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紅樓》

《記憶紅樓》

《記憶紅樓》是一篇文學作品,是作家歐陽奮強的作品之一。

基本資料

《記憶紅樓》記憶紅樓
作者: 歐陽奮強 著
出 版 社: 上海畫報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5-1
版次: 1
頁數: 248
印刷時間: 2008/05/01
開本: 16開
印次: 1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806859995
包裝: 平裝

內容簡介

87版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策劃、拍攝、製作長達三年之久。這部鴻篇巨製既承載了成千上萬的中國電視觀眾的記憶,也是上百個演職人員對那段青春歲月的斑斕記憶。本書以賈寶玉的扮演者歐陽奮強的自述和大量經典珍藏劇照,回顧、還原了《紅樓夢》這部中國電視劇史上的經典之作的拍攝全過程。
作者回憶了當年“紅樓”拍攝戲裡戲外的點滴故事,選角、培訓、拍攝,多情公子和大觀園中的姐妹在鏡頭外,有競爭也有友愛。曹雪芹筆下的家族榮衰、多舛命途被搬上熒幕後,這些青
年男女脫下鳳冠霞帔,走出紅樓,踏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黛玉”遁入佛門,芳華早逝,“寶釵”移居海外,孑然一身,他們命運竟也如劇中一樣令人欷歔……
作者攜手當年參與電視劇拍攝的所有主要創作人員和演員,以第一手的資料與讀者共同完成這場盛大的文化集體回憶。

作者簡介

歐陽奮強,四川電視台首席編導,國家一級導演,四川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1964年3月生於四川成都,十四歲進入峨嵋電影製片廠參演電影。1984年被選入電視連續劇《紅樓夢》劇組,他塑造的寶玉成為永恆的熒幕經典。
深圳大學影視製作專業畢業後,進入四川電視台任導演。曾導演電視作品三十餘部,其作品曾榮獲全國優秀電視“飛天獎”五次、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兩次、國際電視節“金熊貓獎”最佳故事片提名。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童年·〔我直的和潘冬子很像!〕
第二章 進大觀園·〔演賈寶玉的人還沒有生出來呢!〕
第三章 寶黛初會·〔我就不信捉弄不到你陳曉旭!〕
第四章 鳳辣子·不瘋魔不成活
第五章 軍旅寶釵·〔我是『擁林派』。〕
第六章 紅樓夢中人·耳鬢廝磨的三年
第七章 演寶玉·〔賈寶玉應該有鬍子嗎?〕
第八章 黛玉圓寂·〔曉旭,想你。〕
第九章 走出紅樓·〔我們還是一家人。〕
第十章 幸運的〔打工仔〕,會〔又臉〕的老爸
附錄 歐陽奮強藝術簡歷

