仰絕對的宣傳中國國民黨三民——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來急救我們今日底中國。這是我們同志今日言今日底惟一的使命。”[4]

由於得到孫中山等國民黨人的支持,孤星社得到很大的發展,“當時孤星社分社有十餘處,社員均為大中學青年學生”[5],對於啟發青年的革命意識、對於北伐戰爭都有很大的貢獻。如1924年安劍平(安若定)曾介紹安友石加入孤星社,後又介紹安友石赴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秦邦憲於1921年夏考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專門學校紡織科,在校閱讀進步書刊,於1924年加入中國孤星社。安若定本人也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無錫國民會議促成會於1925年1月11日成立,安劍平、錢孫卿、許廣圻、唐光明、楊錫類等15人被選舉為總務委員。安劍平還參加了錫社,軍閥孫傳芳於1925年12月17日下令查封錫社,安劍平等人被逮捕。隨著北伐戰爭的進行,中國孤星社積極活動,“惟十六年清黨頗受打擊,且有一部犧牲。”[5]蔣介石建立南京政權的最初時期,採取高壓政策,中國孤星社未能繼續開展活動。

孤星社就其性質來說是一個文化性質的社團組織而不是一個政黨組織,因而經常性的工作是“保留思想上的社團活動”。雖然當時的社會形勢有組織政黨的需要,社團內部亦有成員有組黨的要求,特別是“‘五卅慘案’爆發,愛國運動和反帝國主義運動達到最高潮的時候,社內若干分子就主張用獨立政黨的形式,向帝國主義者及其卵翼的軍閥政府作經常的政治鬥爭”。但該社主持人安若定認為,當時的“中國革命”在客觀條件上“是注定了必須通過武裝政黨從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才能完成,它的本質是階級聯合戰線”;在此形勢下,“當時一切的運動,天然的與‘國民革命’合流”,因而主張孤星社堅守自己的文化啟蒙的陣地,沒有將孤星社改變為政黨[6](P103)。儘管如此,孤星社的文化活動確為以後的中國鑄魂學社及其後來的中國少年勞動黨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抗日救亡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全國的各階層人民興起抗日救亡運動。鑄魂學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安若定為創建鑄魂學社曾進行理論上的準備,他先後寫出《大俠魂論》、《社交哲學》、《大俠魂人生態度》及《新人論》等著作,在其他論文中亦有對“大俠魂”思想做過細緻的闡述。1932年2月,安若定在南京發起成立鑄魂學社,發行《大俠周刊》,宣傳大俠魂為推行三民主義動力之理論,鼓吹“人格鬥爭”、“新人運動”為抗日救亡之途徑。鑄魂學社建立後,不僅加強組織建設工作,而且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成為當時頗有影響的抗日救亡團體。

在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下,鑄魂學社顯然是抗日救亡運動的產物。鑄魂學社前承孤星社,是孤星社的發展,當然亦有所不同。鑄魂社的使命,與孤星社所異之處在由破壞而趨於建設,以“重鑄黃魂”為公約。安若定以後也曾回憶道:“九一八後,鑒於國難嚴重,大俠魂論再版問世。二十一年,滬戰猝發,國府倉促徙洛陽,余激匹夫之義,糾合新舊同伴,改組成立鑄魂學社於南京,首贈‘黃魂重鑄’錦旗一面於血戰之十九路軍。編行周刊,以發揚前方士氣,安定後方人心,鼓吹大俠魂精神動員,有‘大俠魂精神一日不死,則中華民族一日不亡’之宣言。並創設鑄魂書局,出版叢書。”[7](P93)鑄魂學社成立後,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安若定指示鑄魂學社要發揚大俠魂精神,將打擊漢奸賣國賊作為最主要任務,他說:“這‘賣國漢奸’才是天字號的小鬼魂!這‘賣國漢奸’才是民族復興運動中底致命傷!所以亦只有‘賣國漢奸’才是我們今日大俠魂旗幟下打倒小鬼魂之最大對象!只有‘賣國漢奸’才是我們今日大俠魂旗幟下人格鬥爭之唯一死敵!”[8](P29—30)正是鑄魂學社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並將抗日鬥爭作為工作的重心,因而贏得廣泛的社會支持。

