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上的中國面孔

《時代》上的中國面孔

《時代》——美國影響最大的新聞周刊之一,由出生於中國的美國人亨利·盧斯和布里頓·哈登籌資6.8萬美元於1923年創辦,其觀點代表並影響著人們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客群對新聞事件的看法。《時代》——這本美國最大的新聞周刊之一正是透過這些中國面孔來解析中國歷史,揣測中國社會走向。當然,在這關注過程中美國人的視角和觀點總會和我們自己有些不同。於是,當《時代》的關注與我們認識的歷史碰撞在一起的時候,很多事情便變得更加豐富而立體起來。

內容提要

在《時代》創刊至今的80餘年裡,美國人從未停止過從大洋彼岸遠眺中國。回顧《時代》周刊封面上那些在不同的文化底色下描繪出的一個箇中國面孔,也許可以讓我們對自己進行一次與以往不同的回訪。
有以下人物曾經上過《時代》主刊(美國本土版)的封面:吳佩孚、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宋美齡、溥儀、汪精衛、陳誠、宋子文、陳立夫、毛澤東、吳國楨、周恩來、羅瑞卿、劉少奇、李富春、陳毅、林彪、江青、鄧小平……
《時代》雜誌創刊至今八十餘年,美國人從未停止過從大洋彼岸遠眺中國,在他們筆下的中國人、中國社會和我們自己了解的中國人、中國社會總是有些不同之處,例如他們曾用拿著各式工具ant-people來形容中國人;例如在某個時期,他們在毛澤東稱呼為“紅色中國的老闆”,又在其身後繪上了密密麻麻的蝗蟲。
本書作者從1924年美國人第一次用中國人——吳佩孚作為時代的封面人物開始,一直寫到2005年——《時代》主刊用穿著“LV”的毛澤東作為封面人物,用《時代》上的中國面孔,切入波瀾起伏的中國近、現、當代史,讓讀者一睹:八十餘年裡《時代》是怎樣描述中國,描述中國人物,而我們的歷史又是怎么樣。

編輯推薦

《時代》——美國影響最大的新聞周刊之一,由出生於中國的美國人亨利·盧斯和布里頓·哈登籌資6.8萬美元於1923年創辦,其觀點代表並影響著人們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客群對新聞事件的看法。
《時代》——這本美國最大的新聞周刊之一正是透過這些中國面孔來解析中國歷史,揣測中國社會走向。當然,在這關注過程中美國人的視角和觀點總會和我們自己有些不同。於是,當《時代》的關注與我們認識的歷史碰撞在一起的時候,很多事情便變得更加豐富而立體起來。
《時代》雜誌創刊至今八十餘年,美國人從未停止過從大洋彼岸遠眺中國,在他們筆下的中國人、中國社會和我們自己了解的中國人、中國社會總是有些不同之處,例如他們曾用拿著各式工具ant-people來形容中國人;例如在某個時期,他們在毛澤東稱呼為“紅色中國的老闆”,又在其身後繪上了密密麻麻的蝗蟲。
本書作者從1924年美國人第一次用中國人——吳佩孚作為時代的封面人物開始,一直寫到2005年——《時代》主刊用穿著“LV”的毛澤東作為封面人物,用《時代》上的中國面孔,切入波瀾起伏的中國近、現、當代史,讓讀者一睹:八十餘年裡《時代》是怎樣描述中國,描述中國人物,而我們的歷史又是怎么樣。

作者簡介

羅昶,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曾參與創作多部電視片,發表新聞作品數十萬字。

目錄

自序
開篇:一本雜誌和它的中國史
1924:梟雄與亂世
1927:變局中的“蔣將軍”
1928:“基督將軍”馮玉祥
1930:“中國的佛蒙特人”閻錫山
1931、1938:歷史傷口中的夫妻秀
弔詭六年:變臉中的蔣介石
溥儀的1934、1936:日本人操控下的提線木偶
1935的汪精衛:蜷曲的鯨鬚
1941:“重慶保衛者”陳誠
1943:美國人的宋美齡
1944宋子文:三位第一夫人的兄弟
1945:又一個關口上的蔣介石
1947陳立夫:難堪重任的文化掮客
1948年的蔣介石:告別時刻
1949:走進西方視野的毛澤東
1950:台灣第一年
1950:新中國國際場合第一拳
周恩來在1951:有色眼鏡下的準交戰國總理
1954:“這個叫周恩來的是誰?”
1955:一個中國
1956:被扭曲的新生社會主義
1958:瘋狂的躍進
1959:第一個十年
1961:飢餓的巨人
1963:孤航
1964:周恩來的“投彈之旅”
1965:陳毅打虎
1966:“重回窯洞去”
1967:混亂的中國
1971:重返聯合國
1972:破冰之旅
1975:周總理最後的登台
1976:是敵是友?
1977:西方人眼中的江青
1978:啟航
1979:蜜月旅行
1983:白修德重訪中國
1997:鄧小平之後的“下一個中國”
2005:全新視野下的中國全景
五彩繽紛亞洲版
參考文獻