書摘插圖

《記憶紅樓》《記憶紅樓》
第一章 童年·“我真的和潘冬子很像!”
1964年3月,我出生在成都的一個工人家庭。
在市中區春熙路附近的江南館街的小院子裡面,樓房都是那種木結構的老房子,木牆、木地板、黑瓦。牆壁因為有了一些年份,有些發黑和暗淡,木紋也看不清楚了;地板被拖布擦洗得有些發白,木質的紋路清晰可見,好像還可以聞到樹木的味道一樣。
二樓住了幾戶人家,我家就在其中;樓下就是我媽工作的糧站。
這個樓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樓的樓梯非常陡,陡得真的是在爬樓梯。從開始學走路到離開這個小院,我一直就很喜歡爬這個樓梯,而且爬得非常快——到現在我登樓梯的速度依舊很快,也不覺著累,就是那個時候練出來的。
天井裡種了一些樹木,都不是很粗大;還有一個花壇,一年四季鮮花盛開不敗。
我和鄰居家的孩子喜歡圍著花壇捉貓貓耍(捉迷藏),由於年齡小,跑急了的時候腳下一絆,就會來個狗啃泥。摔倒就會哭,媽媽很心疼地抱起我。這個時候鄰居就說:“不哭哈,娃兒是摔大的,茄子是吊大的。”
我媽就不心疼了,給我吹小手,拍拍身上的泥土,說:“去耍吧!”
有了媽媽這個鼓勵,就會忘記疼痛,玩得比先前更歡了。
大家相處得非常好,吃飯的時候都喜歡端著飯碗蹲在屋檐下面吃;哪家有好吃的,也會嘻嘻哈哈跑過去夾幾筷子菜到自己的碗裡,繼續蹲在那裡吃。大人是一邊吃一邊聊天,我們是一邊吃一邊耍。
院子裡面也不是每個小夥伴都會和我耍的,記得有一個是轉業軍人的家庭,這在當時很了不起,因為曾經是軍人,還在一個單位當科長,他們家的孩子從來都是俯視我們這些孩子的。
他有優越感,我也有自己的優越感,那就是我爸是糧站的工人,也有很多便利的。那時候買米買油還有節日供應的花生什麼的都是憑票的,民以食為天,從我懂事就體會到了。
我爸工作的糧站轄區範圍里有市中區的一個電影院,東風電影院。每次我爸給他們送糧的時候,我會跟著去,為了看電影。
我看的第一部電影是《打擊侵略者》,一部打仗的電影,講的是抗美援朝,好看啊!可以說,當時“文革”放映的所有電影我都看過。
後來放《閃閃的紅星》的時候,有人覺得我長得非常像演潘冬子的祝新雲,就對我說:“如果你生在北京,家裡有關係,潘冬子肯定就是你演了。”
我爸只是笑笑,覺得是天方夜譚的事情。
在我後來演了《紅樓夢》之後,還有人這樣對我說:“哎呀,著名演員來了……”我聽了這話很高興,可接下來的話就氣死我,“你的潘冬子演得真好!”
我產生去做演員的念頭,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但要做一個演員,以我的家庭出身來說,又是可望不可即甚至渺茫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走上演員這條道路。
演員就是銀幕上、畫報上、報紙上的人,是抬頭才能看見的;低下頭就是自己的路。那時我會不由自主地去另外一個地方“朝拜”這些演員,那就是春熙路。
春熙路離我家很近,春熙路上有個工藝品商店,一樓的櫃檯裡面有石膏做的潘冬子塑像,雪白一片,冬子戴著八角帽。
去了那個商店就會看上半天,站著看夠了就蹲下繼續盯著,櫃檯的玻璃就像鏡子一樣清楚照出我的樣子:自己真的和冬子很像!
只是看還不夠,就要媽媽給我買一個。
媽媽捨不得,因為太貴了,石膏像定價四元五角。在當時來說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花這么大一筆數目的錢買一個只能看不能吃的東西,是一種奢侈和浪費。
鬧了半天,我媽也沒給我買,還教育我:“都是當哥哥的人了,咋個這么不懂事呢?”
我媽這么一說,我就不好意思起來。
妹妹比我小七歲,我是老大,自然要比妹妹懂事。
糧站工作還有另一個優勢,就是在供應糧食的單位裡面,還有市新華書店,我爸和他們很熟,每次有新的連環畫,我爸總能買到,我就有一大箱子的連環畫。
喜歡看書的習慣就是從那時培養起來的。
這些連環畫我很愛惜,不會借給任何人。有次有個叔叔來我家,看見這些書,就想借一本去看。我答應了,讓人寫了一張借條後才借給人家。那個叔叔剛走,我就不放心我的書了,硬要我爸帶著我去叔叔家,找他還我的書。