鑄魂學社在抗日救亡運動中非常活躍,在動員全民抗戰中發揮了積極的動員和號召作用。鑄魂學社在創建之時雖是一個學術研究團體,但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1935年華北事變中殷汝耕叛國投敵,受到全國各界聲討。南京各學術團體在中央大學舉行全京學術團體聯合會聲討殷逆,南京鑄魂學社派出殷震夏、馬星閣出席參加,並推舉瞿明宇起草討逆通電三則。其一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國府主席、蔣委員長暨各院部會長”,鑒於“元兇尚在,國賊未誅”的情況,要求中央政府“明令華北軍政領袖,速為實力制裁”;其二致“北平何部長、宋司令、保定商主席暨華北各軍政領袖”,表示鑄魂學社願意為華北地方當局的“後盾”,希望華北當局能夠“使國賊伏誅,山河無缺”;其三致“全國各同胞各職業團體、學術團體”,認為民族危機“已遠過九一八時十百倍”,號召全國各學術團體“在民族統一的立場上,為有組織之活動”,“以堅凝民族意識,發揚民族精神,求民族復興之迅速成功”[9](P34—35)。全民抗戰開始後,安若定於1938年1月代表鑄魂學社發表了《中國鑄魂學社敬告全國國民並前方將士書》,呼籲全民族奮起發揚中華民族的大俠魂精神,抵禦外來的侵略:“我愛國的全國國民,前方浴血抗戰的愛國將士,都是萬古不朽有歷史生命價值的大俠魂者,一肩重任,負著大時代的使命前驅。大俠魂要為民族爭獨立,為人類打不平。”[10]鑄魂學社鑒於民族危亡的嚴重形勢,認為“大俠魂當前的任務”是:“喚醒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拿出自己的本能,在中央政府和唯一領袖蔣委員長指導下面造成一個中華民族整的大俠魂,打倒日本的大和魂。”[11]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情況下,鑄魂學社號召動員全民抗戰,以擁護現行政府領導為前提,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鑄魂學社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得到壯大和發展。到1938年,正式成立鑄魂學社的分社有南京分社、無錫分社、漢口分社等三處;設立通訊處(即尚未立案之分社)的有北平、濟南、天津、上海、長沙等五處;其他還有許多城市,設立通訊主任。總計長江流域有24處,黃河流域有14處,珠江流域4處。成員分布,“黃河流域,以平津直魯為最多;長江流域,以兩湖川豫為最多;珠江流域,以貴州一省為較多” [5]。中國鑄魂學社非常注重文化工作,以配合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出版的主要刊物有,南京出版的《大俠魂周刊》並組設了鑄魂書局,長沙出版的《大俠魂日報》,濟南出版的《俠魂月刊》,撫州出版的《國魂周刊》;此外,太原、保定、嘉定等各日報的附刊,也積極宣傳鑄魂學社的主張;在南京和上海還舉行了兩次全國運動大會,印發大小宣傳品數十種,進行抗日宣傳[12](P47)。濟南的社員二十餘人組織無畏挺進隊,參加關外義勇軍,努力參加抗敵救亡工作。在抗戰開始後,中國鑄魂學社的抗日救亡活動,尤以“抗敵工作團”的活動引人注目。

這裡有必要將“抗敵工作團”的組織演變作一簡要的說明。最初的“抗敵工作團”成立於1937年底,由中國鑄魂學社在武漢的同伴所組織,“由南京總社直接領導,並委張雨安同伴為團長,張俠生同伴為副團長”,後來“經理事會議決定改組漢口鑄魂學社工作團,以張雨安同伴為團長,李實清為副團長,並向黨政機關正式備案,批准成立。其主旨根據鑄魂學社宗旨及大俠魂精神,以反抗暴日侵略,剷除漢奸活動,在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各項抗敵救亡實際工作,爭取中華民族之自由獨立”。這時的“抗敵工作團”在組織建制上屬於漢口分社的下屬機構,全稱為“漢口鑄魂學社工作團”。當時的抗敵工作團,有演講隊、編撰隊、壁報隊、話劇隊、歌詠隊、畫報隊及鄉鎮支隊等,後遵照政府的命令“改定本團之實際宣傳工作,應時事需要,先後分置講演、壁報、話劇、歌詠、文化供應、勞動服務及總務等七組活動。……本團及各宣傳分隊之團員增至三百人之多。並策動團員徐遠、趙超等十餘人赴得人後方參加我游擊隊”[13]。及止1939年3月,李實清總結“抗敵工作團一年來工作”時,“抗敵工作團”還是“漢口鑄魂學社工作團”,接受漢口分社的領導。到1939年10月,安若定擬訂了“中國鑄魂學社抗敵工作團組織規章”,並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部提出申請,將“漢口鑄魂學社抗敵工作團改為本社抗敵工作團”[14](P76),這時的“抗敵工作團”是中國鑄魂學社的下屬機構,才真正直屬總社的領導。