書摘

書摘
1979:蜜月旅行
大概很少有人能夠在這么密集的時間裡多次登上《時代》封面——除了鄧小平。僅僅從1978年12月底到1979年2月初,在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裡,鄧小平三次登上《時代》封面,其中,在1979年元旦的那期上,鄧小平更是獲選當年的年度人物。而這一切發生的背景,就是因為中美外交關係的正式建立。
在1972年中美兩國發表了具有重要意義的上海公報之後,兩國最終實現關係正常化還是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有起有落的複雜過程。上海公報發表後,中國決策層在對美關係方面,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更加強調“靈活性”。1973年毛澤東提出聯美抗蘇的戰略,並與美商定,在各自的首都建立聯絡處。但在此之後,美國方面由於水門事件,沒有兌現在尼克森第二任期內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諾言。從1974年到1978年5月,中美關係正常化陷入僵局。1976年至1978年,中國領導層處於調整、過渡期間,對美政策也在醞釀新的變化。
鄧小平在中國政壇再次復出後,十分關注世界發展的大趨向,尤其是關注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發展經驗,在此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對外開放和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思路,並逐步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這些深刻變化,為中美關係正常化注入了新的動力,對中美關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意義和影響。美國由此成為中國向西方學習和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的重點和最大的對外開放的對象。此時的鄧小平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思考,既有在美蘇對峙的格局下,利用美蘇矛盾,為中國國內建設和改革開放,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一面;也有藉助美國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實現中國現代化宏偉目標的一面。
與此同時,美國政界也發生了變化。1977年1月20日,民主黨人吉米?卡特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第39任總統。在對華關係方面,他決心實現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他認為:“唯一障礙是我們不願意放棄對在台灣居住的中國人民和平生活所承擔的義務。”
但在實際上,卡特在其執政的初期,沒有把美中關係放在首當其衝的位置來考慮,而是把美蘇關係放在一個優先的地位。1977年5月22日,他在聖母瑪利亞大學闡述美國對外政策時,聲稱“已擺脫了對共產主義的過分擔心”,“同蘇聯發生衝突的威脅已不那么尖銳”。因此,卡特認為美國與蘇聯要擴大合作面縮小競爭面。而在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方面,他表示,“我們希望能找出一種能夠彌合我們兩國之間仍然存在的某些分歧的方案”。於是美國對台出售武器問題和以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成為這一時期中美建交談判的焦點。
1978年5月21日,鄧小平會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博士。布熱津斯基此次訪華是與中方商談中美正式建交事宜。布熱津斯基向鄧小平表示,美國政府認為美中關係在其全球政策中,具有中心的重要性。美國下決心同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願意接受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中國對此做出了積極的反應。中美雙方於7月初在北京開始舉行關係正常化談判。經過半年6次會談,雙方達成協定。12月初,鑒於美方在提出的中美建交公報草案中,立場有較大調整,鄧小平決定接見美方談判代表伍德科克。這一訊息傳到美國,卡特總統立刻意識到這是一次重要的接見,“已經到了對與中國建交做出最終決策的時候了”。大喜之餘,卡特鄭重地邀請鄧小平於1979年1月訪美。1978年12月16日(美國時間15日),中美兩國同時發表建交公報。