我爸也希望我學個手藝,我姑父是重慶歌舞團的,來成都演出的時候在重慶買了一把二十五元的小提琴,是一件非常昂貴的樂器。到了成都後姑父教我拉琴,整天就是哆來咪發嗦,枯燥得很,而且不成調,發出很難聽的聲音。
只要我一拉小提琴,鄰居就說:“歐陽又在殺雞殺鵝了!”
對拉小提琴我沒有一點興趣,但我姑父和我父母希望我學會,會拉小提琴算是一個特長,有了這個特長長大以後就可以不下鄉,好找個工作。
每天練琴,我爸雖然不懂,就在旁邊監督我。只要我爸不在身邊監督,我就拿著小提琴發獃。
練琴一般是在放學之後,我把米飯煮上後就在公共的陽台上開始練琴。不想練,就玩耍,到我爸要下班的時候,就會盯著樓下右邊的巷道,那是我爸下班回家的習慣路徑。這種把戲玩多了也有穿幫的時候,有次我正在張望,看我爸下班沒有,沒有想到我爸已經站在了我身後。估計我爸也知道了我的把戲,就繞了一個圈,從左邊的巷道回到了家。當時,我臉煞白,異常驚恐地望著我爸,就像耗子看見貓一樣恐懼。
看見我這樣,我爸心疼得不得了,摸著我的頭:“不要怕,娃娃,不喜歡我們不練就是了。”
這個小院子一共住了十幾戶,我們家在十幾戶人家裡面的生活水平屬於中等,所以,我每天都有零食吃——兩顆水果糖。
雖然每天有兩顆水果糖的零食,可小孩子還是嘴饞。嘴饞又沒有錢,又不敢找家裡要,我會在放學的路上去偷路邊人家腳踏車的鈴鐺,拿去當廢鐵賣;還揀過橘子皮,把家裡沒有用完的牙膏擠出來,牙膏皮拿去賣,賣了就有錢了,就去買糖、榨菜和蝦皮吃。
因為我是兒子,也是家裡的長子,我爸對我的管教很嚴厲,他要我走正道;因為我們家沒有任何背景,就是一個普通的市民,走了正道才能找到一個工作,才有一口飯吃。
我爸歷來教子的信條是:“黃荊條子出好人!”黃荊條子就是一種植物的枝條,打在人身上很疼,也就是俗話說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意思。
到現在我爸還說:“虧得我那時候用黃荊條子打你,不然你哪裡有今天的成績。”
我笑:“如果你不打我,說不定我的成績更大——因為我膽兒小,你那么一打,把我的聰明才智都打跑了,也把一個人才扼殺在了搖籃裡面!”
像很多家庭的老大一樣,父母上班、我上學的時候,脖子上會掛一串鑰匙,方便回家做家務活。放學回家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揭開蜂窩煤爐子,準備做飯。很多時候是洗完米後,忘了揭開蜂窩煤爐的蓋子就開始煮飯,這樣等於沒有煮;要么就是揭開蓋子,忘了給米加水,飯煮糊了,我還悶著頭在做作業。
爸媽在單位工作了一天,很累;再加上又是“文革”,每個人的心情都不好,回到家一看我還沒把飯煮好,氣就不打一處來,我爸就會打我。
做錯事情我爸肯定會打我,就是這樣也擋不住我淘氣。
比如修改考試成績,把58分改成68分;在學校和同學打架,老師通知家長去學校……這些事情一旦被告發,我爸就會對我一頓暴打。
當然,我爸現在會說:“那時把氣撒在你身上是不對的。”
我爸工作的糧站離我們家有五站地,小時候我沒有上幼稚園,我媽上班的時候帶著我,有時是我爸帶著我去上班。
為了節省車費,我爸上班都是步行;如果我跟著去,這一路是我們父子倆的世界。從家到我爸的單位走路要半個小時;這半個小時我爸就給我講故事,《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等就是在那個時候講給我聽的。
和我爸一起上班,在路上聽我爸講故事,是我那時最大的精神食糧;而我以後喜歡講故事也是受了我爸的影響。
位於川西平原的成都是一個不大的省會城市。
城市雖然不大,但在我的眼裡它卻是一個很大的神奇樂園,處處都充滿了無限的誘惑和刺激。
每當我騎腳踏車穿梭在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的時候,我總是會以新奇的眼光打量著這個美麗的城市:一條貫穿南北的人民路,起點是火車站,到了市中區的時候,被人民展覽館截斷,北面是人民北路,南面是人民南路。
聽我父母和周圍的大人說,人民展覽館所在的地方是蜀國的皇宮,也叫皇城壩。“文革”的時候為了革命,修成了一座巨大的展覽館,以展示革命的成果,命名為萬水展覽館。