隨著鑄魂學社在抗日救亡運動的工作,社會影響日增。至1938年8月,中國鑄魂學社的“全國社員已發展到一千二百餘人,其中尤以軍人與國術界同志及學生青年為最多”[12](P47)。由於鑄魂學社的工作和影響,國民黨中央社會部於1939年4月正式批准中國鑄魂學社為政府備案的全國性的合法學術團體。根據呈報的職員名單,中國鑄魂學社的領導成員有:社長,安若定;幹事長,瞿明宇;研究組長,馮超如;演講組長,孫其銘;國術組長,田正峰;社員組長,徐霖;總務組長,施織蓀。中國鑄魂學社自正式批准以後社務活動日益複雜,組織亦大為發展,其情形據安若定1940年12月30日至社會部的報告稱:“本社自奉準成立以來,即督飭各省市縣社員發展組織,努力俠運,運動國民精神,加強抗建工作,計已成立分社者有重慶市分社、萬縣分社、川西邊區分社等處”[15](P84)。組織的大規模發展和抗戰救亡活動的廣泛開展,是這一時期中國鑄魂學社的重要特點。

在抗戰勝利之時,中國鑄魂學社努力於組織的建設,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並利用不同的場合表明其政治主張。1945年8月,以中國鑄魂學社的大部分成員為基礎並聯絡社會上同情人士組織了“中國鑄魂學社國民勞動建國同盟”,將“建國”任務納入“鑄魂運動”之中。在“中國鑄魂學社國民勞動建國同盟慶祝抗戰勝利宣言”中,鮮明地提出了“民主團結國共協調”、“萬能政府創製憲法”、“國民大會解決國是”、“修輯外交安定社會”的四大主張,這可算是中國鑄魂學社新的綱領性宣言。值得注意的是,該“宣言”對中共表示讚賞的態度,對毛澤東到重慶談判高度評價,並“對毛先生等遠道而來之熱忱,深致其慰勞之意”;認為“共產黨年來敷政延安,亦頗有其進步建設與蓬勃崢嶸之朝氣”,而且“在共產黨,尤能體念時艱,相忍為國,去小異,就大同,遠處看,近處做,進謀國家之建設”[16](P89—90)。這是鑄魂學社在思想上的重大轉變。“國民勞動建國同盟”的成立及其主張,為中國鑄魂學社正式組建中國少年勞動黨奠定了基礎。

黨團創建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政治的發展有著一個相當大的空間,各階層人民要求和平建國的呼聲十分強烈。為了實行“憲政”,各方人士極為活躍,興起了一個組黨的熱潮。中國少年勞動黨就是在此形勢下以中國鑄魂學社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

