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序 凡例
編寫說明 大事記
綜述
第一篇絲綢對外貿易的歷史情況
第二篇解放後的絲綢對外貿易
第三篇解放前的絲綢工業
第四篇解放後絲綢工業的改造和發展
第五篇絲綢的國內商業
第六篇郊縣絲綢
第七篇絲綢的教科文活動
附錄
著作權頁
絲綢對外貿易的歷史情況
一、二百年前，英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極力到世界各地以至東方開拓殖民地，積極找尋市場。以印度為遠東的基地，逐漸來到中國廣州一帶進行殖民地貿易，輸入棉織品和鴉片。鴉片的輸入逐年增加，曾達到英國對華輸入額的60%以上，不僅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而且毒害了無數中國人民。當時銀荒和兵弱動搖著清皇朝的統治基礎。於是，清政府於1838年11月，派兩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州禁菸。
1840年6月21日，英國侵華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率領艦隊到達澳門洋面。翌日，悍然宣稱，奉英女王政府之命，於28日起對廣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進行封鎖。隨後英海陸軍隨即進攻廣州，因林則徐防守嚴密而未得逞，遂轉攻浙江，艦隊開到天津示威，清廷遂與英議和。和議甫成，英軍又有進軍行動，清廷倉卒應戰，遭到慘敗。英軍遂侵陷虎門、吳淞等要塞及上海、鎮江、南京等地。至此，清政府乃被迫於1842年8月，在南京與英國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銀元，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對外通商口岸，上海於1843年11月17日開埠以後，因其位居長江入海之口，以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商務最為發達，不久即超過其他各口，被外國侵略者刻意經營，成為百多年來侵略中國的主要基地。
上海就是這樣開埠的。上海和上海絲綢行業就是這樣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的災難中的。本篇記述1840年以來，主要是絲綢對外貿易同上海這個港口城市一起，在忍辱負重、自強不息、巧於適應、奮發圖存中加速了自己近代化過程，體現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基本情況。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1930年前後，上海絲綢工業，主要是繅絲工業已成為民族工業中令人矚目的一支崛起力量，湖絲阿姐(繅絲女工)已走在上海工人運動前列。同時，本國的絲綢外貿工作者已為華商自營絲綢出口貿易衝破洋行壟斷，脫穎而出探索前進。
但是，這一時期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我步步加緊走向全面侵略戰爭的時期。“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來，然後是“七・七”事變和“八・一三”的炮火使上海和上海絲綢工業受到慘重損失。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租界區成為孤島，上海絲綢生產和出口貿易曾一度出現了畸形繁榮，對日偽勢力展開了反掠奪反統制鬥爭，體現了祖國絲綢事業只要符合國情、民情和市場之情的條件，即使在歷史上最黑暗時期，也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是能夠為國家作出貢獻的。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上海和上海絲綢行業在國民黨政府最後四年的統治下，人們曾經以為絲綢業可以振興了，可以發展了，但是三座大山依然壓在頭上，依然擋住前路，一切願望成為泡影。1949年春，國民黨政府的官僚統治，給人們留下的只是奄奄一息的上海和奄奄一息的上海絲綢行業。同時，也留下了一個重要的啟示：振興和發展上海，振興和發展絲綢事業，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的種種自強努力和艱苦探索是可貴的，也是勢在必行的，但要真正實現自己的願望，只能是在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之後。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這個條件終於到來了，這就是1949年5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堅強奮鬥下，上海解放了。
解放後的絲綢對外貿易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生的上海絲綢行業在接管國民黨官僚資本壟斷企業的基礎上，於同年8月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中國蠶絲公司。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和壯大，以及多次政治運動的起落，絲綢行業的經營管理體制，相應地進行了幾次調整。就國營中國蠶絲公司的經營規模和作業任務言，它從政企不分、產銷合一的格局開始，特別是在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主管著華東區五省一市的絲綢事業，同時通過業務方式聯繫全國主要絲綢產區省市，包括廣東、天津、河南、遼寧和新疆等地，實行人、財、物的交流，如支援業務技術骨幹和開展絲綢購銷協作等。這一時期，這家國營公司運用了上海曾經是全國最大的絲綢集散中心和主要輸出口岸的傳統功能，實現了大力恢復，穩步發展的蠶絲方針和國家規定的任務要求。不久，即在此基礎上奉命改組為總公司，並遵照中央貿易部指示，劃出一部分幹部職工遷北京辦公，後改名中國絲綢進出口公司，上海機構改組為它的華東區公司。爾後，大區撤消改為上海市分公司。與此同時，實行工貿分工、商貿分工和生絲出口成交高度集中於北京進行。絲綢出口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分口岸交貨，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實行多口岸經營。爾後，在深化改革中開放生產部門自營出口等變化。總起來說，從1949年至1990年即本篇記述的時間跨度內，上海絲綢的對外貿易有了巨大的發展，品種結構也有很大變化。但是，上海在全國出口的比重上下降了，在曾經擁有過的世界重要絲綢市場之一的形象和功能上淡化了。
這四十多年來的上海絲綢外貿經歷了反對美帝封鎖禁運、開拓對社會主義國家貿易、貫徹計畫經濟體制、執行統制外貿和國家專營政策等實踐，以及在改革開放和重振絲綢事業的探索中，培養和形成了一支絲綢外貿專業行銷隊伍，織綴了一張由國際專業絲綢商為主要力量的銷售網路。據此，得以在各種原因導致的多次貨源短缺的困難中，以多種方式發展工貿、農貿和跨省市的互利互補協作關係，建立和發展了一批各類絲綢最終產品的生產基地，在主管部門計畫失靈、巨觀失控和口岸競爭加劇之時，運用市場學原理，率先開發絲綢時裝進軍世界，並推行絲綢空運交貨、加快同世界消費者見面等舉措，加快了開拓國際市場，適應了供需關係劇烈變化，因而在上海口岸和絲綢系統內寫下了創匯任務領先、經濟效益較好的記錄。
然而，如從上海絲綢外貿的全部歷史來看，以上種種還只能說是在有限的範圍內，得到了部分的發揮。正如1981年12月27日，國務院批轉財貿小組的通知中指出：“絲綢總公司暫設北京，待條件成熟時，遷往上海。上海是綢緞重要產區之一，是絲綢貿易的重要口岸，又是經濟中心，設在上海比較適宜。請上海市人民政府提供方便條件，予以大力支持。”這是國家高層領導對於發展祖國絲綢事業的一項重要戰略思想。令人意識到上海同絲綢行業的不尋常的歷史關係和現實意義。其實，上海絲綢具有的貿易功能是一百多年來，全國絲綢行業對這個港口城市投入的以血汗智慧為代價換來的共同財富，在現代化經濟建設中，應該加以進一步發揮，而不是漠視或削弱。但是，由於多種原因，這個戰略意圖一直未能落實。這個通知發出後的十多年來，祖國絲綢事業包括上海在內，確實有了很大發展，然而無庸諱言，很多成就是以事倍功半為代價獲得的，而且這類沉重的代價不是不能避免的，但還在繼續支付著。
眼下，上海絲綢外貿正在探索走實業化、國際化、集團化和綜合經營之路，實質上就是為落實上項戰略思想，去爭取完成應有的歷史使命和責任，為在深化改革中，加強適應能力和奮進能力，以求推進當代絲綢事業走向更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