這座巨大的建築,坐北朝南,風格有些像北京人民大會堂。我去北京之前,只在報紙、畫報還有電影之前加映的新聞記錄片裡看到過人民大會堂。萬水展覽館就是成都的人民大會堂,我一直這樣認為。
展覽館的前面,有個高高的大理石台子,上面矗立著毛主席的大理石雕像,毛主席左手背在身後,右手高高舞動,眼神慈愛,注視著面前南來北往的人民,這個塑像自落成以來就成為成都的一個著名標誌——毛主席揮手,這座塑像現在還屹立在成都的中心位置。這樣的地理位置相當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
每次經過這裡,我都以一種敬畏的心情和仰慕的眼光注視著這個巨大的建築和英武的毛主席。
十二歲的時候,我學會了騎腳踏車,騎的是我媽的腳踏車,26鳳凰女式車。
說是騎腳踏車,其實是手握車把側身跨騎在腳踏車中槓下面的三角區,不是像大人那樣坐在上面很灑脫、很自在地騎車。就是這樣彆扭的騎車姿勢,我也會和小夥伴們快樂地騎著一路飛奔到展覽館前,在那裡玩耍,在毛主席的關懷和注視下騎車,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孩子
有次幸福得過頭了,和旁邊的大人撞上了。我個頭小,又是那種騎車的姿勢,就摔倒在路邊。
那個大人不但不扶我起來,還扔下一句:“你個瓜娃子,咋個騎車的?”
撫摸著疼痛的膝蓋和腿,我齜牙咧嘴在心裡發誓:“年紀小就該受欺負?以後我長大了,一定要騎車撞翻你!”
小孩子都是沒有記性,爬起來就忘了疼,繼續高高興興往前騎。
路上會經過紅照壁的四川劇場和四川人民藝術劇院,偶爾看到一些雖然穿著和我父母一樣普通衣服但氣質不凡的男女進出,就會多看兩眼,很羨慕。
因為省人藝的人都說國語,實在是太好聽了,當時覺得會說國語的人太了不起了。
記得最清楚的是第一次去四川劇場看的折子戲專場,剛剛粉碎“四人幫” ,老劇目都拿出來演,那晚真的是名家薈萃,有陳書舫的《秋江》、周企何的《迎賢店》、唐雲豐的《櫃中緣》等,也不知道他們唱的是什麼,就覺得好聽、好笑,還好看。
看電影是跟著我爸蹭的,到四川劇場看戲是和夥伴們,也知道怎么不買票就能看到演出——我們幾個孩子騎著腳踏車從省人藝的大門進去,進去後把車停好,由院子裡面通向後台的門進入劇場。進去之後肯定是沒有座位的,沒有關係,後面幾排總是有空位的。
看話劇,讓我覺得非常新奇和不可思議,他們的演出就像磁鐵一樣牢牢吸引住了我,深深地打動了我。
也就從那時開始,話劇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變得高大起來。地位高,所以沒敢想過考省人藝,只是一個夢想而已。
一路再往前就是錦江賓館,錦江賓館是當時成都最大、最高級的地方,外形方頭方腦的不是那么起眼,可怎么看都那么漂亮;賓館還那么戒備森嚴,進出的人基本都穿著中山裝,手裡提著黑皮包,表情很嚴肅,也很了不起!想來,那個地方應該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吧。
沒有想到,我竟然就在這個地方和北京來的導演見了面,進而改變了我的人生。
騎著腳踏車到處玩耍是我們那時的最大樂趣,也是第一位的;讀書對於我們來說是次要的。
特別羨慕、特別佩服我們班的班長周建,因為他是少年宮故事隊的隊員;他可以經常不上課到剛成立的革命大院講故事,風光不說,還總是被人夸。
羨慕、佩服他,就會巴吉他,在學校就像一個影子一樣整天跟著他,拿現在流行的話就是給班長做馬仔,想跟著他學講故事,那樣的話我也可以去東城區少年宮了。
不久機會來了,東城區少年宮要演出一個小歌舞節目,需要招收合唱隊的隊員,老師見我長得乖,和周建的關係又好,就把我招進了合唱隊。
說是合唱隊,其實連台都不能上,就是在幕後幫腔的。但在我看來已經很不錯了,合唱隊的隊員好歹也是少年宮的人了。
排練的時候,合唱隊的唐老師一邊指揮,一邊皺起眉頭。
“哪個同學是左撇子(跑調)?”
大家誰都不承認自己是左撇子,都認為自己是唱準了的,就靜靜地看著唐老師。
唐老師也不知道這個跑調的聲音是從誰的嘴裡發出來的,就來了一個測驗,把所有人逐個叫出來獨唱。
這一招真靈,一唱我就現眼了,跑調的是我。唱歌不是我的特長,在合唱隊真的是濫竽充數。