中國少年勞動黨成立於1945年9月。在當時興起的眾多黨派中,中國少年勞動黨頗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是以大俠魂動的哲學為信仰,並將大俠魂精神貫穿到該黨行動之中。1945—1947年興起的眾多的黨派中,冠以“民主”的小黨派很多,如“中國民主黨”、“中國民主自由大同盟”、“中國農民自由黨”、“大同民主黨”、“中國民族聯治民主黨”、“中國民主急進黨”、“中國民主合眾黨”、“民主社會協進會”、“中國全民民主黨”等,這反映當時“民主建國”的時代特點。中國少年勞動黨也以追求民主政治為政治目標,但將一政治目標包含在“大俠魂精神”之中。安若定根據形勢的需要對“大俠魂”進行新的解析,說“大俠魂是主張科學的,民主的,革命的,進化的,不妨礙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17](P109)。經過解釋,“大俠魂精神”既繼承中國鑄魂學社的傳統,又因應了當時建設民主政治的憲政目標,因而成為中國少年勞動黨的指導思想。二是強調以少年精神來建設少年中國。五四時期由於《新青年》的創辦和青年精神的頌揚,以“少年”為名的社團不少,但到40年代中期,在眾多的黨派中卻鮮有以“少年”作為黨的名稱。而中國少年勞動黨此時舉起“少年精神”的旗幟並以此作為該黨的標誌,自有其特別的用意。在《中國少年勞動黨敬告全國同胞書》中,對“少年”做了詳細的解釋,認為“少年”有“思想上底少年”和“行為上底少年”之分,所謂“思想少年”便是“思想自由”與“思想革命”的別名,是“含有自由的與革命的特質”;而“行為少年”則是“理性行為”與“道德行為”的別名,“含有真理的與道德的特質”。基於對“少年”這樣的解釋,很自然地就崇尚“少年精神”,其結論必然是“有‘少年’精神的黨,必定是服從‘真理’,尊重‘自由’”[18](P97—98)。這樣,就將“少年”作為該黨的重要標誌,並在成立宣言中鮮明地提出了“建設科學的民主的少年的新中國”的口號。三是主張勞動本位。中國少年勞動黨認為中國要實現“農業工業化,工業電氣化”就必須通過勞動的途徑來達到,所以在成立宣言中就明確聲明該黨是“勞動黨”的性質。該黨成立宣言中指出:“我們的基本任務是積極的生產,是為充實人民生活條件而造產的勞動黨,是要把中國全民提升到世界標準文明之上的前進政黨。”[6](P104)之所以將“勞動黨”定為該黨的黨名,根源於該黨對“勞動”的非同一般的理解。在中國少年勞動黨看來,“有‘勞動’工作的黨,必定是人人勞動,個個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給與每一個人民自由發展工作的均等機會”[18](P98)。正是將“勞動”二字型現在中國勞動黨的黨名中,在組黨過程中頗贏得廣大勞動者的支持。

中國少年勞動黨在建黨策略上是儘可能擴大其社會基礎,以爭取更多的社會支持力量。中國少年勞動黨以中國鑄魂學社為基礎,但不限於中國鑄魂學社的成員,而是廣泛聯絡社會力量。因此,中國少年勞動黨的黨員,也不盡為中國鑄魂學社的成員,而是容納了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這種組織的廣泛性,還表現在其對自身組織的定位上,如它聲稱“中國少年勞動黨,是一個代表勞動階級利益的急進社會黨”,是一個“革命生活的強大的集團”,“這個強大集團,是我們一大部分大俠魂信仰者,及其廣大的同情者,包括農民、工人、商人、軍人、青年、公教人員及久經脫離其他黨派底黨員,以及一切勞動分子與中國鑄魂學社一部分社友,從革命的,文化的運動圈裡,踏上建國運動路線一個政治的偉大結合。它將從過去革命的,文化的救國運動上放射燦爛的光芒,展開今後科學的,民主的建國運動,紀錄歷史上無限的光輝。”[18](P97)中國少年勞動黨自稱是代表“勞動階級”的政黨,將一切中國的勞動階級作為自己的階級基礎,就是要力圖擴大黨的階級基礎,以贏得廣泛的社會支持,這在當時確實是很有遠見的。

中國少年勞動黨就其政綱而言,以“建設”民主政治為中心,有著鮮明的憲政建國的特徵。1946年,中國少年勞動黨正式向社會頒布了《中國少年勞動黨政綱》,揭示其10條基本政綱,可以說是中國少年勞動黨的政治行動綱領,所表明的內涵十分豐富,但其主要特徵卻極為鮮明:一是以建設現代民主國家為目標。中國少年勞動黨將民主政治建設放在首位,主張加快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切實實現民主制度,以建設現代民主國家為基本目標。如“政綱”的第一條規定:“實現全民的(無性別)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法律地位平等,以一人一票建設平愛政治的民主的現代國家。”又如“政綱”的第六條規定:“完成鄉村建設,提高地方自治縣長權力,縮小省制,及發揮中央政府統一的民主力量。”二是高度重視經濟改革與經濟建設的意義。中國少年勞動黨認為經濟建設在建設現代國家中處於重要的地位,應切實將民主的思想貫徹到經濟改革與經濟建設之中,積極扶持民族資本的發展,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提高民眾的物質生活。如“政綱”的第三條規定:“推進民生的計畫經濟,實現經濟平等及切實普遍倡辦城鄉各種合作社,以提高全國人民生活水準使得到衣食住行之舒適安全。”又如“政綱”第七條規定:“調整租佃制度,實行累進稅及徵收土地貸款,佃農有優先承買權,以實行耕者有其田。”再如“政綱”的第九條規定:“取締官僚資本,確定國營、民營事業範圍,促進工業化,扶助私人中小企業,增進民族資本,對國家動脈鐵道公路航線等交通事業,除幹線必須國有化,獎勵人民經營,以促進國內交通建設之迅速。”三是強調建立完善的法制秩序。基於建設現代國家的目標,中國少年勞動黨將法制建設作為重要任務提了出來,主張政治活動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建立法制秩序以保證各階層民眾行使民主權利。如“政綱”的第八條規定:“制定勞工法,實行保險制度,提高工人生活與文化水準,勞資雙方處於人格平等協調合作。”又如“政綱”的第十條規定:“節制官民私產,制定國民勞動法,實行國民個個勞動政策,切實保障婦女職業及保護僑民政策,並包括文官考試任用與保障,給予工作機會均等,防止失業,根絕遊民乞丐,維護人權,增進國家富力。”四是主張發展文化事業。中國少年勞動黨由中國鑄魂學社發展而來,尤其注重個性發展與學術自由,以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如“政綱”的第四條規定:“培植科學人才,獎勵發明,實行教育機會均等,並切實尊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以促進國家文化之昌盛與進步。”[19](P127—128)嗣後,中國少年勞動黨又對其“政綱”加以進一步的解釋和說明,更突出其“建設使命”,將其“政綱的大要”定位為“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並將“政綱”的“建設”含義析分為“政治建設”、“民族建設”、“經濟建設”、“文教建設”、“社會建設”、“國防建設”、“世界建設”等七個方面。