於是就出現了1978年12月25日《時代》的封面文章中開頭描繪的這一幕:“這是吉米?卡特的兩年任期內最重要的一個外交政策宣告,甚至是美國近來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在周五晚上的9點01分,總統坐在他橢圓形辦公室散發著柔光的木椅子上,嚴峻地看著電視攝像機,用鎮靜、堅定的語氣透露了美國與共產主義中國已經秘密、突然地決定結束近30年不和的疏遠歷史。這兩個國家將在1月1日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這一期在聖誕節出版的《時代》上,鄧小平的頭像與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同時出現,旁邊寫著:與中國打交道,與以色列免談。
中美兩國突然宣布即將正式建交,震驚了世界,1978年底這期《時代》上記錄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當時的反應:“海外對卡特講話的反應很迅速,大多數都表示贊同。儘管台灣人愣住了,責問政府的背叛行為,但其他的亞洲政府都表示了支持。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打電話給卡特說這一行動‘將給亞洲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漢城希望這一進展可以推動與平壤關於朝鮮半島統一問題的會談。……英國首相卡拉漢打電話給卡特,表達了他的政府最強烈的支持。經常批評卡特的西德政府發表了一項表示讚揚的聲明。一個老資格的波恩官員說:‘這是遲早會到來的,拖延得越久會越困難。’”當然,意料之中的是,蘇聯也很不願意看到中美關係的改善。美國政府只得向蘇聯政府解釋中美關係的改善並非要挑戰蘇聯。
而在美國的國內,傳來的聲音則顯得紛繁複雜。國會內的自由派與保守派對中美建交持不同觀點。就連美國民眾,也表現出矛盾的心理,《時代》里引述了一項民意調查的結果:66%美國人贊成中美建交;但同時,有差不多同樣比例的人反對美國放棄對台灣當局的承認。
而大多數中國人對於兩國終於建立外交關係,也是興奮不已。《時代》通訊記者理察?伯恩斯坦當時正在廣西南寧採訪,他在當地聽見了這個訊息。理察?伯恩斯坦報導說:“送來好訊息的是那個藝術協會的主任胡偉清(音譯)。他對我們大喊道:‘你們當中有美國人嗎?’‘有,’我回答道,‘我是美國人。’胡走到我跟前,用手拍著我。‘我有好訊息,’他說,然後告訴了我華(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華國鋒——編者注)的宣告。到處都有人跟我握手。街上的人也許沒有胡那么熱情,但是大多數中國人對這改變感到滿意。一個靠近香港邊境的共產黨衛兵在看到一個遊客的美國護照後,露出了明朗的笑容,大聲說:‘我們現在是朋友了!’”
的確,中美兩國終於不再是敵人了。美國方面最終促成這一成績的重要決策者卡特雖然面對各種壓力,但也是興奮不已。在1978年12月25日這期《時代》封面文章的結尾,作者講述了一個令人不禁莞爾的小細節:“無論將有什麼樣的批評,卡特還是很確信他獲得了一個頂級重要的成功,為他在職的第二年製造了一個刺激性的高潮。當在橢圓形辦公室做他10分鐘的宣告時,總統表現得不動聲色。然後,因為沒有意識到還在錄音,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像總統的但是很人性化的事情。他在閒置的備用話筒中宣布:‘全國大規模鼓掌歡呼!’”
1979年元旦,鄧小平致電吉米?卡特,熱烈祝賀中美兩國建立外交關係,電文中鄧小平說,“我期待著本月底訪美期間同閣下會晤”。
吉米?卡特也在期待。當時在中國多次播放的電視採訪節目裡,卡特說,“美國人民對我們的決定感到何等高興,屆時對鄧小平副總理和他的夫人以及隨行人員的熱烈歡迎將會證明美國人民這種喜悅的心情。”
1979年1月28日,正值中國農曆的大年初一,鄧小平應邀出訪美國。在一周后的2月5日出版的《時代》上,鄧小平再次成為封面人物,大字標題寫著“鄧到訪了”。封面文章的開頭闡述了鄧小平訪美對於美國人重新認識中國的作用:“在美國結束了近30年刻骨的敵意、宣布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和睦關係後不久,國務卿塞勒斯?萬斯宣稱:‘我們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但是‘新時代’這個概念很難讓人理解,儘管用了面積達很多英畝的新聞紙、長達很多英里的電影膠片和無止境的注釋解說,仍然很難讓人理解它的真實。與這些比較起來,這周呈現的生動場面則顯得有效得多:一個小個子的(才5英尺高)、上了年紀的(74歲)中國紳士從華盛頓附近的一個機場上降落的白色波音707飛機走下,開始了他興奮的、長達一周的美國訪問。”
1月29日上午10時,鄧小平和夫人一行乘車來到白宮時,1000多名歡迎民眾揮舞中美兩國國旗,向中國貴賓歡呼、鼓掌。卡特總統和夫人陪同鄧小平和夫人登上鋪有紅地毯的講台。樂隊奏起中美兩國國歌,禮炮鳴19響。兩位領導人檢閱了儀仗隊。有美國記者大發感慨地說,一個國家的總統舉行正式儀式,隆重歡迎另一個國家的副總理,並陪同檢閱三軍儀仗隊,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極其罕見。親歷那一歷史瞬間的布熱津斯基回憶道:“當時的氣氛就像充了電一樣,我不記得白宮以前曾經有過如此令人激動的場面。”當年的《時代》上也說:“在華盛頓,眾多的國王、首相和總統來訪,大家習以為常,甚至幾乎覺得厭倦了。可是鄧小平的來訪卻掀起了最強烈的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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