當場唐老師就把我開除了。
離開合唱隊的時候我是一步三回頭啊,因為真的喜歡少年宮的這些活動,自己又不夠條件,那種心情別提有多難受了,這也是我遭受的第一次打擊。
真的是我給班長周建當馬仔當得好,周建很義氣地對我說:“我教你講故事。”
他就隨便找了一張報紙,是批林批孔的文章,讓我讀給他聽。這個不難,和周建那么親密,久而久之我還是學到了一些東西的,就學著他的調調讀了一遍。
周建一聽還可以,又告訴我一些技巧,比如,怎么斷句,怎么強調,該做什麼樣的表情。他這樣點撥我,我就更加上道了,完全找到了感覺。
感覺找到了,周建就帶著我去了少年宮故事隊,講給故事隊的老師聽。老師一聽,不錯,說:“你到故事隊來吧!”
高興啊,真的成了少年宮的一員了。
可是事情並沒有那么順利,我去了故事隊還是輪不到我上場,我是替補隊員,每次故事隊出去講故事我還是像一條尾巴一樣跟著大隊。
看著其他隊員在台上講故事,心情可複雜了:“我什麼時候可以登台講故事啊?什麼時候才不是板凳隊員啊?”
終於有次我可以登台了,講的是革命故事《賠茶壺》,就是講解放軍打破了大娘的茶壺,要賠給大娘的故事。我把軍民魚水情講得聲情並茂,把聽故事的人感動得嘩嘩的。
從這個故事開始,我就成為故事隊的正式隊員了,隨著故事隊步行到各個學校講故事;哪裡成立了革命大院,我們就去新成立的革命大院講故事。
也因為這個故事我講得好,照片登上了《成都日報》。照片裡我就是小小的、圓圓的那種,還是因為人家覺得我長得乖,所以登了這么一張小照片。
這已經很了不起了,照片登上報紙,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拿著那張報紙,我看不夠啊,就是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
這還不算什麼,電視台還來給我錄像了,這個故事在電視台播出了。遺憾的是,那時電視機不普及,沒有多少人可以看到;我父母和妹妹都沒有看到我在電視裡風光的樣子。
電影《春潮急》的導演殷向霖伯伯就是看了我在電視上講的《賠茶壺》的故事後,決定讓我扮演女主角的孩子。
在拍《春潮急》之前我就認識殷向霖伯伯了,他的愛人是省川劇團的,我爸的朋友陳國新的家也住在省川劇團院子裡。我經常去他們那裡玩,每次他們看見我,就說:“歐陽,來一個!”
所以,當向霖伯伯在電視裡看到我之後,決定要我去演這個農村孩子。他先是到了我就讀的紗帽街國小,找到我的音樂老師羅老師,說是準備讓我去拍電影。
當峨影通知我爸,讓他帶著我去峨影試鏡的時候,我爸問人家:“峨嵋電影製片廠在哪裡?”
人家說:“在西郊的羅家碾。”
第二天,我爸騎著腳踏車奔向了峨影。峨影的位置很偏僻,正在修路,一路顛簸到了峨影廠大門。把守廠大門的還是解放軍,戒備森嚴,一般人進不去。
我爸對解放軍說:“是《春潮急》的劇組請我們來的。”
解放軍很熱情,手一指:“進門左拐就是。”
進去之後就看見了《春潮急》的牌子,再進去到了一個房間,一看裡面已經坐滿了人,有導演、攝影、美工等,也有來試鏡的其他小朋友。
導演還是讓我講故事,我講的仍舊是《賠茶壺》的故事。後來他們要我表演一些其他的東西,我就學著打仗電影裡面英雄們的樣子,把手做成槍,嘴裡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音。我爸嚇了一跳,以為我在玩,趕緊阻止我。
導演向霖伯伯說:“沒有關係,讓他自己繼續發揮!”
完鏡沒有幾天,劇組就通知我,去雲南拍《春潮急》。
《春潮急》我演得還不錯,接著向霖伯伯拍《冰山雪蓮》的時候,又要我演了一個藏族孩子。
在兩年的時間中,我演了兩部電影。
現在回頭看我扮演的那兩個角色,覺得完全不像:我是一張娃娃臉,胖乎乎的,農村孩子和農奴的孩子怎么可能長成我那樣?但那時電影對可愛孩子的定位就是那種像小蘋果的臉。
在《春潮急》攝製組,我認識了張可一叔叔,張叔叔告訴我,一定要把文化學好,一定要多看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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