中國少年勞動黨雖然自稱為是勞動階級的政黨,並且也宣布以社會主義為前進方向,但就其實質而言,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在1945年9月27日的《中國少年勞動黨成立宣言》中,該黨主張“在全民政治下,防止‘資本獨裁’制度的興起;依階級協調,勞資合作的方式,清除官僚資本及封建貪污剝削的壓迫階級;執行國營實業和民營企業的合理生產與分配,和平漸進,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少年中國”[6](P105)。此處的“社會主義”目標,並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而是20世紀的40年代典型的走中間道路的主張。中國少年勞動黨在《成立宣言》中也明確表示,其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中”的“先進工業國家”已經開始“普遍實施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與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合流的制度”。中國少年勞動黨在對其“政綱”的說明中,極力主張“中國的社會結構必須變化”,而其途徑是扶持“中等階級”的成長,並以此作為該黨的“基本勢力”和實現“社會主義”的準備條件[20](P129)。由此可見,他們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在實質上仍然是資本主義。

中國少年勞動黨是一個進步的黨派,其最為活躍的時期是在1945—1946年期間。由於所持的進步立場,在國民黨統治區自然難以開展正常工作,特別是到1947年後,工作基本處於地下狀態。此後,中國少年勞動黨也曾回響中共的“五一口號”,但終因成分複雜,組織不健全,被建議自行解散。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少年勞動黨領袖安若定被安排為政務院參事,1951年安若定作為參事被安排到各地參加土改或參觀土改工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安若定被列為特邀代表。1957年安若定參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4月1日工作關係轉至全國政協。總之,中國少年勞動黨作為一個政黨,其歷史以新中國的建立而結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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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南京鑄魂學社聲討殷逆電(1935年12月)[A]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M]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10]安若定.中國鑄魂學社敬告全國國民並前方將士書[J] .大俠魂周刊:第7卷第1期.1938—1—22 .

[11]李實清.大俠魂當前的任務[J] .大俠魂周刊:第7卷第1期.1938—1—22 .

[12]中國鑄魂學社報告數年來社務概況並請求備案及撥發基金呈(1938年8月13日)[A]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M]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13]李實清.漢口鑄魂學社及抗敵工作團一年來工作[J] .大俠魂周刊:第8卷第5期.1939—3—25 .

[14]安若定.中國鑄魂學社報告漢口分社及抗敵工作團改組情形呈(1939年10月)[A]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M]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15]安若定.1940年12月30日致社會部[A]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M]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16]中國鑄魂學社國民勞動建國同盟慶祝抗戰勝利宣言(1945年8月30日)[A]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M]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17]安若定.關於中國少年勞動黨組織性質答客問(1945年10月)[A]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M]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18]中國少年勞動黨敬告全國同胞書(1945年)[A]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M]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19]中國少年勞動黨政綱(1946年)[A]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M]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20]中國少年勞動黨政綱說明(1946年)[A]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M] .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作者吳漢全,文章原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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